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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逐诸神：劉再復《五史自传》序——「山頂獨立，海底自行」（之二）
放逐諸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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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新中國前四十年各項運動，劉再復理解革命摧枯拉朽的創造力，但也更理解革命所預設的烏托邦虛構和重複動員的強迫性。他熱愛中國，但卻不以絕對的國黨群體主義為然，因爲其中犧牲太多個體的參差性。他曾經厠身文化陣營、參與概念的製造，驀然回首，卻驚覺「每一個概念，都是一種陷阱，一種鎖鏈。政治概念，如『階級鬥爭』、『基本路線』、『全面專政』、『繼續革命』等等，哪一個不是陷阱與鎖鏈？！」 尤其令人注意的是，劉再復要放逐的神物裏也包括「自我」和「二極思維」。他認爲，共和國前三十年毫不利己、泯除自我的目標固不足取，但新時期重塑主體性的過程裏，過分強調「自我」就像當年過分強調「無我」一樣，仍然不脫一元論的「我」執。以此類推，非黑即白、你死我活的法則極度簡單化歷史經驗，導致「二極思維」。他之所以提出主體的「多重組合」，以及「主體間性」的必然與必要，顯然有備而來。 但歸根結底，劉再復不是純粹的無神論者。他的論述中對「神」的超越層面值得進一步探討。論者已經指出劉再復與李澤厚定義「上帝」的方式有所不同。如果李對中國現世文化頻頻致意，以「樂感」和「情本體」為依歸，劉則寧願為另一世界的本體保留一席之地：「他並不完全否定上帝，他姑且承認上帝的存在，但只是作爲一種「『心靈』、一種『情感』、一種抽象的『敬畏』物件形式而存在。」 換句話說，相對於李的理性主義和啓蒙心態，劉對生命之内、或之外的未知——以及不可知——面向，常保好奇和警醒。他也許沒有特定崇拜對象和宗教信仰，但對生命盡頭廣袤無盡的深淵，以及潛藏其中種種神性與魔性不願掉以輕心。 這引領我們到劉再復去國之後一系列的拷問靈魂之作。他指出中國人安於現實，缺少對「罪」的深切認知，更乏「懺悔意識」，而在西方傳統裏，兩者都以超越的信仰為前提。劉再復的批判毋寧充滿吊詭：從延安時代以來的整風、清算、鬥爭，不從來以革命内部、外部的罪與罰為預設？「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共和國的政治充滿道德預設，而人前人後的懺悔交心早已經成爲一套儀式化的規範。恰恰在這裡，劉再復反而看出社會主義主體性構造的不足。他所謂的罪，不指向道德法律的違逆或宗教信仰、意識形態的淪落，而更直逼人之爲人、與生俱來的坎陷。這一認知帶有基督教原罪觀念影響，也與海德格到存在主義一脈對人被抛擲到世界裏、「向死而行」的宿命息息相關。但如他自稱，晚明王學的「致良知」論述同樣有深厚啓發 社會主義的罪與罰一方面憑藉復仇邏輯，強調有冤報冤的清算鬥爭，一方面又嚮往脫胎換骨的新人邏輯，迎向「六億神州盡舜堯」的聖人世界。劉再復則念念不忘善與惡「俱分進化」的可能，「精神奴役」的創傷的無所不在，甚至包括爲虎作倀的「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罪與罰之外，他強調懺悔。但懺悔不是承認昨非今是，而是無限的自我質詰和辯論。「懺悔實質上是良知的自我審判。」「假如我設置一個地獄，那我將首先放進我自己。」《五史自傳》以《我的錯誤史》作爲最後一部，良有以也。 而演練懺悔最驚心動魄的場域不在教堂或群衆大會，而在文學。杜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馬佐夫兄弟》「宗教審判長」情節、《紅樓夢》頑石懺情還淚架構，都是他心儀的例證。更進一步，懺悔必須带來愛，亦即悲憫與有情：「主體以懺悔——自我譴責——的方式内在地表明自己對道德責任的承擔；後者是主體以愛——自我獻身——的方式承擔責任。懺悔和愛是良知活動同一件事情的兩面。」以此，劉再復完成他的生命神性。
劉再復的懺悔和愛的宣言浪漫直觀，需要更進一步理論支撐。但他預見這一論述必然招致的批判，強調不願重蹈尼采超人說的覆轍，也要和魯迅式「一個都不寬恕」分道揚鑣。在他所謂的神性思維裏，懺悔所強調的自我坎陷，愛所承諾的超越等差不再是一次到位的啓示，而是綿延無盡的反復思辨、直下承擔的過程。倫理是他的底綫，敬畏成爲關鍵詞。「我到海外便自覺地正視自我的弱點。 我知道，人生下一雙眼睛，一隻應當用來觀世界，一隻則是用來觀自我。自我極為豐富、複雜，它具有善的無限可能性，也具有惡的無限可能性。 」 共和國歷史雖然以無神論掛帥，但「諸神」何嘗須臾稍離？毛澤東時代的造神運動鋪天蓋地，畢竟未達到形上層面。反倒是上個世紀末，新左、新自由、新儒家、施特勞斯學派等此起彼落，竟為「諸神歸來」敞開大門。到了新時代，倡導恢復漢代公羊學派讖緯之學，作爲當代天命聖王的理論基礎者有之。倡導底層階級求取生存的本能猶如革命幽靈、「向下超越」者亦有之。 以「天下論」知名的趙汀陽先生甚至提出「中國」作爲「政治神學」概念：「中國的精神信仰就是中國本身，或者說，中國就是中國人的精神信仰，以配天為存在原則的中國就是中國的神聖信念。」「政治神學」始作俑者施密特（Carl Schmitt）在中國魂兮歸來。據此，「通三統」、「王霸論」、「樞紐論」、「漩渦論」風行一時，也就不足爲奇了。 這些學者的苦心值得尊敬，但他們如此宏觀歷史、總結未來，顯然重演林毓生先生所謂，中國知識分子「藉思想文化」一次性解決所有問題的心態。比起來，劉再復強調返回個體、經由懺悔尋求愛與超越的方法，反而顯得「謹小慎微」。他的論述當然有不足之處，但他明白請神容易送神難的道理，也間接回應了韋伯上個世紀的警語：「那些被除魅以後的神鬼並不就此善罷甘休；他們不斷以非人的形象從墳墓中崛起，互相競逐，同時企圖主導人類生存。」而「放逐諸神」後，他更正視主體的有限和無限，超越的可能和不可能。在這一意義上，他近年將神性有無的問題轉接到他的「心」學，創造「第三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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