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奴仆、镜像与它者：西方早期类人机器人想象》，原载《文艺争鸣》2020年第7期“人工智能时代的文学与艺术”专辑（敬请点击姓名关注同研究专辑黄鸣奋、陶锋、韩伟、薛峰等老师作品），转载自“文艺争鸣”公众号（原文），本推文为配图版
-本推文系未编排稿，注释省略，全文成稿请查阅《文艺争鸣》
“Robot”概念源于捷克作家恰佩克的剧作《罗素姆的万能机器人》(1920),但它所指事物却绝非突然从无到有。机器人,特别是本文探讨的与人自我认知紧密相关的类人机器人,在当代机器人成为技术现实两千多年前,就已开始出现在西方神话、传说、构想、哲思和文学作品中。从古希腊时期至19世纪末,人类从未停止在头脑和现实中进行自我技术复制的尝试,青铜巨人、机械骑士和仿人自动机等早期机器人形象在西方文化史上虽不常见,却直指人的自我想象、解构和认知等核心话题。当代机器人叙事非无源之水,谈论和理解当代机器人文化,就不能忽视与之一脉相承的早期机器人想象。在《罗素姆的万能机器人》（剧照）之前
西方有着漫长的早期类人机器人想象史
在17至19世纪的德、法和英文本中,早期机器人多被称为Automat*、automate、automaton,它并非当今的自动售货机,而是人形自动机器、仿人自动机或自动机械人偶（亦有动物仿造）。其古希腊语词源αὐτόματον意为“自动的、自力推进的、自行驱动的”,现代希腊语中的αυτόματο 意为“自动机器”。18世纪的德国作家让·保尔将当时的仿人自动机称为Maschinenmann (“机器”和“男人”复合而成),默片《大都会》(1926)使用了德国学界至今都在使用的类似概念Maschinenmensch(“机器”和“人”),两者均可字译为“机器人”。此外,Androide(现为“类人机器人”)的概念在17世纪中已出现,由古希腊语ἀνήρ和εἶδος组成,中意为“与(男)人相像的”。相比在捷克语中原意为“劳役”和“苦力”的“robota”(robot词源),以上表达更贴近中文“机器人”的字面之意。尽管早期与当代机器人概念的词源有所差异,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就有天壤之别:这种仿人自动机或“机器人”虽无当代机器人的电子和程序驱动,但能通过机械装置完成特定动作,堪称机器人雏形,经过传说或文学虚构后也具有了更多类人属性。此前,欧洲文化史中还出现了青铜巨人、金属门卫和机械骑士等类机器人形象。尽管学界对“当代机器人”的起点尚无严格界定,但“robot”概念的出场无疑至关重要,当代机器人叙事的起点也应大致在20世纪前期。本文将20世纪之前在西方思想史上可自成一体的各种仿人机器统称为“早期机器人”。在当下语境中,“robot”也包括工业机械手臂等非人形自动机器,而本文探讨的早期机器人更具类人属性,如无特殊说明,本文中的“早期机器人”即指“早期类人机器人”。机器人近年来渐入日常,但机器人不仅是技术造物和现象,相关人文探讨也不可缺席,而且学界不仅要探讨当下、预言未来,也要追根溯源。在现有研究中,早期机器人经常被放在“人造人”(Künstlicher Mensch)框架下。20世纪60至90年代,国外学界(例如德国学界)在西方早期人造人母题传说、哲思、史料和文学汇编与研究方面成果斐然。施瓦多达、弗尔克和德鲁克斯等德国学者将早期机器人与成活雕塑、泥人哥连、霍蒙克鲁斯(Homunculus)和傀儡人偶等作为整体来研究。在德鲁克斯眼中,“几乎所有的文学人造人形象都是奴仆或帮工——或是女性”。