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亚菲 | "机器与妖妇"：许森的《大都会》解读

导读、编译：黄亚菲，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研究生。

安德烈亚斯·许森（Andreas Huyssen），德裔美国学者，哥伦比亚大学荣誉教授，《机器与妖妇：弗里茨·朗<大都会>中的技术与性别》一文作者。

原题“《机器与妖妇：弗里茨·朗<大都会>中的技术与性别》导读”，推文5471字，原载《科幻研究通讯》第2期（点击“阅读原文”读完整版）

    弗里茨·朗执导的《大都会》（Metropolis，1926/27）可以被称作当代科幻电影之滥觞，这部德国魏玛时期的重要影片描绘了极端的未来场景：2000年的世界一分为二，依赖机器得以运转。工人居于地下，终日机器般劳作；特权者居于地上，生活惬意奢靡。劳资双方矛盾重重。“圣母”玛利亚试图调合两个世界，却反被大都会主宰弗雷德森妒恨。主宰让洛特旺以玛利亚的面目仿造机器人以摧毁下层工人对她的信仰，却致使大都会失序。最终弗雷德森之子弗雷德追随玛利亚，解决危机，促成和解。《大都会》甫一上映，就评价两极，虽然其视觉效果饱受赞誉，但也因为其中劳资和解的情节，及其与法西斯政权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受到了学界猛烈的意识形态评判。德裔学者许森（Andreas Huyssen）的《机器与妖妇：弗里茨·朗<大都会>中的技术与性别》（The Vamp and the Machine: Technology and Sexuality in Fritz Lang's Metropolis，1981-82）是《大都会》研究模式中的分野，其反拨了此前重阶级意识形态批评而轻影片叙事的倾向，发掘出性别与技术等叙事元素在解读本片社会和意识形态想象中的关键作用，较早阐释了《大都会》中技术威胁与技术乐观矛盾共存现象的成因，对后世科幻文学研究颇具启示意义。下文将对《机器与妖妇》中的核心观点，进行回顾。

     从字面看，许森标题中的“技术”与“性别”之间是平行关系。但实际上在正文论述中，“性别”只是“技术”的投射与象征，性别威胁则是技术威胁的替罪羊。许森通过探寻技术威胁转化为性别威胁并最终得以净化这一叙事过程中的社会历史因素与电影叙事技巧，点明了《大都会》反技术与技术乐观为何矛盾共存，及其如何掩饰不正当压迫。埃格布雷希特与克拉考尔将朗对技术的再现归因于德国新客观主义的影响，即表现出技术崇拜的艺术流派。许森则开宗明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掘出表现主义在该片中承担的功能，让潜藏于片中的两种抵牾技术观得以显现：

这部电影实际上摇摆于魏玛文化中关于现代技术的两种对立观点之间。（注：即表现主义与新客观主义）首先是强调技术压迫与破坏潜势的表现主义观点，这种观点显然植根于二战期间机械化战场的经验，及对其难以磨灭的回忆之中。随后在20世纪20年代，特别是在魏玛共和国的稳定时期，这种表现主义观点慢慢地被新客观现实派的技术崇拜及其对技术进步和社会工程的极端信心所取代。这两种观点都对电影有所影响。[...]从历史和风格上看（《大都会》）是表现主义和新客观现实主义的融合。意义更为深远的是，它还融合了归因于这两场运动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技术观。更精确地说，影片展现其冲突，并解决其冲突。尽管这部电影假装坚持表现主义的人道主义反技术精神，但它最终还是站在了新客观现实主义一方，而机器妖妇正是在解决这个明显不可调和的矛盾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大都会》海报

     许森认为，表现主义的反技术与新客观主义的技术崇拜同时存身于《大都会》之中，而这种技术观的矛盾促成了情节的矛盾，即影片前半部分代表技术的机器与妖妇，奴役工人、毁灭社会，但后半部分这种技术威胁又在机器妖妇被处以火刑、劳资关系和解等场景中被净化。机器妖妇正是两种矛盾技术观在片中的具身化表现，其从产生到毁灭的过程反映出从反技术走向技术崇拜的过程，因而其成为许森论述的主要线索。面对融合了“技术”与“性别”的机器妖妇形象，许森首先分析了其如何被建构，及其如何促使技术与性别相联系。面对并未在《大都会》影片中得到解答的“机器人为何是女性”这一问题时，许森作了两个层面的解读，首先是历史层面的解读，在追溯18世纪与19世纪之交，作家对机器人文化这一题材的挪用时，许森指出：

当机器开始被视为恶魔般的、难以解释的威胁，以及混乱与毁灭的征兆，[...]作家们就开始把机器人想象成女性。[...]来自对更强大机器的恐惧与知觉焦虑被重新投射与建构为男性对女性性欲的恐惧，即弗洛伊德观点中男性对阉割的焦虑。这种投射相对简单。尽管传统观点中女性比男性更亲近自然，但自18世纪以来自然本身就被解释为一台巨大的机器。女人、自然、机器交织为指意网，其共同点即：他异性。这些独特的存在引发了恐惧，威胁着男性权威和控制。

