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敌为友 ---- 回忆西藏察隅印度俘虏收容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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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谨以此文缅怀新四军老战士、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广播电台原台长、福建省新四军研究会副会长周柏生前辈！

周柏生 ，浙江省嵊县人，1920年出生。1938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地下党工作和抗日救亡运动。1942年调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工作，担任金萧支队指导员。抗战胜利后改为华东野战军第1纵队3旅，后改为3师，任3师8团2营教导员，先后参加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豫东、淮海、渡江、解放上海等战斗。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参加了第2次和第5次战役，1952年5月调志愿军政治部外俘管理处五团副政委，回国后调解放军总政治部敌工部工作。1962年10月前任浙江军区政治部联络部部长，11月参加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负责西藏察隅印度俘虏收容所的管理工作。1965年9月调福州军区政治部联络部副部长，1975年9月调福建前线广播电台台长，副军职，长期从事对台工作。1982年11月离职休养，居住福州市福建省军区第二干休所。离休后，担任福建省新四军研究会副秘书长、副会长等职，为新四军研究会的建设和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著有《周柏生回忆录》等。

2017年5月20日零时20分，抗战老同志、福建省新四军研究会副会长周柏生在原福州军区总院病逝，享年97岁。

化敌为友 ---- 回忆西藏察隅印度俘虏收容所

作者：周柏生

西藏察隅印度俘虏收容所司令部驻地（摄于1963年4月）。

我曾在察隅印俘收容所工作5个多月。这里我把中印边境察隅印度俘虏收容所的真实故事向大家介绍一下。

1962年10月，印度尼赫鲁政府在美国的支持怂恿下，在中印边境发动战争，侵占我国领土，我国政府迫不得已进行自卫反击。击败了印军的进攻，俘虏了数千名印军俘虏。

当时我在浙江军区政治部联络部任部长，出差至温州检查工作，突然接到军区的紧急电话：要我立即返回杭州，总政治部命令我两天内到北京报到。第二天，温州军分区派专车送我回杭州，经14个小时颠簸，于晚9时抵达杭州。政治部领导立即向我交代任务：到西藏前线去。次日，就从上海乘飞机到达北京，总政联络部张梓祯部长向我交代任务：到西藏边境东段瓦弄地区做接管印俘工作。交代任务时还说：“你53年到敌工部工作时，黄远部长不是对你说过，将来还有机会需要你去做外俘工作吗?现在机会到来了。”与我同去的还有也在朝鲜做过外俘工作的黄本营。

11月21日，我们从北京乘飞机飞往成都，第二天由成都乘汽车向川藏公路进发，途经雅安、康定、甘孜、昌都、然鸟、吉公，整整坐了一个多星期的汽车。中间翻越了二郎山、折多山、雀儿山、夹皮拉山、德木拉山，跨过了大渡河、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天险，行程2000多公里。30日终于平安到达目的地察隅印度俘虏收容所。

1962年11月，周柏生在前往西藏察隅战俘营工作时途径泸定桥。

察隅印俘收容所设在察隅和吉公之间，地处深山峡谷的一块几百米方圆的沙滩地上。这里天气异常，昼夜温差很大，光照时间很短。高原缺氧，连米饭也煮不熟，经常吃半生不熟的米饭。供应困难，吃不到新鲜食品，新鲜蔬菜更难吃到。我们工作人员与印俘一样，都住在临时搭起来的野营帐篷里，不御寒不防热，处在忽冷忽热的环境中。就在这种艰苦异常的条件下我们工作和生活了5个多月。

察隅印俘收容所共有印俘429名，其中军官25名，士官98名，士兵306名(其中无衔兵14名)。国籍分印度籍354名，尼泊尔籍75名，印度籍中又以种族分印度族的299名，锡克族的55名。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复杂，有英语、印地语、乌尔都语和尼泊尔语。

