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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所】徐昊——基于三种包豪斯问题的乌尔姆设计学院设计政策研究

徐昊 天台学设 2021-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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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学术界对包豪斯的重新探究引发了人们对包豪斯的重新认识。这次,天台学社为大家带来的文章,则可以带我们领略乌尔姆设计学院有别于包豪斯的设计政策。


下面是徐昊老师的文章

《基于三种包豪斯问题的乌尔姆设计学院设计政策研究》


徐昊XU HAO 


博士 副教授 

徐昊,1976年生于青岛。中央美术学院设计艺术学博士,德国伍珀塔尔大学设计硕士。现任青岛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视觉传达设计领域的教学和研究。承担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1项,主持和参与省级科研项目多项,作品入选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多次获得全国性设计大赛优秀指导教师奖。



基于三种包豪斯问题的乌尔姆设计学院设计政策研究①

A design policy shift based on three Bauhaus issues in the Ulm School of Design


徐昊,青岛大学美术学院


[摘要]乌尔姆设计学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在设计领域继包豪斯之后的又一个国际性教学和研究中心,也是一所充满着传奇色彩又饱受争议的学校。由于它在国际上的重要影响力以及存在的时间很短等方面原因,所以至今也常被拿来与包豪斯进行比较。无论是在乌尔姆设计学院创建前还是成立后,对于如何看待“包豪斯”的问题上始终存在着争议与矛盾,大体上可以归结为“续包豪斯化”、“新包豪斯化”和“去包豪斯化”三种倾向。这三者在乌尔姆设计学院存在的十几年间此消彼长,和学院发展改革的命运紧密相连,上演着一幕幕设计教育改革和设计理论探索的悲喜剧,同时也丰富了国际上研究包豪斯问题的视角。

[关键词]乌尔姆设计学院;包豪斯;设计政策



[Abstract] The Ulm School of Design is an international center that following the Bauhaus in Germany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the design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It is also one of legendary and controversial school. Because of its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and time is very short and for other reasons, people often compare it to the Bauhaus. Whether before or after it is created, in the issues of "Bauhaus" are always controversial and contradictory. Generally classified three trends “Re-Bauhaus”, “Neo-Bauhaus” and “De-Bauhaus”. These three exist one after another in the Ulm School of Design,closely related to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nstitute’s fate, showing the scenes of tragicomedy which explore the reform of design education and design theories,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enriches the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on the issue of Bauhaus.


[keywords] The Ulm School of DesignBauhausdesign polic
























一、前言


2019年正值包豪斯诞生一百周年,世界各地纷纷举办各种活动来纪念这所在世界艺术史和设计史上独树一帜的学校。近十年来,中国设计学界与包豪斯的交集可以从2010年的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举办的“包豪斯道路——历史/遗泽/世界和中国文献展”的回顾展算起,展览对包豪斯的历史及其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的历史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使包豪斯的话题一度成为设计界讨论的热点。对于包豪斯的历史我们耳熟能详,如今中国许多高等设计院校的课程中的许多内容都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包豪斯课程体系,可以说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包豪斯的继承者。包豪斯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设计学界对于包豪斯的接受可谓正面评价多于负面评价,甚至一度有全盘接受挪用包豪斯课程体系的说法,以适应中国设计基础教育的改革之势。尽管关于包豪斯在中国当代美术教育中是否“过时”曾引发过激烈的争论,②但大多数学者对这次争论所产生的久违的学术争辩之气赞赏有加。在中国设计教育改革正在不断完善和深化的今天,包豪斯自然是无法回避的话题,重新认识其当代价值,将对中国设计教育大有裨益。若要找出认识包豪斯问题的样本,我们不妨把目光转向德国现代设计史,包豪斯也同样经历过批判与继承的问题,最有代表性的当属乌尔姆设计学院(the Ulm School of Design)对包豪斯问题的批判史,即“续包豪斯化”、“新包豪斯化”和“去包豪斯化”的设计政策与观念的博弈过程。如果能把乌尔姆设计学院对包豪斯问题的设计政策转向作一番梳理和规整的话,不仅可以对包豪斯在国际上,尤其是在德国的批判与继承问题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而且对于中国设计教育界,包豪斯问题如何能够引发传统设计文化在当代社会的价值转化的思考,那么这个研究也就具有了一定的学术价值。























