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谈▏江苏为何没有BAT
超强台风利奇马不久前消失殆尽，人们看到了它在浙江的肆虐，但其过境的江苏，并没有引发太多的骚动。
如果你从区域和产业角度研究中国经济，那么，江苏，是无法回避的。它的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占到中国的约十分之一。
这里自古以来被称为天下粮仓，是历朝国库银两的重要来源地。更重要的是，江苏的实践和成就，是近代中国发展的一个缩影。比如，江苏南中北的阶梯式经济格局就是中国东中西差异的真实写照；而江苏外向型经济特别是吸引跨国资本和产业链的能力，更是成就了改革开放前30年经济的高速成长。
江苏的省会叫南京，拥有长江岸线，曾用名江宁。所谓江宁，也就是江边的安宁。从古至今，这个地方及其所在的苏南地区，几乎没有受到过较为严重的自然灾害影响，也就理所当然成为了重要粮饷之地。可曾记得电视剧《雍正王朝》里的镜头，黄河大水，赈灾的银两主要来自江苏；年羹尧平定西北，军饷大部分由江苏贡献。
所以，数千年来，这个上天赐予富庶、安宁的大地上的人们，并非不重视对财富本身含义的解读，但读书和入仕才是无数个家庭的主流思想。历朝历代，江苏籍状元占比最多；在当下，院士中江苏籍人数是第一。
这些历史，意味着，江苏人对各类风险有着天然地、自发性地回避。这种历史和文化的沉淀，代代相传，在古代完美适应了儒家文化；在近代，使得经济和政治高度融合、相互作用，几近完美地解释了经典政治经济学的本源。
江苏人盛宣怀被称为“中国商父”
但进入新世纪之后，尤其是从2010年以来，当互联网普及大众，创造了经济奇迹、商贾巨富之际，江苏的反应，似乎慢了半拍。
于是，一个问题诞生了，为何江苏没有诞生bat这样的企业？
江苏为何在互联网上“慢半拍”？
江苏是中国近代工业的主要发源地。但从改革开放前20年的历史来看，当浙商、粤商开始横扫全国时，江苏的民营经济并不突出，没有展现出先发优势，也没有诞生耳熟能详的企业和企业家。
这是因为，在那个年代，江苏在经济发展上刻意回避了争议，找到了一个可以在所有制上灵活切换的发展模式——集体经济。
当前，学界对江苏在互联网上的“慢半拍”已形成一个普遍的解释，即，这与产业有关。简言之，学者们在对江苏现有产业进行研究时发现，并非企业家本身不优秀，并非产业选择不精准，而是产品面对的不是大众，主要是以中间品为主。
也就是说，江苏产业的大量产品，是卖给企业的，而不是以最终消费品模式卖给普通消费者。所以，尽管江苏的企业家在诸多个具体领域很厉害，但不能为大众所熟悉。
在这里，我们先要回答一个问题，在改革开放之后经济体制的变革中，为何体现江苏政治智慧的集体经济，在一系列的变迁中，所诞生出来的企业，更加喜欢生产“中间体”？
集体经济的优势在于，它的公有制特色和力量，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发挥“集中精力办大事”的特色，聚集资金、土地、人才等生产要素，解决了个体私营经济诞生时达不到的要件和高度。这种集聚在产业上就表现为选择重资产，呈现出制造业发达、服务业偏弱，更加喜欢实体经济。
同时，后期以苏州工业园为代表的外向型经济，招商引资，原有优势得到继承，制度设计上也就偏向重资产产业，这体现在了具备规模优势的加工贸易。
因此，尽管江苏国土面积在全国几无优势，但重资产产业的特点，非常适合于发展壮大经济规模。这是江苏经济总量在省际竞争中得以长期领先全国的重要原因。
所以，与其它省域的企业家们相比，江苏代表性企业家们的特点在于：有相当一部分来自集体经济转制后的企业，他们本身的受教育起点不高，但企业在细分市场成为领军者；另一部分，则来自于体制内的下海者，他们擅长融通政府和市场的资源。
历史文化基因的传承、儒家文化影响、侧重于经济总量在国内区域经济竞争中的突出，规避风险等因素，造就了江苏企业家的坐商性质。他们具备稳健、低调、务实、本分、诚信的儒商特点，但对新的事物接受慢，对虚拟经济的认知偏向保守。
“苏商务实稳健，实业干得好，可惜错过了互联网的第一步。”在对话腾讯新闻《财约你》时，五星控股董事长汪建国遗憾地说到。这位生于苏州、就业和创业于南京的典型江苏商人，不停地强调诚信和务实。他不避讳自己经历过的相当长时间的创业探索期，甚至会告诉你他在农村互联网金融业务上面临的窘境，以及在社区养老探索中的失败。
