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错过的揭秘视频：揭露薄王重庆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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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错过的揭秘视频：揭露薄王重庆往事！

智跃法律等法留香法律资讯 2018-08-01

揭露薄王重庆往事，深刻体会当代中国塔尖阶层不可错过之视频！

来源：腾讯视频、智跃法律、法莱利法律资讯公众号等，感谢。

我们先看网上的两个公开视频：

一是，打黑时期，李庄被捕后，某新闻媒体制作的法治宣传片！

重庆打黑风暴之揭秘李庄案！

https://v.qq.com/txp/iframe/player.html?vid=6geX4ew3BPb&width=500&height=375&auto=0

二是，薄王倒台后，曾仅仅因为转发打黑漫画，就惨遭劳教的男子，详述其悲惨遭遇。

重庆男子转发打黑漫画被劳教将要求国家赔偿！

https://v.qq.com/txp/iframe/player.html?vid=x010411bmy7&width=500&height=375&auto=0

我们再读两篇文章。

一是，《重庆“黑打”报告出炉前后》，该文由《中国经贸聚焦》发表于2012年4月。

《“李庄案”全程大揭秘：比大片更精彩！》（点击可阅读）

自今年2月6日重庆市原副市长、公安局原局长王立军滞留美国驻成都领事馆，3月15日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免职以来，重庆政坛的动态始终是海内外关注的焦点。

4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鉴于薄熙来涉嫌严重违纪，停止其担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由中纪委对其立案侦查。

事实上，早在“重庆事件”发生前半年，就有一份名为《重庆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研究报告》（下称“打黑报告”）被呈送给中央领导。报告对重庆打黑过程中的种种“黑打”现象（即公权力组织采用违宪违法方式打黑的做法）提出了严厉批评。法律咨询，请与微信bestfch001联系。

当时，所谓的“重庆模式”正如日中天。

坊间甚至有传闻称，“重庆事件”的最终发生与这份报告不无关系。这份打黑报告是如何出炉的？又是如何呈送给中央领导的？中央领导看到报告之后又做出了怎样的反应？

近日，《中国经贸聚焦》记者在上海就重庆打黑报告出台前后的情况与报告的作者、华东政法大学宪法学教授童之伟进行了交谈。

为何要写打黑报告

除在华东政法大学担任教授之外，50多岁的童之伟还兼任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及上海宪法学会会长。

据悉，报告是童之伟2011年5月自主选题展开研究，并于同年9月独立完成的。报告全文5万余字，有完整版、摘要版和简明版三个版本。在报告完成后的当月，即通过邮寄的方式寄送给中央十几位领导。

童之伟的这一举动在当时看来颇为不易，甚至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当时重庆的打黑运动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所谓的重庆模式也如日中天，时任市委书记薄熙来的仕途亦被广为看好。

谈及在当时的背景下何以想到要写这么一份报告，童之伟对本刊记者表示，他的立场比较独立，与外在的形势无关。“不是媒体说它搞得好，我们就支持，也不是媒体说它搞得不好，我们就跟着批评。我有自己的价值判断的基准，这个基准就是宪法和法律。”

童之伟表示，作为法学者，他对重庆的唱红以及黑打现象，一直都持否定和批评的态度，而这与王立军和薄熙来的倒台无关。“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是站在宪法、法律和中央的立场上讲话的，这在根本上不会有大错。”

童之伟认为，重庆其实决不像所宣传的那样，在打黑之前就是个人间地狱。事实上，他过去常去重庆，薄当权之前重庆的治安状况与武汉、南昌、南京等其他省会城市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这几年有一种把薄熙来和王立军到任之前的重庆妖魔化的倾向。这对他们的前任是不公正的，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市委书记称：他俩如胶似漆，王暗恋谷不能自拔！》（点击可阅读）

事实和数据如何获取

从宪法和法律的角度，童之伟认为，重庆在打黑过程中的很多做法极不正常，存在大量违法办案的情况。

当本刊记者问及其在撰写报告的过程中是否曾前往重庆亲自做调查时，童之伟表示，重庆在打黑过程中大量的违法办案情况，仅从公开的报道，就已看得非常清楚，根本无需亲自去调查。“各个学科之间有所不同，社会学家要了解一种社会现象，需要去调查了解，深挖根源。而我们做法学的，通常不是特别强调调查。法律事务，就以刑事案件来说，其实就是侦查、审查起诉、审判这三个阶段。在侦查阶段是需要做现场调查的，但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官一般是不做现场调查的，就是把案件材料拿来看，如果有问题就提出来，如果没有问题，证据又比较充分，就认可了。案件起诉到法院，检察官把证据向法庭提出来，法庭可以做法庭调查，但一般不会做现场调查。法庭调查通常就是向控方、被告人、证人等分别提问。”