二、续包豪斯化:延续情结


现代设计兴起的早期阶段尤其以德意志制造联盟(Deutscher Werkbund)与被称为现代设计摇篮的包豪斯为代表的德国现代设计,以异军突起的姿态形成了20世纪前三十年欧洲现代设计的高潮,后者更是在设计教育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过短暂的沉寂与重建,德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其现代设计的发展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乌尔姆设计学院在一批有着新文化意识,致力于设计教育的精英们的努力下,成为20世纪五十到六十年代德国在设计领域教学和研究继包豪斯之后的又一国际中心,也是当时设计思想最进步的设计教育机构之一。乌尔姆设计学院的成立,也让“包豪斯”这个一度隐匿了的关键词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就乌尔姆设计学院所处的时代背景而言,包豪斯不仅仅是一所曾经辉煌过的学校,更是曾经被纳粹扼杀的德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代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代表着抵抗纳粹德国的包豪斯不仅有着愈发显赫的国际声誉,而且也是浩浩荡荡的现代主义运动的缩影。设计学者托马斯·马尔多纳多(Tomás Maldonado)指出,包豪斯“并不满足于反映世界,它也尝试去改变世界”,正因为它“面对的是未来”,所以其创举“承载了最深的精神疏离与瓦解的符号”。

事实上,自1949年11月起,在作为乌尔姆设计学院前身的乌尔姆国民大学(Volkshochschule)里,一场涉及是否应当参照包豪斯的教学模式,是否沿用包豪斯课程体系,以日常生活的设计为工作方向的争论就已经出现了开始了。可以说,在乌尔姆设计学院的创建史中,“包豪斯”这个名称是最重要的标签之一,很多的争议和矛盾也体现在对包豪斯问题的理解上。第一任校长是瑞士人马克斯·比尔(Max Bill),他在1927-1929年在德绍包豪斯求学,正是由于其学缘背景,他愈来愈渴望与包豪斯“接轨”,即他认为要把乌尔姆设计学院的定位集中到包豪斯的“传承者”这个角色上。比尔认为,在乌尔姆设计学院里的包豪斯人越多,就越能规避学院发展中的错误,并借助这些宝贵的经验,来保障乌尔姆设计学院的新思想、理念等。④比尔急切希望聘请以前的包豪斯教师来到乌尔姆,于是包括了来自芝加哥伊利诺伊技术学院的瓦尔特·彼得汉斯(Walter Peterhans)和来自耶鲁大学的约瑟夫·阿尔伯斯(Josef Albers)和曾在包豪斯担任过印刷作坊负责人的朱斯特·施密特(Joost Schmidt)的妻子,也曾在包豪斯学习过的海伦娜·诺内-施密特(Helene Nonné-Schmidt)受到了聘用。

1955年格罗皮乌斯在乌尔姆设计学院成立开幕式上

从建校纲领上和美学上的定位就可以看出,乌尔姆设计学院传递出“延续被纳粹中断的现代主义”的信号。比尔认为,他选择包豪斯人加入乌尔姆设计学院的动机,是希望学院里“必须要有一些经历过的和应该经历的知识。”⑤可见,在比尔的建校设想中,政治的考量占了很大的比重。比尔计划首先由彼得汉斯、阿尔伯斯和诺内-施密特三人轮流讲授基础课,形成决定性的教学力量,从而保证了基础课的唯一性和理想面貌,⑥也是他所关心的乌尔姆设计学院继续成为包豪斯的关键所在。至此,我们看到比尔所做的工作就是要让乌尔姆设计学院“续包豪斯化”。但是由此判定比尔是全盘“移植”了包豪斯的核心内容,则有失偏颇。他的这种“续包豪斯化”,虽有部分“复古”的意味,但他清楚地意识到,包豪斯与乌尔姆设计学院性质的不同:前者是国立院校,后者是私立院校。对乌尔姆设计学院来说,包豪斯的某些组织经验可能并不切实际,而且比尔一度强调成为“包豪斯”的目的“不是尾随,而是超越”,但比尔在乌尔姆设计学院里为画家及雕塑家设立工作室的做法,仍然还是一种包豪斯的“翻版”。同时,他对乌尔姆设计学院的未来充满信心,声称能实现人们对他的期盼,“再一次给流浪的包豪斯灵魂一个栖居之所”。⑦在1951年写给前包豪斯的校长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的信中,比尔曾征求他的意见,是否可以将乌尔姆设计学院命名为包豪斯。莫霍利·纳吉(Moholy-Nagy)在美国新包豪斯学校的经验也使格罗皮乌斯有了可以延续其理想的信心,所以他在回信中认为“搭建与过去的桥梁是有益的”,并没有反对使用包豪斯乌尔姆这个名称。⑧但是最终,比尔试图让学院使用“乌尔姆包豪斯”名字的提议被校董会的大多数决策者否决了。

