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抽奖决定谁能读哈佛和耶鲁合理吗？
眼看就要到高院对“学生公平录取组织诉哈佛大学的校长与教职员案”（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 v.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做出判决的时候了。此案的判决普遍被认为将决定“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简称AA）的命运，美国社会各方面极为关注——法院共收到93份《法庭之友纪要》，其中33份支持原告“学生公平录取组织”（简称SFFA），60份支持被告哈佛。
《法庭之友纪要》的英文原文是amicus curiae brief。Amicus curiae也称为Friend of the Court。中国法律上没有这个概念。这是指与诉讼不相干的第三方以“友情提示”的形式提交给法庭的资料，案子的结果不会影响到他们，法庭也没有义务考虑他们的意见。《法庭之友纪要》通常是权利保护组织或其他类似功能的社会组织提供的，提醒法庭在判决的时候能够不要限制在案件的本身，而是对判决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加以考虑。
有这么多《法庭之友纪要》，是因为大学录取政策不仅仅关系到学生和学校，也关系到社会的方方面面。简单地说，关系到一个社会的公平与公正。
所以，不管高院如何判，不管AA能不能继续生存或以怎样的方式生存，大学招生政策或方式这个重要又分裂的事情，绝对需要被重新审视，以找到一条最接近公平和公正的道路。
大学理应是社会流动的重要工具
美国最自以为傲的社会特征之一就是阶层流动性。通常的说法是social mobility。但更确切的意义是upward mobility（向上移动），代表每个人都有机会爬上更高的社会阶层。
大学应该是社会流动的重要工具之一，尤其是一流学校。这也是当年哈佛校长詹姆斯·布赖恩特·科南特（James Bryant Conant）的理念。科南特1933年至1953年任哈佛大学校长。他被公认为一个有变革精神的校长，哈佛医学院和法学院都是在他的任期内开始招收女生的。
哈佛曾经一直是贵族或上层社会后代通往仕途的专享台阶，而这正是科南特试图打破的。
科南特最重要的一个治学理念是将促进社会流动视为哈佛的己任。他提倡平等主义教育观和多元化。他认为，精英大学作为精英机构，其目的是招收和培训最有才华的学生，使其成为社会的领导者，无论他们的背景如何。
这是一种根本性的变革。科南特的治学理念等于是宣布：哈佛这样的学校，不仅对学生的录取必须公平，同时还必须维护社会正义，即录取标准还有个公正的因素在里面。
所以，大学录取的标准和手段，既要公平，也要公正，两者一个也不能少。
SAT作为招生工具的初衷
科南特不仅拥抱平等主义教育观和多元化，而且也是这一概念最有影响力的实践者，而其最具代表的实践方式就是采用SAT来选择哈佛学生。
SAT的最初版本，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军队用来做智商测试的，被称为“学术能力倾向测试”（Scholastic Aptitude Test）。后经过重组，于1926年首次用于大学对高中生的鉴别。
科南特坚持认为哈佛应该衡量的是天生的智力，而不是对学术科目的掌握程度，以避免给那些上过特权中学的人带来优势。这也是他选择SAT作为招生工具的初衷。
一句话，录取的原则是任人唯贤。
偏向白人和富人的SAT
只是，SAT从来就不是一个不带偏见的招生工具。相反，SAT极具“偏见”，有利于白人和富裕家庭的孩子。
我们现在知道的是，SAT不是一个纯粹的智力测试工具，而是一个可以通过训练获得优势的测试手段。我们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SAT的测试内容历来就是带偏见的。
