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关于“改革”的批示与讲话

 毛泽东时代，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改革……

　　教育改革
　　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梁、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在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怎样交换，身体搞坏了，真是害死人。
　　——毛泽东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

　　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
　　——毛泽东《干部子弟学校应逐步废除》

　　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如果一辈子都不同工人农民见面，这就不好。我们要把接近工农群众这件事，造成一种风气，就是说要有很多知识分子这样做。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贴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
　　——《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第三期《从“赤脚医生”的厂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

　　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毛泽东《五·七指示》

　　医疗和卫生改革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农民。

　　脱离群众，工作把大量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少。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的问题上去。

　　还有一件怪事，医生检查一定要戴口罩，不管什么病都戴。是怕自己有病传染给别人？我看主要是怕别人传染给自己。要分别对待嘛！什么都戴，这首先造成医生与病人的隔阂。

　　城市里的医院应该留下一些毕业后一年、二年的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四清到65年扫尾，基本结束了，可是四清结束，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没结束啊！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毛泽东《六·二六指示》

　　主席：北京医院并没有彻底开放。***、**就不能去看病，**、**可以去看，这不是贵族老爷医院是什么？要开放，给老百姓开放。不要怕得罪人。这样做得罪了一批人，可是老百姓高兴。这批人不高兴让他们不高兴好了。做什么事总要得罪人，看得罪的是什么人，高兴的是什么人，老百姓高兴就行了。
　　（***说北京医院改了。中央改了，可以影响地方。）

　　主席：不一定，他可有他的办法呢。反正是扫帚不到灰尘照例是不会自己跑掉的。县卫生院认为赚钱的医疗队好，不赚的，少赚的就不好，这难道是人民的医院？药品、医疗不能以赚钱不赚钱来看。一个壮劳力病了，给他看好病不要钱，看上去赔钱，可是他因此能进行农业、工业生产，你看这是赚还是赔？***告诉我，在天津避孕药不收费，几乎赔钱，可是切实起到节制生育的目的，出生率受到控制，城市各方面的工作都容易安排了，这是赔钱还是赚钱？

　　有些医院，医生就是赚钱，病人病不大或者没有什么病也要他一次次看，无非是赚钱。甚至用假药骗人。有两个十七、八岁的青年，说检查了，有脊柱病。我说不要信，这是他们骗你的。要他们去修养，两三个星期回来了还不是照常上班。搞一些赚钱的医院、赚钱的医生、假药，花了钱看不了病，我看还不如拜菩萨，花几个铜板，吃点香灰，还不是一样？
　　——《毛泽东对医务人员的谈话》

　　工厂企业改革
　　教科书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我们的国营企业，解放以後，一直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性质，而在这十年中间，人与人在劳动生产中的关系，变化却是很大的。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文章。要领导者采取平等态度待人；一年、两年整一次风；进行大协作；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属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

　　我们的经验，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爷态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而且破坏劳动纪律的往往首先是那些老爷们。不能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用做工作，就自然会出现劳动者和企业领导人员的创造性合作。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

　　鞍钢是全国第一个最大的企业，职工十多万，过去他们认为这个企业是现代化的了，用不着再有所谓技术革命，更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针，反对政治挂帅，只信任少数人冷冷清清地去干，许多人主张一长制，反对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他们认为“马钢宪法”（苏联一个大钢厂的一套权威性的办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前的情形，这是第一阶段。一九五九年为第二阶段，人们开始想问题，开始相信群众运动，开始怀疑一长制，开始怀疑马钢宪法。一九五九年七月庐山会议时期，中央收到他们的一个好报告，主张大跃进，主张反右倾，鼓干劲，并且提出了一个可以实行的高指标。中央看了这个报告极为高兴，曾经将此报告批发各同志看，各同志立即用电话发给各省、市、区，帮助了当时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现在（一九六○年三月）的这个报告，更加进步，不是马钢宪法那一套，而是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这是第三个阶段。现在把这个报告转发你们，并请你们转发所属大企业和中等企业，转发一切大中城市的市委，当然也可以转发地委和〔小〕城市，并且当作一个学习文件，让干部学习一遍，启发他们的脑筋，想一想自己的事情，在一九六○年一个整年内，有领导地，一环接一环、一浪接一浪地实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城乡经济技术革命运动。
　　——毛泽东《关于〈鞍钢宪法〉的批示》

作者：康恩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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