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兵临城下
（上）
2.基督教的一神论：作为分析师的耶稣，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差异主体，基督教如何影响后世的政治神学。3.历史唯物主义和神学有何关系；神学之后的历史唯物主义应该是怎么样的。摩西，他是犹太人的创族鼻祖，是受上帝之诫命的民族解放者。但是，杨·阿斯曼却得出一个石破天惊的结论——与犹太人的创世神话基督教相反，他们和他们的原初之敌：埃及人是高度同构的。而摩西是埃及人的“叛徒”，犹太人乃至之后的基督教的内核：一神论，是在埃及“土生土长”的，在摩西的改造之下成为了强大的政治工具，但是摩西也以殉道的形式（或许非其所愿）使得上帝变成了犹太民族之基。这一发现首先来自弗里德里希·席勒。他在其着名文章《摩西的使命》（Die Sendung Moses）中，细致地阐述了莱因霍尔德的论据。像莱因霍尔德、沃伯顿以及斯宾塞眼中的摩西一样，席勒眼中的摩西在人种上是希伯来人，而在文化上是埃及人，并加入所有的埃及人的秘密宗教仪式。“对于席勒来说，具有决定性的发现是，哲学家眼中的神明，换言之，理性和启蒙之下的神明，与埃及人的秘密宗教仪式中最为严肃和崇高的秘诀以及如下示范有着密切的关联。这种示范就是，在他传入埃及的过程中，摩西已经开始接受这种崇高而抽象的上帝，并且他（至少部分地）敢于把这个上帝展露给他的人民。”这种关于崇高的上帝的描述，表明了康德对崇高（以及从更一般的意义上来说，18世纪对崇高的迷恋）的反思所产生的影响。据席勒所言，摩西必须改造“秘密宗教仪式中的崇高的神祇：（它是）抽象的、匿名的、非个人性的、不可见的以及几乎超出人类理性的范围之外的——用康德的话来说，（它是）‘曾经被表达出来的最为崇高的思想’”；并且他需要将这一神祇转变成公共宗教的客体。由此可见，一神论早在埃及文化中初见端倪。一神论发源于埃及的阿托恩宗教，就是对唯一上帝的排他性信仰，抵制神人同形论、魔法以及巫术，完全拒绝接受来世。然而，在阿托恩教的创始人阿肯那顿（即法老阿蒙霍特普四世）死后，他那不同寻常的异教迅速地化为乌有，而埃及人恢复了他们旧有的诸神。杨·阿斯曼更进一步，他指出摩西并非希伯来人，而是一名埃及牧师或贵族，更是一名热忱的一神论者。为了使阿托恩宗教免遭灭顶之灾，摩西将自己任命为当时居于埃及的、受压迫的闪米特人部族的首领，并带领他们摆脱奴役状态，并创立一个新的国家。他赋予他们一种甚至更加精神化和无意象化的一神教形式，引入了埃及人的割礼习俗。然而，由从前的奴隶组成的天然群众，承受不了新的信仰所提出的诸多苛刻要求。在一场暴民的叛乱中，摩西被杀害了，而关于谋杀的记忆却被压抑着，以色列人继续与同类的闪米特人部族缔结妥协联盟。如今，这些闪米特人部族所信仰的像凶猛火山一样的神祇，被取名为耶和华，变成他们国家的神明。自此以后，耶和华被赋予了摩西神明的普遍性和精神性的品质，尽管在犹太人那里，关于摩西被谋杀的记忆依然被压抑着。伴随着基督教的兴起，这种记忆只能以一种非常变相的形式再度显现。这是弗洛伊德的一个重要概念：被压抑物的回归，同时也引出了原父（上帝之源）。弗洛伊德为了人类开端而作出的原父神话的假设，概括了上帝是如何产生：因为妒忌独占女人的残暴族长，部落中的男人们杀害了族长，它后来变成了这一部落的原初父亲（Primeval Father），亦即是永远受后人祭祀的上帝。而正是通过回溯出上帝，也实现了民族的内外之分——神话创造了民族（当然这是纯粹形而上学的），上帝的信仰使“我们”责无旁贷地团结起来，这就是人对上帝的永恒债务。弗洛伊德提出这一假设只是为了解释意识和无意识的起源——它来自这种前父权制的冲动——男人们害怕原父，杀死他之后却有着更复杂的情感对抗：既有妒忌他拥有所有女人，却因为妒忌而杀人以后，充盈着罪恶感。