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颖：面向旭日，或是有色演算法
致颖：面向旭日，或是有色演算法
1959年，杜波依斯夫妇于北京拜访周恩来。图为中国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纪念影片《欢迎杜波依斯！》。https://credo.library.umass.edu/view/full/mums312-b246-i002
这是一卷校色非常怪异的旧胶卷片段，不过却纪录了两位我特别喜欢的运动者。画面中可以看到杜波依斯（W.E.B. Du Bois）应中国对外友协之邀于1959年来到北京会见时任总理的周恩来，并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说。杜波依斯此行见识到正如火如荼展开的巨大的社会变革。身为共产主义拥护者，他相信殖民与种族主义必将败下阵来，而亚非同胞正是这场斗争坚定的盟友。他顺势在演讲中说到，崛起的非洲也将挺直腰杆，从过去五百年的屈辱转身，面向旭日。[1] 杜波依斯以旭日为喻，很难说是单纯表示对光明的寄托，抑或是意有所指，将未来寄托于地缘政治上的东方。为了更清楚地捕捉旭日的涵义，近年我将研究延伸至西非地区，那正是他在北京之行后、直至生命终点前的最后战场。
西非的烈日是如此彪悍，如果不时时补充水分，体力很快就会透支。另外，不稳定的供电情况也是对考察进度的一大考验。从尼日利亚的千万人口大城，到多哥内陆的山中小村，每次进行田野调查，我们都必须额外为手机与相机准备更多电池与供电装置。初次走访非洲时，我很快就注意到，当地协助接洽的朋友和受访者们都习惯使用某种我从没见过的手机品牌：Tecno，后来知道这原来是附属于深圳传音控股的厂牌。
西非各处都可见到传音手机的巨幅广告。照片摄于多哥首都洛美，我们可以看到广告强调该手机能够将人群拍摄得“更亮”的特点。©致颖
根据特殊的竞争策略，该公司故意回避亚太及欧美等兵家必争的市场，直接将销售重点投放到了非洲大陆，因此其他地域的消费者多半对其闻所未闻。不过，能够在非洲大陆坐拥近半的市占率，成为家喻户晓的国民手机，绝对不是专注销售就可以达成的。许多商业分析将他们的成功归因于符合在地使用者使用习惯的简化设计，例如优异的电池续航能力和双卡双待，让人想起十几年前席卷中国的山寨机风潮。然而在所有特点中最具关键性的，就属他们交由台湾联发科研发的相机系统了。访谈中，传音副总 Arif Chowdhury 特别提到，他们成功的秘诀就是手机的自拍功能，能够特别针对深肤色做出调整，“把较深的肤色调亮，照片就比较好看。”[2]
什么样的照片比较好看这问题总是见仁见智，但是亮肤色比深肤色较好看却肯定是个具有殖民色彩的观点。这种观点的建构有其渊源，相关论文十分庞杂。其中，由德国人类学家布卢门巴赫（Johann Friedrich Blumenbach）在18世纪所建立的肤色分类与退化理论应是影响力最广泛的。在其1795年出版的《论人类的自然种类（第三版）》中，他发展出一套论述，认为欧洲人的“白皮肤”是一种未沾染颜色的无色状态，而亚洲与非洲人种则是从白色欧洲人“退化”来的——这个“退化”自然是相对于文明而言。[3]
尽管这样的说法在今天听起来充满矛盾，然而多数人未曾察觉的是，当代世界对肤色的普遍认知仍与布卢门巴赫或卡尔·林奈（Carl Linnaeus）时代的论点相去不远，亦即白，黑，红，黄。很显然，在现实生活中，除非是去参加辛普森家庭主题变装派对，否则没有一群人能够真正被归入这样的色调当中。不论是肤色的分门别类、或者认为亮白皮肤更好的想法，都是特定历史结构所塑造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无法协助任何研究领域的推展工作，甚至会造成许多误解与社会冲突。
肤色明暗与图像之间所产生的疑难不只存在于智能手机当中。1978年，电影导演戈达尔受刚脱离葡萄牙殖民的新政府所邀，来到位于东非的莫桑比克共合国，协助成立具有宣传使命的国家电影机构。戈达尔很快就意识到，当时作为主流影像纪录媒介的柯达Kodachrome和Ektachrome系列底片没有办法对深肤色的人物做出准确曝光，他只好转而尝试在当地建立磁带录音系统，并明确指出柯达底片是“种族歧视的” 。[4]
1960年代起世界通用的雪莉女孩标准色票卡。
https://design.google/library/fair-not-default/
当时的胶卷没办法对深肤色人像呈现足够细致的画面，原因在于调制底片感光涂料时，柯达用以校对的标准清一色皆为白人女性。这些模特儿经过筛选，皆具备精致的五官与白皙皮肤，以她们为主角所拍摄的校色卡成为业界标准，称为雪莉卡（Shirley cards），而这些模特儿也被冠上雪莉女孩的称号。造成这样的结果或许并非意外，技术的开发多半来自需求，使用该胶卷的顾客多以欧美白人为主。不过，最后柯达还是对产品做出调整，在90年代推出了新系列的Gold MAX系列底片，只是原因并非是他们意识到了歧视问题，而是有顾客抱怨他们的产品没有办法拍出深色家具和巧克力蛋糕的细节。
90年代后柯达公司开始注意底片的感光问题，并开始制作有多元种族视觉的雪莉卡。https://wholewide.world/multi-cultural-shirley
