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岭青年艺术家驻地计划”驻地艺术家苏杰浩的驻地个展“自我呈现”现场©️燕岭文化传播
5月22日，由燕岭文化传播主办，打边炉策划的“发现与激发：艺术驻地论坛”在东莞燕岭园举办。论坛由樊林主持，演讲人倪昆、芬雷、蔡影茜和颜双艳基于在艺术驻地项目中的组织经验，分享了各自的工作方法，评议人冯原和李耀从个体经历出发，参与围绕艺术驻地的讨论。
艺术驻地的基础框架不复杂，由组织者、参与者和地方构成，但每一环节所涉及的工作方法极其多样，框架组织充满弹性，地方可挖掘的层次更是丰富。所以驻地总能被反复讨论，在反思中重新发现它潜藏的可能。
“发现与激发：艺术驻地论坛”现场©️燕岭文化传播
本次论坛邀请的四位驻地工作者，来自不同地区，依托于不同类型的机构展开艺术驻地项目。在他们的分享中，可以看到艺术驻地之于创意园区、美术馆、小型艺术空间和作为独立的艺术行动，分别带来对地方，对参与者怎样的发现与激发。
以下为论坛发言的整理，发布前经过论坛参与者的审校。本文编辑：田露思、曾一珏。
艺术驻地是一件礼物，一种方法
器·Haus空间（Organhaus）联合创办⼈与策展人，生活、工作于重庆。器·Haus空间成立于2006年，2007年开始做艺术驻地项目，机构由我和艺术家杨述两个发起人共同运营。器·Haus空间是一个替代空间，艺术家自营机构和项目空间，我们这样来定义机构的工作。持续多年的运作，我们会去反思空间还有哪些可能性，如何针对性的推动空间生产，网络连接，艺术与社会的主动对话等等，当中涉及到工作网络和方法的构建，而艺术驻地项目在我们的工作体系中，越来越成为机构空间的日常工作方法。器·Haus空间的国际艺术家驻地项目与青年艺术家实验项目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工作系统，两条工作轴线共同延伸出一些在地艺术项目，国际艺术家工作坊计划，国际联合策展等项目。就艺术驻地模式而言，我们注重驻地网络的搭建，器·Haus空间在成立之初加入了英国Gasworks（三角艺术基金会）国际艺术网络，同时有三个交换驻留项目的合作方，分别在杜塞尔多夫、伊朗德黑兰和日本的福冈北九州，有时，我们的驻地项目会抛出明确的主题，就能有针对性地邀约一些国家或区域的参与者，通常情况下，是艺术家通过推荐的方式直接和我们联系，艺术家的加入也是采取邀约的方式为主。在具体的项目运作中，我们会阶段性提出一些问题或发出一个议题，比如2014年的国际艺术家工作坊，我们以“Red Line”作为关键词来讨论城市化问题。工作坊当中，我们注重差异的碰撞和面对面的共同工作，通常是一半中国艺术家与一半国外艺术家在两周的时间里，以非常高频的工作节奏，展开一系列诸如驻地行走、问题对谈、个人创作及后续成果展示等工作。艺术家在主题框架里，基于彼此的工作交换和碰撞后的反应和回应是很有意思的。每个城市总会有一套标准化的描述，它遮蔽了很多城市发展进程中值得探讨的内容，因此我们在过往驻地中强调行走，地方调研，不同城市的艺术家间的对话。但我们发现，艺术驻地涉及多方的诉求，这使得针对地方的讨论里出现很多错位，难以平衡。所以我们现在只把驻地作为一个日常的工作去看待，并更多地回到艺术部分，不过多强调艺术之外的投射，包括对社区、社群的影响，这部分看契机，不作为硬性指标来考量。因为器·Haus空间的定位是小型空间，它的辐射半径跟美术馆不一样，美术馆会有更多公共性的考量。另一方面，实际上，艺术驻地项目真要给一个街区、城市带来影响，它需要建立在长期性的运转基础上，一个空降或短期进行的项目，很难带给地方真正意义上的建设性影响。