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科层制与男同性恋 part4

男同性恋

科层制

资本主义

part 4

作者| DAVID F. GREENBERG & MARCIA H. BYSTRYN

译者| 那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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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才有很大比例的男性人口在科层组织中工作。例如，直到19世纪晚期，大工厂制造业在美国一直不是典型的工业生产方式。1880年与1920年间，除了每家工厂员工的平均数量有了显著增长外，生产组织也经历了理性化进程，此外，科层组织中职权层级的收紧也发生在这一时期[67]。因此，直到上个世纪，大多数男性成年后才接触到职场中的社会化模式，这种模式会使其排斥与其他男性的情感关系或身体接触。

在这一时期，儿童的社会化模式也发生了变化。在英国和美国，政府都在努力扩大义务教育的范围以使所有青少年都能在正式学校接受这种教育。法律强制要求父母送他们的孩子上学，那些不这样做的人会受到惩罚。1890年到1910年间，美国公立学校的入学率增加了一倍多。二十年来，每天上学的未成年人比例从44%增加到67%，一学年的长度从135天延长到173天[68]。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所有人在很小的时候就被暴露在科层制的奖励机制之下。

注：

67.K. Stone (1974), "The Origins of Job Structures in the Steel Industry,"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6: 113-173; D. Nelson (1975), Managers and Workers: Origins of the New Factory System in the United States, 1880-1920.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68.N. Edwards and H.G. Richy (1971), The School in the American Social Order.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此外，随着科层官僚成为成人就业的主要去向，父母和学校都开始以有助于子女满足未来雇主期望的社会化模式来展开教育。父母和老师都鼓励子女培养那些在未来职场中能派上用场的性格特质。既然现代社会中的大多数职业往往在形式上是向所有人开放的，那么所有的孩子都会受到相似的社会化模式的影响(可能会有一些基于种族或阶级的差异，这是由于分层教育（即将学生按能力分AB班进行教育的模式）以及居住地隔离导致的)——即使未来孩子们的就业不在同一个科层组织内。

世纪之交，英美两国反同态度的加强，以及这种态度在二十世纪的延续，似乎都可以归咎于这些因素的发展。这些态度集中体现在中产阶级身上，这为我们的论点提供了论据。我们没有针对前面几代人的调查数据，但零散的证据表明，较之中产阶级，工人阶级的男性对同性恋爱更能等闲视之，也更容易接受同性间的身体接触，这是19世纪英国工人阶级男性生活的一个显著特征[69]。毫无疑问，出生于工人阶级家庭的男孩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要比中产阶级少得多，也不像中产阶级的男孩那样，注定要在科层组织内工作。

注：

69.J. Weeks (1977), op. cit., pp. 39-41.

我们的论点是不同的社会化模式会产生潜意识层面的冲突，对同性恋的敌意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这一论点得到了研究仇恨犯罪的相关实验数据的支持[70]。在这项研究中，对同性恋持有负面看法的异性恋男大学生，在相比自身差异较大或者较少的同性恋者中，更倾向于暴力对待与他们差异更小的同性恋者。当目标变为异性恋时，研究对象更倾向于对那些他们认为与自己差异较大的人实行暴力，而不太针对那些与自己有更多相似性的人。这种在攻击性程度上的差异表明，由无意识的同性性冲动引起的非理性的威胁感，可能是造成对同性恋者仇恨犯罪的一大诱因。

注：

70.C.L. San Miguel and J. MiUham (1976), "The Role of Cognitive and Situational Variables in Aggression toward Homosexuals,"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2:11-27.

“

同性恋解放运动

的到来

”

在二十世纪，同性恋仍然受到法律和精神病学的联合宰制。一直到最近，美国几乎所有州的刑法都继续将同性性行为列为重罪。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爱达荷州博伊西丑闻中获罪的人被判处长期监禁，涉案人员的最高刑期是终生监禁。在加州，因合意性同性性行为而被判入狱的男性，其所服的刑期平均高于造成受害者严重伤害的强奸犯的刑期。就在几年前，美国某座大城市进行的一项针对同性恋者的调查发现，37%的人至少因性罪错指控（sex-related charges）[71]被逮捕过一次。在英国，警方在20世纪50年代开展了一项针对同性恋者的“严打”行动，直到1967年才将同性性行为去罪化。

