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被讲烂了的难民故事。以动画形式来呈现，又像是《我在伊朗长大》的阿富汗版。然而《逃亡》最终给受众带来的，却是残酷世界中一抹伤感的温柔。
撰稿｜Ling
编辑｜鲜 于
校对｜张 帅
出品｜Figure纪录片
当我饱含热情向一位朋友推荐《逃亡（Flee）》时，被对方无情拒绝：「动画片也能叫纪录片？」而且，如果用一句话概况《逃亡》的故事——一个阿富汗/男同性恋/难民的逃亡之旅——这些关键词「政治正确」到令人厌烦。是一个男孩经历颠沛流离，却成为成功的学者，拥有了温柔包容的爱人、带花园的小房子，屋里有猫，屋外有覆盘子；还是他一直在逃亡，既是从战火中逃亡，又是从自己的性向认同中逃亡，最终为了投身幸福，回身直面真实的自己；再或者，这些埋葬了数十年的苦难记忆，以2D动画而非真实影像出现，经过一重间离，终于转化为一种伤感的温柔？如本片导演乔纳斯·波赫·拉斯穆森所说，「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成为难民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家庭、爱和在一起的故事。」
比真实更真实
在业内，这也是一个被讨论了很久的问题。14年前，《和巴什尔跳华尔兹》（《Waltz with Bashir》，全球第一部动画纪录片），被奥斯卡归类在「最佳外语片」中；《逃亡》入围的却是第94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短名单。导演的解释有些模棱两可：「我想我就搞砸了‘真正的真实性’，但这故事显然只能通过我的镜头讲述。」在拉斯穆森看来，这是无奈的选择——早在高中时，拉斯穆森就希望同学阿明（Amin，化名）能在电台分享他的故事，但这个请求被婉拒了25年。如果不采用动画纪录片的形式，大概率上就不会有《逃亡》。
《逃亡》开篇，阿明已经年近40，拥有了相对安全平稳的生活。但当他在镜头前躺下，开始回忆童年，眼角还是会滴下泪——动画以完美的细节还原了这一点。当阿明重新打开尘封的笔记本，以达利语读出他刚到丹麦时记下的往事，也依然让人心碎：阿富汗游击队掌权后，父亲被杀，母亲和哥哥被杀，姐姐被绑架，「如果我留下，他们可能也会杀了我」。即使没有出镜，仅从讲述者的声音中，也听得出阿明的痛楚和回避：「我不能逃离我的过去，我也不想……但没准我半年、一年后能准备好 。」
历史背景部分，《逃亡》选择用新闻档案镜头来做呈现
《逃亡》用了三种形式来描绘阿明的回忆：最客观那些的历史回忆，发生在俄罗斯、阿富汗喀布尔的，运用了真实新闻档案镜头；他个人回忆中不那么艰难的部分，是2D动画；到了最黑暗的回忆，只剩木炭色线条，人物没有五官和表情，肢体动作夸张，让留白的残酷变得更为触目惊心。
阿明最黑暗的回忆，在《逃亡》中用木炭色线条、色块呈现
在这里，动画成为了进入讲述者大脑的方式，以更主观、更心理的方式传达出：当事人如何看待自己和世界。这个不幸的阿富汗家庭的经历非常典型。在上世纪80年代有过一些好日子，虽然父亲被捕和失踪，但母亲和年长的兄弟姐妹仍给幼子制造了一些美好回忆：花园里的玩耍、在街头的奔跑嘻戏、对男明星懵懵懂懂的肉体迷恋……
童年时的家庭生活，阿明回忆中充满各种温馨
当时间来到1992年，镜头替换为新闻报道：俄罗斯撤出阿富汗，内战开始，哥哥被征兵，母亲带着四个孩子逃往俄罗斯。那是另一个「废墟」：超市空空如也，街头充满犯罪，难民们上街随时会被警察公开抢劫，还会被上门敲诈。门外恶棍的怒吼和门内墨西哥肥皂剧的甜美梦幻，形成鲜明的对比。
阿明一家逃到俄罗斯之后的生活，也并不安稳
一年后，两个姐姐先通过偷渡的方式离开。她们被人贩子关在船舱下的密封集装箱中，几近死亡——但最终活了下来，和早年逃亡瑞典的大哥相逢，艰难安顿下来。第一次，必须步行穿越严寒的森林，一个不良于行的老妇人险些被人贩子枪杀，就为了加快行程。这让阿明同样年迈的母亲充满恐惧，当她在偷渡的船舱中瑟瑟发抖，阿明脑中只有一个念头「要是船沉了，我应该先救谁？」
偷渡的旅程中充满恐惧
这一次逃亡以失败告终，阿明一家最终被遣返回俄罗斯。少年的他又被迫经历了街头被敲诈的恐慌，目睹难民女孩被性侵却无能为力的愤怒，「感觉我的人生被按了暂停键」。他被关在车厢里穿越国境。在幽暗中依偎着另一个男孩，共用一只耳机，戴上对方的金链子，感觉到了生命中的一次心动，但这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
靠编造谎言，阿明结束了流亡
全家唯一幸存者、未成年、难民……阿明在开篇时读出的那个假故事，令他获得了丹麦的居留权，结束了流亡。在一座只有400人的美丽村庄中，他终于上了学，用6个月就学会了丹麦语，证明了自己的聪慧与勤奋，也交上了新朋友——未来的导演，拉斯穆森。但阿明的内心却依然恐惧于无家可归，永远记得那个在海关办公室中惶惑不安的自己。「我很奇怪自己一边说着假故事一边泪流满面。」
在这里，动画为叙述者设立了一条隔离带：当我们不以外表的真实出现时，反而更容易坦诚内心的真实。