他提出“路径依赖”的概念来解释江苏为何在互联网上“慢半拍”：江苏是制造业大省，实体企业多，而且实业做得好。“一旦好了、舒适了，就缺乏一点求变的动力，冒险、尝试风险的能力就弱一点。”
如前文所述，当制造业和实体经济发达时，服务业会相对偏弱，而互联网经济则是典型的生产者服务业，更容易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诞生和成长。
显而易见，从时间上看，bat基本上诞生于世纪之交，世纪之交属于中国急剧转轨期，为bat提供了快速生长的时代机遇；从空间属性看，深圳是改革开放前沿、杭州是民营经济大本营，当地对快速生长的以bat为代表的新经济在政策上比较宽容甚至暗中保护。
江苏的创业基因在哪里？
在民营经济发展上，与广东相比，江苏没有得到明显的政策扶持；与浙江相比，亦缺少草根精英的钻营与投机。所以，当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私营经济仅仅成为“补充地位”时，江苏则是大力发展以集体经济为主的乡镇企业；当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私营经济升格为“并存”和“共同发展”地位时，江苏则是借助于浦东开发开放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
当私营经济发展的地位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时，江苏省的民营经济才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这在近15年来得到了显著成长。比如，在2019年8月22日公布的“2019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峰会”上，浙江、江苏、广东和山东的上榜民企，占据了半壁江山，江苏民营经济的后发优势得到了完美体现。
这份名单中，上榜的江苏民企几乎都是实体经济，几乎清一色从事制造业，几近全系重资产，且创立时间相对较长，似乎与互联网之间难有联络。与这些重资产企业相比，在榜上的江苏企业中，排名181位的五星控股颇有代表性——它与排名292位的汇通达，实际上同为一个创业者。这是江苏企业家利用互联网，实现二次创业的成功典型。它的意义在于，除了bat，你也可以在互联网领域找到其它创业榜样。
汪建国是江苏企业家在互联网领域创业的典型代表。他之前曾是宏观经济职能部门的公务员，后下海创立五星电器，成为中国家电零售行业的开山人物。但在事业高峰期，他意识到“产业周期论”，悄然卖去企业。此后，他蛰伏多年，不断学习、调研、拜访、琢磨，很快推出了基于互联网创建汇通达、孩子王和好享家。其中，前两家成为了当前火红的独角兽企业，一个专注于农村电商市场，释放了农村消费力；另一个则是精准业务的典型，一举做成了“妈妈事业”。
视频 | 汪建国：卖了五星电器 创办三个企业、流水达百亿
这两个项目与汪之前在政府体系和家电零售行业积累的经验关系密切，但仍可归并于零售和批发的传统产业。相对之前的创业，新项目因为利用了互联网以及植入了新的管理理念，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了资源的汇聚而使用。
但我仍然认为，这仅仅是一次创业，并非是我理解的创新。如果可以将填补空白当作一个创新的话，我更愿意将降低消费者支出成本的创业称呼为创新。
相比于初始的创业者，有过创业经验的企业家们更适合创业，他们有丰富的人脉资源、资金力量和诸多关系，更容易以精准的眼光捕捉到市场的份额，更快捷引入新的管理理念。
显然，汪建国也意识到，自己的创业成功不是成功。于是，他成立了产业基金，希望能够利用集团的资源优势，实现产业孵化，帮助他人实现创业更是成功企业家社会责任的一种体现。当然，要获得汪的认可，必须要具备互联网和实体经济的双重属性。这也是江苏企业家一以贯之的理念。
让子弹先飞一会
江苏的新机会
最后，我们需要解释一个问题：没搭上最先一波互联网列车的江苏，在新一轮的发展中是否仍有空间？
答案自然是肯定的。
到这里，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改革开放后的江苏经济成长特色史。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后，江苏创造性选择了集体经济。集体经济及其诞生的企业，容纳大量农村生产力，政界和学界后来总结为“农转工”；之后，当浦东大开发时，江苏利用地缘优势，以上海为龙头，大量引进外资企业，成就了外向型经济道路，此为“内转外”。