不巧另一件发生在1978年的事件也与柯达有关：该公司的员工 Steven Sasson 向美国专利局注册了世界上第一台数码相机。可惜的是，柯达高层并未立即意识到该项技术的革命性本质，反而认定其深具危险，会影响到眼前引以为傲的胶卷工业，因此暂缓相关技术的开发。后来发生的故事大家都很清楚，这样的鸵鸟心态直接造成柯达与图像发展趋势脱节，往后也无法在以数字图像为主导的世界中生存。
数字图像的普及与图像压缩演算法的发展息息相关，后者实现了更容易记录及存储图像的运作方法；而感光元件的应用则让随拍随看成为可能。数字图像的强大能力在相机与手机结合后达至巅峰，不但去除了摄影作为专门技术的特殊性，同时，随着网络平台的发展，拍摄、上传、分享照片甚至成为了表现个人身份和品味的必要仪式。[5] 而在这样的架构中，脸部轮廓的捕捉和分析演算技术一方面除了能让使用者更加随心地对焦、修饰和链接标签外，另一方面，也使平台运作者拥有了处理巨型数据与监控的强大能力。
柯达公司为1992年奥运会所拍摄的广告，强调新推出的Gold底片能够呈现“真正的颜色”。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3LTpPcvsJw
图像从模拟（analog）至数字的转化彻底改变了摄影的象征意义。摄影者不再需要掌握仪器的各种专业知识，因为演算法会一手包办。即便如此，图像的歧视却仍然普遍存在，并且和1978年戈达尔发现胶卷居然有种族偏见的原因没有太大的差别。并不是机械或感光涂料本身具有喜好意识，这些现象反映的是那些调制涂料和编写算法的工程师的偏见。当工程师在设计侦测系统时，算法学习的特征资料都以肤色较浅的人物为主，这就会使演算法看不清肤色较深的人。
当代影像中的歧视问题十分复杂，我们必须从皮肤表面进一步探究毛孔下的种种层次。当联发科协助传音手机改善摄像功能时，他们首先做的就是重新建立深肤色使用者为主的特征资料库。这项技术校正工作涉及物理层面的软硬件，以及社会学层面的殖民历史、图像史以及哲学层面的象征意义。当近日菲律宾裔网红因为在手臂刺上神似旭日旗的图样而遭到韩国网友围剿，然而批评者却集中在对菲裔族群肤色的侮辱时 [6]，我们离曙光的距离似乎也变得越来越遥远。杜波依斯曾经预言，20世纪的问题将会是肤色分界的问题，但是他并未料想到，这在21世纪还进一步牵涉到光源的问题，他当年在北京对旭日的想像恰巧跨时空地回应了我们的时代处境。或许对算法而言，颜色与明暗仅只是信号上的差异，但是当极少人数所掌握的平台能够在极短时间内影响千万人口的视觉感知时，媒介歧视的技术校正就隐含着更迫切的危机。
带领联发科图像演算法开发的工程师王书凡博士于访谈中讲解脸部识别与演算法的运作原理。©致颖
[1] Central News and Documentary Films Studio. Welcome W.E.B. Du Bois! David Graham Du Bois Trust, 1959.
[2] https://www.storm.mg/article/541308
[3] Keevak, Michael. Becoming Yellow: A Short History of Racial Thinking,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Chapter 2.
[4] Sudmann, Andreas. (ed.) The Democratiz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Net Politics in the Era of Learning Algorithms, Transcript-Verlag, 2020. pp 193.
[5] Gye, Lisa. “Picture This: The Impact of Mobile Camera Phones on Personal Photographic Practices” in Continuum Vol. 21 Issue, 2, 2007. pp 279-288.
[6] https://www.koreatimes.co.kr/www/nation/2020/09/113_295819.html
关于作者
致颖居住和工作于台北及柏林。他擅长运用声音及影像等媒材进行创作，以探讨全球资本化时代人类生存语境与环境体系之关联，并多方关注全球南方当代社会之主体性研究与探查。致颖的作品曾于许多国际性的影展与艺术机构展出，包括鹿特丹影展（2020）、台北电影节（2020）、巴黎蓬皮杜中心（2020）、柏林影展（2018）、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2018）、台北双年展（2016）、上海双年展（2014）等，并于2019年获西班牙哈恩内夫肯基金会与米罗基金会颁发年度LOOP录像艺术首奖，且在同年入围柏林艺术奖。致颖目前任教于台北艺术大学艺术跨域研究所，专注于媒体与图像研究，并主持RLIS影响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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