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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所】卢川：反“机器”的语义与哲学——当代技术哲学与中国设计理论辨析
作 者 简 介
卢川/Lu Chuan
西安美术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为现代艺术与设计的历史及理论
《反“机器”的语义与哲学——当代技术哲学与中国设计理论辨析》
卢川 Lu Chuan
摘要：在现代设计的认识论中，“机器”兼具工具与客体双重概念。首先，对“机器生产”的抗争与反思构成了现代设计的美学起点；其次，以“机器”为隐喻的现代生产与社会组织方式对人的“异化”，作为技术哲学所热议的主题，已经引起了设计学界的重视。同时，机器发展所营造的“景观社会”，正在实现媒介信息对客观物象的取代，以“实体”为结果的传统设计观念，其合理性正在遭受质疑。上述问题以“机器”为表征交织在一起，为我们描绘“艺术设计”今日的伦理和使命提供了语境。
关键词：反机器主义，设计学，异化，技术哲学
壹
Ⅰ
机器与人
在《潘多拉的种子》一书中，基因学家斯宾塞·韦尔斯通过研究人类从狩猎进入农耕社会的体质变化，发现农业生产在为人类摄入更为稳定的碳水化合物的同时，也导致了健康上的某些负担。尤其在驯化与饲养家禽的过程中，过多的人畜接触带来了更具传染与毁灭性的病毒。韦尔斯由此质疑，稳定夯实、甚至溢满过剩的物质，在使人类变得更好吗？[[0]]
十八世纪以降，以机器化生产为核心的工业文明使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剧变。正如霍布斯所隐喻的深海巨兽利维坦（图一），机器在代替人类本体进行劳作的同时，不仅将人从生产中解放出来，还意味着人类在“出于理性”的前提下，放弃相应的“自然权力”，并通过契约进行着社会重组。与韦尔斯针对农耕文明的质疑极其相似——在新的社会组织下，人类在享受生产革命所带来的福利的同时，又在暴力与哲学两极，不断对“机器”这一福音信使进行着抗拒与反思。
暴力形成了人类反抗机器的初期形式。十九世纪初，在英国的兰开郡、约克郡和诺丁汉郡，大量的生产者因不满机器制造所带来的失业危机，以暴力破坏生产工具的行为来维护自身权益并表达自己的不满。反抗过程中，因工人曾以“卢德将军”为署名对工厂主发出过威胁，该运动又被称之为“卢德派”。
纵观历史，技术革新与传统生产方式之间的对抗并不是工业时代的特殊发明：1453年,尽管德国印刷工匠约翰·谷登堡已经完成了活字印刷的革新并证明其切实可用,但为了防止失业，中世纪以来便诞生的抄写员行会硬生生将这一文明福音推迟了20年；17世纪中期，当高效的新型纺织机被发明时，荷兰南部的小生产者同样对其进行了强烈的反抗，以保全自己的饭碗。[[1]]“卢德派”在表相上延续了这些技术发展史中不甘淘汰的历史逻辑，并因其粗暴直接的行为方式，往往被人们标以短视甚至愚昧的标签。
而同时，在现代设计的历史中，以威廉·莫里斯为首的英国“艺术与手工艺运动”被视作现代设计的起源，很大程度上恰恰出于对机器大生产的反抗。正是通过对“机器生产”的逻辑与美学的辩驳，一种重视人的感知与愉悦的制造价值观得以生成，并就此确立了现代设计的基本立场——设计，是为了解决人的需求与问题，而并非一味地追求效率并反噬人的能动与自由。
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对这一现实进行了精准的描述，自此，反抗机器不再被视作某种历史的逆流，而成为社会发展中一种重要的辩证思维。
正如马克思所说：“工艺学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2]]现代设计理论包含着对造物伦理的思考，人与机器的关系，实际上是人塑造自身的逻辑与愿望的投射。只是历史中从未有一项工具像机器这般，在前所未有地满足人的愿望的同时，又在深刻地塑造一种全新的逻辑而反作用于人。
Ⅱ
Ⅱ
作为隐喻的“机器”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种被称为“新卢德主义”（Neo-Luddism）的批判思潮于西方兴起。与一百多年前破坏生产工具的暴力行为不同，“新卢德主义”的“反抗”已经上升为针对广义的“机器”的批判——其中既包含针对生产方式的批判，也包含对“机器式”的价值观与组织逻辑的批判，同时，还包含对其批判的反思，即“否定之否定”。与旧时代抢占人类工作机会的机器相比，新时代的“机器”明显承担着更为复杂的内涵。
机器生产，首先意味着生产工具与生产力的重组，大量劳动力为此远离耕种的故土，从而聚集成现代概念的城市。新的聚落所带来的现代城市与生产方式，被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描述为：“丰富多彩的社会制度……把一切事物集中组织起来，形成世界有史以来最有力量，最有向心力，最有扩张性的社会制度。”[[3]]