比如，很多年的SAT类比测试都包括了一个类比问题，要求考生将“划桨手：划艇赛”确定为“赛跑者：马拉松”的正确答案。白人学生的答对率高于有色人种学生——这不是因为先天智商，而是因为他们更有可能知道regatta这个词是“帆船赛”或“划艇赛”。
再如，SAT的正式题目往往都是经过预先测试的。1998年，SAT测试了两个问题，发现黑人学生正确回答一个问题的比例高于其他群体，而白人学生不成比例地正确回答了另一个问题。SAT后来放弃了黑人考生得分高于白人考生的问题，保留了白人学生得分更高的那个。
为什么这样做呢？表面上看，这样的决定并没有种族因素。之所以这样做，原因是，如果测试的问题复制了以往考试的结果，例如整体对错比例或者是白人与黑人的对错比例等都与以往正式考试结果相接近，那么它们就被认为是“好问题”，否则的话就认为题目出偏了。但实际上，“复制了以前考试的结果”，维持的就是以往一贯的白人高比例的好成绩。
所以，SAT有史以来一直是偏向于白人考生的。
藤校未能促进社会流动
科南特的平等主义教育观和多元化，以任人唯贤为手段，为的是达到社会流动的目的，特别是非贵族、无权势平民的向上移动。
但是，科南特达到他的目标了吗？这么多年来，藤校起到了促进社会流动的作用吗？
很遗憾，不仅答案是否定的，而且事实证明一流大学的作用竟然是还加剧了不平等。根据哈佛政治哲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在其《功绩的暴政》（The Tyranny of Merit，这本书的中文版分别译为《成功的反思》和《精英的傲慢》。但笔者认为译为《功绩的暴政》更忠实原意）一书中收集的数据：
在竞争最激烈的大约百所高校中，70%以上学生来自于收入在前1/4的家庭，只有3%来自底层1/4的家庭。
在一流大学中的贫富差距最大。在藤校中，来自顶部最富有的1%家庭的学生数量超过了所有来自底部50%家庭的孩子。在耶鲁和普林斯顿，每50个学生中，只有一个是来自收入在底部20%的家庭。
如果你来自一个前1%的富有家庭，你被录取的机会是一个来自底部20%家庭学生的77倍。
就是说，尽管科南特的初衷是任人唯贤，但学校招生过程中的实践方法偏离了这个目标，成为以“功绩”为衡量标准。这些都与学校的录取方式有关。选用SAT来考察学生的能力只是原因之一。比如，录取过程中对校友家属的照顾几乎是一个没有人能够在道义上为其辩护的不公平因素，而这样的照顾自然就沿袭了家庭的特权。还有，很多对体育运动尖子的照顾也未必有道理。
有不少运动项目因为费用特别昂贵而成为高中产家庭子女爬藤的利器，已经早不是秘密了，像花样滑冰，击剑，冰球等都是这一类的。但就算是比较普及的“廉价”项目，真的走到宝塔尖，也同样烧钱。频繁的训练，一对一的高水平教练，全国各地的比赛，而且运动员要负责教练陪着去比赛的所有费用，这都不是一般的家庭能够承担的。其他如钢琴等有竞争性的项目也是一样。
更严峻的问题是，即便不是一流大学，也没有为学子提供多少流动。经济学家Raj Chetty和他的一个同事团队查看了3000万大学生从1999年到2013年的经济轨迹。他们发现：令人惊讶的是，今天的高等教育在促进向上流动方面作用甚微。
何不抽签招生？
现在对大学是否应该继续使用AA政策的争论越来越尖锐和分裂，该不该用SAT作为录取参考只是该话题的内容之一。问题是，我们辩论时究竟应该用怎样的标准来衡量。
如果我们承认，出于社会正义的原则，大学教育的终极目标应该是为维持社会的流动性服务，那么我们就必须重新审视整个大学的招生方式和毕业生走向的影响因素，因为现在的体制背离了这样的目标。
为此，迈克尔·桑德尔在《功绩的暴政》中提出用抽奖的方式来决定谁能够去藤校读书。
具体来说就是在合格的学生中抽奖（a lottery of the qualified）。这里的关键词是“合格”。
一般我们都是认为，收到哈佛录取通知书的才是“合格”读哈佛的学生。那么这样的“合格”生，一年最多2000左右（见下图）。但桑德尔这里对“合格”有不同的理解。
桑德尔的观点是，现在哈佛每年只录取大约2000人，这是受学校资源的限制，而不是只有这2000人合格。产生这2000人名单的方法，是将招生条件强行理想化地去甄别每一个人，然后从顶部去挑选。但如果以底线去衡量，去除明显不合格的，那么，合格的学生就多得多。而在这样大量的合格候选人中，用抽奖的方式决定录取谁，才是最公平，最合理，也是最有利于学生和社会的。