童之伟表示，法学就是根据已经展示出来的现象来对相关行为的合法性做出判断。“所以，有人说我没去重庆亲自作调查，其实根本不用去重庆调查。我们的职业决定了我们根本不用搞现场调查，不同的职业有不同的工作方式。尽管如此，我还是做过很多其他形式调查的，如同到重庆办过案的律师谈，对来自重庆的各色人等做访谈、与去过重庆的官员、学者聊那里的基本权利保障状况等等。这对于我来说是经常的事情。”

这份5万多字报告撰写起来并非易事。“要一个个地整材料，因为所讲的事情都要有根据，否则别人要整你，你可能就没有办法。所以，每一个事实或数据都要有来源，至于说这个来源是不是十分可靠，我并不一定有把握，但它毕竟有公开的来源，如来自华龙网等网站、《重庆晚报》、《重庆日报》或《法制日报》等等。” 例如，据《重庆晚报》2009年9月26日报道，前一日，重庆市公安局通报“利剑3号”行动战果——出动各类警力2.5万人次，抓获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919名。重庆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为确保国庆期间全市治安稳定，同年9月24日晚10时至25日2时，全市多警种开展了代号为“利剑•3号”的集中清查行动。警方还有通报称，警方自2009年9月4日起开展集中清查行动以后，短期内即先后共抓获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4893名，缴获各类枪支142支。

童之伟认为，重庆警方这种一个晚上抓捕近千人，短期内关押数千人的行为，是典型的凭感觉抓人、先抓人后取证。而按照正常的刑事诉讼法的要求，要在犯罪事实基本查清之后才能作出拘留或逮捕的决定。“案件是要一个个地去侦办的。大规模地这样弄肯定不可能依照法定程序办案，实际上是搞运动。”

另外一则被媒体广为引用的案例是：在2009年3月的一次重庆市公安局副处以上公安干部会议上，王立军主持会议，会场杀气腾腾，点到谁就报谁的罪名：“陈光明，女，重庆市公安局经侦总队总队长，犯有某某罪，抓！”“陈洪刚，男，重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局长，犯有某某罪，抓！”“陈涛，男，重庆市公安局治安总队原副总队长，犯有某某罪，抓!”“李虹，重庆市公安局治安总队原总队长，犯有某某罪，抓!”据透露，此次会议上，一共抓了六七人。“都是当场点名，当场抓人；都不用公安，全是武警。”当时在场者，无不胆战心惊。

《揭秘：文强的警花情妇陈光明！》（点击可阅读）

对此，童之伟认为，这也是明显的违法办案。领导干部职务犯罪，如贪污、受贿等，应该是检察院的职责，由检察院来立案侦查，决定是否逮捕，轮不到公安和武警用开大会的形式现场捕人。“这些报道的内容重庆官方并没有否认。一个国家机关，如果媒体报道冤枉了你，你要出来澄清。这么长时间都没否认，就说明事实就是这样的。”

童之伟认为，当时重庆打黑运动的组织者实际上就是刻意布置普遍违法办案，把抛开法律、违法办事作为办案的基本经验。他们不是不懂法，而是因为在领导者个人过分极权的背景下，公检法三方近乎完全放弃了相互制约，很多官员完全不愿意其行为受法律约束。

《揭秘：文强被执行死刑，生命最后四小时公开！》（点击可阅读）

包装黑社会的秘密在于株连

根据中国的法律，中国没有黑社会，只有黑社会性质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是一个淡化的说法，类似于准黑社会，而非真正的黑社会。

童之伟认为，如果确有黑恶势力，该打就要打，关键是要实事求是，但不能没有黑社会也要包装出一些黑社会来打。“重庆的事情也许最大的问题就是包装黑社会。”

