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新疆电影，揭开的并不是维族姑娘的美丽面纱
「儿子，要去那么远的地方你害怕吗？」
「妈妈，你放心吧，你儿子有一颗狮子般的心。」
撰稿｜许 静
编辑｜鲜 于
剪辑｜卷 卷
出品｜Figure · 纪录片
盛夏是新疆最美好的季节，天山南北繁花绽放，赛里木湖纯净蔚蓝；在每一座小城街头，蒙着面纱的维族姑娘娉婷而过，满城瓜果飘香。由于与内地的时差，乌鲁木齐的夏天晚上10点半之后才会天黑，人们竟夜狂欢，宛如不夜城……这是人们向往中的大美新疆，但也仅仅是文化景观中的新疆。
在同处西北大地的青海首府西宁市，一场悠长的影展似乎在延续人们期待视野中的西部风情——第十四届FIRST青年电影展几乎集齐了各种文艺元素：气质独特的作者电影，取景于西宁周边的青年导演训练营长片，锅庄舞广场上的入围影片露天放映，甚至还邀请了具有鲜明西北符号的音乐人张尕怂、低苦艾、野孩子进行现场演出……
然而对于首部电影长片即入围本届影展纪录片单元角逐的导演徐玮超来说，他并不想通过自己的作品《告别十二岁》，仅仅去讲述一个「文艺」的新疆。他更关注的，是不同民族和文化之间可以进行更深层面的交流，尤其是让观众去理解一群热爱足球的新疆少年的真实生活样貌。
纪录片《告别十二岁》宣传海报
《告别十二岁》早在首映之前，已经备受期待。它记录了新疆石河子市一所小学里足球校队的故事。在创作阶段，汉族+维族的合作拍摄团队长达数年的跟拍，积累了大量纪实素材，为成片质量提供了坚实基础，也让徐伟超导演的表达欲得以通过足够的镜头语言最终实现。
徐伟超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纪录片专业。拍摄《告别十二岁》这部纪录片时，他还在读大四，野心勃勃，锐气逼人。不同于大部分探讨民族文化、探讨青春成长与理想主义等宏大主题的作品，这部纪录片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神采飞扬。在整部影片中，尤其是大量在球场上狂奔的镜头里，都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少年气。
《告别十二岁》剧照
尽管距离《告别十二岁》最初的拍摄已经过去了六年，徐玮超导演给人的印象依然书生气十足，与人们印象中的「导演」形象大不相同。第一次见面时，片方工作人员跟我们开玩笑：「徐导在纪录片导演里算不算帅的？」我们回答：「去掉‘纪录片’也算。」
徐玮超是汉族人，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出生长大，父母分别来自山东和东北地区。他回忆自己的童年时代时说：「在一个（身边）回族（居多）的环境下，我深受一种多元的，而且很有差异性的文化氛围影响，一直在寻找自己的文化身份。」
经过在中传几年的学习，他决定用纪录片专业的训练，完成对文化身份的认同和表达。为了拍纪录片，他和当时的女朋友一起联系了新疆石河子市第十一小学，从代课体育老师干起，将自己融入了拍摄对象中。
课堂上学到的，甚至是前辈导演教的那些方法，在这种创作环境下都不好使了。徐玮超发现：「作为导演，你会发现人物性格、故事，会想它的故事线——总是有些工具化的逻辑在里面。但当你不带动机地去和那些孩子相处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们不一样的地方，会对他的性格、为人处事方式有更清晰地认识，而且你还会跟他‘交手’。这样我就和那些孩子产生了球场内外的关联，然后这些东西又回到了影片里，回到了我创作的意识上。」
《告别十二岁》剧照
《告别十二岁》整体上自带线性的结构，即这支足球队的发展历程。导演一方面认同「这是一个自然的强结构」，另一方面又花费大量笔墨将绵延在孩子生活里的细节、幽默感与整体结构结合在一起，形成主干和细节兼备的存在。「那些细节我觉得是说话的，因为孩子的自我表达能力很有限，很难通过采访的形式或语言交流的形式进入孩子的内心，你可能要通过他们的一些小动作甚至他们的眼神去理解他们。」
出于这种用细节刻画人物的信心，徐玮超选择了足球队里三个小维族队员，肉孜、哈木江、阿布，作为纪录片的主人公，三人的故事既各自成线，又交织在一起。在大部分人观众看来，这三个维族男孩无论面貌、年龄和体态都极为相近，在影片伊始，要花不少心思将三个人分开。徐导自己承认，从实际观影效果来说：「他们经常张冠李戴，把肉孜的问题说成哈木江的问题，哈木江的问题说成阿布的问题。我觉得是有这个问题，对观众来说也是一个考验。」
对导演本人而言，《告别十二岁》并不完美，首次登陆大银幕的时候，他和团队还发现了不少瑕疵和缺憾，但这部影片对他的意义仍是无可取代的，因为这是他真正「成为」一名纪录片导演的过程，也是他与自己的被拍摄对象共同经历成长的过程。
《告别十二岁》剧照