1956年比尔上课的场景






















三、新包豪斯化:结构转变


乌尔姆设计学院在师资队伍的结构上是国际化的,这点和包豪斯十分相似。作为学院为数不多的德国教员,奥托·艾舍(Otl Aicher)坚持认为乌尔姆设计学院将因包豪斯的盛名而疲惫不堪。在他看来,所谓包豪斯的“声望”早已是一个充满负面的词汇。他所希望做的正确的事就是“不要制造出第二个包豪斯,不要重复”,甚至要“刻意”地从包豪斯中分离出来。⑨艾舌认为,由于二战后德国的物质、政治和文化环境与魏玛共和国时期的社会情况有着极大不同,所以人们根本不会想到对于包豪斯的借用关系或相互作用。⑩艾舍对于包豪斯的态度其实并不难理解,作为一个经历过纳粹迫害岁月的德国人来说,艾舍倾向于选择一条全新的文化推动之路,他把这种文化推动之路称之为“实现灵魂的重建”。这位在魏玛包豪斯成立三年后才出生的年轻人,没有比尔那一代人在包豪斯的学习经历,在对于传统与历史遗产的问题上,他们显得更为坚决,认为过去的消极因素远大于积极因素,因此他们试图摆脱过去的阴影,一切从零开始。这种由文学界发起的“零点思维”在当时德国的精英知识分子中极具代表性。对于那些想要恢复魏玛共和国时代繁荣的文化生活的人来说,包豪斯的悲剧性并非出于其本身,或者说它的文化使命仍未停止。文化保守主义分子在选择文化美国化或传统化的过程中明显更倾向于后者,而这显然与“零点思维”是针锋相对的。此时,德国的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正处于一个完全更新的国家、经济和社会中,重建的经历必然不会摆脱过去的持久影响,这也触碰了知识分子和同时代人最为敏感的神经,他们在摆脱旧制度和站在美国身后的选择之间徘徊。作为乌尔姆设计学院的最主要的创办人英格·绍尔(Inge Scholl)的态度则显得有些折中,基本上介于比尔和艾舍之间,她更倾向于一种“新包豪斯化”,因为利用包豪斯的名望能给她的计划带来不可取代的宣传效应,所以她才会向当时的德国总统提奥多·豪斯(Theodor Heuss)表示,“德绍包豪斯的传统在今天的形势下会以一个符合实际的形式延续下去”,⑪她也明确地表示,包豪斯的思想将重新回到德国,并在乌尔姆设计学院扎根,“能集中于年轻一代之手传递下去。”乌尔姆设计学院信息系主任盖特·卡洛(Gert Kalow)则用更具宏观的“结构转变”的视野来区分二者,他认为“包豪斯是针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的德国的内部混乱局势所做出的一个结构性的回应,而乌尔姆设计学院则是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状况所做的回应。”⑫