阿明永远记得那个在海关办公室中惶惑不安的自己
是逃亡的故事，也是成为自己的故事
一边是逃离家园的痛苦回忆，一边是阿明对于自己性向的接纳，这不但缓和了沉重的气氛，更容易帮助观众理解——阿明是如何成为今天的阿明的。拉斯穆森回忆说，阿明16岁时已出柜，所以他一开始不认为「性」会在这部电影中扮演重要角色。但随着采访的深入，他意识到：「阿明在生命的最初逃离性欲的方式，和他逃离家园的方式没什么不同——他一直在逃跑、隐藏着什么。」故事开始时，阿明的未婚夫卡斯帕很积极地为婚姻生活做准备。他催着阿明去看房：阳光充沛、绿树成荫，还有躺平任撸的小猫咪，好像所有痛苦都不复存在。
未婚夫给阿明准备的新房，有绿植也有猫
但阿明从来没有告诉卡斯帕——他正准备离开丹麦，返回普林斯顿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后。他也从未向对方坦诚他在阿富汗、俄罗斯和颠沛逃亡路上的经历。镜头记录了这对伴侣的瞬间：一方追问：是否你不想承诺这么多，而另一方更多是回避与暧昧。逃亡造成的伤痕从未远离阿明：不能和人交心，不能谈及自己的家庭、害怕泄露真相（母亲和兄弟姐妹都还活着），害怕被再次遣返，感觉内疚 「我没办法做自己」。「大多数人无法想象，那样的感受会如何影响你，对你和他人的关系意味着什么，以及它的破坏性有多大。」五六岁时，阿明已经懂得欣赏姐姐牌上的男明星，也会「看到」对方在电视上冲他抛媚眼，更会在逃亡的车厢中对同龄人心动。
逃亡车厢中的怦然心动
但他在哥本哈根暂时安定下来后，马上向社工请求一些药：治疗自己的同性恋倾向。他害怕家人因此厌恶自己——他能逃出俄罗斯有赖于兄弟姐妹的牺牲：大哥放弃相爱十年的女友，二哥一直滞留俄罗斯照顾母亲。阿明的心结始终存在——他是否还有资格做自己，并要求家人也接受这样的自己？幸好，当他终于出柜后，被哥哥带到一间同性恋酒吧门口，「别担心，我们一直都知道」。
对家人出柜后，阿明被哥哥带到一间同性恋酒吧门口
家人的理解和拥抱让阿明得到救赎，但也让他更坚定了一个信念：事业与感情中，永远应该选择事业，因为自己必须坚强、成功、不能让为自己付出这么多的家人失望。他坚持要去美国求学、和未婚夫因买房而争吵，这背后都来自于对家人的内疚和责任感。前半生都颠沛流离，从未拥有安稳的家庭，但一旦面临承诺，阿明却感觉犹豫和退缩：我配吗？我可以吗？四个月后，阿明和未婚夫搬进了郊外的房子，让猫咪四处打探，两人讨论着覆盆子是否是给这个美丽花园的天赐礼物——但两人始终未真正出镜。在导演拉斯穆森的定义里，「《逃亡》可以是从阿富汗到丹麦的故事，但根本上，是一个关于如何找到可以成为自己的地方的故事。」
这件事只有动画纪录片能做到
《逃亡》选取动画形式，最直接原因是为了保护当事人阿明和家人的安全，让他可以无负担地吐露秘密历史。同时，动画的运用也解决了纪录片经常面临的「画面限制」问题。阿明童年的花园、20世纪80年代的阿富汗街头、导演回忆两人在高中校车上的初遇……很多无法用实拍记录或重现的画面，在动画里都有了更灵活的处理方式，被重新打捞、展示，成为故事的一部分。制作团队甚至还深入研究了心理学，以确保动画尽可能准确地表现人物表情、心态。「我们研究创伤记忆的哪部分更容易留在大脑里，又怎么在视觉上保留下来。」更重要的是，《逃亡》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关于回忆和创伤的心理故事。还原人物极其混乱和痛苦的内心时，动画越抽象越复杂，观众反而越感同身受。
当得知阿明的兄弟姐妹和母亲都依然在世，导演发出了迟到25年的灵魂质问——「我一直以为你全家都去世了？」阿明承认他在撒谎：他曾因向某任男友坦诚家事，差点被对方威胁举报，担惊受怕好几年，即使是现在也无法向身边人说出真相。「当阿明很难谈论某事或难以记住某事时，动画可以用一种比他的经历更诚实的方式讲述故事。」正是这一层和真实之间的「安全垫」，让本不可能被讲述的故事被还原出来，也让观众相信他们看到的是客观与深层次的东西。当《逃亡》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共鸣后，阿明感到既害羞又欣慰。导演说：「他很高兴人们关心自己的故事，也通过他了解到了难民们经历这一切时的真实想法。」纪录片的末尾以字幕展示：阿明与未婚夫于拍摄当年完婚，几年后他最小的哥哥和母亲终于能离开俄罗斯，一家人现居于欧洲各地。我准备再次向我的朋友推荐《逃亡》，并且换一句安利词——有时候——偶尔——这个世界上还是会有Happy Ending这回事的，在虚构和非虚构之间。
资料参考：
《Jonas Poher Rasmussen Talks ‘Flee’》
《‘Flee’: An Animated Documentary Recounts a Harrowing Personal Trauma》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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