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时四年动态记录，八位导演共绘脱贫故事｜《2020 我们的脱贫故事》幕后
八位导演、历时四年，《2020 我们的脱贫故事》以生态移民、易地搬迁、科技扶贫等为主题，通过小切口描摹脱贫攻坚的长期“战役”画卷。
作者：肖洙
脱贫攻坚的“最后一公里”如何走好？
近日，在十集系列纪录片《2020 我们的脱贫故事》中，来自全国各地的八位导演（路广华、金霞、王小峰、纵红雨、郭东升、柴红芳、焦波、冯勇）以生态移民、易地搬迁、产业扶贫等为主题，通过小切口描摹脱贫攻坚的长期“战役”画卷。
从地质灾害频发的西藏墨脱，到生态环境有待修复的洪湖；从与世隔绝的怒江峡谷，到土地贫瘠的吕梁村庄……一个个脱贫攻坚亲历者的故事，在镜头中徐徐展开。
该片总导演张旭在手记里写道：“节目形态选择了20多年前我最初进入纪录片行业时，所想象的纪录片的那个样子——长期跟踪，真实记录，影像克制而不失温度，没有解说让故事自己说话。”
动态记录的“不确定性”
“这是一个历时三年的延时摄影，在被压缩的时间里看到变化。”本系列片第一集《从赵家洼到广惠园》导演路广华在开篇如此感叹。
这一集定位于自然条件严酷的山西省岢岚县赵家洼村，记录了整村搬迁进程中三个贫困家庭的生活状况、搬迁细节及融入新环境的过程，三年的时间，积累了大量素材，从日常的喜怒哀乐中看到生活的变化。
事实上，十集纪录片均为“动态跟踪”——《云中的莲花》讲述援藏干部如何帮助村民走出大山，《洪湖水岸》记录了“漂浮在水中央的村落”怎样上岸生活，《山路弯弯》显示出产业发展如何带领村民脱贫……面对横跨数年、因地制宜的扶贫工作，重要节点的影像剪辑还原出由贫困走向幸福的过程。
《洪湖水岸》背景介绍。
张旭告诉记者，整个系列片选择跟踪记录这样的纪录片形态，是因为“脱贫攻坚不是‘突发行为’，它一定要经过一个过程，不会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展现成果固然很重要，但如果可以锁定具有典型性的观察样本，跟踪记录这个过程，将会更加具有标本价值。
几年的拍摄都是动态过程，随时可能产生突发事件，生活总是超出想象，这让很多导演陷入了“未知焦虑”中，结束拍摄的时间被一次次推迟，总是担心接下来会出现更值得记录的内容，有些导演进入后期了，还惦记着是否还可以再去拍摄一些主人公的近况。“《落地生根》剧组一边剪辑一边拍摄，几乎是一直拍到了播出前”。
谈及整个创作过程，张旭说导演们感觉的最大难点在于“不确定性”，“不知道这个故事会走向哪里，既盼望发生一些事情，又担心出现意料之外的状况。”这是一趟与拍摄对象共同经历的不知前路的旅程。
《茶林故事》记录了一个堂吉诃德式的主人公——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杨直东。曾有过七八次创业失败经历的他成立合作社承包土地种白茶。结果，先是遇到了资金缺口，解决后又找不到人手清除杂草，随后白茶的长势又出现问题，再之后又被海椒传染了炭疽病必须全部换掉……幸而，在他执着的努力和扶贫干部的帮助下，难关一个个惊险度过，最终收获了改种的绿茶，合作社赚到了第一笔收入。导演纵红雨回忆，剧组一直都悬着一颗心，不知道杨直东的奋斗究竟能否获得成果，“这既是拍摄的难点，也是纪录片的魅力所在”。
杨直东的困境。
在《洪湖水岸》中，镜头对准的一家人曾在拍摄中途失去贫困户资格，但拍摄与记录并未停止。在导演看来，不应为拍摄对象设定一个“标准”结局，一切突发状况恰恰能说明脱贫攻坚进程面临的各类变化和困难，变化所造就的波澜起伏恰恰是脱贫攻坚的本来面目。
讲好故事的“极致性”
采访中，张旭不止一次提到一个词——“极致化”，但她所说的“极致化”并非“个案化”，并非为了吸引眼球的“耸动”，而是兼具典型性和故事性的双重特征。
《2020 我们的脱贫故事》聚焦的是脱贫攻坚进程中“最难啃的硬骨头”，“跟踪难度更大、困难更多、更具有代表性的对象，会让记录更有标本价值，而追求故事的极致化则是为了让片中更有可看性”。
好故事离不开矛盾冲突，脱贫攻坚则天然带着各种矛盾冲突。一方面是人与自然的抗衡，许多贫困的发生原因与地理环境分不开；另一方面是不同思想观念的碰撞与协调。
在张旭看来，“每一个最终进入片子的故事，都具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偶然性与必然性。”《茶林故事》主人公杨直东，凭借坚定的、饱含希望的神态，打动了前去调研的导演；《云中的莲花》几次不期而遇的地质灾害，让片子充满了悬念；《工作队里的年轻人》中，本来是聚焦扶贫工作队的80后，但那位因为放不下自己的“大板”（棺材）而不愿离开老屋的老人，也给观众留下了更加深刻的印象……
老人因“大板”不愿搬迁。