     而这也是《大都会》影片中对性别成因毫无解释的原因：在此处对机器人性别的默认仅是历史传统的循环。而后许森从历史回到文本，结合蒂娅·冯·哈珀（Thea von Harbou）1926年发表的同名原著，进一步将洛特旺制造女性机器人的原因，归结为企图实现无母生产的极端技术幻想，即通过剥夺女性所独有的“生育”能力，消除女性独特的他异性所带来的威胁：

这里的问题不仅仅是男性对女性的性欲，更是一种深层的力比多欲望，即想要创造他者，或者说女性，从而剥夺其他异性[...]通过创造女机器人，洛特旺实现了没有母亲的男性幻想；更重要的是，他不仅仅是创造了某个自然生命，更是创造了作为自然缩影的女性本身。自然/文化的分裂似乎被弥合了。最完整的自然技术化呈现为再自然化，这一回归自然的过程。男性终于得以保持独立，与自己合而为一。

女主角玛利亚

     性别选择所揭露的男性支配力量，也延伸到许森对“女性机器人形象如何被男性建构”的回答之中，他发掘出这一过程里镜头语言与男性凝视所体现出的共一性，这也是他认为《大都会》在女性为男性所建构这一叙事惯例中所体现出的独特之处，即视觉建构与心理建构的相互作用：

男性眼睛的蒙太奇在玛丽亚出现在瓮中开始脱衣服时，就一直凝视着她。这揭露了男性凝视如何在银幕上实际构成女性身体。这就好像我们再次目睹了女机器人被当众创造，她的肌肉、皮肤与娇躯，不仅（在镜头中）被暴露，还要被男性视觉的欲望所建构[...]在朗的叙述中，男性眼睛同时也是相机的机器眼睛，总是把女性客体建构为技术人工物（或者说，机器人）。然后女性客体通过多种男性想象叙事的实例被赋予生命。这种凝视是含混的欲望之网：控制欲、强奸欲以及最终的杀欲（烧死女机器人使之得以满足）。

     在男性欲望促使技术人工物以女性性征出现后，“技术与女性有何共性”这一问题得以显露。许森认为二者首先在功能上存在共性，其目的都是满足男性欲望：

就像男性发明和建构技术人工物来为他服务并满足他的欲望一样，女性也似乎在社会上被男人发明和建构，被期待能反映男性需要并为她的造主服务。

   其次，许森认为在《大都会》中性别威胁也与技术威胁存在相关性。女性机器人身上所交叠的圣母/妖妇这两个父权制社会下的女性形象，蕴含着对男性的双重威胁，即圣母代表的情感、情绪与养育所引发的威胁，以及妖妇所代表的女性性欲所引发的威胁。而女机器人在圣母与妖妇两个形象之间进行切换之时，也显露出男性视角下技术的两种状态：

女性作为圣母或妖妇的二元论神话被投射到技术上，使得这种技术看起来要么是中立的、顺从的，要么是天生具有威胁且失控的。一方面，温顺的、性被动的女性形象为男性需求服务，反映主人投射于其上的图像。这一刻板印象在电影前期女机器人的镜头中被完美呈现，那时她顺从主人的意愿，服从主人的命令。技术似乎完全在男性的控制之下，其功能是人类欲望的延伸。但即使在此处，这种控制也是脆弱的。洛特旺在制造机器时失去了一只手；机器人朝背对摄像机站着的弗雷德森走去并伸手跟他打招呼时，也把弗雷德森惊得连连后退。这种身体反应对位于他的身体面对玛丽亚时的自然物理反应。后来洛特旺把这个顺从的无性别机器人变成了玛丽亚的活替身，给弗雷德森送到工人那里当内奸。她就以妖妇形象出现，是混乱的化身，体现出此前在机器人身上缺席（或控制下）对女性性欲威胁。与圣母的无性一样，妖妇强烈的性欲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男性幻想。而且事实上，虽然机器妖妇一开始依赖和服从于弗雷德森，就像无脸机器人对洛特旺那样。但片中依旧存在颇具深意的含混。尽管妖妇充当了弗雷德森操纵工人的代理人，她也号召了力比多力量。这些力量最终威胁到弗雷德森的统治和整个大都会的社会结构，因此在秩序和控制得以重建之前，这些力量必须被清洗。妖妇的性欲对男性的统治和控制构成了威胁，在电影中也有所表现，正好对位于技术失控对人类所释放的破坏性潜势。毕竟妖妇是特殊男性视角下对具有毁灭性的女性性欲的投射。

    在此许森建构起了“失控技术”与妖妇形象所代表的“女性性欲”之间的联系后，还援引了爱德华·福斯（Eduard Fuchs）对让·维伯20世纪早期的画作《吞噬人的机器寓言》（“Allegorie sur la machine devoreusedes hommes”）的评价，用以形容《大都会》中的机器妖妇的象征意味，进一步展现男性如何将妖妇所代表的女性性欲神秘化为技术失控：