在其代表作《第三次浪潮》中，托夫勒提出工业文化所带来的标准化与专业分工，决定了现代社会的基调——高度一致的行为与趣味，以及高度专业化人才的“工具化”。同时，他借此肯定了现代国家在推动这一趋势背后所起到的作用。而福柯则将现代国家引申为一种“权力压抑模式”的生成，并产生了相应的“权力支配技术”。福柯认为，与现代社会相反，在权力机制尚未完善的“古代社会”，道德主体由“自我技术”所支配——“个体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或者他人的帮助，进行一系列对自身身体、灵魂、思想、行为及存在方式的操控，以此达成自我的转变。”[[4]]比如，与后世（如基督教文化以及现代社会的性伦理）的性禁忌不同，古希腊对性的限制完全出于个人的自律与价值观，从而在“自由”的语境中形成个人的实践与塑造。
在今日，福柯的批判逻辑既然适用，比如我们可以借此窥探到当下健身文化的盛行背后，所隐藏的中产阶级的趣味与话语权。同时我们看到，“自我技术”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追逐生产过剩的批判——当人的生产与造物，已不出于人自身的需求，而出于某种意识形态所灌输的“虚假的需求”，人必将被生产所反噬。“机器”对人的威胁，已经由工作机会，发展为生活方式、审美趣味，以及人塑造自我的可能。由此可见，今日“机器”的所指已经超越具体的工具范畴，而呈现为一种组织并运行世界的思维方式。
福柯的批判理论塑造了一个以“权力支配技术”为“软体”，以“环形监狱”为“硬件”的社会寓言。（图二）关于这则寓言的未来，阿尔温·托夫勒作为信息时代的乐观者，曾预言信息技术的发展将打破现代社会封闭、单一的信息渠道，从而建立一个多元并自由的未来。
作为未来学学者，托夫勒一直以预言准确而著名，比如他曾宣称电视投放者对内容的主导权未来将由接受者的互动参与而瓦解。回望当下，自媒体的发展，以及弹幕等即时互动的传播方式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托夫勒的预言。但在大数据将人的趣味与选择充分量化的语境下，一种真正“自由”的信息时代似乎还未到来。相反，以互联网巨头为代表的新的垄断集团，正在从资本到隐私袭卷着人们的数据——人们看似在手机上每天阅读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实则往往只是在配合精准推送的计算逻辑。
由此可见，倘若“第二次浪潮”（托夫勒语）中，精准的操作法则将现代社会组成了一台严密的生产机器，那么在所谓“第三次浪潮”中，“机器”与人的叙事，仍在以更为复杂的形式演进。
实际上，从毕达哥拉斯开始，希腊人便发现借助单纯的思考，而不依靠工具，便可以对自然以及世界的结构产生认知（此时还未产生对其改造的意愿），并依此产生了重视“系统的内部一致性 ”的观念。[[5]]从这个角度来看，想象一部机器，并将自身投入其中，似乎是人类进行理性推演的必然结果。同时我们会发现，今日精准推送背后的技术基础“大数据”，实则也延续了现代国家的治理方法——将国家视作一个客体，并试图从整体对其进行分析，现代统计学便诞生于此。我们借此可以推导出“机器”作用于今日世界的一个基本法则——将一切客体数据化，以便于整合与操作。
现代设计是依托于现代机器生产而衍生的文化，人类设计了机器，继而又通过机器来设计自身。直至20世纪，将建筑认定为一部“居住的机器”，依然代表着一种重要的设计观念。那么，面对今日“机器”复杂的所指，设计将何为？设计文化将成为“机器”逻辑的推进器与美颜工具，还是应当承担更具思辨意味的角色？
壹
Ⅲ
“机器复制时代”的物象与设计
在机器的辩护者中，除了认为机器本身没有倾向性的中立观点之外，视机器为人的器官的延伸（比如交通工具是人类双腿的延伸，机器生产是人类双手的延伸），是另一种较为主流的认识。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普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深化——在卡普看来，不仅技术、工具、机器这些具体可触的对象是人类器官的延伸，交通网路与信息技术等宏观抽象的发明，也是人类循环与神经系统的延展。（图三）出于这种广泛的关联，卡普认为工具在被人类发明与优化的同时，也在反向地发展着人类自身，正是在人类“器官投射”的过程中，人类得以发展，甚至进化。
（图三）“美国斧头和手臂”，来自恩斯特·卡普的《技术哲学纲要》，1877年
严格来讲，这种“反向的发展”依然是一种“异化”。例如移动终端的发展将通讯设备升级为个人电脑，再演变为沉浸体验的“全能装备”，无疑极大增加了人类官能的维度（比如视听权限的极大增加，以及信息传达范围的极大拓展）。但同时，人的行为习惯、聚合方式甚至群族维系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而其向度并非是完全正面的。