如果这样做，其实际效果将是，虽然哈佛还是一年只招了大约2000个学生，但人们会懂得，那些没被哈佛录取的学生中，至少有几千可能上万，其“质量”，或者说“功绩”，并不比被哈佛录取的学生差。他们差的只是运气。
为什么抽奖招生居然可能是一种合理的方式？
一个在哈佛任职很久的招生官曾这样说：“有时你会有一种龌蹉的感觉：你可以把成千上万所有的申请全部扔下楼梯，然后捡起其中任何一千个，你会得到一个与（录取）委员会会议决定出来的一样好的一届。”就是说，哈佛招生官对录取手段的不合理心知肚明。
桑德尔说，他严肃认真地考虑了这个招生官的“建议”，认为“这是明智且实际的。即使是最聪明的招生官也无法精确地评估哪些18岁的学生最终会做出最真正杰出的贡献，无论是学术上还是其他方面。尽管我们重视人才，但在大学招生的背景下，它是一个模糊而空洞的概念。也许有可能在很小的时候就发现数学神童，但一般来说，天赋是一件更复杂、更难预测的事情。”
“与其从事极其困难和不确定的任务，试图预测他们中谁是最有功绩的，不如通过抽奖来选择入学班级。”
说回到SFFA诉哈佛案，其实不管站在哪一方，藤校招生时所做选择的权威性和合理性都受到了严厉的挑战，其公平性当然也就同样遭到质疑了。而桑德尔的“抽奖招生”提供了一个非常新颖的角度。
但桑德尔又说，“对合格的人进行抽签最有说服力的理由是要与功绩暴政作斗争”。此话怎讲？
当功绩成为暴政
在《功绩的暴政》中，桑德尔指出，一切以功绩为衡量标准，并不一定会给我们一个理想和公平的社会。相反，过分依赖功绩，很可能会使其成为制造不公平的工具，成为暴政的工具。
他说，在一流大学的录取上，设定一个资格门槛，然后让机会决定其余的事情，对抵制功绩暴政有很大的意义。“这将使高中时代恢复一些理智，至少会在某种程度上减轻那种扼杀灵魂、为履历而做以及追求完美的经历所带来的的压力。这还会有助于消除所谓的任人唯贤所带来的傲慢自大，让人看清真实的情况，即那些登上顶峰的人并非靠自己取得成功，而是依赖于家庭环境和与生俱来的天赋，这些天赋在道德意义上类似于抽签。”
用更直白的话来说，现今哈佛等藤校招生的选择方式不仅不利于高中生的身心健康，还制造了一种被录取的学生比落选学生更优秀的假象，给了他们傲慢自大的理由。而抽奖的录取方式才真实反映了哈佛招生的实质。（其实桑德尔说的傲慢自大从社会层面来说还有更深的含义，但不属于本文讨论范围。）
藤校不能成为“分拣机器”
桑德尔提出这样的招生改革的目的非常明显，他试图避免的就是让藤校继续成为华尔街和咨询公司的人才分拣机器。桑德尔《功绩的暴政》一书中关于大学招生那一章的标题就是“分拣机器”（The Sorting Machine）。
“分拣机器”这个说法点在了藤校问题的关键穴位上。
长期以来，培养社会领袖是哈佛一块耀眼的牌子，这个牌子吸引到了最好的生源，而这个生源正是许许多多特别赚钱的银行、公司、企业、机构追逐的东西。哈佛生去了这样的地方，发了财，又成为回报母校的捐款人。这又从某种程度上保证了母校继续走在靠牌子吸引人的路上。只是，这样一个“金钱上的良性循环”与培养社会领袖有多大的关系呢？而桑德尔提出的抽奖招生方式就是要打破这样的循环。
试想，如果哈佛在设置一个底线的情况下，让抽奖来决定谁被录取，华尔街和那些咨询公司还会继续对哈佛毕业生感兴趣吗？如果他们不感兴趣了，还会有那么多人要死要活地往哈佛这个独木桥上挤吗？是不是SFFA也没兴趣状告哈佛了呢？
可能有人要问：难道这不是证明了哈佛的选择有道理，说明华尔街和那些咨询机构认可哈佛的选择吗？
这话没错。虽然没有正经的研究数据证明，我个人认为哈佛选择的学生的确有一个特点：高智商。我也相信，这是哈佛和华尔街彼此心照不宣的默契。但是，高智商与培养社会领袖有密切关系吗？高智商就是享受最好的教育资源的理由吗？哈佛即便是这样实践了，却绝不敢公开这样说，因为这不符合社会正义的原则。哈佛的地位与其公关形象密不可分。一旦失去了道德高度，哈佛就不成其为哈佛了。
既然成为人力市场的分拣机器已经是哈佛运作的一个潜规则，而这个潜规则并不符合社会正义，那么，现在就是打破这样一个“产业链”的时候了。
抽奖招生会毁了哈佛吗？
也许对抽奖最普遍的反应是，哈佛的生源质量会降低，哈佛也就被毁了。
