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是因为热爱，不是因为仇恨

怀侠肝义胆气魄，写痛快淋漓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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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因为有感于湖南永州籍贪官龚武生落马，我写了篇文章《从秦光荣到龚武生，永州官员接连落马背后的文化基因》（点击可看），在永州老乡中引发了强烈反响，点击量迅速突破了20万。大约有三千余名散布于全国各地的永州老乡因此成为《非常魏道》的新粉丝，不少老乡还给作者留言、私信，他们的热情鼓励和豪气相激颇让人感动和感叹。

但是，也有一些人对此进行了误读，以为我是在说“永州文化催生了贪官”。这当然有文章标题的歧义之故，“永州文化”与“永州官场文化”完全是两个概念，拙文中的“文化基因”无疑是指“由秦光荣龚武生创造、主导的官场文化”，这种“官场文化”恰恰是对源远流长的古老“永州文化”“潇湘文脉”是一种破坏与亵渎。

“画图曾识零陵郡，今日方知画不如”，欧阳修如此礼赞永州山水。“潇湘夜雨”名列湖南省“潇湘八景”之首。

更出人意料的是，居然还有个别人说我此文是“抹黑永州”，是“对家乡的背叛”，甚至还有人上纲上线，说我是“永州的罪人”。这个帽子扣下来就有些莫名其妙了，呵呵。我想说的是，童鞋，阅读理解题不是这么做的吧？

贪腐事发的秦光荣龚武生不是“永州的罪人”，我一介书生对此评点一下倒成了“永州的罪人”？莫非永州的官场习气、粗鄙之风，甚至那条永远都在修的“零陵大道”，都是我魏某人干的？

在某些人的观念里，你是某个地方的，就应该无条件说那个地方的好话，至少不能说坏话。要不然你就是罪人，往大了说就是“卖国贼”，比如写日记的那个方方。

这个逻辑还挺有意思的，照这样说，如果一个永州人与一个外地人打架，我就应该不问是非曲直上去就打外地人，因为我是永州人；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吵架，我上去就应该骂那个女人，因为我是男人；一个老头与一个小伙抢座，我上去就应该推开老人，因为我是年轻人……

虽然我不是民族主义者，也不是地方主义者，并不认为因为生养于永州就应该无条件对这里更多礼赞。但事实上，永州和长沙确实是我最喜爱的两个地方，也恰恰是我真正常住过的地方。这种喜爱无关天然的地缘关系，而是因为这两个地方与我意气相投。——就像拜伦对于伦敦的厌恶并非因为不爱那片土地与人民，我对于此两地的欢喜也并非因为偏爱切身相关者。

我喜欢与永州人打交道更多并非因为家乡情结，而是因为永州人相比其他商业开化地方的人来说，更加豪爽、耿直，可以让人不必因为步步设防而感觉心累。我写过一篇《武汉人，多的是聪明，缺的是“傻气”》（点击可看），在我心目中“永州人”就是“武汉人”的对照范本。永州人待朋友，也没有什么别的表达方式，那就是喝呗。所以说，任何一种性格也好，地方文化也好，都是利弊一体的。以酒待客，既可以迅速拉近距离，坦诚相见，也可能喝坏风气。而酒风引入到官场，就演绎出奇奇怪怪的各种局，乃至于“能喝半斤喝一斤，这样的干部最放心”，“能喝一斤喝八两，这样的干部得下岗”。

“零陵”，是全国最古老的34个地名之一，早在夏朝之前就有，沿用至今。

长沙最让我欢喜的地方就是她的世俗之气，烟火气，随你置身哪个角落，给你的都是一种踏踏实实“在人间”的感觉。国内的大都市，第一让人放松的是成都，第二大约就是长沙了。成都相比长沙更加散漫随意，更加漫不经心，更加饮食男女。据说汶川大地震的当晚，成都城内城外的帐篷里，传出来的都是麻将声。不比某些工业和商业都很发达的都市，建筑是一派“科技风”，人走路都是机器节奏。而北方的很多省会城市，不到夜里九点，街上已经一片寂静。——这时候的长沙，搞不好还堵车呢。我就曾经深夜一点还被堵在酒吧一条街动弹不得。

但是，越是自己喜欢的地方，越希望她更加美好，越警惕她的蜕变，越不能容忍它丑恶的、反人道、反正义、反真相的某些部分。无论是对一个地方也好，一个国家也好。所以俄国著名诗人涅克拉索夫才会说：“对祖国来说，没有比一切都满意的爱国者更可怕的敌人了”。列宁甚至更为尖锐地批评说：“每当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出现重大危机的时候，爱国主义的破旗就又散发出臭味来。”

道理其实再简单不过：批评是因为热爱，而不是仇恨。如果一味护短，一味赞美，那就成了“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讳疾忌医不是热爱，而是打麻醉剂，服迷幻药，自我欺骗。最终贻害无穷。

犹记得多年前，河南省的某部门感于舆论对“河南人”的抹黑，编写了一本辩诬的书名为《河南人，你到底惹谁了？》，邀请在京的某杂文名家写序。该名家很不识时务地写了一篇序言，题为《河南人，你肯定惹谁了！》。大意是：虽然河南人确实受到了很多误解甚至诬蔑，舆论导向上有着严重偏差，但是，对于河南人自己来说，最需要的首先是反思：到底有没有我们自己的问题？这，或许才是更重要的事情。这样不识时务的序言自然不可能被用，而该名家也唯有苦笑。确实，在这样一个系统化培养职业评论员的时代，苏格拉底式的“牛虻”时很容易被骂为“叛国者”“卖国贼”“带路党”“递刀者”的。