这和摩西诫令其一完全吻合：汝不可杀人，何况他们杀死了带领他们逃出埃及的“父亲”，这更是上帝自身的背反式讽刺。正是在这种激烈的思想斗争之中，才出现了超越人世的文化升华:他们不敢承认摩西是被杀死的，于是把出埃及的最大功劳放在摩西之上：不是摩西而超越摩西的上帝（虽然完成逃离的领导者就是摩西）。摩西和上帝的关系薄如蝉翼，因为以色列人的建国神话全靠这一层窗纸维持。弗洛伊德的发现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认为记忆的运作机制和被压抑物的回归扮演着重要角色。可是，它们需要用文化上的术语来进行重新界定。弗洛伊德曾提醒我们：诸如“文化上的忘却”或“文化上的压抑”之类的事情是存在的。这与其说是民族的丢三落四的秉性，不如说是积极性遗忘——耶和华如此强大而易怒（妒忌），以及祂和人世不一，拥有威严却不现身，它的塑像是被禁止的，人民始终害怕这个上帝，乃至在不断地逃避，然而在这种猫鼠游戏中，上帝却时常闯入人们脑海之中——越是不准造像，就越是令人好奇耶和华的本尊。这种对于禁令的蠢蠢欲动的逾越行为便是一种解构性记忆。如果说皈依性记忆是完全臣服于上帝，一方面是出于民族解放，一方面则是在否定偶像崇拜中加强了信仰，那么解构性记忆恰恰相反，对皈依性记忆而言，它是一种反记忆。“如果宗教真理的空间是由‘掌握真理的以色列’和‘陷入错误的埃及’之间的区分来构建的，那么任何对埃及真理的发现，都将必然消解摩西区分的效力，并且都将必然解构由这种区分隔开的空间。”当阿斯曼谈及解构性记忆的时候，他的意思简单明了：解构性记忆质疑、挑战并撼动了一神论的区分。乔治·罗梅罗（George Romero）的经典恐怖片《鬼作秀》（Creepshow）中，有一个死去父亲复活的桥段。多年前因为父亲重复要求吃蛋糕，心生厌烦的儿女杀死喋喋不休的父亲。多年之后的亡父忌日，一家人准备蛋糕纪念父亲，这时候，父亲从坟墓里爬出来，把全家人杀了，然后把妻子的头割下来，在她的头上抹上奶油，插上蜡烛，他坚持了他的原则——我必须吃蛋糕！这个死去的父亲非常接近于耶和华万分狰狞，他似乎就是那个暴怒的耶和华，动辄就是天火焚城，对末人降下浩劫。但是，上帝并不总是如此，在一神论中，除了保证本族存在，维护民族自身的内外区分，还可以引出两种一神论，分别是忠贞一神论和真理一神论。忠贞一神论对敌我的严格区分，有其悠久的历史渊源，在现代仍有深远的影响。阿斯曼提到，忠贞一神论不宜被称为一神崇拜，因为它是独一无二的革命性现象，而不是宗教史上的普遍现象。如今，阿斯曼承认我们需要更加细致入微地理解两种一神论：演化性的与革命性的，进而产生两种完全不同形式的一神论：一个是演化性的路径，它通往一种包容性的一神论，这种一神论无非是多神论的一个成熟阶段。另一个是革命性的路径，它通向一种排他性的一神论，这种一神论无法通过任何的发展过程来达成，而只能借由一种革命性的决裂来实现，这种决裂是要与所有居于其前的事物断绝关系。真正的宗教和虚假的宗教之间的区分，仅仅适合于这种排他性的一神论。在对于非排他性的一神论的呼唤中，真理一神论应运而生。它只承认唯一神祇，除此之外别无他神。这种一神论又可以被称为“认知型一神论”，它与知识有关，与忠贞无关。对待谬误和非真理时，“认知型一神论”的武器不是身体上的暴力，而是口诛笔伐的讽刺。它暴露别的宗教荒谬的弱点，将其塑造成精神错乱的后果，揭示这种精神错乱正是未蒙启示之光照耀的外邦异教的显着特征，而一神论则予人启蒙。真理一神论面临的问题则在于它所坚信的启示概念。但是，在东叙利亚基督教牧首提摩太的珍珠比喻中，启示对占有真理的要求不是绝对的。真正的“珍珠”一定存在，只不过此世生活中，没有哪一个宗教可以确定自己是其拥有者，每种宗教都应意识到,“珍珠”有可能掌握在别人手里。