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重大事故顶格问责，敲响了怎样的警钟？
5月21日，新华社对外发布湖南长沙“4·29”特别重大居民自建房倒塌事故调查报告，经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调查认定，该事故是一起因房主违法违规建设、加层扩建和用于出租经营，地方党委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组织开展违法建筑整治、风险隐患排查治理不认真不负责，有的甚至推卸责任、放任不管，造成重大安全隐患长期未得到整治而导致的特别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4·29”特别重大居民自建房倒塌事故发生于2022年4月29日，事故造成54人死亡，9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9077.86万元。
与此同时，4名中管干部因该事件被问责，包括第二十届中央委员、重庆市委副书记、市长胡衡华，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原副主任陈文浩，湖南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吴桂英，贵州省委常委、贵阳市委书记胡忠雄。还有62名公职人员被追责问责，涉嫌犯罪的相关人员被提起公诉。
其中，胡衡华在2013年12月至2016年11月担任长沙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长，2017年7月至2020年10月担任长沙市委书记，调查报告认定“（胡衡华）对党中央部署的违法建筑整治、房屋安全和风险隐患排查治理等工作组织领导不力，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陈文浩2016年12月至2021年12月先后担任长沙市委副书记、市长和湖南省政府分管住房城乡建设工作的副省长，调查报告认定“（陈文浩）组织推进湖南省、长沙市开展违法建设专项治理五年行动不力，对相关部门未有效履行职责等问题失察失管，对事故负有领导责任。”
此外，对吴桂英和胡忠雄的责任认定，调查报告写道，“吴桂英同志自2021年2月担任长沙市委书记以来，对开展房屋安全和风险隐患排查工作重视不足，履行长沙市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胡忠雄同志在2018年2月至2020年1月担任长沙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长期间，对长沙市相关职能部门职责不清、推诿塞责、对涉事房屋违法违规加层改建行为监管查处不力等问题失察失管，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
除了对湖南各级官员顶格问责外，该调查报告还罗列了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及有关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集中治理部署迟缓简单应付，填报严重失实的数据应付上级检查；日常监管相互推诿回避矛盾，在各方面的推诿扯皮中，违法违规自建房越建越多、越建越高；排查整治不认真、走过场，涉事房屋所在街道历次上报的房屋问题均为“零”，区、市、省三级无一认真核查把关；违法违规行为查处不力，放任不管引发更多的人跟风违法；房屋检测机构管理混乱，经调查认定，湖南湘大工程检测有限公司成立以来出具的79份检测鉴定报告全部造假；自建房规划建设源头失控，面对人口密集、商业需求大的问题，没有及时统筹建设配套公共服务设施，靠居民自发建房来搞配套，且没有依据控制性详细规划对自建房的建筑高度、层数等进行管控，造成自建房“野蛮生长”，许多自建房内还存在大量餐饮、住宿、娱乐等业态复杂、人员密集的场所，严重威胁公共安全。
除了聚焦“4·29”事故，调查组还针对该事故暴露中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总结了五个方面的主要教训，包括：学习领会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论述不认真不深刻，风险意识薄弱；落实责任不紧不实，不担当不作为；发展理念存在偏差，政绩观错位；立法滞后执法不严，行业安全监管宽松软；对基层能力建设重视不够，基层安全治理面临困境。
在答记者问的部分，调查组对于以上这五个方面的教训进行了详细铺陈，且措辞颇为严厉。具体来说，细化责任不具体，导致自建房安全监管上下左右推责；督导检查走过场，一些领导干部不下沉一线检查抓落实，只重部署、不重实效；考核评估不精准，没有建立相应的考评机制，以致责任没有真正上肩；将发展和安全割裂开来，只重视经济发展的“显绩”，不重视防范化解风险的“潜绩”，城市管理没有跟上，放任自建房无序发展，放大公共安全风险；立法滞后执法不严，行业安全监管宽松软，也有违法不究的问题，放任不管引发更多的人跟风违法，形成“破窗效应”；地方党委政府对基层权责事项统筹不够，一些部门把本应由自己承担的事权下放给基层，上面“甩包袱”推责，下面力不从心、敷衍应付。
可以说，该调查报告以自我革命的方式，将普遍存在于地方政府和基层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摆在台面上。不管是左右推诿扯皮，还是督导检查走过场，亦或是违法不究、放任不管，以及“甩包袱”推责给基层，这些都是过去几年舆论反响普遍的问题，也是中办日前印发《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的问题意识所在。
在“4·29”调查报告发布的同一天，新华社主办的“半月谈”在公众号刊文，不点名批评了一些地方存在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该文写道，“部分地方上级部门决策时追求大干快上，落实中配以高压督查考核，导致基层‘先被压着埋头快干，后被曝光问责整改’，既浪费了公共资源，又伤害了群众感情，还折腾了基层干部。”“在‘决策随意，执行违规，整改背锅’的困境下，少数基层干部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方法消极应对。”该文在最后引用受访人士说法写道，“拍拍脑门、动动嘴皮的‘政令’还是少出为妙”，“事后问责不应只盯着‘既干事，又背锅’的基层干部，更应对随意决策，甚至违法决策的领导干部给予惩处。”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吕德文在一篇反思基层官僚主义的文章中写道，“反官僚主义是对的，也是必须的。只不过，反的重点不在基层。基层在官僚体系的‘命令—服从’系统中，只有服从的份，他们在工作中已经受够了，完了还要受另一套超越官僚系统的政治话语的压迫，这就很不合适。如果非要反基层的官僚主义，那么，就改变他们在‘命令—服从’系统中的地位，让他们对政策制定也有点参与权，也可以反向操作，给各个实权部门打分考核。最合适的，还是让他们有点自主性——给他们自主权，他们有权不用，那叫做‘不作为’；他们有权任性，那叫做‘乱作为’。”
过去几年，中国各地安全事故频发引发公众广泛关注。最近一起安全事故发生在北京，4月18日，北京长峰医院发生火灾并造成29人死亡，事故发生后，国务院安委会挂牌督办，北京亦启动了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今次官方对湖南安全事故相关人等的顶格处理，以及报告中对于官僚主义、形式主义问题的揭示，无疑为中国各地敲响了警钟，接下来，如何统筹发展与安全，如何在大兴调查研究的过程中查漏补缺，成为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一道必答题，也切实检验着各地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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