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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王星进入白羊座,现实将得到重生

林颐 KEY可以文化 2022-04-16

近期,诺奖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的长篇小说《糜骨之壤》正式推出!小说借一个行为看似偏激的生态保护者的叙述来制造强烈的冲突,通过描写一起起“动物复仇案”来促使人们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真的是能够主宰一切物种的高等生物吗?


有别于典型的跳跃化、碎片化的托式小说,《糜骨之壤》似乎表明,托卡尔丘克想要回归现实主义的传统。书评人林颐表示,这次创作可能是她的一次中场停歇或尝试,是一次例外,更可能的是,这部小说的主题,让她觉得,较为现实的表达方式更有说服力。



《糜骨之壤》

[波兰]奥尔加·托卡尔丘克/著

何娟、孙伟峰/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KEY-可以文化2021年1月


郭天容 / 绘



半夜急促的敲门声将“我”惊醒,邻居“鬼怪”告诉“我”,邻居“大脚”死了。

长篇小说《糜骨之壤》,以一起诡异的死亡揭开序幕。“大脚”的喉咙口堵着鹿骨头,看上去像是一次意外。窗台上摆着砍下来的鹿头,它们半眯着眼睛,仿佛正在观察人类的活动,也仿佛在传达一个无言的信息:“这只是一个开头,一切才刚刚开始。”

随后,死亡接踵而至:警察局长、养殖场主、神父。突如其来,莫名其妙,是意外吗?若非意外,那么,谁杀了他们?警方的调查毫无头绪。“我”到处宣扬这些都是“跳出坟墓的复仇”,是鹿、狐狸,还有其他野生动物,杀死了他们。没有人会把这种话当真的。

小说改编同名电影剧照


“我”是叙事者,雅妮娜·杜舍依科。一位独居的老妇人,喜欢动物和占星术。“我”把动物叫作“小姑娘们”,而占星术是命运的征兆,“我”看见了许多即将到来的死亡。


以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的写法,《糜骨之壤》大约会是一部跳跃的、碎片化的典型托氏小说。可是,意外的,这部长篇小说似乎想要回归现实主义的传统。


《糜骨之壤》


托卡尔丘克选择了“我”作为叙事者,就等于说,她差不多摒弃了现代派的客观的、全方位的、摄像头转换式的拼贴组合方法,也是她早先在《太古和其他的时间》(1996)、《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1998)、《云游》(2007)等作品里经常采用的、广受赞誉的“星群式碎片写作”方法。因为第一人称视角是受限的,所呈现的大致是单线的事件进程。


托卡尔丘克在诺贝尔文学奖演讲《温柔的讲述者》里,曾经论述以“我”为中心的讲述方式缺少故事的隐喻维度。所以,《糜骨之壤》可能是她的一次中场停歇或尝试,是一次例外,更可能的,或许是《糜骨之壤》的主题,让她觉得,较为现实的表达方式更有说服力。


这部小说里的沙沙神父,反驳了“我”想为死去的家狗造墓的请求。神父说:“不可将人与动物相提并论。建这种墓地是罪过,是人类的傲慢。上帝将动物置于低人一等的位置,它们应该服从人类。”神父还说,为自己,为自己祈祷,就可以了。这些死去的男人们,全都不顾动物的生死,任意屠杀它们,蔑视人与动物的情感,极其傲慢,极度自我中心。


在西方的思想里,古往今来的人类,已经形成了固有的想法:人类是理性的;动物是没有灵魂的。可是,在“我”看来,在杜舍依科女士或托卡尔丘克看来,理性不过是人类思维的一种倾向,怎么可以因为人的自私自利就把它置于宇宙中心来衡量一切呢?怎么可以因为这个所谓的“理”就让杀戮超出生存需求,只为了人类的玩乐就牺牲无数动物的“命”呢?


奥尔加·托卡尔丘克


杜舍依科长期为动物维权,可是,所有努力都石沉大海,只有在系列的死亡案件之后,社会才渐渐注意到这个地区正在发生的事情,尽管她仍然被认为是“神经”,寄出的信件和说的话依然很少得到回应,但是,至少,星辰运转的轨道开启了


这部小说一边讲述残酷的屠戮,一边描写优美的景物。在热爱自然和动物的人的眼里,自然界里一切有生命和无生命的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彼此联系的宇宙的一部分。


这部小说从女性视角表达了生态主义的诉求。普瓦斯科维什是一处风景绝佳的世外桃源,是一个与当下世俗空间有鲜明地理差异的乌托邦异质空间,那里生活着很多珍稀的野外动物,那里的人们大致上也是朴实的。但是,这个空间已经越来越被人类文明与工业侵蚀与污染,此外,这个空间也有着现代社会的顽疾,那就是话语权和领导力总在权威的男性手里。


杜舍依科女士试图守护这片土地,然而,她的意见无人重视,她想要阻止偷猎者,但在体力上没有战胜的可能,最明显的,就是表现在警察局长对她的轻蔑态度,像她这样一个无权无势、年老体弱的孤身老太太,有谁会把她放在眼里呢?