20世纪70年代公众对同性恋态度的转变无疑要归功于同性恋解放运动。值得注意的是，同性恋解放起源于新左派，这是一场同时反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与社会组织中的科层制模式的社会运动[72]。新左派运动的拥护者大多是大学生，他们要么没有明确的职业目标，要么并不计划在实行科层制的经济部门就职。等到1969年石墙运动(Stonewall Rebellion) 在纽约爆发时，妇女解放运动已经对传统的性别角色规范以及男性主导的一夫一妻制家庭进行了批判，并规划了一个不在意性别角色特质的未来。

注：

71.M.T. Saghir and E. Robins (1973), Male and Female Homosexuality: A Comprehensive Investigation. Baltimore, Maryland: Williams and Wilkins.

72.For details of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gay liberation movement, which cannot be presented here, see D. Teal (1971), The Gay Militants. New York: Stein and Day; L. Humphreys (1972), Out of" the Closets: The Sociology of Homosexual Liberation.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and J. Weeks (1977), op. cir.

这些变化是在战后繁荣的背景下发生的。上个世纪60年代来自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家庭的年轻一代大学生从来都没有受过物质匮乏之苦，他们相对地不关心自己未来的经济状况，因为他们自幼时起，各种诉求都能在中等富裕的父母那里得到满足[73]。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的成长缺乏19世纪对纪律和自制的重视。

在如今的经济状况下，不需要大力提倡禁欲主义，就能获得成功。事实上，大学生生活一个经济发展需要鼓励高消费水平的社会,他们开始反对那些似乎没有任何现实意义的禁条，并形成了一种主张适度享乐的生活方式。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包括消遣性地吸食毒品、模糊传统的性别角色(男人戴珠子、留长发、穿五颜六色的衣服)，以及抛弃对性行为的传统态度。对玩乐的追求，加上白领女性人数的增加，以及公众对人口增长的关注，都有助于扭转19世纪和20世纪初严禁避孕、堕胎和婚前异性性行为的态度。

注：

73.R. Flacks (1971), Youth and Social Change. Chicago; Rand McNally.

60年代这些性观念的发展当然不是空穴来风。在整个20世纪的婚姻指南中，就已经缓慢地发生着性快感作为合理目的的转变 [74]。在20世纪60年代，这种变化达到了临界水平，并在公众中获得了更多的支持度。

考虑到中产阶级中的年轻白人是新左派运动的社会基础，接受性行为与生育目的的合理分离（顺着这种逻辑）很容易延及同性恋的解放。这些中产阶级的成长环境和就业方向都在发生着重大转变。如果没有这些广泛的社会变革，就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同性恋解放运动，即便有，同性恋解放运动也不可能得到绝大部分非同性恋人口的支持。

注：

74.M. Gordon (1971), "From an Unfortunate Necessity to a Cult of Mutual Orgasm: Sex in American Marital Education Literature, 1830-1930," pp. 53-77 in James Henslin (ed.),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Sex.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过去几年出现的对同性恋解放运动的大范围抵制表明，绝非所有人都接受同性恋解放。一些城市举行了公民投票，反对赋予同性恋者平等公民权的立法；人们还试图禁止同性恋从事某些职业。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这种抵制集中在下层中产阶级身上，他们大都在科层组织中任职或在竞争激烈的小型企业工作。在经济发展陷于停滞和物价上涨的时期，这些阶层被排除在富裕或享乐放纵的生活方式之外，他们憎恶那些在他们眼里生活颓废的人。这些阶层对同性恋的反对与反加税、反堕胎、反避孕、反妇女解放运动有着同样的社会根源。

认为同性恋威胁家庭的看法进一步加强了社会对同性恋解放的抵制。鉴于当今劳动力市场的现实，一夫一妻制家庭对已婚妇女仍然具有存在价值：妇女的工资远低于男性的工资，而离开妻子的男性也将面临子女抚养费不足的局面。正如戈登（Gordon）和亨特（Hunter）[75]所指出的那样，他们惧怕传统家庭的解体将意味着传统父母角色的消亡、稳定的伴侣关系的缺失以及传统人际关系的丧失，这又构成了他们保卫传统家庭的另一个因素。

注：

75.L. Gordon and A. Hunter (1977), "Sex, the Family and the New Right," Radical America 11: 9-25.