我们大致可以回答，机器本体并不具备任何动机与意愿，但她强大的牵动力会裹挟人类文明沿着“机器”的逻辑向前发展，并形成一种看似包罗万象，实则价值取向极其单一的社会形态。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一书曾深刻批判了这种社会现象。在对同质化并丧失了反思能力的“人”进行批判的同时，马尔库塞还揭示出现代社会中人们通过对品牌溢价的追逐，反向地形成了阶级的固化。设计作为塑造产品与审美导向的行为，在这个过程中往往扮演着催化剂的角色，现代主义设计初期那种高扬的理想主义情怀，已在一定程度上被商品意识所取缔。
此外，机器还在从另一个更为“表征”的层面影响着设计的走向：美国城市规划师米切尔·席沃扎，对今日的建筑转换为实物的必要性表示出担忧，他认为当下的很多建筑并没有建造成实际的建筑物，而只停留在图纸、模型阶段或者只是一种电脑程序，还有一些建筑只是通过文化传播的文本。最后，建筑混杂在由照片、电影、电视构成的新的视觉文脉中，席沃扎将其称之为“镜头景观”。[[6]]与图纸和文本相比，“镜头景观”借助今天的技术可以更多并更深入地介入于公众，这似乎昭示着，随着基础建设的不断完善，虚拟的视听体验已经部分取代了建筑所营造的空间体验。
与之互文，日本作为战后现代设计崛起的代表，曾一度产生了丰富的工业文化，而在虚拟文化的冲击下，人们逐渐收敛起亲临现场与操作实物的欲望，进入一个相对的“低欲望社会”。显然，虚拟的影像已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对于“物象”的需求，尤其在AI与VR技术的发展下，机器所带来的交互体验正在越来越充分地取代人与客观世界的对话，我们可以借助机器观景、赏物，甚至满足情欲。
这种由机器生产所营造的视听环境更新了人的认知习惯与能力。在日常体验中，通过媒介所“中转”后的视觉信息建构了人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过程。与自然景观相比，媒介景观需要基于准确的预判，否则难以在激烈的信息竞赛中有效传播。因此，我们接受到的信息总是刺激并“奇观化”的。对此，美国批评家安妮·弗里德伯格的看法是：“19世纪，各种各样的机器拓展了‘可视性的领域’，并将视觉经验变成了商品形式……不管是‘视觉狂热’还是‘巨大的奇观积聚’，日常生活已被‘社会的图像增殖’改变了。”[[7]]
作为媒材的机器正在重述人类的视觉认知：迅猛增殖的视觉会自觉地构建起一套新的信息运行的逻辑（比如猎奇、刺激性的信息与图像便于传播，反之深度并智性的则十分小众），为了令自己的设计能顺利运行，很大程度上设计者只能顺应并催化这一逻辑而不是抗拒。
我们从而发现，“机器”本身有脱离于人类意识之外的“相对自主性”，一项新技术与新设备在使用的过程中，会在不同程度上拓展与其相关的行为与物质的边界。设计作为这项拓展行为中的一环，其能动性会伴随机器“自主”程度的递增而逐渐势弱，甚至完全失势（如共享经济引发了共享设计的热潮，而设计并未对日后资本的撤离作出任何预判，也毫无应对残局的方法与愿望）。
“实物”的失落与“图像”的增殖，看似仅仅是设计的舞台发生了转移，但实际上意味着设计对于接受者（消费者）的引导权正在逐步削弱。世界的联系越广泛，设计作为一种单纯的策划与造型技能的影响力就越弱，这大致可以解释今日的设计师难以决定产品的定位与走向的窘境（她们大都由产品经理与市场调研而掌控）。
回顾历史，我们会意识到“包豪斯”式的相对纯粹的美学实验，只能在象牙塔内进行，现代设计文化自工业生产以来，就不是一门完全自主的学科——技术的发展，制造商的决策，都在决定她的面貌。但是，设计的这一局限性，恰恰印证了从马克思到托夫勒，西方艺术哲学对工业化（托夫勒所谓“第二次浪潮”）文明制造“异化”的批判。而不同的是，根据马克思与托夫勒的预言，这一生产的“异化”将随着社会改革运动与信息技术的发展而终止，但发展至今，我们大致可说二者的期待都没有实现，至少在设计身上，我们没有看到一种得以充分反应“人”的能动与自由的设计浪潮出现。人的制造对人的反噬，依然在各种语义中存在。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设计需要从信息时代中主动退场。但是面对资本的裹挟与信息轰炸的狂欢，设计学更加需要重拾昔日的人文主义立场。在“机器复制”笼罩着人类行为的今天，设计师需要扮演更具思辨意味的角色，以尽量调节“人”在物、像、信息之间的迷失。
壹
Ⅳ
“机器”与中国设计
日后，在20世纪的社会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的表述中，技术再次被区分为“综合技术”和“单一技术”两种类型——前者被芒福德描述为技术的早期形式,其时空背景正是莫里斯所追念的手工艺文明，并因其“不是以工作或权力为中心”,而被认定与人性相符;反之，伴随工业文明而诞生的“单一技术”则因其功利性而指向权力,“因此是不符合人性的”。[[8]]芒福德技术理论的主旨，在于反思人在塑造自我的过程中，如何规避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影响与束缚——用福柯的话说，就是如何对抗“规训”。（图四）
