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慢交错的间奏曲（上）——暴力区分，主权者和殖民者

快慢交错的间奏曲（上）

暴力区分，主权者和殖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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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本文可以说是“纯理论”，和现实时政没有交互，但是我并不希望只是流于理论空谈，而是提出一种更好的解释历史实践的工具，这就有赖各位读者自行分析了。

本文的重点：

1.暴力的概念和分类：三重暴力，主权和反主权的暴力（神话暴力和神圣暴力）

2.敌我划分：现实敌意，绝对敌意，宿敌

3.神话暴力：立法暴力，护法暴力，律法运作和维持，律法的信和坏

4.被殖民者依靠暴力的主体构建

5.神圣暴力：反暴力的暴力，纯粹生命，弥赛亚时间的回溯：过去为未来铺路，无产阶级自决，爱与恨

一、回顾

1.三重暴力的区分：

主观暴力:

顾名思义，主观暴力就是在主观领域呈现的暴力，这是可视化的暴力，也是人的主观感受，最明显的则是打砸抢，或者对外物的破坏。但是，齐泽克提出，“我们应学习后退一步，摆脱直接可见的、由明确的行为者展现出的‘主观’暴力的迷人诱惑。我们需要感知那种引起主观暴力爆发的背景轮廓。退一步可辨识另一种暴力、支撑我们对暴力加以抵制并宣扬宽容态度的暴力。”即拒绝主观暴力的诱惑。

客观暴力:

客观暴力是主观暴力隐含的对应物，它更隐晦狡猾，无孔不入。各种歧视行为和煽动仇恨的演说等都是其具体表现。这样，“我们在媒体中司空见惯的暴力大爆发，就成了资本主义的不平等罪行引发的一个后果”。简单来说，这种暴力不是可视化的，结构性的，而是藏起来的，是资本主义造成的悲剧。

其中包括了符号暴力和系统暴力，符号暴力是指在语言等符号性事物中的一种基础性的暴力形式，如种族主义言辞，或更一般意义上的语言在意义世界中的强加作用等。符号暴力是语言中固有的，渗透在我们的话语和交际实践之中。它不仅包括言语习惯中不断再生产的支配关系。人类任何交际行为都涉及意义交换，也就必然包含暴力因素，即是我之前所说的符号阉割，符号阉割不等同于物理性伤害，而是语言的匮乏无法穷尽物质，这就意味着依靠语言认识的人，只能一直接受这种“片面”认识：词就是对物的谋杀。

零度暴力：

零度暴力是指无意义、无目的的暴力，但是这不代表这种暴力是无用的。这种无意义的暴力的“意义”，就在于这是弱者的愤怒，零度暴力无意间展现资本主义的矛盾。而零度暴力也是根源性的暴力——社会的根源就是断裂，一切暴力都从中涌出，只是资本主义秩序稳定的时候能够压制和减少这种暴力的体现，但是总会有崩溃的一天。

2.主体的异化和分离，内核的硬核：无

在笛卡尔那里，主体是无所不能的，但是拉康却认为主体有所不能的，原来的对于主体的解释都是假定主体完全可知，但是弗洛伊德却提出了难以捉摸的无意识，也就是说主体不透明，它都无法完全认识自身，而且主体是依靠他者的，它表达自身，这是其内核，但是他实际上只能依靠表象来重新理解，这个则是儿童认识自己的过程（镜像阶段）。

如果结合主奴关系则更容易明白，主体既是血腥的，也是受难的。在主体确立之前，首先是两种意识互相对抗，它们互不相让，而在两个意识（“主人”和奴隶）的生死搏斗后才能构建主体，即它们两者之外的东西，但是又在他们之“内”，这就是主体的矛盾。而在经历了死亡斗争之后，才会一个新的未来，这挺像是革命，革命的暴力为自身开辟道路，但是，革命吞噬了自己的儿女。但是，我们与其将革命拟人化，不如直接说，正是是革命的儿女吞噬了自己，要保存革命，那么唯有革命的儿女吞噬自身，即先锋队的自我消解，为群众的自组织留下余地。而苏联的退化则是主体经历了血腥的过程，却没有进行最后的扬弃，这就是主体的任务，它本身就是受难的东西——它什么都不是，只能永远地在他者的欲望之中游荡。

硬核(hardcore)是色情影片的一种，即不借位，直接打真军。但是，硬核就是“真”吗？正如很多色情影片模拟强奸，有人会很享受这种影片，但是，如果是真的性侵实录，这则马上变成违法行为。所以，硬核是“真刀真枪”的，但是根本就是不真实的，大家都知道这是（比较激烈地）演戏罢了。

