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若无所不能，真理必一无是处

怀侠肝义胆气魄，写痛快淋漓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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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大学和海南大学的两纸通告，让原本就有些小心翼翼的高校“公知”们，变得更加胆战心惊，差不多都成惊弓之鸟了。据说很多人都在连夜删微博、微信，有的甚至干脆自我禁言、销号。

举报者得意洋洋的嘴脸固然让人心寒，但更让人悲哀和绝望的是还是两所大学的姿态。反过来说，举报者之所以不断出阴招、越底线，也是吃准了某些“宁左勿右”者的心态。

人大副校长吴晓求在财金学院毕业典礼上的说的三条底线。一是不撒谎，二是不告密，三是不独利。

梁艳萍和王小妮被盯上，起因是方方。因为她们是方方的好友，因为她们支持方方，所以就要拔出萝卜带出泥。

这逻辑与一百多年的拳民是一致的：与洋毛子打交道的是二毛子，与二毛子打交道的是三毛子……直至十毛子。从洋毛子到十毛子，皆可杀也，杀则扬我国威，壮我士气。历史的经验已经无数次证明：不管什么冠冕堂皇的事物，如果要靠杀杀杀来维护和捍卫，则必然走向该事物的反面。

谴责“大师兄”“二师兄”们并无多少意义，社会必须要警惕的是：当这些人肆无忌惮地举起刀子时，是谁给的底气和信心？

越是坏得毫无底线的人，越要求别人好到无所保留。

此类举报事件之所以让人感到愤怒，是因为它完全是一种越界和无序的卑劣行为：

首先，网民用的是匿名，而被举报者则是实名认证的，两者处于完全不对等的位置；

第二，被举报言论属于自媒体平台，而举报并非遵循的对应原则；

第三，被举报言论若涉嫌违法犯罪，则应向国家政法机关举报，由法院审理裁决；

第四，非职务范畴内的言行，而向其供职单位举报，本身就是一种迫害与恫吓。

在中国近几十年来，“单位”长期扮演着无限全能的角色，甚至夫妻吵架都要靠单位来协调。从现代社会理念来说，这肯定是错位的。近些年来，住房、养老、医疗、物业都逐步实现了社会化，按理，一个人的“现实表现”也应该由社会来评定，单位最起码不应该积极参与，更不应该主动迎合迫害性的意图。

高校教师“因言获罪”为什么特别令人警惕？道理其实非常简单，因为高校被公认为是培养新的科学技术和新的人文思想的地方。

现代社会的发展，必须人文与科技并重，如车之双轮，鸟之两翼。与科技工作者不同，人文学者能为社会提供的不是具体实在的科学技术和物质文化，而是精神产品和思想观念。而批判，是他们与现实生活发生关联的主要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学者，为社会发展提供思想动力和预警服务。如果将他们设定为赞美一种模式，不仅扼杀勃勃向上的生气，更可能犯下讳疾忌医的错误。

一个学者的思想观念，不可能完全正确和一贯正确，存在认识偏差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如果动辄以“不当言论”惩处，必然造成只有正确的废话存在。正如穆勒所说：“真理的价值建立在自由和公开的讨论上。”正是在与错误观念的较量中，真理得以脱颖而出，并且完成其说服和教育职能，从而在整体上提高社会的认知水准。甚至可以说，真理本身就是由一系列并不完全正确的观点相互碰撞而产生的。

学校行政当局应该恪守其权力边界。网上举报，其实是网民与网民之间的纠纷，仲裁者应该是网络经营平台。如果达到违法犯罪的程度，自有国家政法机关裁决。譬如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国家公职人员被判处实刑者，所在单位应予以开除公职处分。

湖北大学和海南大学根据网民举报的“不当言论”，轻率启动调查，并且发布带有明显倾向性的“声明”和“通告”，既是对本校教职工权益的不尊重，更是一种权力的越位与错位。

一个单位的天职，首先是为职工的工作积极性提供条件，尊重和保护其合法权益。只有当其言行影响到职业行为和职业声誉时，单位才有必要启动调查机制。最近这些年，类似“教育局开除扒车门的女老师”之类的行政决定，本质上都是权力的任性，是被媒体和舆论所绑架的范本。一个人的社会行为尤其是私人行为，哪怕确实有所失当，只要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约定，就不应该被与职业身份相关联起来。

尤其在言论问题上，动用公权力更要加倍谨慎。因为说话行文有个具体语境的问题，断章取义、深文周纳不仅造成各种冤假错案，更助长整个社会品质的恶劣化。人类的历史上，很多国家、民族都曾经为此付出过沉重的代价。国难浩劫，殷鉴不远！

北京师范大学最近对一件举报案的处理方式就深得好评：对于有人举报某老师的研究“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搞乱青年人的思想”，该校并没有动用行政权力，而是由学术委员会作出专业评议。

那种动辄领导定调、行政裁决的做法，看似捍卫正义，事实上恰恰是损害正义；看似坚持真理，事实上恰恰是羞辱真理；看似消除非议，事实上却恰恰激发了新一轮的非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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