此时,学界还没有构建(早期)机器人研究话语的强烈需求。如将人造人形象放在历史语境、当代视野以及古今对比中,早期机器人形象与其他亚类的界限会变得清晰,而且其定位也不局限于德鲁克斯以上所言。近年来,国外学者邓斯坦等开始研究“文化机器人学”(Cultural robotics),即将机器人视为“文化的参与者和创造者”,但对机器人人文文化的历史维度重视不足。此外,国内学界对当代英语机器人叙事之外的机器人想象遗产似乎知之甚少。当今机器人新时代和研究现状给了国内学界新视野和新要求,对早期机器人想象史研究的需求超过以往任何时期。本文分析古希腊至19世纪末西方早期机器人想象的代表性历史站点和核心特征,为接下来更全面细致的探讨抛砖引玉。以下四个时期里的西方早期机器人形象虽然称谓有差异,分布在史诗、传说、哲思和小说等不同文类中,侧重点各异,但在差异背后都有着仿人机器的内核,在展现早期机器人想象主流定位的同时,也在后期孕育了当代机器人叙事的雏形。古希腊神话传说中不仅有各具个性的神灵,还有多种成为后世西方文艺母题的人造人形象。2018年,美国科技史学者A.梅尔的著作《诸神与机器人》甫一问世,就吸引了古典学界与机器人领域的广泛关注。该书从当代科技和古代工艺的视角来观察古代人工生命想象,论述了青铜巨人塔洛斯、代达洛斯的活雕像、皮格马利翁的雕像、潘多拉等多种人造人形象。但只有塔洛斯具有典型的人形机器人特征。它由宙斯授意锻造之神赫菲斯托斯打造,为米诺斯守卫克里特岛。在阿波罗尼俄斯的《阿尔戈英雄纪》中,伊阿宋等乘船远征夺取金羊毛,欲在克里特岛靠岸休息。塔洛斯发现不速之客,遂发起进攻。它“身躯与四肢都由青铜构成,刀枪不入,唯独在脚踝处的筋腱有一条血管,而这条决定生死的血管,只由一层薄薄的表皮包裹着”;众人正要逃避,美狄亚用巫术迷惑了塔洛斯,它举石攻击时误伤了自己的阿基琉斯之踵,“灵血就像融化的铅一样喷涌而出”。它犹如巨松被伐倒,轰然倒地。阿波罗尼俄斯在塔洛斯身上着墨不多,但它也有多重身份。它像神一样体内流淌灵液,又像人一样没有不死之身,同时还是极具古希腊特色的人形机器:它有可自主运行的青铜之躯,青铜是古希腊常见的塑形材料;灵液流出如“熔化的铅”,金属胸腔可加热,抱住敌人将其烧死,这都令人联想到古代的锻造工艺;守卫海岛的任务对应当时的海战,而仆卫身份也符合机器人的传统伦理定位。用人造人来完成重复性或艰辛的工作,堪称人类的千年梦想。在古希腊人造人体系中,潘多拉代表的是诱惑与危险同在的女性,皮格马利翁雕塑的故事蕴含了男性梦想,塔洛斯则是从事重复劳动的机器奴仆。
电影《杰逊王子战群妖》（1967）剧照
青铜巨人塔洛斯追逐不速之客
在现实中,古希腊时期也有不少精密仪器制造和自动机器设想。例如,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畅想道:“倘使每一无生命工具都能按照人的意志或命令而自动进行工作[...]倘使每一个梭都能不假手于人力而自动地织布,每一琴拨都能自动地弹弦,[倘使我们具备了这样的条件,也只有在这样的境况之中,]匠师才用不到从属,奴隶主(家主)才可放弃奴隶。”亚式假设已初涉机器代人话题,但他并未将自动机器视为威胁对人的威胁。继承了古希腊罗马技术的阿拉伯和拜占庭地区是中世纪时期机械技术最发达的地方,据传曾出现过怒吼的狮子和唱歌的小鸟等神奇机械。类似技术何时反传入欧陆难以考证,但它的确为后来17、18世纪欧洲宫廷的仿人自动机风潮提供了前期技术基础。据传,13世纪的德国天主教百科全书式学者大阿尔伯特(Albertus Magnus)曾用皮革、木头、蜡和金属造了一个门卫,被17世纪的法国学者C.