根据童之伟掌握的情况，他确信重庆很多所谓的黑社会都是包装出来的。比如，原重庆银钢集团销售公司总经理龚刚模案就是典型。根据童之伟的调查、与李庄律师的讨论，以及从其他途径了解到的信息，重庆官方认定的龚刚模组织、领导的有四五十人参与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团伙，实际上都是一些孤立的案子，“团伙”里很多人甚至连龚刚模都根本不认识。

那么，重庆为什么要包装黑社会呢？童之伟一针见血地指出，其目的是为了搞“株连”。“比如有个企业，可能会有员工犯罪，按照道理，谁犯罪谁承担责任。但一旦这个企业被定成了黑社会性质组织，下面人犯了罪，其主管就要承担连带责任，而其老板就是首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作用就是便于株连，在此项罪名下，警方能够把很多不相干的人抓起来。”

株连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以逃亡海外的重庆俊峰集团董事长李俊案为例，童之伟表示，李俊的公司被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这个公司所有的高管就可以全部抓起来，这样就很容易把这个公司吃掉，财产全部没收，“所以必须株连”。

《律师：是企业的投资，而不是企业的成本！》（点击可阅读）

“我为什么把重庆的所谓打黑称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就是因为它大规模地违法使用暴力，用搞恐怖统治的形式来对社会进行管治。

它想达到一个目的，就是让你确信，我想把你抓起来就能把你抓起来，我有的是办法。他们要让每个人都对自己的命运心里都没底，都感到害怕，战战兢兢，于是规规矩矩，不敢乱说乱动，乖乖做顺民，他们好随意剥夺或侵害你的合法权利。”法律咨询，请与微信bestfch001联系。

在2010年3月全国“两会”重庆团媒体日上，薄熙来谈到打黑时表示：“这次打黑重庆社会各界高度关注，一开始就是人民群众发起的。两年前我刚到重庆时，市委接到人民群众的不少投诉，我们根据这些投诉感觉到有必要打黑。”他说，2009年，重庆市政法系统光是命案就破了500多起，有的已经有七八年的时间，有的时间更长。“但是，还有五六百起命案没有破，所以，还不能松劲⋯⋯应该说，打黑除恶是不干不行，通过这一年的打黑除恶，我本人的感觉是大吃一惊，原来有这么多的问题，比想象的要严重。欠账还没还完，还得继续努力。现在，杀人犯跑到全国各地的还有好几百，我们还得继续去努力奋斗。”

《中国企业家：都在通往监狱的路上？》（点击可阅读）

对此，童之伟表示，没破的案子都是一个个的具体案件，不可能因为采用了打黑的方式就把案子破了，案子没破是因为没有线索，无法侦查、时间过去太久等十分复杂的原因。他质疑道：“难道打黑之后这些原来解决不了的问题就全解决了？就都有线索了？这两者之间根本就没有逻辑关系嘛！除非是使用刑讯逼供，真案假破，随便拉一个人刑讯到他承认为止，再找些假证据。”

报告如何上达国家最高层！

2011年9月，断断续续经过4个来月的艰苦努力，重庆打黑报告终于完成。童之伟精心制作了三个版本的报告，分为摘要版，只有一页纸；简明版，3000来字；以及完整版，全文5万多字。他将这三种报告同时寄送给中央最高层十余位领导。童之伟对本刊记者强调，他是通过正常的邮寄途径寄给中央领导的，并没有找任何特殊关系呈送。

他对本刊记者表示：“我是完全替领导着想的。如果他们有兴趣，一页纸两分钟就可以看完了，法学家对这么大的事情怎么看他们也会有基本的印象。如果他们再有兴趣，还可以看简明版。如果特别有兴趣，也可以看完整版。总之，随便他们取舍。”

童之伟表示，报告寄出去以后，他知道中央领导收到了。过去，他也给中央领导通过这种方式提过意见，并且很快便有了反应。“我们这些人是文人，尽我们力所能及在做事，只管说出自己的认识。我觉得有参考价值意见有时会提供给中央领导，寄给他们之后，结果如何我就不管了。我又不是跟他们做生意，不需要对价，也不问他们要课题费，完全是在尽国民或党员义务。”

至于在报告寄出去以后，中央有没有给他明确的答复，童之伟表示，他并不指望中央会答复，并且迄今为止，官方和学校里没有任何人找过他，既无人表示鼓励，也无人给他施加压力。但童之伟强调，中央对他的意见应该还是会参考的，因为他所谈的问题跟自己个人的利益完全没有关系，所以中央领导没有理由不看一看，“关键我是超脱的，出以公心，再加上我作为宪法学者在学术界还多少有一点点影响”。