尽管同性恋不太可能真正威胁到家庭(劳德·汉弗莱斯Laud Humphreys[76]的研究表明，在公共厕所发生同性性行为的绝大多数男性都有着稳定的婚姻关系)，但是同性恋被视为一种威胁家庭的象征，因为人们认为同性恋代表着婚外性行为,滥交,幼稚的性观念以及对传统性别角色的颠覆。当经济下行的压力迫使妇女参加雇佣劳动,传统邻里关系的消亡,女权主义的兴起以及父母权威的丧失威胁到传统核心家庭时,这些由同性恋引发的一连串更广泛的问题正显现威胁性，对步入中年的中产阶级女性来说更是如此，因为她们无法轻易地取得面向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女性的就业岗位。因此，主观上看来，对同性恋威胁家庭而感到的焦虑，更是任何悖于传统家庭价值观的生活方式的假想敌，对下层中产阶级而言更是如此，因为这一阶层家庭成员间的关系总是特别脆弱。

注：

76.L. Humphreys (1970), Tearoom Trade: Impersonal Sex in Public Places. Chicago: Aldine.

“

结论

”

本文对社会不容忍男同性恋的解释与学术界先前的给出的解释大相径庭。也许后者流传最广的一种解释是社会对同性恋不容忍的关窍在于代代相传的“犹太-基督教传统”，这种传统对同性恋有着明显的敌意[77]。然而，历史研究表明，在基督教欧洲，历史上人们对同性恋的态度是多变的[78]。教会的禁令有时很严苛，但有时相对开明。虽然宗教教义可能会影响人们对同性恋的看法，但仅凭代代相传的宗教教义，似乎不能充分解释当代社会对同性恋的态度和官方政策。许多名义上虔诚的天主教徒仍然拒绝接受教会在避孕等问题上的教导，这点很难简单地从文化传播学的基础上加以阐释。

近期，学术界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观点。约翰·鲍斯威尔[79]（John Boswell）认为城市生活具有多元化的特质，这有助于提高人们对包括同性恋在内的少数族群的容忍度。然而,鲍斯威尔也意识到在欧洲城镇生活复苏的13世纪恰恰孕育着对同性恋的不容忍。他的论述也与19世纪末美国高速的城市化进程反而加剧了社会对男同性恋的压迫的事实相悖。

注：

77.J. Lauritsen (1974), Religious Roots of the Taboo on Homosexuality. New York: Privately printed; L. Crompton (1978), "Gay Genocide: From Leviticus to Hitler," pp. 67-91 in Louie Crew (ed.), The Gay Academic. Palm Springs, California: ETC.

78.M. Goodich (1979), op. cit.; J. Boswell (1980), op. cit.; D.F. Greenberg and M.H. Bystryn (1982), op. cir.

79.J. Boswell, ibid.

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析试图在资本主义和同性恋禁令间建立一种独特的关系[80]。尽管资本主义在塑造社会对同性恋的态度方面的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对同性恋的压迫并不仅仅与资本主义有关。关于同性恋的禁条在中世纪中期就已经出现了，它还出现在当代某些已经废除资本主义但却实行科层制的社会中。

我们的分析认为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发展所要求的禁欲主义政策以及与社会组织中的科层制相联系的社会化模式以及机构政策是导致同性恋受到压迫的社会根源，虽然这种观点有失严谨且尚需推敲，但正如前文所说，这种阐释大致上与人们所熟知的几种现代社会对同性恋的观感相呼应。学术界之前的解释我们认为并不正确。然而，至于我们的理论该如何解释要为恐同反应负责的历史进程，这其中还有许多是未知的。随着学术界关于家庭结构演变，养育子女的模式，职业意识的演变的研究，以及对历史、经济、政治组织的研究越来越多，应该能对本文的观点进行细化和修正。

注：

80.D. Fernbach (1976), "Toward a Marxist Theory of Gay Liberation," Socialist Review 6: 29-41; F. Pearce and A. Roberts (1973), "The Social Regulation of Sexual Behaviour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Capitalism in Britain," pp. 51-72 in Roy Bailey and Jock Youngs (eds.), Contemporary Social Problems in Britain. Lexington, Massachusetts: Saxon House.

同时，笔者也有必要指出我们研究成果的政治意义。如果社会对同性恋的态度是由下层中产阶级面临的社会压力以及他们在科层组织内的社会化经历等因素塑造的话，那么我们可以预测，这种敌意将会继续存在下去。文化左派主张的教育运动当然有其价值，但除非能改变客观的社会关系，否则其影响将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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