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俊杰
43，串联 在天安门广场见到毛主席后，多数八一五战士回到展览馆已是晚上十点过，同学们仍沉浸在无比兴奋和幸福之中，七嘴八舌地谈着见到毛主席时激动心情，有的则到展览的走廊上写下日记，记下这终生难忘的一天，表示要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第二天起床后，有不少同学都没有鞋穿只能打着光脚，当时的早晨已有寒意，同学们带的衣服不多，只穿一两件衣服本来就冷，现在又打光脚。俗话说寒从脚下起，光着脚走在冰凉的路上感觉更冷了，好在那时乘车不要钱，在车上光着脚比在地上走的感觉要好些。我们上车后，有几个小女孩看到宋玉丰、张良武打着光脚，很是好奇，眼睛盯着他俩的脚。一个小女孩突然发问：“你们是四川来的？”我们听了吃了一惊，问她：“你怎么知道我们是四川人？”“四川人喜欢打光脚嘛！“哦？四川人爱打光脚连京城的小女孩都知道了？”我们有点不好意思。 张良武向那几个小女孩解释：“昨晚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我的鞋子被踩掉了，没办法只能打光脚了！”“鞋子被踩掉？你们可以去公安局找嘛！那里捡的鞋子多着哩！”一个小女孩对我们说。我们一听大喜过望，张良武又向女孩打听了地址，没费什么功夫便找到那个“公安局”。其实这里应该不是公安局，是个派出所，我们准备进去找鞋子。派出所门口有个三十多岁的警察在值班，看到我们要进去，便问：“你们有什么事吗？要干什么？”“我们来找鞋子（孩子）!”“你们的孩子多大啦？什么时候丢的呵？”我们一听便笑了起来，我们四川话的鞋子的方言发音是“孩子”，在北京闹出笑话了。“我们是来找鞋子的，不是找孩子的”,张良武操着蹩脚的普通话讲明了来意。“呵，找鞋子呀！”警察也弄明了我们的来意，笑起来：“里面孩子多得很，你们去找吧！”
我们几个来到院子里看到的鞋子不是几双几十双，而是鞋子堆成的小山。宋玉丰张良武围着鞋山转了几圈，哪里找得着自己的鞋子呢？只能望鞋山而兴叹了。那时人们的思想真单纯，不是自己的鞋子不能拿！要是换了今天，随便捡一双来穿起不就完事了吗？宋玉丰、张良武无奈只能离开鞋山，光着脚走出了派出所的大门。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卖草鞋的小店，在张良武他们买草鞋时，我向店家借了针线要把我的鞋子后跟补上。店里卖东西的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她找出针线，我开始自己补鞋。她见我使针用线挺熟练的，又看了我们几个几眼问：“你们是重庆大学的呀？”我们又吃惊反问：“你怎么知道？”“你不是戴有校徽吗？”她指了指周训全戴着的校徽，我们有点不好意思问她：“你怎么没上学？”“上学？早停课了！停课了参加文化大革命嘛！” “参加文化大革命？我们这些初中生知道些什么？能干些什么？”我一听，有点愕然。我们大学生停课闹革命，好歹算是成年人，有文化懂政治，参加文化大革命勉强说得过，他们中学生懂啥啊？停课闹革命能干什么？鞋子补上后，我们向这个小女孩道谢离开了。回去的路上，我们几个没有像往常那样说这说那，可能都在琢磨小女孩的话吧。 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后不两天，北京街上出现一个传闻。在《人民日报》刊登的新闻图片中，陈毅外长的头被换成了邓小平的头。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刘少奇、邓小平还是上了天安门城楼的。遗憾的是记者拍的新闻照上没有邓小平的形象。据说为了不引起外界的猜测，决定把陈毅的头像换成邓小平的，并请示了当时的中央宣传部长陶铸，陶铸同意了。这张换头术的照片发出后，很快被人发现被捅了出来，于是陶铸成了“中国最大的保皇派”被打倒，后来听说他的亲哥还揭发他是“叛徒”，他很快死了，成为这场运动早期的牺牲者。 有了毛主席接见的光荣，多数八一五战士回到重庆后，都更加积极地投入文化大革命，也有少数同学虽然腰无半文，但靠着文革时期革命小将乘车不要钱，每到一处都有红卫兵接待站吃饭住宿不愁，就四处串联、畅游四方，甚至有的还因天气变冷向接待站借钱买衣服，穿着一身新衣荣归学校……我后来才知道还有这种操作——不过这样做的是少数人，否则文化大革命就变成旅游革命了。 