所以我们逐渐以更开放的方式去组织驻地项目，比如会更看重驻地艺术家本人的意愿，如果他要创作一个与驻地环境没有任何关系的作品，也可以，甚至不要求他一定要做出可展出的成果，我们更在意他在驻地过程中能留下某些印记，然后协商出合适的呈现形式。器·Haus空间2016年驻地艺术家Tully Arnot驻地展览“哑MUTE”开幕现场随着不同驻地项目的运转，会给器·Haus空间带来一种新的可能性，基于我们自身的价值观，在一个个驻地项目中陆续遇到相互认同的伙伴，就像交朋友一样，从中激发出一些新的合作项目，比如说我们的国际联合策展项目“亚洲酒店计划”，这也是我们在意的。在我看来，艺术驻地是一件礼物，针对艺术家，针对主办机构，也针对驻地所在的城市和辐射的人群。同时，艺术驻地也是一种方法，当把其中的行走、调研、对话、创作、展览、文献和出版等一系列工作综合看待时，它实际上就是一种艺术空间的生产模式和日常工作方法的构建。
方志小说联合发起人，出版与艺术策划人，生活、工作于杭州。方志小说，作为联合驻地计划，更像一个开放的框架。方志侧重地理编辑技术，偏记实和历史意识，有关现场的经验，小说侧重情感书写技术，偏虚构和个人叙述，有关想象的历险。并非真的编方志和写小说，而是强调一种虚实并用、彼此激发的在地协商，尤其通过一种地方书写和艺术实践的方式，这是“方志小说”的主要用意。从驻地的角度来看，方志小说有明显的缺点，比如时间短，只有7到15天；因为时间短，没有深入的接触和沟通，驻地作者主观感受有时过强，易按图索骥；没有主题线索，比较散乱，驻地之间没有必然的关联；驻地期间不要求创作，易有头无尾；来了就走，走了不再来，难以形成持续交流，更遑论连接与协作，等等。针对这些缺点，方志小说提出了“联合驻地”的方式，要求本地的参与、前期调研和自组织，驻地在这个过程中就像测试，基于小范围的公共事件，激发在地协商的媒介实践。驻地之后，在地方之间策划联展和巡展，鼓励作者的持续创作，与此同时，邀请本地人员参与制作驻地档案，在书写层面建立基础的连接与协作。2021方志小说第四回联合驻地计划“社区媒”，顺德的“庖丁解味”，基塘考察
今年的主题是“社区媒”，通过书写与艺术实践来探讨社区的媒介连接。比如3月在顺德的驻地，主题是“庖丁解味”，对应的媒介是饮食。饮食离不开吃吃吃，但不意味着只是吃，更重要的是通过与厨师对话，挖掘饮食背后食材的养殖户、种植者，调味料的加工作坊，进而勾勒顺德基塘农业的地缘现状。确定主题，找到一条线索，比如顺德就是“饮食地理”，然后借由主要角色（厨师），延展出更多的对象（养殖户、种植者、调味品的加工作坊）。在这样行走、观察、提问、对话等一系列现场行为过程中，地方感和本地性被引导进入一个个具体事件的呈现情境之中（鱼生、自梳女、厨师行业的师徒关系等），随之就需要进一步的了解和考掘，持续的提问与对话……通过书写与艺术实践，打开社区与地方在媒介连接层面潜在着的公共空间。驻地就是去到现场发现问题，而工作也往往是从问题开始的。以顺德的桑基鱼塘为例，今天的基塘农业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牵涉到河水的水质、鱼与虾的改良品种乃至基因工程、农户的成本控制与经济回报、鱼生的饮食安全、调味品与食品添加剂……如果我们把厨房（主要是餐厅后厨）看作一个传统的协作实验室（涉及了种植养殖、调味、加工、标准化、冷藏、食品检验检测等），那么当样本的采集方式和数据的分析方法都已经变化的情况下，实验应该如何进行下去？2021方志小说第四回联合驻地计划“社区媒”，顺德的“庖丁解味”，在餐厅体味顺德饮食在驻地过程中，我们总是强调一个原则：理解地方大于评判地方。这不是说地方没有问题，而是驻地真的很有限，更多的工作需要本地组织和在地协商。