1958年艾舍在课堂上


乌尔姆设计学院创建后,对于包豪斯问题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如何理解艺术、设计和社会文化关系上。事实上,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是建校前包豪斯话题的延续和扩展,这涉及到整个学校的运作和管理。艾舍认为,当时的乌尔姆设计学院必须“回头”,“必须要回到事物、回到器物、回到产品、回到街道、回到日常生活、回到人”,尽管他有从事艺术工作的背景,但他始终认为,“该做的不是为艺术添加几件作品,而是要指出,今天的文化必须把整个生活当成主题。”艾舍坚持“避免让设计又变成了一种应用艺术”,而包豪斯要解决的正是“设计究竟是一种以基本形式呈现的应用艺术?还是一门得由其任务设定,由其使用、制造与技术所规范的学科?”。从历史上看,渗透在包豪斯教育中的仍然是由艺术衍生出来的几何风格,所以它受装饰主义运动的影响要大于受现代工业生产方式的影响。艺术在乌尔姆设计学院的地位引起了矛盾,其根源在于比尔依旧认为造型者的地位高过工程师,他的这个观点对于那些如在工业设计界早已闻名的汉斯·古格洛特(Hans Gugelot)等人来说,显然是不能接受的。艾舍认为,“造型者与工程师是以不同的观点、视野来处理一件事情。后者注重技术的效能,而前者注重使用与造型。”⑬

当上校长后,比尔试图寻找一个适合设计学院基础课教师岗位的人选,因为他知道,像阿尔伯斯等包豪斯人是以客座讲师的身份来到乌尔姆的,按照校方规定,他们的授课是临时性的,把所有的希望寄托于几个包豪斯人身上显然也非长久之计。1954年,在比尔的邀请下,马尔多纳多来到了乌尔姆,比尔相信这个阿根廷年轻人能胜任基础课教员的角色,这对后来的乌尔姆设计学院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乌尔姆设计学院,学生在修完第一学年的基础课程之后进入到各个系继续学习。和包豪斯类似,学院的基础课对于整个设计教学体系具有重要意义。马尔多纳多在回顾包豪斯的基础课时认为:“包豪斯教育的影响,尤其是它的基础课,能在这个国家所有重要的艺术、建筑和手工艺学校中见到,包豪斯人在文化和学术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1953年到1958年的基础课明显带有包豪斯的痕迹,除了彼得汉斯、阿尔伯斯和诺内-施密特之外,还有伊顿(Johannes Itten)这位前包豪斯教员在短期内也在乌尔姆设计学院上了几堂课,但他的冥想与行动教学法似乎不再神秘,也没有再给人留下更深的印象。

自从包豪斯关闭后,关于如何接受基础课的话题,在许多艺术设计院校中显然有数不清的版本。伊顿、纳吉、克利和康定斯基的教学成果已经席卷了全世界的工艺美术学校和设计学院。自20世纪中叶以来,大多数建筑和设计学校主张遵循包豪斯基础课的信条。包豪斯关闭二十年之后,乌尔姆设计学院为包豪斯基础课系统地提供了一个新的落脚点,并使得真正重新评价包豪斯基础课成为可能。随着比尔辞去校长一职,淡出基础课教学的舞台时,马尔多纳多开始进入这个颇具争议的领域。马尔多纳多的贡献在于,将多学科的内容引入到基础课的视觉训练的模式中,即具有抽象形体的知识,扩大了对设计形式话语的普遍认知(形式、色彩、结构)。与包豪斯的基础课相比,马尔多纳多始终强调“从做中学”(Learning by doing)与理论相结合的教育哲学:“(包豪斯教学法,特别是它的基础课)对抗死板且咬文嚼字的‘新人文主义’和学院教育的僵化。它有争议地强调直觉和行动的表达,尤其是‘从做中学’。这个教育哲学现在处于危机之中。它没有能力在理论和实践的新关系之间去接受最新创造的科学发展。我们知道,今天带有实践的理论和带有理论的实践必须是融为一体的。一味的蛮干与纸上谈兵在今天都是不可能的。”⑭显然,马尔多纳多等人与大部分艺术教育家的观点是不一致的,并且试图逐步与追求学生创造能力,漫无目的地发挥的包豪斯传统脚步相脱离,由此产生了基础教学的新理念。在他的论文中,他也表达了自己在基础课上的决心:“我们能够从包豪斯大师的教育思想中分离,这也表明包豪斯并非奇迹。”⑮马尔多纳在基础课上扩展了内容,他把对称理论和视觉拓扑学两个领域的敏锐洞察力放入了基础课中。此外,马尔多纳多还对数学有着浓厚的兴趣。通过这些训练,马尔多纳多让基础课充实了“可运转的、可操作的、真正的知识”。⑯