莱辛《智者纳旦》中的指环寓言也表明，宗教启示虽然存在，但它们并不互相排斥。真理和启示这两个概念必须重新定义,以让其他真理和启示不被排除在外。对于真理一神论而言，对他人的认可需要建立在自我克制的基础上，并在信仰实践中把启示视作真理来指导自身行为。因此，阿斯曼总结到一神论是需要克制的。全球化的一神论则需要自我克制，神是独一而隐匿的，但是宗教是多形式的，在信奉哪个宗教这个问题上，或许永远没法达成共识，那就唯有以世俗典法回答。犹太教因此唯有拘束于一族，而正是在基督教那里，一神论才走向世界，从暴怒的耶和华走向拯救性的耶稣，从民族神话走向普世价值。于是，我们能够在耶稣那里看到他作为代理（agent）的上帝的温柔属性，但是，基督教真的温柔吗？上面我们根据忠贞和知识划出了一神论的两种形式，也正是在耶稣那里，旧约的上帝才真正降临、却又一瞬死去——耶稣是上帝的代言人，又是上帝本身。为何一个凡夫俗子能如此口出狂言？如果只是按照一般的教徒的想法，这是一种“实证”，因为他确实能够显示神迹，如在水上行走，立刻治好麻风病人，以及五鱼二饼喂饱五千人。但是，如果只是出于一种现实的生存需求而信仰，那么何必跟着耶稣这个身无分文的小子？这种实用性难道能给普世宗教定立基础吗？所以，在科学技术普及之后，这种只是满足自身需求的一神论不攻自破，它和严格区分内外的忠贞一神论一样，都没法回答信仰理性之内的非理性。这一非理性的寄居之所在就是耶稣，他正是在疯狂之中创造出基督教。耶稣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狂想者。引起轩然大波的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的电影《基督最后的诱惑》就说明了耶稣的疯狂，却也表现其困境。他表现得完全就是癔症患者：一个木匠居然声称自己是上帝！耶稣从一开始就冒天下之大不韪。但是，我这里无意给耶稣进行机械降神的解读。不是上帝降临于此世，倘若有上帝的话，它作为绝对者已经没法与任何个人等同，也一直在人之外。与在地神灵们相反，耶稣是在不知不觉之中“发明”了此世的上帝——上帝就是像他这样的平平无奇的人。事实上，所谓的上帝的福音，于耶稣及其门徒而言，这是突然降临的重担，而从空无中涌现的这股冲动——这不是机械的本能，人的欲望也决不是如动物本能一般的，而是在耶稣得到真理之时的那个客体，你可以称之为上帝或者爱，但是它就是如此出现了。耶稣在这里扮演的是分析师的角色。在拉康对四种话语（discourse）的划分之中，主人话语是自古以来的，即主人作为能动者而获得产品:享乐，而在当代则变为知识至上——知识占据了代理位置而产生主体。但是，在耶稣这里显现的不是主人话语。深受主人话语困扰的两个群体，一是死守律法而从未察觉律法之恶的法利赛人，二是得到帝国授权并对帝国效忠的彼拉多。而耶稣作为分析师，他本来应该做到的就是精神分析所做的——令幻象坍缩，而在去除掉“空说”的“真说”之中走向症候及真理。然而，如果排除圣经的夸张化描述，在一般人看来（尤其是当时的无信仰者），耶稣首先是一个癔症患者，用更通俗的话来说，他就是歇斯底里的。如杨·阿斯曼所说的克制相似，耶稣在解答摩西诫令时也是仁慈的。以色列人不明白“爱你的邻人”是否具有条件——如果是一个散发恶臭的邻人，那还要不要爱？耶稣要求的是无条件的——爱所有人，因为他作为上帝作出了保证，他就是上帝，上帝爱世人——他作为一个至高者来给这种普遍性担保，使得他者的联合成为可能，他甚至“疯癫”到要求被打的教徒“右边脸都要给别人打”。这里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他声称自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事实上，他没有既定的真理——分析师在分析之前并不存在真理，唯有在分析者之中才会发现真理，但是分析师必须有这种自信：虽然没有预先的真理，但是真理始终在场。