回校没几天，中学老同学，现在昆明工学院读书的程耀光来到了重庆大学，老同学相见，自然有讲不完的话。十月十九日，“八一五”对学校广播站、印刷厂电话总机等要害部门夺权，从此八一五战斗团掌握了学校大权，直到一九六八年工宣队、军宣队进校。重大无线电系的造反派叫做“（八一五）战斗团六一八分团”，负责夺取广播站，我们包围广播站的所在地饶家院，此时赤卫军已基本瓦解，无法对抗八一五，夺权没遇到什么阻碍。我碰巧遇到中学时一个女同学万翠花，跟随她的还有一位男士，大概是她现在的同学。他们对夺权不甚理解，我还向她们解释了一阵——类似的夺权，在全国可能处于领先地位，比著名的上海“一月风暴”都要早三个多月。 顺便说一下万翠花同学，在毕业复习时，我们一班学理工科的合编到三班，我坐在她的后一排，她经常回过头来向我询问疑难问题，属于我高中阶段说话最多的一个女同学。她个子不高，圆脸，学习很刻苦，没有搞清楚的问题一定会打破砂锅问到底，而且不避讳男女界限。她高考时竟一鸣惊人考入华东纺织工学院，别人都感到惊讶，但我并不意外，天道酬勤嘛！学校被八一五夺权后，所谓保皇派都偃旗息鼓了，学校已无反可造。怎么继续革命呢？必须走出学校，到全市各县区去煽风点火，造那里走资派的反。于是重大“八一五”开始组织校外分团，以我们“六一八”分团为主组织了北碚分团。团长叫黄永玉，是六七级的师兄，戴个眼镜，一副斯斯文文的样子。我们班一部分同学也加入了北碚分团。
北碚在重庆西北部，离重庆市区有四十多公里。据说用碚字为名的地方甚少，什么叫碚？有巨石突入江中者为碚，此地在重庆之北故称北碚。北碚背靠缙云山，嘉陵江环城而过。此处因秀丽的花园式城市而享誉四方。抗战时重庆是国民政府的陪都，而北碚和沙坪坝因有多个政府机构驻扎，众多政要和文化名人居住，又被称为“陪都之陪都”。北碚分团驻在十三中，这个学校的红卫兵是八一五派，当时学校已停课，除了少部分参加到文化大革命中来，大部分已回家。教室是空着的，所以重庆大学八一五北碚分团把这里作为大本营，一间教室作为办公室，一些教室作为寝室，把课桌拼在一起就当床了。分团一方面转发中央文革关于搞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讲话和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的一些鼓动造反的社论，一方面揭露重庆市委、四川省委和西南局压制和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罪行，认定李井泉、廖志高、任白戈等人就是“走资派”，并发布了郑思群被市委迫害致死的真相。这些都用油印传单或大字报方式在北碚发布，在北碚引起很大反响。同时，我们还串联其他学校，了解他们的革命的情况。北碚有三所大学：西南师范学院、西南农学院和四川外语学院。
我记得，先去了四川外语学院，我高中的老同学班团支部书记胡万洪就在这所学校英语系学习。我去的时候他才睡眼朦胧的起床，不是因为懒而是因造反工作忙昨晚刚熬了夜。他见到我很高兴，摆谈了一下学校情况。我也给他讲了去北京的事，这其间有不少人来找他说事，见他这么忙，为了不影响他的“革命工作”，我起身告辞。他也颇感歉意送我出门。我接着去了西南师范学院。这属于全国都有名的师范学院。不但名教授多而且环境优美，据说是当时全国最美的大学。我走进校园到处都是绿树成荫，学生宿舍教学楼都被青翠的树木掩映。有的叫桃园，有的叫李园，还有橘园。橘园的棵棵树上挂满了金色的橘子……看来全国最美的校园名不虚传。在往桃园走的过程中，遇见几个男生正在批斗一个女生，我有点好奇地走过去一看，发现这位被批斗的女生是我在仁寿八中高一年级的同学彭翠华。我就上前问那几个男生为什么斗她，他们说她是“铁杆老保”，我不置可否的对他们说：“算了吧，现在斗同学干什么，何况是女生？现在的重点是整走资派。”
（未完待读，下周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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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图片 @茉莉 拍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