从持续性和连接性的要求来说，通过驻地，方志小说值得在本地自组织与媒介实践并行基础上，去尝试激发协作机制的产生与构建。在这种情况下，书写的标准和艺术的标准都需要放在本地语境和地方情境中进行适用检验，这也要求我们对待书写与艺术的经验与实验，获得更具广泛性、跨领域和延展性的评议方式。这也是博伊斯曾经指出的，一种“广义的创造性”，不应该局限在绘画、雕塑、音乐或文学，因为它不只是以天赋、直觉、想象力为前提，还包括组织生活物料的能力，这一能力可以被延展到更多的社会领域。被动游击，主动联战。一种基于地方情境的跨领域协作，跟标新立异从来无关，而是疫情对新世纪提出的工作任务。关于这一点，略嫌简单的解释可以是，地方向我们提出了质询，而地方本身早已具备并呈现了我们在狭义的书写和艺术经验里不具备或未呈现的，那种广泛性、跨领域和延展性。换句话说，不是我们能，而是地方已经如此，我们不得不奋起直追。
广东时代美术馆学术副馆长，泛策展系列和“一路向南”驻地研究网络的发起者，电子期刊On Our Times的主编及“生滚粥”主播，生活、工作于广州。过去十年，广东时代美术馆组织过不同的艺术驻地项目，在驻地形式、工作方法和关注点上不断有新的思考和理解。最早的“开放工作室”以美术馆内部空间，两个玻璃房作为驻地，意在将艺术家的创作过程向观众开放，提供一个艺术参与的空间。到了“榕树头”，我们开始思考美术馆和周边社区的关系，将一楼比邻街道的空间开放为驻地空间，便于艺术家与社区、社群发生交集，以此了解美术馆周边社区的变化。2017年开启且还在持续的“一路向南”则是资助希望去到非西方国家，了解更复杂、丰富的语境的艺术家。我们和全球南方区域的机构建立交换关系，支持他们的艺术家来广州驻地，也把中国的艺术家送到相应的地区驻地。今年发起的“开物者”，把美术馆18楼改造成可供艺术家住宿与创作的空间，并提供跨学科合作者和技术支持，以媒介实验室的方式为数字化未来提供替代性想象和方案。艺术驻地项目的发展中，我们也遇到了一些困境。和大部分艺术驻地一样，驻地时间短让调研和创作都变得仓促。其次是受限于城市，广州虽然是一线城市，但它还不是一个国际文化艺术聚集地，无法像伦敦、柏林那样为驻地艺术家搭建全球的艺术网络。还有一点是社区语境变化太快，一个从社区出发的驻地项目完成半年后，社区里相关的东西可能已经消失了。针对这些困境，我们参考西方艺术家驻地项目的模范，思考广东时代美术馆的驻地项目能发挥其对艺术家和艺术生态怎样的支持作用。以“一路向南”为例，我们通过与第三世界国家的机构合作，共同应对非西方国家缺乏驻地支持的处境，破解以西方为中心的知识生产和交流的现状。对驻地艺术家的选择，因时间和资源有限，我们支持有明确研究目标与创作计划的艺术家，同时也以委任作品创作的方式，拓展驻地成果的流通面和生命周期，持续反哺驻地项目及合作网络。驻地对于美术馆而言也是一个契机，艺术家的研究方向时常为机构内部提供动力去关注新的问题。尤其在疫情的影响下，我们反思对区域固化的定义和理解，即便不能远行，我们还是希望通过驻地能保持附近和远方的对话关系。物理边界不应该成为限制，全球与地方之间的关系一定是流动的，相互关照的。通过多样化的全球过程，比如线上驻地模式，我们将驻地理解为行动者（actant）的连结网络，对地方形成丰富的塑造。在“一路向南”框架下，今年年初发起的“超海驻递”就是一个线上项目，我们将全球不同地区的人作为行动者网络里的一个激发点，长期投入，慢慢促进与南方认识论相关的实践和去中心化网络的构建。而“口岸联盟”和“走读会”，灵活组织艺术家、不同学科的学者、研究者组成临时联盟，去到不同地点和机构，将驻地变为驻“递”，落地多样化的艺术生产和分享。将驻地项目发展成知识交换的网络，推动全球过程，一定程度上，这也能松动本质主义框架下的地方认知。
