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梦想秀》（局部），叶甫纳，影像截屏，尺寸可变，2021
图片由叶甫纳提供
“他们总是要问我，你的作品到底是不是女性主义艺术？”在重庆的两天里，我从不下三个艺术家（性别女）口中听到了这句话，与之相似的还有“我的创作并不以女性主义出发”、“别人在看我作品时，经常会说这不像是女性艺术家做的东西”等回应。这趟重庆之行，本是应一个女性艺术家群展的邀请，但艺术家面对他者在同一场合、同一创作切面的问询时，频繁自我观望和解释的举动，竟让人感到局促和不适，或许因为在大部分的展览现场中，我几乎没有过像这样需要被反复提醒眼前作品创作者性别的经历。4月15日，展览“姓·名”于重庆悦来美术馆开幕，呈现了陈曦、彭薇、汪琦琦、王苡沫、向京、熊文韵、叶甫纳、章燕紫、周褐褐、周雯静十位处在不同创作阶段的女性艺术家的作品。策展人在开幕式发言中提出：“虽然这个展览看似是一场女性艺术家的聚会，但这个展览的初衷并未刻意强调女性主义”，随后的发言里，馆长再次说到：“此次参展艺术家虽然是十位女性艺术家，但这次展览却让大家看到现在的艺术是没有性别界限的。”尽管策展人，乃至美术馆，都希望弱化展览中性别身份隐含的政治意味，将更多的关注焦点放在艺术家多元的创作表达，思考背后反映出的“超越性别”的生命体悟，但“弱化”这一举动，也带出了另外的问题——我们能不能，或该如何在女性艺术家群展中，去回应性别这一已经被艺术家构成凸显出来的身份问题？与“弱化”相映衬的是，艺术家所要面对的作品与其性别身份紧密捆绑的解读。这和公共讨论中对性别政治的闪烁其词，似乎形成了双重的窘境：一方面，在她们进行自我表达时，难以逃脱他者从其生理性别出发的判断和发问，女性身份成了标签化的框限，另一方面，公共舆论场对女性主义表达从觉察到回避的过度反应，又抑制了公众对女性视角的认知延展。无论是被扣上“女性主义”的帽子，还是在自我和他者描述中刻意弱化的女性身份，艺术家丰富、细腻的表达都被尴尬地悬置了。我们一直在追问在艺术展览中失衡的艺术家性别比例，但一个展览的参展艺术家清一色是女性的情境同样引人警惕——这是否出自于另一种形式的区隔。如果必须要做一个能够给女性艺术家带来集中曝光机会的群展，我们期待看到什么？它首先应该脱离二元性别的框架，看到，并正视艺术家的创作，梳理作品中互通的内在逻辑，然后才是将她们以集体的形象放进某个框架中，回应“倾向性”的问题，构成艺术表达和展览立场之间互动和对话。缺失了前一环节的工作，目光对准女性艺术家的展览，更像是仅仅因为她们具备了女性的生理性别，便成为了现场作品以外另一处可供观赏的景致。策展人在展览前言中提到艺术家介入社会的方法，可以作为我们应对疫情后世界的参照，此外，并没有梳理更多和作品相关的线索，提炼她们的创作风格和观念，仅将其单一地以“新”（“新观念”、“新语言”、“新语言”和“新形式和新的心理表演”）的模糊概念整合在一起，就连最突出的艺术家性别问题，在整篇策展前言里，“女性”一词仅在罗列十位参展艺术家姓名之后出现了一次。遗憾的是，也许出自对个体经验背后的普世价值的关注，观众很难在展览“姓·名”的叙事框架下与当下女性生存处境的共情，个体表达以外的作品关联，也像是一条深埋于展览表皮之下的隐线，等待着观者的发掘。回看参展艺术家的作品，她们对如何建立自身创作语言都有着清醒的认知，大部分的艺术家的创作都是在更长时间轨迹中的积累和推进。诚然，她们的创作表达中的有着启示观者从疫情的断裂中重建的力量，但如果将关注点放在艺术家的创作脉络上，即便展出的作品有相当比例是2020年以后的新作，“新”和“清新的气质”仍不足以准确地描述艺术家“对艺术的重新理解”的面貌特点，除非有意呈现一个“新”的，区隔于男性艺术家之外的艺术史。此外，对观众而言，要在艺术家展出作品背后不甚完整的时间线中，在十个各不相同的创作语境中，快速地捕捉、体会“新”之于自己的意义，其实是勉强的。