小说里还有一位售货员女孩,杜舍依科称呼她为“好消息”。这个姑娘父母双亡,她勤奋工作照顾兄弟姐妹,凭借自己的努力通过了高中毕业考试,却因没钱而上不了大学,杜舍依科试图为她争取救济却无法实现,贫困貌丑的女孩们似乎总是更容易被社会所忽视。


《糜骨之壤》同名电影海报


“我”的经历,“好消息”的经历,都在暗示,自然歧视与性别压迫密不可分,女性的被压迫与自然的被掠夺之间存在着历史的、政治的、相等的关系。残酷对待动物的人,很容易向同类举起屠刀。如果习惯于把自然和动物视作外在于人类存在的他者,使之成为只能服从于欲望需要,或者随时可以清除的东西,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与尊重,也难以实现。


这部小说的各类命名也是极富象征意义的。“我”讨厌“雅妮娜”这个名字,因为这个老套的名字是一种对女性的规定,“我”依据自己的感观给周围的人们、动物等起名,甚至给自己的汽车都起了名字,叫“武士”。


“我”认为,每个人看待他人的方式不同,因此我们有权利给别人起一个我们自认为与之相宜,同时又适用的名字。我们与他人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名字。

   

万物平等,我以重新命名的方式,以“我”的方式,定义这个世界。




译作选读


电影《糜骨之壤》剧照


这个宇宙很难渗进平庸的心灵


田间或野地徘徊时,我喜欢想象这里百万年后的样子:还会有一样的植物吗?天空的颜色还是这样吗?地壳板块会移动而形成山脉吗?是否会出现海洋?在海浪的缓慢移动中“地点”一词将不再被使用?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这些房子一定不在了。我的努力像针头一样渺小而微不足道,正如我的生命。这一点需要记住。


之后,当我走出这片区域,眼前的景色开始变幻。到处都是惊叹号,探出如刺的针尖。每当我的双眼注视着它们,眼皮都会开始颤抖。眼睛被森林边缘矗立着的那些木建筑所伤。



在整个普瓦斯科维什有八个这样的木建筑,我知道得很清楚,因为我和它们有关联,是堂吉诃德与风车的关系。建筑物的下半部分是木质横梁钉成的十字形,呈四个面。这怪诞的造型还有四个脚。上半部分则是一个带有狩猎窗子的小屋,这叫讲道坛。这个名字总是令我感到惊讶和震惊。能从讲道中学会什么?《福音书》讲的是什么道?一个用于杀戮的地方叫做讲道坛,难道不是一个傲慢至极、最为邪恶的想法吗?

我仍然可以看到它们。我斜视一下,以此模糊它们的形状,使它们从我眼前消失。我这样做,是因为无法接受它们的存在。但事实的情况是,一个人感到愤怒,却不采取实际行动,就等于是在传播病毒,我们的布莱克是这么说的。

每当站在那儿看着讲道坛,我宁可随时转身去抓住那如锯齿般锋利,又轻柔得像一根头发丝的水平线。我远眺了一下水平线的后面,那里是捷克,是太阳逃离的地方,因为它已看够这里的可怕。我的处女座从那儿降临夜空,金星也到捷克睡觉去了。

晚上我一般是这么度过的,坐在厨房的长桌前,做我最喜欢做的事。迪迦送我的电脑放在厨房桌上。电脑里这么多的程序当中,我只用过一个。桌上还有我的星历书、便笺纸和几本书、我工作时吃的干麦片和一壶红茶。别的我都不喝。

我本可以自己动手完成所有计算,我甚至有些遗憾自己没有这么做。但是现在谁还会用计算尺)呢?但如果需要在沙漠里计算星座,没有电脑,没有电,没有任何的工具,我还是能应付的。我需要的只有我的星历书。所以,如果有人突然问我(虽然不会有人这么做)要带什么书去无人岛,我会回答:《1920—2020行星星历书》。

我很好奇,在人的星历书里是否可以看到他们的死亡日期。星象学中的死亡会是什么样的?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呈现?哪些行星扮演着命运的角色?在地上这个乌里森的世界里,法律支配着一切,从繁星点点的天空到道德质朴的良心。只有严格的法律,没有同情,没有例外。既然有出生的顺序,为什么不能有死亡的顺序呢?