学生“球的二等分”作业























四、去包豪斯化:自我救赎


可以肯定的是,像乌尔姆设计学院这样一所新型的现代化学校,一个新的国际化的工业、艺术和政治的精神联合中心,是不可能摆脱包豪斯时代的影响的。借用与移植包豪斯的精神财富已经成为学院创办人讨论最多的话题。与包豪斯相结合、以国民大学为基础、设立设计学科、对政治和新文学的补充,这些方法逐渐勾勒出乌尔姆设计学院独特的面貌。可以说,乌尔姆设计学院的发展尤其是在前几年,是围绕着对包豪斯的继承和批判的话语展开的。之后,乌尔姆设计学院迫切地想与包豪斯划清界限,走出一条自己的新路,不仅调整了基础课教学,甚至还包括对诸如“美”、“艺术”和“工艺美术”等观念的回避与排斥。

1958年的布鲁塞尔世博会上,马尔多纳多作了一场其学术生涯中十分重要的题为《工业中的新发展和产品设计师的教育》的报告。⑰他指出,首先必须与有着工艺美术运动根源的包豪斯表现主义的创建阶段保持距离,这对于乌尔姆设计学院的发展非常必要;而与此相关的,则是对设计工作中美学偏好的否定。马尔多纳多介绍了包豪斯带有“工业生产的理性美学”的开创性的新范畴,并提醒人们注意其中所隐含的“形式问题应该以艺术的方式来解决”的态度。马尔多纳多指出,在传统的认知中,产品设计常常被视为“艺术”,从莫里斯到“优良形式”都是如此,但这种观点必须改变,因为不仅艺术的前提,而且经济的前提都已经被强烈地改变了。⑱

1963年,马尔多纳多在乌尔姆设计学院校刊《ulm》的第8和第9期的合刊中,对包豪斯在乌尔姆设计学院的当下意义作了一个总结,同时也为乌尔姆设计学院与包豪斯的若即若离的关系画下了清晰的分界线。这篇《包豪斯还有现实意义吗?》的文章随后引起了格罗皮乌斯等人与马尔多纳多在部分观点上的争论。当然,马尔多纳多对包豪斯的历史价值还是给予了高度的肯定,他认为,“包豪斯在技术文明上显露出一个人文主义的视野,也就是把人类的环境看作是一个新的‘具体的设计领域’。虽然当时包豪斯的尝试没有成功,却在德国引发了一场开放的和进步的文化运动。……包豪斯教育的影响,尤其是它的基础课,能在这个国家所有重要的艺术、建筑和手工艺学校中见到,包豪斯人在这儿占据了在文化和学术生活中的极有影响力的位置,德国各大报纸几乎连续不断地刊载关于包豪斯或者关于在魏玛、德绍和柏林大师与学生们的作品。”⑲马尔多纳多认为“当下的设计和设计教育不同于二十年代,也不可能相同”,包豪斯已经不是代表着一个20世纪艺术或建筑运动的名字,而是另一个“有现实意义的包豪斯”。马尔多纳多承认,当今“技术文明的人文视野不足”,会把新的世界引向严重危险的境地,毫无疑问的是,历史会重复上演,“如果把1923年的包豪斯当时同样的个性和创想移植到1963年的德国的话,那么四十年前包豪斯所遭受的攻击,肯定同样会用在乌尔姆设计学院的身上。”文章一经发表,立刻引发了包括格罗皮乌斯等人的回应。格罗皮乌斯基本同意马尔多纳多对于包豪斯的评价,认为包豪斯在他的领导下寻找一条“新的生活之路”,这是一个社会问题,“如果没有这些,包豪斯的努力只是一场美学的行动”。马尔多纳多始终认为,把包豪斯“拟古化”或“神圣化”是不恰当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赋予包豪斯传统一个鲜活的内容”。当然这个“鲜活”指的是批判的态度而不是固执的态度。他提出,在乌尔姆设计学院目前正好有机会来检验,是否“设计师未来的教育存在于一个具体化中,而不是在一个教育方法的个性化中”的正确性。