周柏生在西藏察隅战俘营。

我们到后第一个任务就是给工作人员介绍朝鲜战场上的外俘工作情况和经验，因这里的工作人员都是第一次做外俘管理工作。我介绍了情况后，接着强调了应特别注意的几个问题：一是做好外俘工作的重要意义。它具有配合军事斗争、外交斗争和扩大我国政治影响的重要作用，政策性很强。我们要用高度的革命热情和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来完成好这项任务；二是必须搞好外俘的调查研究，掌握其特点，按其发展规律，有的放矢地开展工作；三是要把宽俘政策贯彻始终，并落实到各项措施当中；四是充分发挥外文翻译的重要作用，这是做好外俘工作的重要条件；五是经验是从实践中来，从群众中来的，只要根据上级指示精神，结合实际去干，及时总结，进行交流，就一定能把工作做好。大家听后，再经过讨论，提高了做好印俘工作的信心。

在对印俘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对他们的特点进行了分析研究。针对这些特点，将印俘编为5个队：锡克族队，印度族士官队，士兵队，尼泊尔籍队，军官队。这样编队可以按不同特点进行分别管理教育，也可以避免俘虏之间产生矛盾和冲突。

周柏生（右1）与战友合影。

1962年至1963年西藏察隅印度俘虏收容所解放军管理人员合影（周柏生三排坐右2）。

在收容所落实宽俘政策，首先从搞好印俘的吃、穿、住、用等生活方面入手，以实际行动消除他们的恐惧心理，缓和他们的敌对情绪。我们给印俘搭起野营帐篷，发了新棉衣、新大衣，享受和我们工作人员一样的伙食供应。给抽烟的发烟，不抽烟的发糖果。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允许信伊斯兰教的锡克族印俘、信佛教的印度族印俘做祷告。不吃肉类的教徒发蛋类，不吃牛肉的教徒发猪肉。供给热水给他们天天洗澡。锡克族包头用的包头布(每块两丈)，包胡须的须囊布，有的丢失了，我们就发给新的布补上。他们得到这些意料不到的照顾，情绪很快稳定下来，对我们产生好感。

其次，做好医治病俘工作，效果十分明显。尼泊尔籍士兵阿尔·巴哈杜尔和戈乃斯·巴哈杜尔在战场上被打散后，在山上盲目地走了十几天，没有水喝，没有东西吃，心想这下要完蛋了。后来被我部队发现后，就从山上背了下来，立即送去治疗并供给饮食，很快就恢复了健康。他们感激地说：“这条命是伟大的中国政府和中国军队给的。这样的照顾像亲生父母一样好。”另一个印俘谢尔·辛刚到收容所时，由于山上受饥饿，从脸到脚全身都发肿了。医生看到他的病情后，就给注射了一个星期的葡萄糖液，很快就恢复健康。他望着医生、护士感激得热泪盈眶。还有一个一等上士巴尔·辛格，他在释放前半个月因病住院，在我医务人员的热忱服务态度感化下转变了对我们的敌对思想。他说：“我现在才看清楚你们中国人对我们真好。我为印度政府卖了十多年命，也住过医院，却从来没有碰到过像你们这样好的医生、护士。中国人对我的关心我至死不会忘记。”有一天，他遇见了印俘上尉军医巧泼拉，就指着上尉的鼻子说：“你应该学习中国医生对待病人的态度，回国后还应该告诉其它医生，要他们也向中国医生学习。”

尼泊尔籍印俘与中方管理人员合影

锡克族印俘与中方管理人员合影。

我们讲宽俘政策还允许他们与家人通信，校官还可以发电报。他们家人的来信和包裹及时转交。这项工作复杂费力，而作用和影响很好。不但使印俘高兴，而且把我军的宽俘政策传播到印度和国外。印俘中校营长马迪亚被俘后，印度官方曾通知他远在非洲尼日利亚的妻子，说他已经阵亡了。当他的妻子收到他从收容所发出的信，得知他不但没有死，而且一切都很好，使她喜出望外，连忙写信来向中国政府表示感谢。在收容所这段时间，印俘共发出信1218封，电报27份收到印俘亲属来信共有696封，电报5份。

待印俘情绪基本稳定、秩序正常后，我们就逐步展开政治教育和文娱活动。以《周总理致亚非国家领导人的信》为基本教材，组织印俘学习，引导他们思考。这信很有说服力，摆事实讲道理，语气心平气和。先讲中印友好、和平共处，其次讲中印边境历史背景和边境冲突的真相，第三讲我国一贯的和平谈判解决问题的主张，以达到使之认识谁侵略谁，谁要真正和平的目的。