诺德称为Androis/Androide。它依来者意图决定是否放行。学生托马斯·阿奎纳见到它时备受惊吓(另传他无法忍受其不断说话),将其捣毁。大阿尔伯特见状喊道:“哦,托马斯!你毁了我30年的工作成果!” 18世纪的德国神学家E.D.豪博认为,阿奎纳这样做是因为他只懂形而上学,而不懂物理和机械学。中世纪的类人智能机器传说一方面均与知识渊博的学者有关,它是博学的一种表现与附属,另一方面又被赋予了魔法色彩。在这大阿尔伯特死后才出现的金属门卫传说中,他“超越了禁忌知识的边界”,因此被与魔法甚至魔鬼联系在一起。这在中世纪并非孤例。时人无法通过当时的神学和知识解释自动机械想象或现象,故而为其涂抹上魔法或超自然的色彩,这种现象随着人们溯因时由魔法到科学的演进而日渐式微,但直到19世纪都未彻底改变。
托马斯·阿奎纳怒砸老师的机械造物
此图显示的“金属门卫”实为“说话头颅”
从青铜仆卫和金属门卫的例子及从亚里士多德的自动机器设想中,早期机器人或自动机器的伦理定位显现出来:从事重复劳动的仆从(即对工具的拟人和浪漫化)。作为人造人定位,它在之后的任何时代都未完全消失,至今仍是机器人伦理探讨的重要参考定位之一,机器人作为“帮手”的定位亦脱胎于此。相比大阿尔伯特的金属门卫,列奥纳多·达·芬奇的“机械骑士”(automa cavaliere)更有技术依据,是将仿人机械从魔法中解脱出来的初步尝试,也凸显了早期机器人的另一重要存在形式:镜像与参照物。达·芬奇是勤奋的“人学”研究者,不仅勤于人物和人体画,也是解剖学实践者和人形机器设计者。他的机械造物兵工厂里不仅有飞行器和装甲车等众多跨时代的设想,也有仿照当时德意骑士的机械骑士。机械骑士草图出现在1495年,于1957年被重新发现。此后,机器人学家和历史学家就试图在著作和现实中回构“列奥纳多遗失的机器人”。达·芬奇“对人的身体和机器也做了类比。他将肌肉及躯体运动与他从工程学研究中学到机械的原理进行对照”。鉴于他对人体与机械、解剖学与工程学的双重兴趣,机械骑士设想并非难以想象。达·芬奇的初步人-机械类比虽远没有法国医生和哲人拉·梅特里的“人是机器”论断那般彻底,却早了两个多世纪。
达·芬奇的机械骑士复原图
在J.斯莱德克的科幻小说《提克-托克》(Tik-Tok,1983)中,莱利博士对机器人提克-托克说:“在我看来,仿人自动机或机器人概念本身就是哲学概念,催生关于生命、思维或语言以及更多问题。没错,有时我会想,机器人被发明出来是否是为了回应哲学家们的提问。”机器人是人的复制,而人是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借助机器人显然可以进行哲学探讨。机器人可催生多少哲学问题暂且不论,但在人本主义、理性主义和仿人机械技术发展(下文详述)的背景下,人机对比在笛卡尔这里正式进入到哲学讨论不足为奇。“求自识在笛卡尔哲学中成为哲学思考的中心趋向”,他“求自识”的参照物除了动物,还有仿人机器。在《谈谈方法》(1637)中,笛卡尔假设道,“如果有一些机器跟我们的身体一模一样,并且尽可能不走样地模仿着我们的动作”,他认为“还有两条非常可靠的标准,可以用来判断它们并不因此就是真正的人”:第一条是:它们决不能像我们这样使用语言[...]向别人表达自己的思想。因为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一台机器,构造得能够吐出几个字来[...]可是它决不能把这些字排成别的样式适当地回答人家向它说的意思,而这是最愚蠢的人都能办到的。第二条是:那些机器虽然可以做许多事情,做得跟我们每个人一样好,甚至更好,却绝不能[...]在生活的各种场合全都应付裕如,跟我们依靠理性行事一样。