在亲密关系断裂的当下，这种性关系的主体，一种是色情影片（硬核），还有一个“核”，即核心家庭。hardcore和core family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他们本身就是一个异性恋产物，这是最真实的——一男一女，生育一个或几个孩子，这就是最“硬核”的家庭，因为它显示了意识形态的真相——所有人都要如此结合家庭，绝不能有脱缰之马。但是，如果有人逾越这种模范，例如同性婚姻，独身主义，公社式的无家庭集体，这种硬核立刻就会被起底——其实不服从它，它就是nothing。在真实的不可测之下，意识形态就变为真实——媒体景观就已经代表了真实，股票走势图亦然：资本主义就是拴在股市曲线上的蚂蚱，它几次上升下降就足以影响经济，这是真的会亏钱的。反过来，每一个人都无法影响股市，却又真的在影响——不买股票，市场就维持不下去。这是一种什么都不做的暴力，所以对于当下的意识形态的不服从，也是一种另类的暴力，当然这只是聊胜于无，取代资本主义还需要更大的行动。

这里需要的是康德的“可以争论，但是必须服从”的颠倒，作为一个被束缚的公民，举头三尺有政府（大他者，当然也包括禁令），所以争论之后才要服从——大他者是人活着的担保，但是我们终究要知道：大他者不存在，没有一个神秘的在背后操纵你的“人”。而我们要面对自由，也要面对深渊的时候，这同样不意味着大他者不起作用，因为我们仍然需要一个内在保证。让我们再次回到康德的另一名言：头顶上有星空，心中有道德律令——大他者就在心中，即那个需要达成的理想，在理想面前可以服从，但是必须争论！

3.无调世界到阴性政治

无调世界一词来自巴迪欧，意思是一个没有主人能指的世界，但是，主人能指是统摄一切能指的能指，那么这是否等于是能指链（符号秩序）的崩溃？如果这个世界是个人高度原子化的，因此无法形成团体，那就更别说联合——这确实是崩溃了，即新自由主义巨头之一撒切尔夫人的“名言”：没有社会，只有个人。

但是，无调世界也可以用另一个角度来看。正如公有制并不代表全部人都拥有，而是无人占有，即这个最高的位置没有人去占领，所以主人能指常在，但是这种统合，恰好承认了没有主人，在无中介的网络才能实现欲望的流动。这里没有最先者，也没有最末者。在社会喊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时候，这种先后次序就已经表示出牺牲式移情的虚假——这些利己主义者既然把自己排除到人人之外，他们哪会践行后半句？所以，青年人的口号应该改变为：人人是我，我是人人。这不是放弃自我，也不是妄自尊大，而是要在差异之中进入彼此，这当然是一种“异化”，然而在每个人极度疏离的时候，正是需要异化来重建社会联系。

青年，或者是社会中的弱者就是阴性的，这个从性化公式就可以看出来，男性收到菲勒斯的cheating（欺骗与作弊）而得到权力，那么作为整体不存在的女性，唯有用一种暴力——这是弱者的愤怒，她一无所有却支撑起男性主体，这种暴力就是阴性的。无独有偶，在德语中，暴力的单词gewalt就是阴性的，所以我们需要的恰好是阴性政治——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成为全天下的主人。

二、主权者的宿敌

首先我们必须要提出主权者这一概念，这则要引出另一个备受争议的法学家——卡尔·施密特。我们在这里关注的是主权者的能力，即其立宪和开启例外状态，以及敌我划分。

施密特敏锐地指出了自由主义法学和民主体制的最大的弊端，那就是决定一切的主权者。这个主权者的最大例子则是魏玛共和国，他发现魏玛政权十分擅长来利用暴力来镇压政敌，而且，自由主义式的人道主义却造成了人和人之外的东西——也就是非人的“物”。这种人道主义的伪善给新式战争找到了借口，过去的战争只是为了击败敌人，但是现在远远没那么简单，新式战争是为了彻底歼灭敌人。而“君主”就是决定例外的人，它高于一切，才能作出一切的决定，这无疑是一种神学的演绎。

那么，主权者的最高决定权则定下了敌我划分。我们一直到在接受一种自由主义的宣传，也就是宪政能够保证公民权利，然而，施密特已经从神学的角度解释了这一点的虚无——宪法就是第一个例外状态的产物，这是回溯性的，也说明宪法实际上是只有主权者能够使用的武器，它也能进行敌我划分。这种敌意是分成三种的，在新式战争之前，只有传统敌意，即主权国家打败敌人，这个一般指的是外敌。

但是，在新式战争之中，这种敌意则变为了现实敌意——这个时候的敌人并不是在外的——敌人是向内挖掘的。反对主权者的国内敌人，即非正规军的“游击队”出现了，施密特直言：“现代游击队既不期待敌人遵守法则，也不指望敌人怀有仁慈。它已经从传统的敌意转入另外一个现实敌意的领域，传统敌意管控和抑制战争，现实敌意通过恐怖和反恐的胶着得以强化，直至它在灭绝中终结。”为了阐明这种现实敌意的含义，施密特援引了1813年的《皇家普鲁士敕令》——被颁布的敕令敦促普鲁士全体人民，利用各种可能的手段，与拿破仑的入侵展开战斗。他称这份敕令为“整个游击战争史上令人惊骇至极的公文”。