至于为什么在2012年春节之后，报告才在网络上流传，会不会与那时王立军事件已经爆发有关系呢？童之伟强调，他并没有把报告当作机密，并非等到事发了才拿出来。在报告寄给中央领导一个月后，2011年10月22日，童之伟将报告的完整版提交给了在西安举行的中国宪法学研究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刊登在会议论文集下册。“我并不是怕重庆方面知道，当时参会代表就有好几个是重庆来的，重庆收集信息的人员也很多。此外，这份报告我寄给了十多位中央领导，当时薄熙来正如日中天，知情者很多，有些人估计他今后可能上位，在报告流传过程中被转发到重庆当权者也是极有可能的。”

2011年秋天，他就把报告作为论文投给了《炎黄春秋》和《领导者》两家刊物。在2012年春节去日本讲学之前，他还谋求有关刊物发表，只是由于一些可以理解的原因未能如愿。法律咨询，请与微信bestfch001联系。

春节之后不久，王立军事件爆发，刚从日本回来的童之伟尚未找到发表其报告的地方。他觉得不能这么老是耗着了，于是就放到“中国选举与治理网”和“共识网”发表了。此后，网络上的转载和引起的强烈反响超过了他的想象。全球许多大媒体及国内媒体都相继采访过他，报道了该报告的要点。

当本刊记者问道，“重庆事件”的最终发生与他的报告有无直接联系时，童之伟说道，他个人并不觉得报告本身有多大的作用，因为整个法学界普遍都对重庆黑打（某种意义上讲也包括唱红）很反感，并且也以不同的形式做出了反应或加以抵制。“很多学者、律师和社会各界人士都强烈批评、抵制了重庆唱红和黑打，我的报告只是这波洪流中的一滴水。从理论上讲，也不能说我这份报告一点作用都没有，但也不宜夸大它的作用。我的报告对重庆的一些倒行逆施做法批评得比较全面，有一定高度，这点似乎可以肯定。在此之前，全面地从法理的角度来批评重庆唱红和黑打的文章，实事求是地讲，确实比较少见。”

童之伟说道，当时重庆的很多做法都违背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尽管我没有使用‘路线’这个词，但我认为重庆在某些方面事实上走的是与改革开放背道而驰的路线。在报告的最后部分我也提到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实际上就是清算左的路线的决议。尽管我们一般不使用‘左’这个词，但重庆的很多做法确实是‘左’的。在整个报告里，我明显倾向于批评‘极左’，这也是事实。”

童之伟对重庆“黑打”研究发现：　　

1、重庆打黑最大的问题是包装黑社会，即，没有黑社会也要创造黑社会来打。这样做的原因主要是：包装黑社会是为了搞“株连”，而“株连”的目的又是为了把相关公司吃掉，没收其全部财产。　　

2、重庆黑打剥夺的对象，都是闷声赚大钱的非上市私企大老板。薄熙来、王立军这样做的原因看来有两个：（1）、主要经营房地产的非上市私企大老板，事实上比名声在外的上市私企老板更富有；（2）、上市私企的利益与股民利益事实上被股市绑在一起，薄王还没有找到对他们下手而又能避免股民连锁反应的好办法。

二是，《重庆女警自述被“黑打”往事，看守所简直是天堂》，该文由搜狐发表于2012年12月。

《陈有西：阅尽千山始居高，对么宁《只须心如故》的回应！》（点击可阅读）

口述_张莹莹整理_潘则福

重庆有部分民众是前市委领导的拥护者。他们被一些表面的东西，左右了。

我的事情，组织上已经为我平反，按理说，我没必要再出来说什么。夜深人静的时候，看着这个城市，我总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事情。我决定实事求是的说一些我的经历。对于那段时间遭遇的一些事，比如被刑讯、侮辱、恐吓，我拿不出证据，但我愿意和当事人对质，我相信时间和历史。

现在，随着盖子的掀开，大家看到很多当年重庆的黑暗面。我看最近的新闻，很多人都把责任推给王立军。这不客观。那几年，为了几乎变态的名利，多少人做了帮凶？谁记得自己在执行领导意图的时候，把枪口抬高一厘米？