这两条堪称“图灵测试”前的“笛卡尔标准”,仿人机器只有克服了语言和行为通用性欠缺才能与人相提并论,但这两点至今仍是人工智能技术的瓶颈。主张心身二元论的笛卡尔设想的是凝结了人的身体和部分能力的“仿人”,与人对比时凸显了人之为人的核心特质,即人类语言和行为所体现的理性;与心灵或思想物(res cogitans)不同,人的身体作为一种物质性存在或广延物(res extensa)是次要、可复制的。以上引文不仅透露了笛卡尔关于人之为人的核心思想,也体现了早期机器人的核心镜像功能。仿人机器是人的一种镜像,但不是人在平面镜里看到的自己。提出“动物是机器”的笛卡尔并不反对人体被视为机器,但人作为整体却不是,理性是人和动物、机器的本质区别。鉴于笛卡尔的相关思想,以下传说的出现并不令人意外:据传他曾一度随身携带以他去世女儿命名的人形机器,以缓解失女之痛,客观上使用了机器人或人偶作为人之复制的重要功能:弥补特定人的缺席。在一次海上旅行中,船长发现了笛卡尔的“女儿”,惊恐地将它扔到了惊涛骇浪中,以避免其带来厄运。
船长避笛卡尔的“木制女儿”唯恐不及
自Newnes’ Pictorial Knowledge, vol.6 (London)
继承笛卡尔衣钵的拉·梅特里让“人体机械论”更进一步,他在《人是机器》(1747)中将人的一切“还原为物理的、化学的和机械的运动”。在他看来,人和动物都是机器,只是人机器构造更复杂。一方面,拉·梅特里“人是机器”、“人是钟表”的思想冲击了人的自我认知和宗教伦理根基。因为不希望生命被机器所模仿或被解密为机器,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曾用审判与酷刑来威胁制造类人自动机的机械师,拉·梅特里也不得不隐名发表其作品;另一方面,这些机械论人体观为现实中对人进行机械复制提供了更绝对化的理论推力。人不仅通过观察动物、他人或人际交往来认识自己,也通过自身的技术复制:达·芬奇、笛卡尔和拉·梅特里无疑都从机器和仿人机器镜像中观察、界定或解析人类自己。在此,早期机器人伦理问题隐退,其镜像功能成为主流。三者横跨15至18世纪,西方在如此长时期里存在着并行的但也不排斥交集的多种思想时空。而三者观点所支配的思想时空也不妨被称为早期机器人想象史甚至欧洲文化史上的“人体机械论时代”,以下时代精神同样是这种说法的依据。
雅克-德罗父子的代表作，现藏于瑞士的
Musée d’art et d’Histoire Neuchatel中
在17、18世纪里,人的身体与机器及其机械运动的类同被凸显,这不仅体现在思想界将人体比喻成机器,与之相对应的还有技术界对人体的机械复制尝试。至晚从17世纪开始,钟表渐成人体比喻,钟表机械能工巧匠仿佛相信自己解密了生命与身体,竞相制造会写字、演奏的自动机器。这显然不是工业革命技术,而是长久以来不断精进的手工机械特别是钟表机械技术。沃康松制造了“吹笛手”和看似可咀嚼甚至消化的机械鸭,雅克-德罗父子的代表作是“写字者”“绘图者”和“奏乐者”。这些自动机械人偶在西方上层社会一时风光无两,还被当作西洋奇货送往清廷,经改造后可写汉字,深受乾隆喜爱;彷如在9世纪初,拜占庭世界将神奇机械赠予查理大帝。在电影《费里尼的卡萨诺瓦》(1976)中,卡萨诺瓦在戏遍女性花丛后,也与自动机械人偶在冰冷大厅中翩翩起舞,与之行床笫之欢,而后者的机械和冰冷与卡萨诺瓦渐失情感的机械性爱近乎异曲同工,两者营造的画面诡异而荒诞。这个“传奇情圣”是否真曾有过机器情人难以考证,但无论是这个电影情节还是机器舞偶在当时均非天方夜谭:一方面,在巴洛克式上层社会舞蹈艺术中,自然人的机械性显然更容易被自动机械所模仿;另一方面,卡萨诺瓦生活的18世纪不仅是思想史上的机械唯物论与启蒙时代,也是技术史上的“机械技师的世纪或类人机器人的时代”。