分析师能发现真理，这是ta的义务。在抹大拉的玛利亚便可以看到这种效果，与其说玛利亚是耶稣的信徒，不如说他们就是癔症主体的两面。与过去像巫医一样的关于精神病的分析不一样，癔症在这里恰好是性别和性向多样性的反向例证：所有人的性别其实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可男可女的，玛利亚就是隐藏的主体的“女性性”——这就是阴性者的权力，耶稣就是这样的游击队员（partisan）。后世罗马教廷附庸风俗地把耶稣当成“圣子”，却没有发觉耶稣的无性别——祂就是无，却可以拥有一切，祂作出了一切的承诺，而这是依靠教徒实现的：真理是干出来的，是阴性者/无权力者的武器，也是政权（regime）。早期基督教就是为了发现真理，而耶稣只是一个带路人，正如分析师并不真的把自己当成“上帝”，他是为了移情而在分析者那里发现新的主人能指并缝合。作为游击队的早期基督教也不是耶稣自己，而是耶稣之后的继承者、鼓动者——他们要让无意识的主体开口“说话”。一神论的关键在于“一”，独一上帝在摩西死去的创伤中诞生，而君主制则也乘虚而入，一神论追溯后的就是作为先验主体来给君主“授权”，但是，君主权力来源于上帝，上帝来源于哪？耶稣后来则是君主的木偶，似乎这个木匠是为了保护王权的，这个恐怕要把耶稣真的气活了。这里要先厘清一点：耶稣是以色列人的王，还是它是全世界的王？答案是，两者皆不是，他不是那种戴着皇冠，稳执牛耳的君王，他就是穷困潦倒的人，但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在无穷的溢出世界之外、仍然拒绝在城邦秩序以外的人，他们需要一个指引方向的人。这就是自我意识的形成——这是穷人来自压迫和共同的受难生活，但是单纯的互助没法有团结的意识。这和刚出生的婴儿一样，它（非人）不懂得语言，但是，当他正式进入了象征秩序，它就得到了他的名字——父之名，然而这个名字维持他的符号存在，却又是限制——他有父亲保证（不管是想象的还是实在的），但是却也背负并偿还这种债务。在当今主权国家中，这是公民身份，但是公民或者人民却是统一的（多元不如说是“多头”，所谓多元仍然有着中心），彼拉多因此得到了这种权力，于是作为罗马官僚，他在处死耶稣时耀武扬威地说道：”瞧，这个人！”他的意思正是：这个可怜的东西就是你们犹太人的王！就是上帝自己！这种傲慢恰好体现了官僚的无知，他们如此相信大他者，并且愿意为了从他那里得到几块骨头而死心塌地跟随之。耶稣或许会被一些不谙象征秩序运行的人认为是大他者——分析师如果“是”一个大他者，那么这比因移情失败而使分析者爱上分析师更恐怖。耶稣绝不是大他者，反而官僚和富人更希望乃至假装有个大他者给自己预设未来（财主问耶稣如何才能上天堂的例子）。分析师就是要求发现实在当中没有象征化、在支撑主体幻象以外的剩余——那就是症候，这不是处于象征中的“空说”，而是“真说”，穿越幻象之后才能发现真理，这就是精神分析的激进之处。耶稣要求人们破除旧关系（憎恨父母和朋友，要随时准备和旧世界决裂），并且在到处发展教徒，建立起他的“军队”（这和蝇营狗苟的教会完全不同）。这不就是地下党吗？他们时刻在宣布死亡的到来——大他者不存在！但是，大他者正是君主的权力之源，耶稣之于罗马梵蒂冈，恰如摩西之于逃出埃及的犹太人。正是在这种创伤回溯才可以看到他们主体的不堪一击——罗马统治建立在压迫非国民之上：以耶稣以救世主（基督）的名义给了这些受压迫者一个名字：基督徒。但是，单纯的命名的意义，就是无意义——耶稣是以自身的受难给予信徒最大的意义——他们所理解的上帝是会”死“的，但是，他死去之后，象征性认同才确立，恰好是耶稣受难才保存了此世的上帝——基督徒的愤怒和战斗意识彻底激发出来（按照后世的称呼则是圣灵的弥散）。