解放军管理人员与印度战俘合影。

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我国政府主动地在瓦弄地区释放了受伤的俘虏，归还了缴获的武器弹药、军用物资。新闻发布后，印俘听了十分高兴。他们一方面认为这是中国政府和平解决边界问题有诚意的表现，另一方面希望印度政府能早日和中国政府谈判，可使他们早日释放回国。当听到印度政府仍然坚持无理要求，坚持不与我国谈判的顽固态度时，他们就非常恼火。当我们将外国通讯社报导的消息：英美军事代表团到印度煽风点火，鼓动尼赫鲁政府继续反华的新闻广播给他们听后，气愤地说：中印问题不允许帝国主义插手。印俘逐渐明白了中印边境问题的真相。

对印俘的教育方式方法灵活多样，寓教育于文娱活动之中，效果更好。采用听广播、出黑板报、自由阅读、个别谈心、小型座谈会等。文化较高的印俘很爱看书，特别是军官，有的整天埋头看书，看后自由讨论。在释放时，我们分发给他们阅读的书籍被自动带走了1000多本。对文化水平低听广播有困难的印俘，我们用办黑板报的方式，吸引了许多印俘来看。通过放映电影进行教育，也是个好办法。将电影的内容用英语、印地语和尼泊尔语来解说。印俘看了《白毛女》、《红色娘子军》、《柯山红日》、《友谊长青》等电影后，很受教育，产生了自己受过剥削之苦，羡慕我军官兵平等、男女平等的思想；了解到西藏很早就是中国的一个省，知道中国真诚与亚非各国和平共处友好交往的历史，希望中印边界问题也能像中缅、中尼边界一样得到圆满解决。

印度斯坦族战俘与中方管理人员合影。

充分发挥外文翻译的作用，也是做好印俘工作的重要条件之一。外文翻译不仅是沟通语言的桥梁，也是落实政策的实干者，他们的言行直接体现我们的政策。参加印俘工作的外文翻译政治素质好，思想觉悟高。例如女助教瞿琴同志，走到川藏公路高原第一站折多山的新都桥兵站时，医生体检发现她的心跳不正常，气闷难受，认为她不适合进藏工作条件，要她返回。她坚决不肯返回，一定要去。她说：“我是懂乌尔都语的，若我不去则只有一个乌尔都语翻译了，那么多乌尔都语印俘的工作怎么做?让我休息一下，慢慢会适应的。”就这样，她硬是坐着大卡车，克服呼吸艰难、头晕脑胀的困难，坚持到了察隅收容所。以后虽然常有不适应反应，仍一直积极工作到结束。其它外文翻译都表示不完成任务不回去，有的要争取入党入团。

周柏生（前排左2）与战友合影。

周柏生（三排坐右1）与战友合影。

1963年3月我国政府决定全部释放印俘。这一英明决策震撼了印度政府，使他们在政治上外交上完全陷于被动。同时，赢得了亚非国家的一致赞赏。3月14日我们接到上级关于释放印俘的通知，察隅印俘收容所被列入第一批释放名单。从4月10日至5月17日全部印俘释放完毕。

3月17日察隅印俘收容所召开全体印俘大会，我以司令官名义宣布了释放命令并讲了话。印俘听后，个个欣喜若狂，人人热泪盈眶，先后3次热烈鼓掌。会议结束，印俘就把工作人员围起来，抬起来，跳啊、蹦啊，喊：“中国政府万岁!”“中印人民友好万岁!”喊声震耳欲聋，从会场一直响到帐篷，久久回荡在山谷里。26日，8名校官印俘奉命赴内地参观，然后释放。

1963年3月，中国政府宣布释放战俘。3月17日周柏生以司令官名义宣布释放战俘命令，右为翻译许企尚。

我们召开运动会、欢送会和各种座谈会为释放做好准备工作。通过这些活动加深了教育，增进了友谊，活跃了情绪。印俘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纷纷写感谢信和诗。印俘布地曼·古龙在感谢信中写道：只要太阳和月亮还存在于太空中，我们就不会忘记中国人民的高贵品质。印俘军官普来姆·辛格向我工作人员朗诵了他的一首诗：朋友!您的友爱、尊重、宽待嵌在我的心上，像玉石上的彩纹。当我还没有报答您的恩情，我将会一日不宁。我要永不停息地奋斗，这就是我的誓言!