这几天，我看到媒体对重庆的过去，报道越来越多。作为亲历者，我觉得比较接近真实。以后，我希望媒体的报道多告诉读者，重庆的过去为什么会那样？

“你不交代你们领导的问题，你自己就必须有问题”

90年代初，大学毕业后，我一直在（重庆）公安系统工作。2009年6月“打黑”风暴开始没多久，我就隐隐觉得，这不正常。看到不少警员无故失踪（后来才知道，他们被秘密带往打黑基地），我的内心，有了恐惧。

当年8月，我的噩梦来了。2009年前，我哥的公司和重庆企业家A有一笔借款往来。打黑开始后， A因涉黑被抓。专案组找到我，询问上述这笔借款和当时的情况，我如实回答了。

我没想不到的是，专案组在知道我是警察后，很亢奋，态度立转，要我承认是A的保护伞。我很愤怒，从警这么多年，我一直很坚持自己处事原则，我一个小警察，怎么可能成为保护伞？

8月中旬，下午下班后，天都黑了，领导叫我回单位，说有事找我。这样的事，以前没发生过。我预感，自己遭了。

那一刻，我有些害怕，但我觉得自己清白得很，大不了跟他们走一遭。就这样，我被带走，关押在武警某支队。月底，转押至石子山基地。每天，专案组民警轮流不间断提讯我。

其间，专案组成员向我透露，领导的意思是，必须查出问题才能放我出去。如果我没有问题，也必须检举出我领导的问题才能出去。

我不配合，他们就不让我休息，不分昼夜讯问我，我哥是否向我的领导行贿，我的领导是否和A有来往。我均回答没有。专案组很失望，一名民警曾说：“你不交代你们领导的问题，你自己就必须有问题，你这态度，想下山，没门！”

接下来，专案组采用各种手段对我进行折磨。同一个问题他们反复讯问，动不动就训斥、辱骂，让我神思恍惚、生不如死。再就是思想折磨，看守我的武警和民警都视我为敌人，眼里充满了鄙视，讯问之外，不会和我讲半句话，更不许我看书写信。

《最高人民法院：疲劳审讯，获得的口供属于“非法证据”！》（点击可阅读）

5个半月的隔离审查里，经过检察院几次会议研究，均认为我的行为没有违法。市局纪委解除了我“双指”措施。

“检察院不批捕你，我们可以劳教你”

我回到了原单位上了几天班。

接下来，是更大的梦魇。很快，我被刑事拘留，羁押在大竹林打黑基地，漫长而残酷的审讯又开始了。

这次讯问的重点放在了我是否给我的领导行贿，我的领导是否和A有联系。他们这样威胁我——上次是“双指”，这次是刑拘，你应知道为什么升级，你不交代领导的事，你自己就必须坐牢。法律咨询，请与微信bestfch001联系。

我坚持自己是清白的，也不想陷害领导。

专案组不死心，继续提讯。他们让我坐老虎凳，把我的手脚固定住。我的那个房间是密封的，在里面我没有时间观念，也分不清白天黑夜。老虎凳坐久了，我的腿肿得像水桶，他们还要我戴脚镣。那时天冷，鞋穿不了只有打赤脚。手肿了，也要戴手铐，手铐勒进了我手腕。

直到有一天，我心脏突然出现问题，晕倒了。基地的武警医生要求立即将我送往医院，专案组才同意将我送到医院检查治疗。2010年5月初，检察院对我以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提起逮捕讯问。询问结束后，检察院认为证据不足，不予起诉。

当晚，专案组民警给我下最后通牒：“我们最后给你一次机会，你必须检举揭发你们领导！否则，你自己在劫难逃，不管你有罪无罪，你也别想出去了，我们可以定你参加黑社会，检察院不批捕你，我们可以劳教你”。

他这话没说几天，重庆市劳教委员会以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处以我劳教两年。当天我被送往重庆市女子劳教所。

“领导要求这样办，只有办错案”

即使到了劳教所，我依然没有换来安宁。

期间，专案组以诈骗罪等各种罪名又来提讯我，他们说是上级领导要这样办，必须从我这里打开缺口，重点不是我，是我的领导，只要我说出给副处以上的领导送过5000元钱，他们就马上放我回家，恢复公职，否则劳教后还要“双开”。专案组还给我举例，某某检举揭发了市局副局长彭长健，不仅没被处理，还官升几级。