“燕岭文化传播”项目负责人，燕岭园文化艺术板块项目策划，“燕岭青年艺术家驻地计划”项目负责人。生活、工作于东莞。“燕岭青年艺术家驻地计划”发起于2018年，面向青年艺术家、策展人、设计师、研究人员进行公开招募和定向邀请。我们关注刚离开大学院校，即将踏入到社会的艺术工作者，是为了给他们在院校学习环境和社会环境之间搭建一个缓冲的地带和时间。这些艺术家大都处于一种比较迷茫状态之中，在燕岭园的两个月驻地时间里，他们可以纯粹地创作，有时间思考自己所面临转折和选择。燕岭园是驻地计划的起点与原点，它所经历的四代更替，每个发展时期都有丰富而独特身份意义。对于这一点，我们不断观察和思考的问题是，如何通过驻地延续燕岭园及其周边环境所独有的历史意义？如何帮助艺术家与当地的社区产生关系？对于艺术家的选择，如何呼应城市的发展变化？同时，对于成果输出，那些经由驻地而产生的文本和影像，我们除了能做好存档记载的工作，能否让它们对当地文化产生影响？我们认为，艺术驻地的核心之一，是形成对地方的感知。在创作前，我们组织艺术家对周边环境进行深入的走访与考察，包括东莞的老城区、历史景点、艺术机构，也延伸到珠三角的其它城市，比如广州和深圳。同时鼓励艺术家融入东莞的本地生活，对地方的认知往往在于生活的细部。在创作期间，我们与艺术家达成协议，除了做作品，还会开设分享会和工作坊，既面向本地艺术家，还指向地方社群。分享会也是同期两位驻地艺术家之间进行交流的机会，各自带着不同城市的背景和不一样的创作题材，在对话中促进彼此对地方的观察，形成互益的激发。对于驻地，工作坊的存在如同种子，既可以在当地营造可感知的艺术氛围，又能够提升社群对艺术的兴趣。我个人感受最深的是，活动从最初的朋友间召集，然后相约参与，慢慢地在第四期里，有长期关注我们的观众专门从深圳过来参加，他们知道燕岭园一直在做驻地活动，看到消息就会报名。这些微妙的变化让我们看到持续工作对驻地辐射力的扩展。“燕岭青年艺术家驻地计划”驻地艺术家Antoine Orand在东莞考察驻地计划推进过程中，受到疫情的影响，香港的马颖汶无法来到燕岭园而选择在家驻地，艺术家舒达则被困在了燕岭园三个月。这些意外也让我们反思，驻地不止是基于所在地域环境的感受，也可以是艺术家对所处的当下大环境的应对，是更为综合的体验和输出。“燕岭青年艺术家驻地计划”驻地艺术家黄成在东莞塘尾采集声音驻地的成果是双向的，艺术创作为地方文脉带来创新性延续和改变，同时，我们也希望艺术家通过驻地计划这个平台，在接下来的发展中有新的机遇。比如艺术家黄成的驻地作品《塘尾》，受到了香港Rossi&Rossi画廊的展览邀请，这是我们发起针对青年艺术家驻地计划的初衷。另一方面，我们将驻地成果编辑成册，是看到艺术驻地在结束之后，它能以文献的形式继续发酵，生成对燕岭园之外，甚至不限于艺术领域的意义。城市和社区总在发展变化，我们也希望驻地能不断地和当下的城市问题发生关系。“燕岭青年艺术家驻地计划”在后期的艺术家选择上发生了细微的转变，我们更偏向于以新媒体、艺术与科技结合为创作媒介的艺术家，是因为看到东莞未来在高新技术上的发展趋势，通过驻地，从艺术的角度为城市赋能。另一方面，我们会在驻地的方向上更准确地呼应当下的艺术发展动态，从“原点”出发，通过驻地和驻地之间的联动和互动，跨地域和跨领域间的合作，形成一种互动网络，基于大湾区乃至国际性的交流，推动我们这个驻地项目更深入和更有机的发展。由此来看，驻地项目还具有更多的生长可能。