他曾和电影里的小主人公一起，把自己装进幻梦的彩色泡泡中，等待梦想成真的一刻。他也在拍摄的过程中，意识到自己手中的作品承载了「育人」的厚重价值：「家庭和学校就像是孩子生活的两个岛屿，而球场像是他们在这两个岛屿中间的一个休憩的地方，他们在里面可以玩耍，在里面可以获得自信。我觉得这是一个单纯的孩子应该拥有的东西。」
《告别十二岁》从创作到最终完成的六年，徐玮超不仅成为一名专业纪录片人，还和当时一起参与创作的女友完婚、升级为人父——电影见证了他人生中这些至关重要的事件。在FIRST青年电影展期间，Figure对徐玮超导演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专访。采访徐导是一个轻松和愉快的过程，因为他对自己想表达的内容有着非常清晰和缜密的思考，并善于用大量语言表达出来——简单地说，就是很爱聊天。我们的问题并不算多，但每一个问题他都回答得无比详尽且真诚。
作为纪录片创作同行，这次采访几乎可以算是一堂创作课程；为了让非纪录片领域的观众也能比较轻松地理解导演所分享的内容，我们剪辑了精华部分的访谈视频——徐玮超在中国纪录片导演之中算不算帅的，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在采访接近尾声的时候，徐玮超导演特别提到CNEX纪录片基金会和剪辑指导徐小明、剪辑师吴方以及多位导演、监制、剪辑师给予影片的帮助：「他们让这个片子能够站在一个更大的视角被客观地去理解。」
纪录片《告别十二岁》导演徐玮超专访
访谈视频文字实录
F ：决定拍摄这部纪录片的过程是怎样的？
徐玮超 ：我（和）当时的女朋友（现在的太太）在传媒大学读书的时候，她是新疆人，我是宁夏人，我们聊了很多在我们成长过程中是怎么找到一种地域的身份认同或文化认同。我和我太太有很多交流，但很难说服对方。所以就不如我们就去到那里看一看。
我们很快就找到了一则新闻，就是石河子第十一小学当年在北京的一个希望小学的足球赛上拿到冠军。新闻图片看到很多教练和一堆皮肤黝黑的孩子，就是各种民族面孔的孩子在一起，那时候让我有很多想象。我们迅速通过在石河子的朋友，联系到这个学校。得到了一个比较积极的回应，他们觉得这个事很有趣，很新鲜，很欢迎我过去。
我就在这个学校旁边租了一个房子。第一个月在这个学校当老师，因为这个学校缺体育老师，就说玮超你既然来了，还是大学生，干脆帮我教教孩子，纪录片先搁一搁。这个过程中，和学生产生了非常好的互动，同时也和老师产生非常好的互动，学生和老师等于把我当成学校的一员，而不是外来者。
F ：拍摄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徐玮超：创作的难度就在于因为我不可能在很短期就学会维吾尔语。后面在石河子大学找到一个哈萨克族摄像，叫赛尔江；一个维吾尔族翻译，她也是我的助理导演，叫娜迪拉。他们（当时）大二，石河子大学民族班的，学新闻。
我们在合作中需要在内部建立彼此的默契和信任，建立共同的对影片的认识，价值上的认识和拍摄方式上、理解上、形式上的认识，同时也是跟孩子们的家庭建立同样的（信任）。在这个片子里我们不断自我完善，就像这些孩子们球技上不断自我完善。我们和孩子建立很多更密切的，在导演身份和主人公身份之外的关系，因为我们和他们是在一个平行的时空里一起成长的。
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成为纪录片导演的过程。我会很珍惜里面的真挚，因为那样的拍摄方式，那样投入程度可能在我未来的职业生涯的历程中，都是罕见的。
F ：三个小球员身上分别有什么性格特质打动导演？
徐玮超：哈木江首先是最容易被发现的，是最有天赋的，而且他是胜负的关键，他能进球，而且他性格的张力是很直接的，你跟他接触，他和你说话的方式就是一种小明星的方式对待你。这个孩子和足球的关系是这个片子最大的主线，你不得不拍的一个人物。
在性格上我和哈木江是有很多共鸣的，就是这种抱负，在那个年龄的野心，因为我们都在人生的转折期。他是12岁，要离开学校，离开他熟悉的环境，那时候他在畅想去很大的足球学校，要被皇马的教练发现他，要去欧洲联赛，这是他当时小脑袋瓜想出的一个很大的泡泡，他每天就沉浸在那个泡泡里，他是很有激情的。我当时也在一个泡泡里，我也很有野心，我就想象（自己）成为纪录片导演的那一刻到底会是什么样。
我觉得每一个对自己有要求的人，可能都会有一定的偏执。哈木江对自己的要求和对别人的要求会影响他和他人的关系，我也有这方面的缺点。我觉得我看他的时候，像看我自己一样。
肉孜更多的是一个朋友关系的出发。肉孜是这几个孩子里面语言能力最差的。我作为老师的身份，就想在拍摄之外帮助他，我就每周末没事儿的时候去肉孜家，教肉孜以及那个村子里的其他维吾尔族小孩汉语拼音，教他们写字帖，查字典……以这样的方式进入了他的家庭。不是说肉孜你什么时候有故事点，我卡中你的节点去拍，而是大量的时间在那里，没有那么强的目的性，就是很生活化的拍摄。