《2020 我们的脱贫故事》全片没有解说，依靠影像本身结构故事，在观众收视习惯呈现碎片化和快节奏的当下，这带有很大的收视风险，但是最终导演组觉得，脱贫攻坚的厚重主题与此相匹配，“把我们的观察原原本本地呈现在屏幕上，让观众自己去体会。‘真实记录’是让你看见发生了什么，而不是我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但这样的节目形态，就需要更加注重内容的戏剧性和让人过目不忘的动人细节。
在《2020 我们的脱贫故事》中，有些内容最初并不是为这个系列量身定做，以《落地生根》为例，2017年最初立项时，是由国家广电总局扶持，云南省委宣传部主导的纪录片项目，是柴红芳导演将近四年的扎根拍摄让人感动，所记录的内容和影像的精良也与本系列的需要非常契合，于是几方商议，最终共同完成了这个“央视《2020 我们的脱贫故事》版本”。这个版本在海量素材中选择了更加“极致”的故事：不通公路时村民坡罗背着冰箱，一级一级走山路去城里修理，喘息声贯穿路途；深夜发病的村民因为没有公路，不敢下山医治；三岁的小朋友腊八从哭闹着不爱洗澡的山野娃娃，变成了会背故事的孩子，最终登上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词大会》的舞台……“无论视觉影像还是故事发展，我们都希望追求极致的表达。”
腊八（右）登上《诗词大会》。
平均年龄“50+”的团队
在每集《2020 我们的脱贫故事》开头，都有一段导演在镜头前的独白，谈拍摄的感悟，谈自己的见闻，谈对脱贫攻坚的理解。张旭说，增加这个段落是因为，在长期的跟踪拍摄里，导演也已经变成了内容的一部分，他/她与拍摄对象之间的故事也成了片子本身的内容。
长期跟踪，动态记录，极致选择——与这些关键词紧密相连的，事实上是一个“大龄团队”。
张旭谈道，主创团队平均年龄超过50岁，“应该超过了好几岁吧”。各位导演中，年龄最小的是《云中的莲花》导演王小峰，42岁，而他也已从事纪录片创作与产业开发23年。《山路弯弯》导演郭东升，则已有66岁，《黄河之水》的导演焦波，则已经70岁了。
“年龄”肯定并非硬性要求。最初选择合作导演时，有两个基本原则，一个是纪录片专业经验，“长时间跟踪不确定性非常强的故事，需要有定力，不是特别有经验的导演可能会迷失方向”；二是需要有能深扎下去的性格，此次摄制时间成本长、过程枯燥，“焦波导演（《黄河之水》）、柴红芳导演（《落地生根》）、郭东升导演（《山路弯弯》）等都长年扎根在基层，他们扎得住，不会中途放弃”。
“纪录片（拍摄）会上瘾，导演会被这件事本身激励着向前走，郭东升导演一直是这样的状态。”谈及“大龄”导演们面对艰巨任务的态度，张旭以去年播出的屡获大奖的纪录片《三矿》为例说，“郭东升导演年过60，数次下到矿井，因为‘矿井就在前方’。对于做纪录片的人来讲，只要体能还能支撑，他们一定更愿意选择亲力亲为。”
困难不可避免。作为脱贫攻坚实战的观察者，主创们要远离城市，前往偏远、贫瘠的目的地。《云中的莲花》中，在中国最后一个开通公路的县城——墨脱，一处必经的崖壁间悬崖路最窄处只有30厘米，向下百米处就是雅鲁藏布江。一次在护送孩子回甘登乡的路上，山顶沙石滚落，有几块大的石头正向着导演王小峰的位置砸下去，抖动的镜头记录了惊险一瞬。在搬迁中与死神赛跑，是摄制组目睹的景象。
山石滚落现场。
恶劣的自然条件之外，令拍摄对象敞开心扉、不错过动人的生活细节，也是对导演们的考验。52岁的导演柴红芳，在拍摄《落地生根》的过程中，长期驻扎在与世隔绝的沙瓦村，“深扎多年，几乎成了一个山民”，着装和生活习惯都被改变。从事影视创作25年的导演纵红雨，在拍摄《洪湖水岸》时，才发现“如果你不亲自到那里去，就不会明白为什么一定要让渔民们上岸”，身处南方省份结了冰的水面上，世代居于此的渔民早已习惯，但剧组在这样的冬天中，感受到了此前无法想象的困顿。
在柴红芳导演的视频中我们看到，《落地生根》剧组离开时，村民们说“你们不要走了，你们就是我们村里的人了”，剧组人员与村民们互相拥抱、流泪，在彼此的人生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回忆与改变。当拍摄结束，镜头中的村民们也在政策帮助下过上了新生活，脱贫攻坚走向“最后一公里”的终点。
对导演来说，《2020 我们的脱贫故事》是他们历经数年难以忘怀的一次倾情创作；而对这个国家来说，他们所记录的，只是脱贫攻坚这场战役的几个缩影；稍稍可以聊以自慰的，是他们参与和亲历了这段重要的历史，并将自己的记录，留给了未来。
编辑 | 侯雯慧 佘博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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