《费里尼的卡萨诺瓦》（1976）剧照：
卡萨诺瓦（左）与他的机械“情人”
后者令人联想到霍夫曼《沙人》里的奥林匹娅
当今机器人已走向功能多样化,完全复制人并非机器人工程学的普遍追求,但在18世纪仿人自动机的风潮中,机器对人亦步亦趋的模仿却是机械师技艺的最高评判标准。部分仿人自动机不仅模仿了人的外观和动作,还被认为具备了本神圣不可触及的人类智能。匈牙利技师W.v.凯佩伦制造的“下象棋的土耳其人”甚至曾被视为“[18]世纪最伟大的发明”,成为E.T.A.霍夫曼小说《仿人自动机》(1814)中“土耳其先知”的原型,也是爱伦·坡《梅尔策尔的象棋手》(1836)的讨论对象。仿人自动机与“人造智能”当时特别是在18世纪所引发的轰动效应并不亚于当今的AlphaGo,这从《仿人自动机》和《梅尔策尔的象棋手》开篇可窥一斑,在此仅以前者为例:“能讲话的‘土耳其人’引发了全面关注,他几乎让全城为之躁动。”这些描述虽自文学虚构,却也大致反映了仿人自动机曾引发的轰动。现实中的仿人自动机风潮、思想界的机械主义人体和世界观、逐渐兴起的人类学与解剖学促使人在1800年前后欧洲社会动荡与思潮群涌的转型时代里重新发现和定义自己。在对“真人”的兴趣与“造人”的弄潮中,仿人自动机甫一亮相,便与长久在位的动物一起,成为时人最重要的参照物,这不仅体现在笛卡尔与拉·梅特里的哲思中,也体现在1800年前后让·保尔和霍夫曼等德语作家的杂文和小说中。
“下象棋的土耳其人”及其骗局的显现
参见德国作者Racknitz揭秘作品Ueber den Schachspieler des Herrn von Kempelen und dessen Nachbildung（1789）
面对仿人自动机风潮,社会舆情半是惊叹、半是不安,这种接受张力为文学介入铺设了温床。霍夫曼的小说《沙人》(1816)和《仿人自动机》正是时代精神与德国“暗黑浪漫派”(Schwarze Romantik)文学结合最富深意的产物。论及文学中的机器人,读者多想到阿西莫夫三法则,但恰佩克式反叛机器人在现实中从未出现;让人感到恐惑不安的机器人却早已有之且一直存在,《沙人》中的奥林匹娅便是此类典型。奥林匹娅以物理学教授“女儿”的身份走出深闺,看似美丽,却又常露非人破绽,冲击了人的同类认知,令人产生人竟如此的不安,并成为E.延齐和弗洛伊德探讨“恐惑美学”(das Unheimliche)时的焦点案例——而森政弘的机器人“恐惑谷”理论实际上近15年来才广受关注。“内心撕裂”且被神秘力量所支配的男主人公纳塔奈尔无法辨清其机器本质,痴爱上了这百依百顺的寡言缪斯,乃至完全忘记了青梅恋人克莱拉。纳塔奈尔所有的情感、欲望和危机都投射在了这机械人偶身上。暗黑浪漫主义式的人机情感交互在字里行间创造了难以忽视的恐惑氛围。奥林匹娅自带的机械性也成为作者讽刺时人被规训的机械性的工具。作为人的异化复制,与机器人相像实际上经常是为人所厌恶的状态。面对不再有共同语言的克莱拉,纳塔奈尔大骂道:“你这没有生命、该受诅咒的仿人自动机”。类似情况出现在《简·爱》(1847)中,简发出了女权主义世纪质问:“你[罗切斯特]以为我是一台仿人自动机?没有感情的机器?”当今学界已开始讨论机器情感,但长久以来,机器人都是情感缺失的代表;无论是机器人取代女性,还是将两者类比,都是对女性自然性的异化和矮化。
19世纪初的“人机交互”令人恐惑不安