这就是齐泽克所说的设置预设，任何人的死亡是必然的，但是在肉体死亡之后，意识不是直接死去的，基督（救世主）在旧约中出现，这是一种近乎“先天”的预设，但是耶稣是基督，却又超越基督——受难就是拒绝人们依赖祂，然而，耶稣就像骨头一样，一直让人如鲠在咽，它揭示了社会难以弥合的伤痕，这就是它的精神所在（而不是什么圣餐的拙劣比喻）。这就是拉康和笛卡尔主体的不同，在这里的主体就是缺陷本身——耶稣就是上帝，也是缺陷，耶稣的肉体从未复活，耶稣“复活”是这种上帝的背反——上帝既是完美的，但是它也代表了此世的不完备。为此，人自己应该为自己担保，这就是确定性反思，也是人的自我意识最异于动物本能冲动之处，这不意味着人类拥有某种智慧和崇高性，而是这种经常破碎的善良使得人们发现：他们受困于文明和野蛮之间，还不如动物那样纯粹而直接，因为牲畜没有负罪感之类的包袱，但是这种思想的重担，又是重新诠释人类何为的开始。从这里也不难看到犹太教和基督教主体的不同。犹太教出于民族神话，它的上帝就是以敌我划分为第一要务的，所以犹太教的上帝是决断形式的:耶和华是以彻底消灭敌人、保护以色列人为准绳，这个和当代的专政手段相似。基督教继承于犹太教，但是基督教的主体不是上帝，更不只是耶稣本人，而是现代性的主体：这不是笛卡尔的主体，既不是先定的，更不是无所不能的，这里的主体恰好是无能为力的。至此，一神论的极限策略，已经在杨·阿斯曼那里若隐若现了。杨·阿斯曼所说的全球化的一神论就是另一种无神论——一神论极限策略就是自我消解——大胆地承认现世不存在上帝，上帝只是显示独一性（Singularity）——人是上帝的自我意识，即每个人都是上帝，融入历史推进的洪流之中，而成为了自旧转新的奇点（singularity）。耶稣作为消失的中介，就像雷电一样划过夜空，他出现又消失了，而人就在上帝之中，人就是上帝的自我意识。他们需要承担这上帝遗留下来的任务：无神论，作为对这种非实在性的否定，已不再有任何意义，因为无神论是对神的否定，并且正是通过这种否定而肯定人的存在；但是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已经不在需要这样的中介；它是把人和自然界看作本质这种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感性认识开始的。社会主义是人的不再以宗教的扬弃为中介的积极的自我意识，正像现实生活是人的不再以私有财产的扬弃即共产主义为中介的积极的现实一样。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说来是必然的环节。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式和有效的原则。但是，共产主义本身并不是人的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的社会的形式。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相关阅读：
《基督最后的诱惑》：耶稣不是圣人，他是恐怖分子
对《基督最后的诱惑》之女权主义批评
爱，他者，共同体
《娑婆诃》：过度的肛门父亲——宗教外皮下的本土西化寓言
降魔的2.0：现代诸神的不快乐时代
《视差之见》——呵护“绝对”
木棉浪潮是一个青年思想交流的平台
我们秉持进步主义和国际主义立场
我们的主要议题有且不限于
时事热点
哲学、经济学、心理学、历史
文艺批评
地方民俗文化、都市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