1966年课堂上的马尔多纳多


显然,在马尔多纳多的眼中包豪斯代表了一个符号,确切地说,是与传统的工艺美术和艺术纠缠不清的文化关联性符号,那些把包豪斯奉为神明或者企图把包豪斯移植到任何教育场所的人,都无法在新的工业社会中找到现实主义的出路。《包豪斯还有现实意义吗?》一文写于1963年,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自乌尔姆设计学院1953年成立十年来,“包豪斯”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即使学院中所谓的“前包豪斯人”早已人去楼空,但是有关包豪斯的讨论在媒体的大肆宣传下得到了更多的关注,这的确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比尔离开学院后,学院转向寻找方法、科学和技术的主题,这些变化不仅体现在课堂教学的新内容中,而且在新研究所的工作中也有所涉及。在科学话语的介入中,人们也看到了乌尔姆人对当代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术语和知识的渴望。但是,当学院的教学后来甚至走向了“唯方法论”的方向时,学院看起来更像是一所工程技术学院,乌尔姆设计学院开始重新思考设计、科学与艺术之间的关系,不过最终留给学院调整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了。

在乌尔姆设计学院经历了十五年的寒暑后,其作为私立教育机构的身份越来越无法在以国有化教育为主导的德国教育改革中保有一席之地,同时学院也带着尖锐的矛盾和不堪重负的财政危机,最终导致学院被迫关闭。此时,“包豪斯”这个字眼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尽管其中具有的讽刺意味远比象征意义大得多。自马尔多纳多1963年发表了《包豪斯还有现实意义吗?》一文后,我们很难在乌尔姆设计学院的出版物中看到包豪斯的“身影”。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乌尔姆设计学院的出版物《ulm》杂志出版于1958年,此时的比尔和大部分包豪斯人都已淡出了人们的视野,随着马尔多纳多担任主编,我们也很难再从此刊物中看到包豪斯人的只言片语。1968年5月,斯图加特举行了包豪斯成立五十周年的纪念活动,而在开幕式上就出现了为了乌尔姆设计学院的生死存亡而奔走呼号的学生,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眼前的景象又让人回忆起了1933年那个曾经辉煌又戛然而止的教育机构关闭上大门的一幕。《ulm》杂志在第21期,也就是最后一期中还刊登了乌尔姆学生抗议学院关闭的声明和海报。海报中出现了“救赎魏玛包豪斯”和“救赎乌尔姆设计学院”的字样,海报直接切中了包豪斯与乌尔姆设计学院悲剧命运的共同点。


《ulm》第21期的封面























五、结语
历史学家总是喜欢给事物授予各样的头衔,即使是像乌尔姆设计学院这样一所具有传奇色彩的学校,也始终无法摆脱被冠以“第二个包豪斯”的称号。包豪斯既是乌尔姆设计学院联结传统文化使命的基石,但有时候也可能演变成迈向新的工业发展的绊脚石,既是乌尔姆设计学院赢得政府和公众支持的筹码,又是它走出自己特色道路的代价。“包豪斯”概念提出的目的在于,德国人想在传统文化中寻找一种“价值典范”,因为这一典范在抵抗纳粹的斗争中扮演着英雄的角色,甚至带有“完美”的光环,而这个样板正是德国重建阶段所亟需的精神力量,在这种精神力量的感召下,可以汇集更多的资源来完成新的教育使命。然而,随着社会经济基础的恢复和工业生产方式的转变,英雄主义的光环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抱残守缺的代名词,这也反映了时代变革中知识分子思想观念的微妙变化,同时也印证了后来乌尔姆设计学院对设计教育与设计认识的科学化的倾向。但是必须指出,我们不能说有些人的观点是一成不变的,因为在包豪斯的问题上,许多现象或个人所表现出来的矛盾性和复杂性远非只言片语就能说清。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有些人观点有其时代性,在时代背景的巨变和设计政策的转向上有些人对设计的理解更为宽泛和现实。“续包豪斯化”、“新包豪斯化”和“去包豪斯化”之间更多的是看待问题的角度和出发点不同而已,绝非孰对孰错。可以肯定的是,在对包豪斯问题进行继承和批判的过程中,上述三种倾向是此消彼长的,共同形成了设计学院设计思想和设计政策的动态变化。当然,之所以对这些倾向进行称谓上的归类,主要是为了更清楚地理解乌尔姆设计学院内部对包豪斯问题的多元观点,同时也丰富了我们研究包豪斯问题的视角。乌尔姆设计学院对包豪斯的继承与批判,是典型的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价值转化问题上的缩影,也是对当前我们所面临的设计问题的反思,其中有些看似老生常谈,但却是设计教育改革的必经也是必要之路。

参考文献:

[1]《ulm》1-21/ 1958-1968

[2] 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史论部编译.许平、周博.设计真言[M]. 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10年版.