许多印俘到了这个时候，向我们讲了心里话。尼泊尔籍印俘军官高·估隆平时不敢表态，这时他当着印俘的面对我们的干部说：“我知道是印度侵略了中国。”印俘恰南·辛格说：“我在收容所学到了三件事：一是和平；二是友谊；三是正义。过去我有些事做得不好，请求原谅。”有的说：“这次分别比离开自己父母时还难过。”“河水可以干涸，地球可以毁灭，太阳可以从西边出来，但你们对我们的好处，永远不能忘记。”有的印俘表示，回去后不再当兵，不再给印度政府卖命了。如果一定要当兵，要我继续和中国军队打仗，到了战场上我就喊：我是二队的某某，就跑过来投奔你们。有的说：麦克马洪线是吃人的线，吸血的线，不知多少人为它丧了命。以后我再也不来为它卖命了。中印两国人民是兄弟，边界问题应和平解决。

运动会上，印度战俘向周柏生（左）献花。

运动会上，印度战俘向周柏生（前左）献花。

释放前我们赠送了精美而有意义的纪念品给印俘，其中有杭州的丝绸伞、都锦生织锦、福州的脱胎漆器、北京的景泰蓝、上海的英雄牌、永生牌金笔。印俘拿到纪念品后，爱不释手，看了又看，摸了又摸，然后说这是最珍贵的宝贝，拿回去后要摆在家里天天看，还要传给后代子孙，让他们记住这是中国的友谊，中印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在印俘释放的边境线上沙马南的巴底通，我方红十字会向印方红十字会交接战俘时，印俘对我方热情洋溢、依依不舍，而对印方冷若冰霜、不理不睬，形成了强烈的鲜明对比。印俘在要离开前紧紧地拥抱我方工作人员，献上他们亲手编制的花环，很多印俘满脸热泪，一个劲地道谢。过了边境线还是一步一回头，不断地挥手告别。而印俘对由印军扮演的印红十字会人员，视而不见，不理不睬。印红十字会人员带来了照相机和摄像机，想拍下他们想要的那种“印俘受苦受难，愤然回国”的场面。他们走到印俘队伍中去想讨好他们，主动伸出手来要与印俘握手。但印俘却动都不动，不理他们。他们问印俘，在中国的收容所生活好不好?印俘齐声回答：很好!以后连问几次都说很好，他们就不敢再问了。在接收点名时，印俘不吭声，印红十字会头头气愤地说：“你们到底想不想回印度?!”谁知话音一落，印俘不但不害怕，反而哈哈大笑起来，使印红十字会头头十分灰心丧气。只好把点名改为念姓名，念完了就走。这种场面，连印方直升机驾驶员看后也感到惊奇，自然而然地发出“啧!啧!”声，称赞中国政府好。

印俘在宣布释放战俘命令大会上。宣读完毕，印俘高呼“中国政府万岁！”“中印两国人民友好万岁！”场面热烈，三次掌声经久不息。

1963年4月10日至5月17日，印度战俘全部释放回家。

西藏察隅印度俘虏收容所举行释放印度战俘欢送回家大会。

印度战俘登车离开察隅战俘营时向中方管理人员挥手告别。

经过5个月的努力，印俘工作胜利完成了，我和部分同志到北京参加了总结。中央军委和总部首长对印俘工作十分重视，并给予很好评价。6月30日，中央军委副主席贺龙元帅、总参副总长杨成武上将、总政副主任肖华上将、甘泗琪上将等在三座门招待所接见了大家并合影留念。贺龙在座谈会上说：“这次印俘工作做得很好!你们辛苦了!希望好好总结经验，以后还用得着。毛主席、周总理对你们的工作也很满意。”首长的话给我们很大的鼓励。

1963年6月30日贺龙元帅接见印俘收容所工作人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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