其实，只要合格的门槛设置得合理，哈佛的生源质量就不会降低。哈佛自己也承认，每年合格的生源远远超过哈佛能够接受的限额。
所谓哈佛是否被毁了，取决于对谁而言，也取决于衡量的标准。另外，说句难听的话，如果哈佛只是靠生源而活，那哈佛的牌子又有什么价值呢？
的确，对依赖哈佛投喂理想雇员的华尔街和咨询公司等，一旦哈佛用抽奖方式招生，的确可能相当于哈佛被毁了。但我们有必要在意吗？难道不是哈佛的社会公义责任更重要吗？
桑德尔在书中提出，验证哈佛的质量是否降低，做个实验就可以了：每个班级都是一半人以传统方式录取，另一半人以抽奖方式录取。以课堂表现，学习成绩以及毕业后的成就，不难比较质量是否有不同。
如果实验的结果是哈佛的质量丝毫不减，是不是告诉我们不该小瞧了非藤校的孩子们？如果藤校这样的招生改革能够让人们达成非藤校也是人才济济，而且其中相当数量的学生并不输藤校的共识，是不是对就业市场和申请大学的高中生都会有深刻的影响呢？
当然，桑德尔提出的实验，现阶段还只是假想，但已有的相关研究结果表明，学业优秀并不能靠谱地预测职业的优秀。在各个行业中，在大学毕业后的第一年，成绩和工作表现之间的相关性，有，但不大，一年之后就更微不足道了。
学业成绩几乎完全不代表创造力、领导力和团队合作能力，或社交、情感和政治智慧等品质，也许更代表学生掌握死记硬背的信息的能力。
事业上的成功很少是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更多的是发现正确的问题。这需要特殊的敏锐和开创性的思维。
在1962年的一项经典研究中，一个心理学家小组追踪了美国最具创造力的建筑师，并将他们与技术娴熟但原创性较差的同龄人进行了比较。他们的发现是：有创造性的建筑师与众不同的因素之一是他们的大学成绩单：他们的成绩不那么稳定，平均成绩只是B。在他们感兴趣的课程上，他们会拿A，而对无法激发他们想象力的课程，他们宁可不花功夫。他们关注自己的好奇心，优先考虑他们认为有内在动力的活动——这最终对他们的职业生涯大有裨益。
这是1962年的研究，那时的学生可以有不那么在乎成绩的“奢侈”。放在今天，有几个学生敢这样做？但在追求完美的今天，又有多少人能看见“看不见”的损失？
教育研究人员卡伦·阿诺德（Karen Arnold）在对以班级第一名毕业的学生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发现，尽管他们通常事业有成，但很少能达到高层。阿诺德解释说：“他们通常安于体制，而不是撼动它。”
获得全A是有代价的。学生都去争取完美成绩，将是社会的损失。而这也都说明，选择人才时，将SAT考分和学校的GPA成绩标准放宽些，是更合理的。其同义语就是，抽奖的合格标准不需要太高。当然，这需要社会各界达成共识，特别是紧密相关的人才市场。
藤校抽奖招生将是广大高中生的福音
爬藤这件事，几家欢喜几家愁。
对爬藤的孩子，高校发榜季就像是法庭判决，唯一的区别是，成功或失败取代了无罪或有罪。要成功的压力使很多学子四年的高中生活笼罩在巨大的阴影之下。不管最后是“成功”还是“失败”，很多高中生的身心健康受到相当大的负面影响。
藤校就那么几个名额，绝对是个零和游戏，竞争不可能不激烈。要不怎么为了个AA，官司打了一个又一个呢。
总听见有人说，藤校应该扩大招生，缓解这个挤破门槛的问题。但是，再扩大也是杯水车薪，也还是零和游戏，不可能发生根本的改变。
但是，如果藤校抽奖招生，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因为这将颠覆人们对藤校非藤校，藤校生非藤校生的认知。高中毕业生不再需要接受成功和失败的裁判，从前他们身上承受的巨大压力彻底烟消云散了。
这是一种怎样的解放啊！他们不再需要为了建立一个“完美”的履历去浪费时间，而是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做有实质意义的事情。
藤校抽奖招生对人才市场应该也是佳音
爬藤的孩子为了进藤校挤破头，人才市场上雇主对藤校生的争夺也同样激烈。而藤校抽奖招生必将促使人才市场的行为发生质变。