[3] [德]赫伯特•林丁格编. 包浩斯的继承与批判——乌尔姆造型学院[M]. 胡佑宗,游晓贞,陈人寿合译. 台北:亚太图书出版社,2002年版.

[4] [英]弗兰克•惠特福德. 包豪斯[M]. 林鹤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

[5] René Spitz, HfG Ulm. Der Blick hinter den Vordergrund. Die Politische Geschichte der Hochschule für Gestaltung Ulm 1953-1968, Stuttgart/ London.2002


注释:

本文系第三届设计学论坛(第三卷)入选文章,略有删节。

2003年翟墨在《美术观察》杂志发表了《批评包豪斯》的文章,一石激起千层浪,2004年唐星明同样在《美术观察》上以《包豪斯在中国真的过时了吗?》一文回应,从而引发了一场关于包豪斯在中国当代美术教育中是否“过时”的大论战。

马尔多纳多,“包豪斯还有现实意义吗?”,载《ulm》第8/9期,1963年9月,第13页

参见Spitz, Réne,HfG Ulm. Der Blick hinter den Vordergrund. Die Politische Geschichte der Hochschule für Gestaltung 1953-1968, S.86.

⑤ 1953年1月8日比尔给彼得汉斯的信,引自Spitz, Réne,HfG Ulm. Der Blick hinter den Vordergrund. Die Politische Geschichte der Hochschule für Gestaltung 1953-1968, S.155.

其中阿尔伯斯1953年-1955年和1958年-1959年两次担任基础课教程;诺内-施密特曾于1924年-1929年在包豪斯学习,1953年-1958年担任基础课教程;彼得汉斯曾在1929年-1933年包豪斯摄影工作室进过修。详见德赫伯特·林丁格编,《包浩斯的继承与批判——乌尔姆造型学院》,第288页附录

Spitz, Réne,HfG Ulm. Der Blick hinter den Vordergrund. Die Politische Geschichte der Hochschule für Gestaltung 1953-1968, S.124.

1951年11月格罗皮乌斯给比尔的信,引自Spitz, Réne,HfG Ulm. Der Blick hinter den Vordergrund. Die Politische Geschichte der Hochschule für Gestaltung 1953-1968, S.113.

Spitz, Réne,HfG Ulm.Der Blick hinter den Vordergrund.Die Politische Geschichte der Hochschule für Gestaltung 1953-1968, S.114.

艾舍,“包浩斯与乌尔姆”,载德赫伯特·林丁格编,《包浩斯的继承与批判——乌尔姆造型学院》,第134页

1950年3月27日绍尔给豪斯的信,引自Spitz, Réne,HfG Ulm. Der Blick hinter den Vordergrund.Die Politische Geschichte der Hochschule für Gestaltung 1953-1968, S.79.

卡洛在1957/58学年开学时的讲话,载德赫伯特·林丁格编,《包浩斯的继承与批判——乌尔姆造型学院》,第181页

艾舍,“包浩斯与乌尔姆”,载德赫伯特·林丁格编,《包浩斯的继承与批判——乌尔姆造型学院》,第134-139页

马尔多纳多,“工业中的新发展和产品设计师的教育”,载《ulm》第2期,1958年10月,第39-40页

同上,第39页

同上,第40页

马尔多纳多在1958年9月布鲁塞尔的世博会之前就已经在1957年4月的伦敦当代艺术学会、1957年11月哥本哈根皇家美术学院、1957年11月德国大使馆和斯德哥尔摩工艺美术学校中谈论了产品设计师的教育。参见《ulm》第2期,1958年10月,第43页

马尔多纳多,“工业中的新发展和产品设计师的教育”,载《ulm》第2期,1958年10月,第25-40页

马尔多纳多,“包豪斯还有现实意义吗?”,载《ulm》第8/9期,1963年9月,第5-13页

格罗皮乌斯1963年10月22日给马尔多纳多的信,载《ulm》第10/11期,1964年5月,第62-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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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昊

编辑:陈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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