阿布那个孩子的性格是特别收着的，他在这个球队里比较边缘，你很难关注到他。有一天阿布被张楠（教练）叫到办公室，张楠批评他，阿布突然说不想练足球了，原因是他奶奶不让他练了，那一刻是激发我很大的好奇。当时他的眼神令我印象深刻，我拍那个镜头的时候我的泪也在眼睛里打转，因为他那个情绪就是一个孩子的那种纠结和无助。是那一刻我才开始跟阿布回到他的家庭，才想知道他在家庭里发生了什么。
每个孩子都需要很多保护，心灵上要有富足感。这种富足感可能来自家庭，来自老师的肯定。阿布在这个团队里，在和张楠的互动里去被给到的，被丰富的。可想而知，足球对他来说是一个支点的作用，有多重要。所以他的故事一直在他是不是要放弃踢球之间来回拉扯。
F ：你对于影片寄予的最大期望是什么？
徐玮超 ：体育纪录片是一个类型题材，关键概念，尤其是竞技体育的纪录片，都是对命运的改变。但在我这个片子里，我看到了体育另外的价值，就是育人的价值。
我一直觉得家庭和学校是孩子生活的两个岛屿，这些孩子每天是划个小船去上学，然后再划个小船回来。而球场呢，像是他们在这两个岛屿中间的一个休憩的地方，他们在里面可以玩耍，可以获得自信，就很轻松没有压力，我觉得这是一个单纯的孩子应该拥有的东西，它是让一个孩子成为一个完人的过程，而不是成为一个专业运动员的过程。
在球场上的挫败，同时也是很珍贵的成长。因为其中慢慢产生的韧性，其实可以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因为生活是高度不完美的。这些孩子们离开他们12岁的那个充满激情的，充满想象的，同时又在球场上被保护的状态，他们将面临很多的社会现实，而我相信在足球场上通过挫败所锻炼的韧性是会帮助他们。
F ：通过拍这个片子，对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有什么思考？
徐玮超 ：当两个社群生活在一个小的社会环境下，对话很重要。自说自话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因为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价值立场，站在自己的价值立场都是对的，但你会发现两个对的人，内在不一定是完全都认同的，可能是有分歧的，同时你需要换位思考，你需要站在他者的角度去了解你们共同面临的问题。
我非常希望非常渴望这个影片能够在中国有更多的传播，能够让更多的观众看到，这样能够启发他，能够有更深的层面的一种理解，而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化景观层面的，而是在一个社会的处境下去理解他们。
F ：拍摄过程中，最触动你的一段经历是什么？
徐玮超 ：肉孜回老家办身份证，因为足球比赛是要查身份证年龄，确实你不是超龄。我肯定会跟他回家拍，那是我第一次去南疆，那次经历完全是颠覆性的。
我们是坐乌鲁木齐到喀什的大巴，在冬天非常冷，全车都是少数民族，就我唯一是汉族的。那个感觉是很特别，一直会有这种忐忑感。
到那个村子后，发现最原始的单纯，他们特别热情。肉孜就像一个主人，我像一个客人，他会每天带我去见不同的人。他们尊重我，他们觉得我是从北京来的一个人，这是他们的贵客。
我不会维吾尔语，肉孜就做翻译工作。聊天，唠家常，无非就是关心我：「跟女朋友怎么谈恋爱的」；看看你的照片，「你女朋友挺漂亮的，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生孩子」……他们都特别八卦，但是他们对北京的生活也很憧憬，「北京是什么样的？」每天晚上都经历这样的生活，其实很感激那种被接纳的感觉。那个时候对我情感上的直接影响很大。
还有就是肉孜爷爷对肉孜的认识，那个让我觉得很有启发。肉孜在课堂里学习不好，大家也很愁。但是回到喀什农村，他爷爷就会说肉孜是这个村里学习最好的，是好孩子，特别优秀，我们都特别喜欢他。那个时候你会觉得，那个地方真的知道他的品质是什么样的，所以我觉得跟他的爷爷心有灵犀，我们认为的肉孜是一个肉孜。你会觉得很棒，有一个地方是那么地喜欢他，那么尊重他，那么保护他。无论是有风雨有坎坷，有地方是保护他拥抱他的，我为他感到高兴。
F ：疫情对你的创作和个人生活产生了什么影响？
徐玮超 ：我觉得疫情半年确实是一个很好的空间，因为我是半失业的状态，这个过程有很多时间，一方面是陪伴家人，因为（以前）大量的时间是出差，陪伴家人部分其实有很深的个人生活体验。
另外就是看书，看大量的作者论、中国新现实主义。就看这些东西会直接的启发你对电影的理解，它的根本在于电影语言还是要找到一种独立的语言，而不是一种拼贴画的状态。
你要找到纪录片这种介质的一种特殊的价值。纪录片其实是一个漫长的时间尺度，它最大的价值是在于采取一种耐心的角度去理解事件，理解事件在时间尺度上的变化，社会在时间尺度上的变化……纪录片其实能形成一个时间河流的感觉，甚至它在未来还可以回望那个时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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