一个最直接的效果就是，人们不得不承认一个非藤校生很可能具备一个藤校生同样的价值。其实，事情本来就是这样的，但目前藤校的招生方式造成了一个不合理也不公平的分界线。
如果藤校的抽奖招生会让华尔街和咨询公司等地方放弃那种与藤校联合形成人才“产业链”的实践，那对社会的人才利用也是一个佳音。
毕竟，华尔街不是什么高尚的地方，多少次金融危机都是华尔街的贪心“设计”出的产物。麦肯锡等咨询公司近年来更是丑闻不断，比如麦肯锡在美国阿片滥用危机中起了非常关键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可以说，没有“聪明”的麦肯锡做顾问，阿片危机的恶化程度很可能会减缓不少。所以，最聪明的脑子进入咨询和金融行业未必是好事。
当一流大学成了华尔街或麦肯锡等咨询公司的喂送机器时，当大批天之骄子进入没有贡献、没有创造、没有改善任何东西的行业时，损失的是整个社会。我不禁想起当年在美国做学生时老教授的感慨：“我们那时候，一流人才都是选择做学问，只有二流或三流水平的学生才去华尔街。”
事实上，不少藤校生进藤校的目的是为了找一份高薪工作。如果用抽奖招生，藤校不再是毕业生赚大钱的关系网，是不是很多以高薪为目标的人就会放弃藤校梦？这样是不是反倒各得其所了呢？
抽奖招生中是否还有AA的位置？
桑德尔提出的抽奖招生方案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弹性的东西。针对抽奖方案如何体现对弱势群体的照顾，桑德尔说可以给某些人更多的中奖几率。
比如，假设每个合格的申请人有1次抽签机会，某些被照顾的人可以有2次甚至3次。
曾听见有些人指责桑德尔依然支持哈佛在招生中给予校友亲属的照顾。事实并非如此。桑德尔明确说，他不认为应该给予校友亲属任何照顾。但他又说，如果哈佛就是不肯去除这个福利，那么就可以给被照顾人更多中奖机会。
他还说，所有的福利都应该以这样的方式兑现，其好处是公开、透明，一切都在光天化日之下。我说，另一个好处是还量化了。以前都是暗箱操作，我们不知道谁谁获得了多少照顾，现在就可以用量化的方式反映出他们享受到的福利。
对福利的量化，也有助于人们讨论，这样的照顾到底是不是合理。
结语
半个多世纪前，人们对高等教育大多选择就近入学。结果就是更均匀的人才分布，更健康的竞争市场。普通大学毕业的人，也可以轻松获得现在似乎只对藤校生开放的职位。也许抽奖招生能够让我们再次接近那样的社会环境。
现在的爬藤竞争太不健康。为什么现在藤校招收的都是高智商的人？就是因为竞争太激烈了，每个爬藤娃都必须超越自己的极限。这种情况下，高智商的自然有很大优势。只是，衡量人才，寻找将来可能有成就的人，智商绝对不应该占有这么大的比重。更重要的是，长期超负荷运行，不仅对孩子们的身心损害很大，还扼杀他们的灵性。
最后与读者分享作家安娜·昆德兰（Anna Quindlen）“什么也不做很重要”（Doing Nothing Is Something）一文的部分内容翻译，看她说的是不是有道理：
暑假到了，好激动。想起自己孩时的暑假，没什么事情可做，即使去夏令营也无非是瞎玩，很无聊的夏天。但也正是这些造就了我，作为一个人，一个作家。无聊之时，正是我们真正成为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不相信不经历无聊就能写出诗、作出曲，能成为演员。相反，我们需要相当多的无事可做的阶段。正是在这样的阶段中，悄声移动的时间滑轮，点燃我们的创作欲，滋养我们具创造性的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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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心理研究显示，被我们称为“什么事也不做”的时间，正是人经历其最佳思维的时候，正是创造灵感来造访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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