在劳教所，专案组提讯我多少次，我记不清了。

记得最长一次从下午2：00到晚上11：00，中途到了劳教所吃晚饭时间，他们又故伎重演，说我不配合不许吃饭。劳教所民警坚持我是劳教所学员，我的安全责任全在他们身上，到时间必须吃饭，为此双方还发生了争执。

大概一个月后，专案组民警又来劳教所提讯我。他说：“今天我们最后一次来找你，你必须配合，尽快说出你向谁行贿，否则按领导的意思你就要政治归零、经济归零、感情归零。”

我问怎么个归零？

他说：“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离婚。如果你不离婚，我们马上去查你丈夫，不相信他经得起折腾。”

我说：“做人做事要讲良心，就是一切归零我也配合不了”。

一段时间后，我们单位监察室主任到劳教所宣布了对我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双开”决定。

这个事情给我打击特别大。我决定不接受莫须有的罪名。我委托家人找到律师，决定向法院上诉，要求撤销对我的劳教决定。法院接受了我的诉状。案子很快在劳教所开庭。法律咨询，请与微信bestfch001联系。

法庭上，律师请专案组应诉民警举证我哪些行为构成《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十条第四款所指的“寻衅滋事、打架斗殴等扰乱社会秩序”。因为我没有寻衅滋事、打架斗殴行为，专案组民警称我的行为在“等”里面。

专案组民警后来说，对我实施的劳教适用法律条款确实是错的，这点他们早就知道，没办法，领导要求这样办，只有办错案。

到了2010年年底，法院认为对我处以劳教两年不仅适用法律条款错误，而且参加黑社会证据明显不足，应当予以纠正，并通知了专案组。

专案组民警很快到劳教所找我，要我撤诉。他说：“打黑除恶经得起阵痛，你不撤诉，对强大的重庆市公安局也没什么影响；你不撤诉，法院判你无罪，你赢了，你可以出去，但你要想想你的家人，强大的公安局就不能收拾他们？立军局长会白白让你扫他的面子？”

我坚决不同意撤诉。

第二天，专案组民警又来劳教所继续威胁我——如果你不撤诉，我们要以同样的手段处理你家人，你知道专案组可以先把你哥抓起来，慢慢审问，依旧可以劳教他，等他上诉成功时，他还不是坐了9个月的牢。还有，我们可以慢慢找你丈夫算账，不相信你一家人经得起几次折腾，另外就算法院宣判你无罪，离开劳教所，我们依旧会采取其他手段让你失去自由，撤不撤诉，你自己要想清楚。

在愤怒、屈辱、无奈中，我撤诉了。同日，专案组为我办理了所外执行，我离开了劳教所。

2012年7月，市局为我平反。

“和打黑基地比，看守所简直是天堂”

我进劳教所没几天，我妈病危了。劳教所8名民警押着我去医院，见我妈最后一面。

我妈说：“女儿啊，我相信你没有犯罪，但你要坚持，劳教所辛苦，要忍耐，要相信党和组织，中国总有讲道理的地方。”

3天后，我在劳教所得到消息，我妈去世了。我妈去世没多久，我就接到法院通知，我丈夫已向法院起诉，要和我离婚。

法院到劳教所询问我的意见。我说：“我自己黑不黑，只有天知、地知和我知，现在丈夫要离婚，也许是不相信我，也许是迫于压力。我绝不拖累任何人，离吧。”

我就这样一无所有了：没有了党籍、没有了工作、没有了母亲、没有了丈夫。我被这个世界抛弃了，我开始整夜整夜的睡不好觉，想女儿。

从劳教所出来后，家人开始带我到处散心。但石子山、大竹林、劳教所里的情景，不断的出现在我的眼前。我开始大量服用控制精神方面的药物。

一直以来我都是一个很理性的人，对打黑保持警惕。但真没想到，自己会遭遇这一切。法律咨询，请与微信bestfch001联系。

现在回想起这些往事起来，我唯一欣慰的是，即使在恶劣的环境里，我仍然坚持自己的原则。

大概2009年底，市局决定成立“警示教育报告团”，让我们这些所谓的“失足”人员，到处巡讲，从灵魂深处认识到违纪违法给自己、给家庭、给社会、给警队带来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