实际上，所谓“农转工”，就是经典意义上的“苏南模式”，它让生产力实现了从农业到工业的跨越。至于“内转外”，则是经济成长动力的成功切换，借助于外资的力量，引入国际生产要素，是为“新苏南模式”。
费孝通先生在1983年提出”苏南模式“概念
进入新世纪后，江苏的发展方式在2007年遭受到最大挑战。太湖蓝藻水污染事件爆发，引发了城市用水危机，成为一场触发中国环境治理措施革新的标志性事件——传统发展方式由此走到尽头。
这也意味着，江苏的发展进入到了第三次转型的关键阶段：推动经济发展由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转向创新驱动阶段。考虑到中央对地方发展的要求，尤其是从单一经济指标考量转为综合经济能力考量，我们不妨将第三次转型给予一个通俗的说法——“单转综”。
国企改革专家、经济学家宋文阁博士认为，江苏经济发展“三次路径”选择，映射了中国经济发展之路，尤其是这次“单转综”现代化发展之路。这个“综”字，综合反映在：一是单一的经济考量体系，转向综合的现代化体系；二是传统的生产制造、外资外经外贸、投资拉动等，转向高端生产创造、数字经济、自主可控的全球价值链；三是长江经济带、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及江苏自贸区等国家战略与政策在江苏叠加，进一步强化了经济的综合性、韧性及融合性，极大提升了现代产业的基础能力和现代化的产业链综合水平。
这可能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
当前，全国各区域政策布局趋于扁平化，随着自贸区从点到线到面，各城市开发区数量、规模、等级差异逐渐缩小，特别是政策强度值差异不明显，各地发展条件趋于均衡。这种均衡意味着需要注入新的动力实现新一轮的发展。因此，要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速，需要形成新的动力机制；实现经济转型，就必须把利用国内低端要素进行国际代工的外向型发展模式，转为基于国内外市场需求的自主创新模式。这个新动力和新模式的形成，只有依赖科技创新。
当前的转型在于，如何从过去的主要致力于促进资本形成，转向诱导、刺激和促进创新驱动，把不肯、不敢进入实体经济而始终游离于金融体系之外的大量资本，优先集中导入进实体投资领域支持创新驱型经济。
对江苏来说，转型的关键在于庞大的工业经济，而抓手则是如何看待和利用互联网。互联网思维带来的一个不同是，科学需要互补性，任何地方任何城市，都不可能穷尽所有的科技优势，这就需要国际化。
尽管上榜的民企中几乎都是重资产，但实际上，这些生产中间品、在各自行业内具备龙头地位的工业企业，目前都在积极利用互联网改造生产流程，引入新科技，进行技术改造，并在销售领域积极建立数据库，以革新过去的增长模式和服务理念。
比如，位于江阴的双良集团，是中国制冷领域的先驱，引入互联网的目的，在于从单纯的制造商向能源服务商转型，一改过去卖完产品就告一段落的模式；又如，宝马集团全球供应商模塑集团，在北美建立的新工厂完全实现了基于互联网的自动化。
只不过，工欲善其事，这些企业是将互联网及其资源当成了“利器”，仍然不忘初心地坚守主业。发展到当下，这种重资产模式，会给投资地和投资者带来稳定的预期，坚定“信心”。
这种变化发生在产品上，尽管从外观上凸显不多，但更智能、更环保节能、效率更高，间接作用于市场，有利于终端产品质量的提升。它的作用和意义在于，在国际产业链中，更具备竞争力，更向微笑曲线的两端衍生。这极度适合了中央对江苏的要求：从产业链中低端迈向中高端。
目前正在期待新一个周期的到来。假以时日，工业经济排名第一的江苏一旦其工业利用互联网完成了本轮转型升级，那么江苏将迎来新一轮的后发优势。
这无疑是对高质量发展的最好诠释。
参考文献：《长三角一体化空间合作、分工与差异》（陈雯）、《江苏:现代化与东亚模式的悖论》（王海平）、《江苏改革40年》（江苏省统计局）、 《区域基本现代化的政府推动与制度安排》（陈柳）、《省际竞争、制度改进与江苏民营经济发展》（刘志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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