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俊杰
23：误会受害
我莫名其妙成为这次事件受害者。
因为同学们都在发出“呵…呵…”声——这种事，基本上属于人群本能，没有谁会去组织。但是呵呵太多，学校没面子。校长就想找个领头的杀一儆百……于是找到我头上。
其实那天，我吃完饭经石梯回教室也只是在那里伸头看了一下。我不但没有说什么不恭敬的话，连“呵”都没“呵”过。可惜校长不认识别的同学，却认得我——我除了学习好点外，体育也不错，拿过四百米八百米比赛第一名，乒乓球也打得不赖。吴校长熟悉我，于是我成了替罪羊——可见混得脸熟也不是好事。
不知为何，吴校长就认定了我与这次会餐“呵呵”事件有关，从原来较喜欢我变成不喜欢我了。而且，他没有当面批评我。如果他能当面批评我，那我还有解释一下的机会。但吴校长没有这么做，而是跑到二班，在上政治课时突然点名批评我。他说：有的学生自以为学习好了不起，如一班的陈俊吉，其实这有什么，我们学校也不需要只是学习好的学生。
好多年后，我才想明白：人在某种情况下，脑子里一旦形成某个想象，会把想象当成真理。客观理性看待事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但校长这一误解，给我造成的压力很大。因为被校长定为学校不需要的学生，在那个时代是很严重的问题，不但影响到我的学习情绪，也影响到我加入共青团员的事，吓得我都不敢写入团申请书了。
那年第五期，我仍被评为“校三好学生”，获奖一个笔记本。到了第六期，我写了入团申请书，并填了志愿表，班上团支部全票通过，对此我很高兴，以为影响过去了……不过入团志愿表交上去后，就没有消息了。这让我心里发怵，高中前两年不敢积极申请入团，直到高三，才又鼓起勇气再次申请。果然又出现了初三的一幕：填了志愿表全票通过后，交上去又无消息……我是到了大学一年级才加入共青团的。
从这事，我得到了教训：“热闹莫看，闲事莫管，白话少说，宁走百步远，不走一步险”。热闹中的许多事一旦沾上就很难说得清。所以张廷玉的“万言万当不如一默”真是金玉良言啊！
幺爸陈学明因所谓“瞒产私分”的事，大队撤了他的队长职务，由尹树君来担任锡家沟的生产队长。这尹树君家在锡家沟和尹家塆交界上的一个塆里。他和他的叔叔尹二叔住在这里。是夯土茅草房，他当了队长说是便于领导管理，把德修一家赶到尹家湾那个生产队，他住进了德修大爷一家的瓦房里，直接和我家成了隔壁邻居。尹树君和我大哥年龄差不多，解放初也是土改的积极分子，但没什么文化，也可能其他问题，一直在家当农民，后当过互助组长、农业社长。他的母亲姓陈，早先就和锡家沟的陈姓拉上宗亲关系，认陈姓元字辈的人为兄弟，我们叫她尹大孃，尹树君叫我三爷三舅，叫我保保三舅娘。
锡家沟生产队的伙食团建在陈树宣老爷的烧房里。也许是我四哥为人老实忠厚，尹树君和他算是老表了，所以就叫四哥当伙食团长。当时的锡家沟的生产应该说还不差，粮食产量也还可以的——无奈征购的统购粮太多，剩下的粮食是不够社员吃的。虽然四哥是伙食团长，但下锅用的粮食都是另一个外队的人掌握。他称出粮食交给四哥领着人煮，再负责分到各家各户的盆盆钵钵里去。不过听说这个外队来的管粮人心肠不坏，放的粮不但足量，而且有时放的红苕等比规定的要多出一些，这样锡家沟的社员能勉强度日。
尹树君还算实际，仍叫我三爷领着几个老农种菜，来补充粮食。锡家沟因为坚持种菜，社员汤汤水水的还能填饱肚子，只是营养不良，多数人面黄肌瘦。
但很多地方却不是这样，他们割资本主义尾巴很干净，把“种菜”一刀切割掉了——导致一九六零年饥荒来临时，只有一丁点粮食储存，根本不够吃，很多人饿肚皮。
隔壁的王树轩带着一些人到锡家沟生产队来共产，要砍锡家沟种的菜。锡家沟的人当然不依，和砍菜的人发生争执差点打架。这次王树轩不再硬气——毕竟事实摆在那里，他们还指望着这些“资本主义的尾巴”救命呢。王树轩说了软话，他和尹树君商量求情，最后互相让步，锡家沟的菜被他们砍走一半。
一九六零年的春节，不仅是锡家沟人，也是全国人民都过得很凄惨的一个春节。学校放寒假时，给我们发了一些红苕带回家作为寒假的口粮，一共有二三十来斤，是四哥来帮我挑回家去。