除了“新”，我更愿意深究的是策展人提及却未过多展开的艺术家的社会介入方法。彭薇的创作从已被传统审美经典化的太湖石入手，建构图示符号之上的个人语境，摸索漫长历史里的独属于她个人意义的落脚点；王苡沫《人间狂想曲》中的跨媒介剧场，勾勒出特定人群、特定时代背景中工业化社会图景；叶甫纳通过扮演媒体中备受争议的女性形象，组织媒介塑造的女性叙事，随着不同场景的流转，大历史背景在视线汇集处若隐若无地显现，带着玻璃渣子一般细碎的刺痛。章燕紫《咫尺万里》系列作品中交错着不同感知尺度的冲突，罩于画面之上的是精密刻度尺、每件作品的尺幅不过一手掌大小的高度，与画面中氤氲的大洲板块、山水、宇宙、战争等视野辽阔的意向形成对比，单线性的测量标准被打破，呼应艺术家在疫情中对社交尺度混淆的体会；回看疫情在熊文韵作品中角色，则是从她对母亲把药盒卡片当作记事卡的记忆向内绵延发展的。汪琦琦的绘画摒弃了个体化特征的身体符号，反射出身体凝视和身体改造背后的的社会意识形态；周雯静的作品《红色系列Nº3》同样抹去了躯体的个人和社会属性，红色墨水在只生殖功能石膏体上的附着蔓延地过程，冷静、兀然地打破了妊娠与母职崇高神话，回归到对身体最本能伤痛关注中......她们以独立的创作方法和表达语言组织作品的同时，或主动或无意识地，跳脱出完全私密化的视角，参与媒体叙事、国际关系、疫症病痛、城市建设等社会政治议题的讨论，部分作品甚至明确地指向了女性群体切身的生存问题。这些作品中，个人性与公共性之间不存在绝然对立的关系：艺术家在萃取个体经验后，面向社会的发问，也正因为这样的发问具备了某种代表性，才能基于她们的社会介入方法，挖掘具有普世意义的有效讨论空间。艺术家在公共议题上直接、实在的立场，和前文所说模糊表述之间，显露出脱节且别扭的态势。许多的“女性艺术家群展”同样让人感受到了此般进退首鼠，将艺术家的生理性别拉到聚光灯之下，触碰“政治正确”之前，更重要的是回望我们为什么要追求所谓的“正确”。那些描摹“超越性别的生命经验”的手法，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尚且未能跳脱以男性为主导的内容界限。女性视角除了是男性视角的补充，提供那些有别于男性生活习惯的观察之余，是否已经具备在谈论那些过往被认为是“男人”的话题的资格和权利？当她们的创作表达走出私密的、情绪性的空间之后，能否在过去“女性艺术”的定义之外，延伸出新的描述语言，更进一步地搭建起理解其创作的谱系？艺术家的生理身份是客观的事实，作品是否要表现女性主义却是方法选择的问题，无论艺术家选择与否，她们在当下、此刻发出的声音，都值得被更严肃地讨论和对待。对边界的掩盖，并不能让我们更好地重新审视边界。就像是地理版图一样，所有能够被看到的主权边界线，都在漫长的历史中经过了反复厮杀、斗争与调解，才得以实现地图上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偏移，其前提，正是对于边界存在清晰的认知和积极的回应。历史的惯性会让人在表述时不自觉地掉入已构建了传统的旧式话语之中，然而正在发生的“善意”却模糊的应对策略，又无意间再次消解了吸纳新语汇的可能。展览中，叶甫纳在《大梦想秀》中扮演“飞飞姐”时摇摆不定的神情、在不同场景中格格不入却流动着的姿态，和展览开幕现场上艺术家的状态形成了微妙的呼应——她们尴尬又自信地，迎接着所有人的注目。
文章版权归深圳市打边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所有，未经授权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及使用，违者必究。转载、合作及广告投放请联系我们：info@artdbl.com，微信：artdbl2017，电话：0755-86549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