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傅高义留给中国和世界最真诚的忠告

最新一期的《十三邀》，播出了新冠肺炎疫情前许知远在香港对傅高义先生的采访。虽然采访的时间并不长，但里面傅高义对于个体、社会、国家乃至世界的思考，却弥足珍贵，值得反复琢磨和思考，采访中高频出现的关键词——了解、交流、视野、文明，正是对我们今天所处这个时代最真诚的忠告。

先说了解和交流。当主持人问道，对外界的好奇心是怎么来的，傅高义说，“要是了解自己的社会，应该了解外国的社会，要不然自己社会的特点是不会了解的。”1979年，傅高义出版《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一书并借此名声大噪，正是对外国社会的一次深入了解与介入。而这种了解和介入，又会反过来成为了解美国的一面镜子，给美国带来启示。

作为高龄老人，傅高义如何保持旺盛的精力，去介入那些“大”的事情，驱动力又是什么？当被问及这个问题时，傅高义一方面直接表达了对美国学界现状的不满，另一方面也还是在强调了解的重要性。“我并不满意过去一段时间美国的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大概是过去的二三十年间，这两门学科，有过分科学化的倾向，过度使用定量研究的方式。从我的观点来看，这样做远远不够，这么做无视研究对象的现实语境，无视他们身处的社会背景，无视他们拥有的历史记忆。所以我更喜欢真正去了解研究对象，真正去了解历史背景，以及思考更大的语境。”

要想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了解与交流的前提，是对方真的愿意聆听，聆听不同国别、不同意识形态、不同价值观群体的心声。在采访中，傅高义很无奈的假设，“如果我真的拥有权力，我会借鉴日本和中国的经验，让美国政府承担更多自己的角色，但在美国是无法实现的，我们不是后发国家，人们已经变得非常傲慢。”

美国的傲慢与偏见，这是常常见诸中国媒体端口的表达，而且字里行间无处不在对美国的愤懑和抨击情绪。但现在同样的傲慢与偏见，也在正在不断崛起的中国潜滋暗长。

项飚在《把自己作为方法》中对中国当下境况做了这样的解释，“中国很复杂，但中国中心的任务往往是消解这些复杂性，把它简单化、统一化，因为它怕这个复杂。”“‘大’就总是从自己出发，觉得别人不能定义我，我要定义别人，不是去观察，而是去定义，动不动就反对这个宣扬那个，智慧程度反而慢慢降低了。”“有一些人，理解政治化也是从抽象理念出发，从一种激情出发，不是从今天老百姓的生活状况里出发。”

傅高义在访谈中也特别提到了中国。2011年，傅高义出版《邓小平与中国的变革》，两年后，该书在中国大陆以《邓小平时代》的书名出版，傅高义随之成为家喻户晓的中国问题专家。

在谈到中国时，傅高义是这样说的，“我认为中国也面临一些问题，中国是新崛起的力量，但中国还没有适应这股力量，所以当去到一些地方，有些中国人的直觉反应就是，看，我们今天强大的很，听我们的就好，有些中国人就是这样的。还有些中国人意识到，为了更好的和其他国家相处，我们不能显示得过于骄傲，这是一个更好的方式。但我的感受是，文字上这样的表述不少见，但还没有更系统化的实际行动，还没有制定一个系统的规划，对整个世界、各个领域进行学习，地理地质，风俗习惯，价值体系，宗教信仰，家庭结构，如果使用资源，如何游说他国，如何能对其他国家的国民性格有更深刻的理解。所以在飞速成长过程中，中国还没有形成一个更成熟的视野，如何与其他国家更好地相互适应。”

这里就引出了另外两对关键词：视野、文明。对这两个关键词，傅高义在访问中谈到了很多次。比如他说，“很多才华横溢的人，丢掉了对文明的信心。”“现在整个世界，都面临着一些严苛的智识考验，如何思考大的问题，比如汤因比，他以宏大的全局思想观念闻名，还有一些早期的思想家，但是现在的人们，都缺乏远见。”“历史发展过程中，剧变时刻会不断出现，是否拥有足够远大的视野，会产生根本性的不同。”

具体到美国和未来的中美关系，傅高义充满忧虑。“美国领导集团的本能反应是，绝不允许另一个国家超过我们，所以华盛顿有很多人，脑中只有批评中国，或者攻击中国，但从来不愿意想，如何与中国互惠合作。在我看来，人类的文明，不能仅仅是关于商业利益，经济发展，或者技术的创新突破，文明应该有更广博的概念。某种程度上，文明应该是一种智识上发展的眼光，努力认清现实，又有更大的视野。”在最后，傅高义坦言，自己最大的愿望，就是促进中美关系的发展。

了解、交流、视野、文明，这是傅高义先生留给中国和世界最真诚的忠告。具体来说，就是跟不同的人对话交流，真正花时间去了解对方，尽可能突破自我认知边界，去寻找另一种思考的方式和可能，用开阔的视野去看待不同的文化和文明，而不是想当然地走向自我中心和自我封闭。小到个人，大到国家，这些简单朴素的道理，不仅适用，而且弥足珍贵。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前不久在参加一次学术活动时，公开坦言，“我们对美国的研究太弱了，我感到惭愧。”作为中国国内权威的美国问题专家，王缉思此言固然充满了个人对中美关系未来的忧虑和关怀，但更进一步应该追问的：我们对美国的研究为什么这么么弱？这里面，显然不是资金和人员投入的问题，更多的是了解不够、交流不够，视野不够，对不同文化和文明的认知不够。再加上不少研究为了迎合政治需要，早已没有了“另一种可能”，只剩下了“怎么战”的问题。

说回到傅高义。该访谈最让人唏嘘和难忘的是，傅高义妻子最后对这位已经故去的老人地下室书房的展示。并不算大的空间里，堆满了各种书籍和材料，一晃而过的镜头中，出现了邓小平、陈云等中国政治人物。生前，傅高义正是在这样的空间里思考美国、中国和整个人类的。

傅高义妻子说，当看到外界在傅高义去世后对他的赞美时，她和孩子们的共同感受是“很烦躁”，因为他那些给予他人的时间，原本是可以回归家庭的。与此同时，她也庆幸，傅高义在2020年12月就去世了，“否则他看到1月6日发生的事情（美国国会山骚乱），他会伤透心。”

中国比较文学家乐黛云在评价美国汉学家史景迁的贡献时说过，“史景迁的主要贡献是，启发不同文化要互看，从而造成一种张力，自己看自己，比较封闭。我看你，与你看你自己是不一样的。”傅高义身后的世界，注定会更加剧烈的变动，身处历史洪流中的你我，虽然微不足道，但至少应该学会“互看”，平视世界不等于全方位的平视。就像毛泽东说的，“一万年都要学习，这有什么不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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