四哥未直接回家而是先去镇子场看大舅一家。他看到大舅一家的情况比我们锡家沟的人差得很多，于是给大舅一家留下了一半的红苕。
春节期间伙食团不开火，分了点粮给社员。人们要度过那几天比较困难。有的社员拿到粮食毫无计划，两三天粮就被吃完了，后来的日子只有吃菜吃红苕。隔壁的雪阳大爷的老儿子叫“叫花子”的，终于熬不住了，永远地的闭上了眼。
我们家的粮食，由于保保一贯有计划、会持家，都匀着吃。三爷还去野地里寻找未挖干净的小红苕小萝卜添着吃。那时我家还有兔子，过年杀了只公兔来烧红萝卜。三爷和我扛着虾扒到田边去捞了些鱼回家，尽管没油，保保还是做成了美味。这样我也算过了一个有荤腥的年，还年年有余（鱼）。
但我的大舅没有熬过一九六零年的春天。他一九五二年娶了个地主的儿媳为妻，大舅娘一九五三年生了个儿子，一九五八年又生了个二老表。那时大舅已是年近花甲的人了，本想太太平平的把两位老表养大成人，不想遇到大跃进，人民公社、公共食堂，三年“自然灾害”，一波接一波的灾难，他终于挺不住饿死了——除了大舅，我的九老爷、九奶奶，我的叫花子兄弟、玉华妹妹，还有尹二爷的一家三口，少修大爷、麻二爷都是被饿死的。
今天的人恐怕已经想象不到那样饥饿的日子了。
大舅的死让我母亲悲伤了好久。不幸，更悲伤的事又发生了——我的三舅被人毒打，之后不久也死了。母亲连续失去两个兄弟，内心的伤痛可想而知。
三舅的事是个意外，发生在一九六一年的春节前。那时三舅下乡开供销社的代销点已三年多了。临近春节来买东西的人很多，三舅大概也很劳累，晚上上好铺板就睡了。女儿晚上听到铺子里有响声，但没有喊醒她爸。结果第二天早晨起来一看，铺板洞开。除了被盗去大量物品外，当天卖的钱未收也被偷走了。当时供销社的头儿和公社一个管治安的副社长叫杨伯衡的，来到供销社不由分辨地把三舅抓到公社刑讯，要他承认和外人里应外合偷了东西偷了钱，三舅不承认……为了让三舅招供，他们用竹片把三舅打得遍身青紫。
这种打人方法非常阴损，表面看外伤就是紫青，没有流血，但内部受伤很严重。三舅也很犟，怎么挨打都不招认——跟我三爷比起来，三舅真坚强不屈，可惜，他没有生在战争年代，当不成英雄——杨伯衡等人看三舅坚强嘴硬，只好放他回去。但扬言要从他工资中扣除一些钱以偿还被盗物品和被盗的钱。
乡里有传说：这个杨伯衡是始建出名的打手，死于他手上的人不是一两个。据说一九五八年春，始建来了一个卖打药的人。杨伯衡见他不顺眼，就说他是特务，把他用麻绳捆起来。哪知捆好后，那人一发力，麻绳断了。杨伯衡又叫人找来铁丝把他的手捆上。那人大概用了缩骨功，手上捆的铁丝也从手上滑出了。杨伯衡恼羞成怒，居然用铁丝穿过那人的肩胛骨，把那人捆住，那人终于没法扛了，倒下了。
尽管三舅屈打也“不成招”，但是没什么用——因为杨伯衡也属于把想象当成真理的人。他认为三舅是盗贼，那三舅就必须是。
跟三舅比起来，我的委屈立马成了小儿科。我无法想象三舅是如何拖着伤痛之躯、顶着“盗贼”的帽子回到家里的。
春节后，我去看三舅，见他身上还是青一块紫一块的，脸色如蜡，走路蹒跚难行。我听他说完此事，悲愤不已……心中的那种痛至今还能触摸到。
后来的一个归宿假，我回到家，见保保一脸悲戚，说“三舅已死了”。云华没有来告诉我们，是同房子的一位娘家在建新的婶娘带回来的消息。保保后来怨云华无用，说她听到响声为什么不喊，如果喊了惊场了说不定会损失小些，说不定三舅也不会背上不白之冤，挨打致死……饥饿年代，偷东西的人多了，三舅却意外“背锅”而死。
后来我工作了，三爷也和我经常说起这件事。说没有三舅就没有你一家人。是啊，没有三舅，我不能去始建读书，也不会上八中，更不会认识韩玉芳，哪来现在这一家人呢？三舅的恩情我一辈子不能忘。
每当逢年过节，我都会给他烧纸，表达哀思。希望三舅在天堂没有意外。
（未完待读，下周三见）注：特殊时期，本刊不定期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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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图片 @疯雷 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