紧接着主权者的向内挖掘，游击队也在树立另一种敌意。而游击队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在地化的反主权的，另一种则是完全隐藏的，全球化——这是主权者的宿敌，而它又以另外一个敌人为宿敌，这不一定是主权者，而是另一个泛化的敌人，而为了要永远的消灭宿敌，那就唯有实现一劳永逸的战争。因此，施密特非常悲观，他发现人类社会的生活之中无处不存在政治，换句话说，敌我划分是永远存在的，如果存在一个没有敌我划分的世界，就是没有政治的世界，他并不认为这个世界可以实现。

我们也同样可以从游击队理论来看出这个敌人，列宁对于十月革命和苏俄内战就划分了这样的一个敌人——资产阶级，更准确来说是整个老旧的压迫体制，这包括了君主，资本家和其他的国家官僚。在这里谈论列宁的论断（即作为游击队）并没有那么必要，唯有主权者是最为“重要的”，正如我们上述所说，主权者的主权国家的第一“人”，正是在他立宪、建立了国家之后，才能有人民——即维护共同体的“我”，但是这是计数为一的，绝不允许有人跳出人民之外——人民之外的就是敌人。人民已经默认了“一”的共同体——这里面的异质就是非人民，它在国家之内，却已经在国家之外了——构成性外部并不代表它在一个界限之外，而是在它里面不作为其部分的部分，就像肿瘤一样。这无疑就是纳粹的拿手好戏——将国内的敌人看作要绝对消灭的物，但是，这一点却不只是纳粹独有。冷战同样是绝对敌意的战争，后来，美国为首的主权国家的反恐战争就在不断的挖掘内敌，为了自身安全而不惜发动“内战”。下文将提到一神论区分也体现了施密特的眼光，他从一神论的神学中看到了主权国家的构成，一神论区分恰好是最适合建立主权的。

三、被殖民者的主体

我们可以看到殖民的一种暴力次序，即殖民者对殖民地人民的压迫，接着就是殖民地人民的反抗。但是，在法农看来，这种暴力却是同时的解放：

“当农民得到枪支时，古老的神话就黯然失色，而禁忌也会被一个接一个地打破；对一名战士来说，手中的武器就是他的人道。因为在造反的第一个阶段，杀戮是一种必然；击毙一个欧洲人是个一石二鸟之策，那一下子消灭了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留下来的就是一具死尸和另一名自由人，幸存者第一次感受到他足下所踏的泥土属于国家。在那个时刻，国土不再离弃他：无论他去哪里，无论他在哪里，它都在那儿——国土始终就在他身边，它与他的自由融为一体了。”

法农在这里把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关系直接摊开，也就是被殖民者的意识觉醒，从而团结起来，民族在此是受压迫者的一个反抗工具，但是，民族真的能达成解放吗？法农认为殖民者的“意识”会残留在整个民族国家之内，包括了民族的资产阶级还有其代表的政党。因为殖民的关键不只是文化的侵略，还包括了整个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的逻辑的输出，换句话说，就是老帝国主义导致了新帝国主义的产生。而第三世界的民族独立之后，民族资产阶级与其国家机器就会代替原有的殖民者压迫本地人民，其中最明显的则是压迫农民，因为资本主义发展的积累就是依赖剥削农民，以此获得资金的，在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中，也会导致了市民和职员阶层对农民的歧视——他们很容易变成老殖民者和新殖民者，也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附庸。

所以，法农认为，农民，尤其是一无所有者才是最重要的，也就是游牧无产阶级。而为了戳破民族资产阶级的神话（所谓的民族解放），农民需要反抗他们才能实现最后的解放。换言之，暴力就是给主体自身开辟道路，这是第三世界的革命领袖和他们队伍的共识。马尔科姆·X和法农一样，也是黑人斗争的领袖，他领导的黑豹党是主张暴力革命的反资本主义团体。然而，他们同属黑人，却有着对于黑人精神的不同的理解。

法农是一个从事精神治疗的医生，所以他会更接近于精神分析的思路——黑人不是天生的受压迫者，他们同样是被构建的，正是因为深受压迫，这样才能团结起来。那么，既然殖民者使用暴力，或者说，不管是谁的统治都是充满暴力的，那么面对暴力，为什么不能行使暴力？他断言道：暴力的使用一旦指向抗争和解放，第三世界便开始构筑其自身。马尔科姆·X则相反，他更想挖掘黑人的本质，这颇有先验的味道。他认为美国的白人至上主义掩盖了黑人精神，黑人虽然带着黑面具，却只能假装成白人，以白人方式行事，这就是黑人精神的“自我分裂”。

虽然法农和马尔科姆·X的论述有着巨大差异，但是他们都认同一点——撕破黑面具和撕破白面具同等重要，决不能陷入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个民族的轮回，而且用暴力来构建主体，革命的主体高于主体的革命。这就是血腥主体——它必须在主奴的生死搏斗中实现自我，这也是第三世界反抗的重要手段，彭湃也同样以此塑造海陆丰农民的主体，即依靠大规模的暴力来压倒地主，但是，这种反暴力的暴力能不能一劳永逸，而转变为受难主体？也就是主体自身的空无被发现之后，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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