据说有某省级官员放言说“要像爱惜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惜家乡的名誉”，而另一个省级官员则用打比喻的方式予以阐释：“就像对于我们的孩子，如果你天天批评他，他怎么可能变好呢？我们应该善于发现他的优点，经常表扬他，鼓励他，他就会变得越来越好。”两位官员的表述倒是通俗易懂，但在逻辑上却不堪得很（看来逻辑真是“成事业”的大敌啊）。

第一， 爱惜眼睛固然是必须的，但如果眼睛出现了问题，你也不声不响，不去看医生用药物，而对外宣称我的视力就是好啊就是好。人家告诉你说你的眼睛怎么红了，你就大喝一声“你瞎说啥啊没见我是双眼皮”。

第二， 将一个有着完善组织的地方比喻成需要我们来教育的孩子，这这这是哪跟哪？如果对待身边的事物、制度、工作方式，我们一直只歌颂不批评，这也满意那也合适，那我们肯定至今还生活在原始丛林里。

最讽刺的是，诸多落马的高官，其在台上时，几乎没有一个不曾大言炎炎，不曾高调要求“爱护本地、本行业、本系统声誉”。事实证明，真正毁坏声誉甚至毁坏事业的，不是指出问题的批评建言者，而恰恰是护犊子的他们自己。新近受审的前陕西省委书记赵永正如此，曾任云南省委书记的秦光荣更是言之凿凿地说“一百封举报信里，可能只有6封是实的”，以此来反对“动不动举报”的风气。

作为永州人，经常有媒体的朋友告知我：“这是你家乡的负面新闻呢！”对此，我当然不必感到太多的羞愧或者不安，因为据我所知，类似丑闻在我的家乡肯定是不缺其土壤的。再说，在我看来批评报道从来都比赞美报道更具积极意义，因为它完全可以成为督促一个地方进步的契机。

如果关于我的家乡全是歌舞升平的新闻报道，我倒是要担心了：第一，这多半是些好大喜功的花架子；第二，作为深谙官媒运作规则的我心疼家乡纳税人的银两；第三，就像“稳定压倒一切”一样，过多的赞美必然压倒了一些别的更真实更本质的东西。

历史上的永州是个蛮荒之地，柳宗元的名篇《捕蛇者说》更是让偏远穷困的“永州之野”名闻遐迩。但凡此种地方，必出两种人物：酷吏与暴民。两者是相反相成的，非酷吏不足以制服暴民，非暴民不足以反抗酷吏。按理，贫穷偏远的地方多是孤陋寡闻的顺从小民，然而正是因为民之孤陋寡闻，才助长贪劣官之飞扬跋扈。反过来，正因为官之飞扬跋扈，才迫使民之以死抗争。

当然，绝不仅仅是永州一地，绝大多数同类的情况下，无论发生在哪里的新闻事件，如果没有双向的信息提供，都必然引发受众的狐疑。作为新闻，最基本的原则是平衡，也即允许当事双方、意见双方进行表达，允许受批评的一方进行回应。如果这个规则不能建立，那么任何事情出来，社会舆论选择质疑强势一方，就成为一种本能。这个绝对不是你喊“相信政府”“不信谣不传谣”就可以解决的。

永州隔壁的郴州市，在其系列贪腐案爆发之前，其实已经有了诸多信号。郴州多次成为丑闻的爆发地，而当政的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曾锦春更多次成为各媒体内参的批评对象，但曾锦春和市委书记李大伦自信满满、气壮如牛。李大伦在大会上公开宣称：“凡是来郴州搞舆论监督的记者，先砸了他的摄像机再说！”结果怎样，李大伦锒铛入狱，判处死缓。曾锦春更惨，一颗子弹成了他最后的晚餐。看了他入狱后一夜白头的情景，真是让人无限慨叹。设若他对媒体、对舆论、对民愤有一丁点敬畏之心，又何以走向断头台！

霸气的李大伦曾经高调宣布“宣传郴州的记者热烈欢迎，但谁来郴州搞舆论监督，就先砸了他的摄像机再说”。结果郴州爆发系列贪腐案6名市级领导干部锒铛入狱，报喜不报忧、说好不说坏，受损的还是郴州人民。

我真心期望我的家乡永州不惧丑闻，勇敢面对丑闻，公开回应丑闻。以事实和法律、正义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其实最简单，也最安全。抱着掩盖丑闻的“维稳心态”处事，只报喜不报忧，只听得好听的容不得逆耳的，那就只会引发更多的丑闻。

感谢那些教导我“爱护家乡”、“多栽花莫栽刺”的人们。但也请允许我用与你们不一样的方式来爱我的家乡。同样的道理，也请允许我用不一样的方式来爱我的祖国。亚里士多德说“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我虽然不敢说“吾爱吾乡，吾尤爱真理”“吾爱吾国，吾尤爱真理”，但我相信，“真理”与我的“家乡”“祖国”并不矛盾和冲突。因为，我的“家乡”和“祖国”的人们应该都是热爱“真理”的，反抗和害怕真理的只是个别的利益团伙。而真理首先建立在真相之上。

托马斯.杰斐逊说：“追求正义，哪怕天塌下来！”

是的，我可以是平庸的人，但我拒绝做被蒙蔽的人，我也拒绝做蒙蔽真相、鼓吹歌舞升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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