女性是机器恐怖隐秘力量的象征，它能压扁它轮子下的一切，粉碎所有被它的曲柄、轴和履带缠住的东西，摧毁所有试图阻止轮子转动的东西。反之亦然，机器也是扼杀男性的女性弥诺陶洛斯本性的象征，这台机器冷冰冰地、残酷地、无情地牺牲掉男性祭品，仿佛他们一文不值。

     而影片中的技术威胁并非一开始就被解读为性欲威胁，面对“技术威胁何时为女性威胁所替代”的问题时，许森认为：

在一次煽动性的讲演中，她用感性的肢体语言引诱男工人，使他们在机器厂房中横冲直撞。在这些镜头中，对压迫工人的威胁性技术的表现主义恐惧被取代，并被重构为女性性欲对男性的威胁，甚至是对技术本身讽刺性的威胁。因此这个不再被当作机器的女性机器人，让所有男人都失去了控制[...]值得注意的是，工人的妻子们也加入了骚乱的队伍——个个处于歇斯底里和疯狂的状态，这在电影中还是第一次出现。因此，暴徒的场景呈现出强烈的女性气质，这不仅代表着对大机器的主要威胁，也代表着普遍意义上对男性统治的威胁。技术的威胁已经成功地被女性的威胁所取代。

机器人玛利亚

    不被当作机器人的机器妖妇引发大都会失序之后，影片开端机器爆炸等典型的技术威胁表现，被女性性欲的威胁所取代。正是依赖于这种替代，如何消除技术威胁的问题得以转化为如何消除性欲威胁的问题。在许森的解读中，《大都会》性欲威胁的消除通过以下两个事件实现，即弗雷德身上由玛利亚所激发的性欲的消失，以及机器妖妇诱人外壳的消失：

弗雷德吸取了教训，从性欲中脱离。这表现为他再次出现在地下墓穴时，试图揭露虚假玛丽亚并阻止她引诱工人。把虚假的、色欲的玛丽亚从他心中真实的玛丽亚中分离出来，意味着他正积极地抵抗着自己的性欲。当他在被淹没的工人宿舍里挣扎着成功救出玛丽亚和孩子们时，这一点再次被寓言式地强调。影片终结，玛丽亚已不再是弗雷德性欲的对象。性欲又回到了控制之下，就像技术通过烧死机器女巫从而清除自身的破坏性与邪恶，或者说性欲。就好像表现主义者对技术的恐惧和男性对充满威胁的女性性欲的恐惧都被这个隐喻性的女巫燃烧所驱除并被再次确证。女巫被施以火刑，就保证了被压迫者的回归。表现主义所恐惧的现代技术的破坏性潜势，必须被取代并投射到女机器人身上，以便隐喻地净化它。

    《大都会》多次利用《圣经》神话进行暗示，建造的手与计划、思考的脑这种压迫式的劳动分工必须被克服，这也是左翼批评家代表的意识形态批判所关注的重点问题，他们将片尾的劳资和解归因于阶级与政治经济因素。而在许森的论述中，影片中的技术威胁经历多次转型变为性欲威胁，这也意味着性欲威胁一旦清除，技术威胁也将随之隐喻式地退隐，劳资双方就得以在这种技术乐观中达成和解：

当神秘技术对男性造成的危险被转化为同样神秘的女性性欲对男性造成的危险之后，女巫可以被处以火刑，借此暗示技术可能会被清除其威胁性的一面。而留下的则都是技术乃社会进步之先兆的平和看法。从表现主义到新客观现实派的转变在此完成。劳动和资本的冲突——这曾是中立的新客观现实派的信条，也是电影隐含的信息——将通过技术进步来解决。

     通过分析影片叙事所呈现出的矛盾技术观，许森最终得出结论，片中历来富有争议的劳资和解场景仅仅是表现主义与新客观主义之间的妥协，不仅不能解决真正的冲突，反而将其掩盖：

心必须在手和大脑之间进行调停的观念不过是表现主义的残余，是一层意识形态的面纱。这层面纱掩盖了资本和高科技对劳动者的持续统治，男性凝视对女性的持续统治和对男性性欲与女性性欲的再次压制。这部电影的最后几个镜头，在视觉上分开了工人和主人，并再次对运动的人体进行修饰性处理，显示出手和脑一如既往的分离。

      许森将文中论述视为一种“解读的政治”，他敏锐觉察到社会意识形态在《大都会》意义生成中的关键作用。但他并未简单地将其归因于阶级或政治经济，转而通过性别与技术两个关键的叙事因素，再次解读其中的社会和意识形态想象，发掘出时代技术观念的潜在影响，在历史与文本中重新定位《大都会》。《机器与妖妇》集中体现了许森“挑战高雅艺术与大众文化，政治生活与日常生活的分离状态”的后现代主义立场，也启发了大众文化语境下的科幻电影研究。

*许森论文来源：Andreas Huyssen, “The Vamp and the Machine: Technology and Sexuality in Fritz Langs Metropolis,” [J] New German Critique. 1981/82(24/25).

*注释等在此省略，您可点击“阅读原文”获取完整版。本公号定位学术，不参与任何商业合作。图源网络，侵删。

（推文编辑：阿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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