正如本文开篇韦尔斯的质疑——与典型的进化史观、尤其是技术进化论不同的是，在芒福德看来，生产的发展所带来的效率提升、成果优化等看似“进步”的结果，未必等同于人的“幸福”。
在今日中国的设计学科设置中，有关于设计学应偏向于工学还是艺术学的争论一直存在，在粗糙的认知中，工学和艺术学似乎代表着注重实用主义还是人文主义两种不同的倾向。
人文主义的核心价值在于强调人的作用、地位，关注人的历史境遇，并且致力于人类的自由与解放。设计的人文精神，应当是通过与物的对话，实现“人”本体。尽管当下的设计经常挂着“人本”、“人文”等标签，但在消费逻辑的裹挟下，以营销与扩散为动机的设计很大程度上只是在单纯地培养消费习惯、助长消费行为，已经基本相悖于现代设计诞生的初衷。与之相应，现代设计教育发展至今，其中不断生发、精进的一面——如人才培养的专业化、职业分工的明确、生产工具的进步——一定意义上而言都是“机器”一面的发展，而“人”的一面则在此消彼长中不断萎缩。（图五）因此，今日的设计研究亟待哲学、尤其是技术哲学的介入与思考，以拓展设计人才观察社会的维度，并重塑设计文化对于“人”的关注。
另外，作为后发型现代化社会，现代中国与西方社会面对的异化危机有相似更有区别。首先，我们需要通过制造业与基础建设的继续精进，进一步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其次，还需要面对身处产业链底层的人格认同与工具异化之间的矛盾（配送行业的迅猛崛起无疑深化了这一问题，以曾经引发热议的代工工厂轻生事件为例，她明显比马克思式的“异化”更为复杂）；最后，由机器生产所带来的乡村活力的抽离、环境污染等更为宏观的问题同样需要设计去不断介入。
综上，人与“机器”的抗争和思辨，是一项持久并宏大的叙事。按照萨特存在与本质的逻辑，无论何种层面的“机器”，甚至包括所有的人造物与人造行为，因其终归是“设计”的，所以总是“先于本质”的；而乐于反思并渴望掌握自身本质的“人”，因不愿“被设计”，则必将对以“设计”为指代的人造行为产生永恒的对峙与反思。由此看来，C.P.斯诺在二十世纪中叶那句关于“知识分子……都是天生的勒代特派（卢德派）”的论断，恐怕永远适用。[[9]]
注释：
[[0]]［美］斯宾塞·韦尔斯.《潘多拉的种子》[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p7
[[1]]陈红兵、陈玉海.《“卢德意象”正名的社会意蕴阐释》[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8年第1期:p50—54
[[2]]［徳］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第1卷.P429。
[[3]]［美］阿尔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P5
[[4]]［法］米歇尔·福柯.《自我技术：福柯文选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P54
[[5]]［美］伯纳德·巴伯.《科学与社会秩序》[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2，P50
[[6]]卢永毅主编.《建筑理论的多维视野》[C].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P52
[[7]]吴琼.《视觉机器：一个批判的机器理论》[J].《文艺研究》，2011年第5期,p5—13
[[8]]张黎夫.《技术哲学：两种传统的较量》[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4年第4期，p,31—33
[[9]]［英］C.P.斯诺.《两种文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P21
原文发表于《中国设计理论与社会变迁学术研讨会——第三届中国设计理论暨第三届全国“中国工匠”培育高峰论坛论文集》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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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卢川
编辑|王雨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