德国艺术家Steffen Faust的Der Sandmann插画（http://steffen-faust.de/）
霍夫曼的《沙人》还难以算作科幻小说,但在对当今机器人设计与人机情感交互等问题所带来的启发方面不亚于科幻作品。霍夫曼与笛卡尔借助早期机器人间接或直接回应了“何以为人?”的时代追问。尽管不排除机器人被视为完美伴侣的个例或如拉·梅特里使用“人是机器”的比喻,但人一般不愿或无法与这低人一等的自我复制共情或等权,机器人在西方传统语境中难以获得人的伦理地位和“他”的语法身份,而且此时的早期机器人形象还不是伦理主体。笛卡尔设想中的类人机器、简心中的仿人自动机和常人不愿与之交往的机器女孩奥林匹娅,都是一种“它者”,是理性缺席的“蹩脚”复制、情感匮乏的欠缺存在,也可能是令人恐惑不安的异类。法国作家利斯勒-亚当的小说《未来夏娃》(1886)再现了人造女性作为男性欲望结晶这一德国浪漫派文学典型图景,成为浪漫派人造人叙事传统余音的同时,也作为西方文学史上首部较成熟的机器人科幻小说孕育了新开始。埃瓦德的女友外貌惊艳却灵魂乏味,在“发明大王”爱迪生眼里不过是布偶。爱迪生认为伏康松等人的创造只是雏形,他的类人机器人(androïde)才是完美发明。这个“未来夏娃”集所有优点于一身,可帮助埃瓦德彻底掌控情爱与女性。但满载技术乐观与男性欲望的造物难免以“幻灭”收场,本就装在棺材里的未来夏娃最终葬身海难。从技术角度讲,机器人在未来夏娃这里从达·芬奇的机械时代走向“爱迪生”的电子时代,当代机器人呼之欲出。用完美人造人来替代现实女性或将女性矮化和驯化为人偶或机器人,是皮格马利翁以来的千年男性执念,这一主题被现当代西方文艺不断演绎,至今仍是人机关系的热题。19世纪中后期是早期到当代机器人叙事的转型时期,这也体现在英美文学中:从技术上讲,此时英美文学的主要机器人形象仍是仿人自动机,但在早期通俗科幻中先后出现了极具工业革命时代特色的“蒸汽人”(steam man)和“电子人”(electric man);从角色上讲,随着奴仆和“它者”逐渐失控,当代机器人叙事中常见的“弑主者”形象始现。在《白鲸》作者H.麦尔维尔的短篇《钟楼》(1855)中,敲钟的“金属仆人”撞死了工程师和机械师班纳多纳。它的名字Talus令人联想到塔洛斯。不同于读者尚无法确定塔鲁斯是否具有弑主意图,美国作家A.比尔斯短篇《莫克森的主人》(1899)里下棋自动机器的确因输掉棋局恼羞成怒杀死制造者。它是从18世纪开始就为文化界所熟知的下象棋的仿人自动机,但在叙事者眼里又貌似猩猩,似乎预示着智能机器可能蕴含的兽性,机器人逐渐开始成为伦理主体。这种“创作者-造物”二元对立背后是人的世俗造物主焦虑和“弗兰肯斯坦情结”,西方机器人叙事中常见的恶托邦图景在《罗素姆的万能机器人》上演后更加深入人心,服务于技术反思的机器人形象在当代机器人科幻中成为主流之一,机器人反叛成为当代技术失控焦虑的显性呈现。从1800年前后起,文学开始反思仿人技术的负面影响:霍夫曼展现了其带来的人的心理和自我认知异化,而当代机器人叙事展现的主要是机器人反叛和人的灭亡。1800年前后至19世纪末的作品在机器人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等方面都有深刻的历史特征,虽然在形象塑造、人机关系模式和想象力等方面远远没有当代机器人叙事那般丰富,但也在这些核心方面深刻影响了后者。当代机器人叙事与实践是对早期机器人想象的逐渐演变与发展,两者之间的过渡值得另文深论。可见,尽管不同时代的西方早期机器人想象各有特色,但早期机器人主要可归纳为奴仆、镜像或“它者”三种存在状态,女性机器人还是男性欲望的显影,而弑主者形象在转型时期初现。