艺术史学者，批评家，策展人。现为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教授，广州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艺术驻地在近年来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常见的艺术工作方式，出现了不少的范例。相较于其它类型的艺术项目，艺术驻地有三个特殊性。首先是艺术驻地的难度。它的不容易在于不可重复性。对组织者而言，无法将这个地方的驻地组织模式运用到另外一个地方，即便在同一个地方，新的驻地空间也很难复制之前的工作方式。尽管我们今天坐在一起共同讨论艺术驻地，也不太可能发现或产生太多共同经验，因为驻地的层面很复杂，我们只能用各自的艺术经验来贡献一些批评的语汇。这要求驻地组织者非常投入，除了时间、精力和金钱的投入之外，还要从头到尾地卷入当中的每一环节，卷入彼此。驻地项目中，组织者、艺术家和场域，场域里的人之间是相互套嵌的。如果我们要衡量套嵌的有效性，实际上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而这旧有的成功和不成功概念之间，恰恰给予我们新的角度去讨论驻地工作方式的调整。另外一个特殊性在于，艺术驻地评价系统的构建非常困难，无论是艺术创作与驻地间的有效关系，还是整个艺术驻地项目的运作方式，以及驻地成果的艺术品质如何判断，驻地要不要考虑创意性回报等等，我们都没办法用艺术生态中已成型的系统作参考。艺术驻地从表层来看，它注定会提供一种知识生产的多样性，但在这个多样性背后隐藏的工作逻辑牵扯到很多方面。它可能涉及个体与群体，中心与地方，宏观与微观等矛盾性的思考。在精英主义的知识生产方式影响下，尤其是在课堂里，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往往是失语的，反而在艺术驻地的实践中，更有可能触及一些有效的尝试。所以对艺术驻地评价系统的构建，需要我们抛开精英主义，回到实践中搭建恰当的，有生长姿态的评估系统。第三点特殊性在于，艺术驻地总要尝试修补社区关系。我们看到，美术馆的责任正在分化，不少美术馆所做的工作越来越远离社区。当我们讨论艺术可以为这个地方做什么时，艺术与场域，与人，与在地历史的关系一直在变，这些变化需要我们进入地方，切身体验。肉身经验是无可替代的，艺术驻地能为我们积累修补社区关系的经验。即便留意到这些特殊性，我们对艺术驻地的理解不能过于固化，否则会形成新的自我局限。尤其当疫情成为非常明确的地域间的阻隔，我们不得不寻找新的方式，比如网络作为新的公共空间，它作为驻地的可能性。这或许能帮助我们拓展驻地所指向的此地此在，延伸出更多与过去的时间，过去的人，以及远方的时间，远方的人之间的互换关系。同时，驻地的成果也需要通过不同渠道被反复言说，将驻地作为一种工作方式，更多地铺开，产生不一样的影响。
建筑学博士，文化批评家，跨界研究者，从事视觉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为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中山大学视觉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工作、生活于广州。驻地创作的来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后期现代性扩张的过程，或者说，它来自于一种掌握了先进技术手段的文化对其它的“他者文化”的观察和发现的基本结构，因为从结构上来看，所有的驻地计划都具有早期的人类学和民族学的一些特征——某些来自于艺术共同体的人，艺术家或评论家们，他们到达某地，并在某地进行观察和创作，最后，一如今天的活动所显示的——将这类创作的成果返回到艺术共同体中来分享。在过去，这种成果形式可能会保存在博物馆或图书馆，今天，它演变为现在我们所参与的这种形式。所以，驻地计划的起源应该是现代性文化，但是，今天我们处于后现代的文化之中，也就是说，某种现代文化的生产方式应该也显示出后现代的特征，这就是文化多元的特征。我认为，这并不可能改变现代性的基本结构，因为驻地计划仍然是一部分来自文化共同体的人们到达某一个地方，并以这个地方的文化为创作来源，只是，今天的观察者不应该与过去的完全相同，这就是说，观察者的角色应该获得某种自觉的升级——他们应该以后现代的立场发现后现代的问题，我想，这也是我们用以评价这些驻地艺术创作的基本标准。