这些年来,我搜集了1042个出生日期和999个死亡日期。我还在进行自己的小小研究。这个项目没有欧盟的资金援助,只是一个在厨房里进行的项目而已。


我一向认为星象学要通过实践来学习,这是一种扎实的知识,就像心理学一样,是一门经验科学。做这个研究,要细致地观察身边的人,把他们生活中的时刻与行星系统相连。还要仔细地审视、分析不同人参与的同一事件。


很快便可以发现,相似的星象描述的是相似的事件。到达那个阶段,就能算是启蒙了,你会得出一个结论:秩序确实存在,并且触手可及。恒星和行星建立了这个秩序,天空则是设定我们生活模式的模板。


经过更深入的研究,便能从地球上的微小细节猜测天空中行星的排列。午后的雷雨、邮递员塞进门缝的信、浴室里坏掉的灯泡,没有什么能逃避这个秩序。它在我身上的作用如同酒精或是某种新型毒品,使我充满了纯粹的愉悦感。


人必须睁大眼睛和耳朵来关联事实,从别人看到的不同之中找到相似。必须记住,一些事件有可能发生在不同的层面上。换而言之,许多事情有可能是同一事件的不同方面。


整个世界是一张巨大的网,一个整体,没有任何事物是孤零零的存在。世界上每一个最小的碎片都与其他的一切经由复杂的通信宇宙联系在一起,而这个宇宙很难渗透进平庸的心灵。这就是它的运作方式,就像日本的小汽车一样简单。



对于布莱克说过的“奇怪的象征”,我能谈出很多离题的想法,迪迦总是会聚精会神地听。但我对星象学的热爱,他却无法感同身受,因为他出生得太晚了。他们这一代赶上冥王星正好在天秤座上,这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他们的警惕性。他们试图平衡地狱,但我不认为他们能够成功。他们可能善于设计项目,编写应用程序,但他们大多没有警惕心。


我成长于一个美好的时代,遗憾的是,这个时代已经过去。那个时代为变革做好了准备,有形成革命视野的能力如今,没人有勇气去思考任何新的事物,只能不停地说着业已存在的事实,继续发扬陈旧的想法。现实变得朽迈而苍老,毕竟它遵守着与每一个生命同样的法则。像人体细胞一样,也会凋亡。凋亡是物质的疲倦和消耗造成的自然死亡。在古希腊语里,这个词的意思是“花瓣的凋落”。世界的花瓣已经凋落。


但是新的事物总会来临,世界一直按照这样的规律运行着,这难道不是一个可笑的悖论吗?天王星正处在双鱼座,当它进入白羊座时,新的周期就将开始,在两年后的春天,现实将得到重生。


研究占星给我带来快乐,甚至在我发现死亡规律的时候,亦是如此。行星的运行总是美丽的,无法停止,也无法加速。这种规则已经远远超越了雅妮娜·杜舍依科身处的时间和地点——能这么想想很好。人有所依是一种幸福。


也就是说:要确定是否自然死亡,首先要观察生命主的位置。生命主——就是为我们吸收宇宙生命能量的身体。如果出生在白天,那么生命主就是太阳。如果出生在夜里,生命主就是月亮。在某些情况下,生命主可以是上升点的主宰星。当生命主与第八宫的主宰星,或与存在于其中的行星达到某种极不和谐的状态时,就会出现死亡。


考虑到暴力死亡威胁的可能,我不得不注意生命主和它所在的宫以及那个宫里的行星。我同时会注意火星、土星、天王星这些有害的行星里,哪一个比生命主更强,哪个将要与之构成坏的状态。


那天我坐下来工作,从兜里抽出一张很皱的纸。我在那上面记了大脚的信息,是想查一查他的死是否在正确的时间来临。当我输入他的出生日期时。我注视着这张记有他资料的纸。我看到,我把他的资料记载在了一个狩猎日历上,这一页是“三月”。在日历的一个个小格里画着三月可狩猎的动物形象。


星盘从屏幕里朝我跳了出来,使我足足凝视了一个小时。首先我看到土星,土星在固定的星象里通常作为窒息、上吊死亡的主要表征。



我整整研究了两晚大脚的星盘运势,直到迪迦打电话来,我不得不劝说他放弃来看望我的想法,跟他说他那辆英勇的“老伙计”会陷入泥泞的雪地里。让这个男孩儿在他的员工宿舍里自己翻译布莱克吧。让他在自己的思想暗房里用英语的消极词汇构造波兰语句子吧。他最好周五过来,这样我可以告诉他一切,展示星象规则精确的证据。


我必须非常小心。现在我敢这么说:很遗憾,我不是一个好的占星师。在我的性格里有一个缺陷,它会模糊行星分布的图像。我用自己的恐惧看着它们,尽管人们天真单纯地认为我有着平和的表面。我仿佛在一面黑镜里透过烟熏的玻璃看着一切。


我看到的世界就像别人看到的日食时的世界一样。因此,我看到了地球食。我看到我们在永恒的黑暗中盲目移动,像一只被暴戾的孩子抓进盒子里的金龟子。伤害我们很容易,粉碎我们错综复杂、奇怪的存在很容易。


我将一切解释为不道德、可怕和威胁。我只能看见灾难。如果坠落是开始,还能坠得更低吗?不管怎么样,我知道自己的死亡日期,并因此而感到自由。


节选自《糜骨之壤》第四章:999个死亡。[波兰]奥尔加·托卡尔丘克著,何娟、孙伟峰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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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可以文化 出品 | 编辑:光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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