刨除中世纪宗教背景下的仿人机器想象,西方早期机器人想象史各阶段主流可大致缩影如下:早期机器人先是忠实地代人从事重复劳动,然后助人认识自我,最终在技术反思中成为陌生它者和隐患所在。但这些功能不是完全非此即彼。其中,镜像和参照物作用尤为重要。于人而言,早期机器人并非胎生,而是出自人脑或人手的技术自我复制;但一旦成型,就是自然而然的参照物和镜像,不管它被哲人和文人赋予何种迥异的功能。机器人是在多棱镜中的镜像。通过多重视角和想象力,哲人或文人回答或演绎着关于人的种种话题。作为人技艺、欲望、情结与顾虑的外向投射和物化结晶,不同时期的西方早期机器人想象除反映时代精神,还折射出人自我认知的更迭和自我实现的追求,帮助解答“何以为人”追问的同时,间或也带来了自我认知危机和心理困惑,成为“镜像它者”。在当今机器人新时代里,人面对的并非崭新课题,而是某种程度上的新瓶旧酒,新的是它形形色色的外在角色(如工具、帮手、伙伴或伴侣等),旧的是它并未质变的存在潜能:机器人再次显性地成为人的参照物和镜像,客观上催促人不断自我定义与适从,在当下语境和未来展望中去回答“何以为人”和“人将何为”的人本主义永恒追问。现代技术不断追逐人类夙愿,机器人史不仅是技术史,也是人工生命想象史和人文史。如果早期机器人想象和探讨是人文的“机器人学”,那它长时间里无疑是坚持人本主义的“人学”。在古希腊到19世纪末为数不多但又内涵深刻的早期机器人想象之后,当代机器人在20世纪逐渐成为大众文化符号。伴随着恰佩克和阿西莫夫等人的作品与机器人科幻电影,作为技术人造人的机器人甩开了曾与之经常相提并论和相互勾连的成活雕塑、泥人哥连和霍蒙克鲁斯等传统奇幻人造人亚类,开启了其作为科幻文艺母题的黄金时代。*关于Automat概念：不同译法或意味着话语体系的差异，概念准确性非常重要。现有相关概念的汉译还有待商酌：将Automat等早期机器人形象保守地视为“机器”或“自动机”虽非错误，但限制了其作为人类镜像的潜能；不加限定的“机器人”译法冒进，不利于厘清早期与当代机器人的边界；“人形自动机”则暗含其仅模仿人形之意，但它们还模仿人的行为甚至“智能”。笔者认为，仿造人形的Automat应译为仿人自动机或自动机械人偶，早期机器人则可概括青铜巨人、机械骑士、仿人自动机和让·保尔式“机器人”及后来的“蒸汽人”等在内的各类早期仿人机器。**其它注释在此省略，请见期刊或知网版本/部分图片来自网络，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问题敬请联络
作者 · 简介
程林：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德语系副教授，柏林自由大学哲学与人文学院博士，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哲学系短访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德语奇幻与科幻文学、机器人人文等。近期主要作品有：德语专著《1800和1900年前后德语文学中的人偶形象与恐惑美学》、论文《异化之恐惑：高仿真机器人及其佛性》（德国《技术哲学年刊》2020）和《“皮格马利翁情结”与人机之恋》（《浙江学刊》2019/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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