近十几年来我游走于珠三角不同的艺术机构，发现很多机构工作都涉及驻地。曾接触过的两个带有驻地性质的项目，一个是国家层面，从中我看到驻地可以服务于更高维度的国际交流，另一个是个人层面，通过个体行动，在深入驻地的过程中实现了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二者都体现了艺术驻地潜在的可能性。2008年我在深圳画院，由于有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07-2009年）的签署，中方设立了《非洲文化人士访问计划》，其后三年每年有五名非洲艺术家来到中国驻地创作交流，2008年的落地机构定在了深圳画院。那段时间，我陪同来自南非、埃及、埃塞俄比亚、赞比亚和佛得角的五位艺术家参观珠三角地区的各类机构。这些离开故土踏入中国的非洲艺术家们，对珠三角的文化艺术、经济商贸所表现出的兴奋，以及在短时间内建立的地方印象中寻找自身定位而作出的种种回应，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有一位来自佛得角的艺术家，在深圳驻地三个月后迅速完成了作品，他对水墨语言的理解和运用，让我看到非洲文化远不止于我们习惯印象中的原始或半原始化，往往带着前现代性的标签，其实非洲自身历史的多元性及其艺术家对异域文化的回应能力也非常强。驻地带来的不止是文化交流，还极大地激活了文化的丰富性。在个人层面，我曾深度协助一位名叫Oliver Walker的英国艺术家在珠三角创作一件关于英国宪章的作品，他和一群法律学者合作，杜撰了一部英国宪章，然后想在广州找一家玩具工厂制作1000个公仔，将所杜撰的英国宪章做成语音芯片植入到公仔里，再把这批公仔以商品的身份运回英国在利物浦双年展上展出。在那两个月里，我们在广州寻找芯片厂完成芯片制作，通过网络找到一家位于惠州的供应商签署玩具公仔生产合同，做好后辗转去到汕头澄海的工厂拍摄公仔生产的流水线，最后通过全球运输体系，完成从广州黄埔外运码头与利物浦港口的对接。从中我们看到，一种全球化网络下的个体游走和身份转换，通过一个国际艺术家在中国大陆近半年的驻地活动得以呈现，这里面也串联着我们关注的口岸与南方、中国与西方之间的角色互动。一种很具体的在地工作，可以把肉身带入到具体的文本与历史、国家与文明的对话场域。当我作为一个策展人或机构项目负责人的时候，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在一个专业的共同体内部做到有效实践，而像艺术驻地这类项目，经常能够把我们带到更广阔的社会现场与时空维度里。当我们的身份处于游走的状态时，我们会思考如何生成、抵达和构建自身的主体性，这里的主体性并不局限于专业共同体内部，而是指向更广义的价值层面。对于身处其中的参与者，艺术驻地的潜力，在完成不同层面的激发后，其实还是回到具体的人如何认识其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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