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齿电台 | 胡昊：希望我的文章能跟别人的作品并肩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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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齿：OK，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我在访谈系列中都会问到的问题。你怎么看待在整个评论生态中的一些坏话/尖锐的批评/激烈的论战这些现象？你觉得现在还有这种现象么，或者说你觉得现在需要（这种方式）吗？你自己会有这种情绪或出现这种情况吗？
胡昊：情绪肯定是会有的。愤怒也好，不可思议也好，莫名其妙也好，都会有。目前我们国内的（艺术）写作生态不是特别健全和成熟，没有良性的竞争或者讨论的空间。在这种情况之下，就会出现非常扎眼的写作。（极端激进或者是极端平庸。）那我觉得其实重点并不在于他说的是不是坏话。我自己还挺希望看到坏话的。因为现在大家心照不宣的是当我们看完一个展览，写作者会很寡淡地写文章，虽然看起来内容非常丰富，但其中不太涉及表态。它更多像是新闻式的写作，兼有自己一个小评论，还只是在整个文章的结尾说一点点，以一种特别柔和的方式。比如说“有待进一步的观察”或者是“有待讨论”。那么在这样的时刻，我就会特别期待有比较尖锐的声音出来。这个声音在不在？当然也是在的。比如朋友们私下聊天的时候我们就会说：XX，哟，真不好，挺差的。甚至就说，怎么能做出这么一个展览？跟他以前完全不在一个水平线上。这些观点或者表态都不在公共空间当中出现。假如所有表态都变成“背地里”，显然对于艺术家和艺术生态都不能说是特别好的导向。那么应该怎么办？归根结底，我还是希望可以看到更多所谓加双引号的坏话，或者是一些批评的声音。
但是我认为这里面也涉及限度的问题。什么限度你可以说坏话？你可以说一个写作者，或者一个艺术家的作品或者展览不好。你需要通过某些方式来证明你的观点，而不是单纯说这个很差。我们现在说张三是个**，这听起来非常尖锐，但这不是有效的批评。因为大家也不知道为什么张三是**。你得通过某些方式来证明他的确是个**。假如你能证明，那就是一件很好的事。另外一点，也是最近我看到的互联网各样的吵架当中，有一个不良的倾向就是诉诸广义的权威：我举报你，或者我找一个人把这个东西给删了，这显然也不是正常的沟通。
·····其实以前在七八十年代，在一些中国的官方艺术杂志上，就有特别良性的批评生态。之前李佳那期（播客）她就提过，对关于“纪念碑性”这本书的论争，也是类似的情况，就是第一期有人发了一篇文章，第二期有人说我不认同他的观点，（那么）我的观点是什么？或者说我觉得这个作品没有你说得那么好，而我的观点是什么。这个还是需要我们通过建构性的方式，去把这个事情组织出来，而不是说单纯地去表达情绪。情绪其实已经是特别后来的事了，当我们看到情绪发泄的时候，结果可能就变成了一些极端的言论。但是，我现在反而会觉得当你看到这种极端言论，可以去想一下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他有这样的言论？对于写作者来说，当你感受到了自己在愤怒状态的时候，也可以尝试去分析一下你为什么会觉得愤怒。这个事件或者这个现象当中的哪个事情是你感到的愤怒，愤怒的点是什么？如果你能把这个点描述出来，那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批评了。
“孤军与坦克”是由胡昊策划的，于2020年9月3日至11月26日期间在北京泰康空间展出的文献展。
约翰·伯格（1926年11月5日–2017年1月2日）是英格兰艺术评论家，小说家，画家和诗人。他最为人知的著作是艺术批判散文集《观看之道》，它作为BBC系列的伴读，常常被用于大学教材材料。
思果（1918年6月10日–2004年6月8日），原名蔡濯堂。中国著名散文家、翻译家，有“中国读书人的典范”之誉。他著有《翻译研究》、《翻译新究》等。这两部作品除了讨论中英翻译，同时谈及中文的“西化”问题（即欧化中文），力倡简洁、通畅的中文。
王德威（1954年11月6日－），比较文学及文学评论学者，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讲座教授，长江学者，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二十世纪中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与艺术家》、《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等作品。
《野生作家访谈录——我们在写作现场》收录了14篇界面文化记者对国内“野生作家”的特稿报道。
《查无此人》是于是的一本小说，整本书围绕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父亲展开。
《蛇杖的传人》是美国作家舍温·努兰为西方名医所写的系列小传。
《批评的位置》是黄子平为《今天》杂志撰写的一篇文章，讨论了文化批评的“位置”及相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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