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亿国债新增发行！中央财政一出手，市场阴霾全扫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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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个让市场振奋的消息是：中央财政将在今年四季度增发2023年国债10000亿元，支持灾后恢复重建和提升防灾救灾能力。

这次增发１万亿元国债以后，中国的财政赤字将由3.88万亿元增加到4.88万亿元，预计财政赤字率将由３％提高到3.8％。此次增发的国债所得资金将全部通过转移支付方式安排给地方使用，全部列为中央财政赤字，还本付息由中央承担，不增加地方偿还负担。

这是中央送给地方及市场的一个大礼包。也就是在近几日，新的财政部长蓝佛安顶替刘琨上任，这似乎也是一种信号，一切万象更新。

NO. 1｜壹

印象当中，发行１万亿元的特别国债很早就有人讨论，但是一直议而不决，不知道背后是什么原因？是利益权衡还是理念相争？

１万亿元的金额，相比中国经济百万亿元GDP的规模而言，并不算多。以此１万亿之水，想要完全救助当前燃眉之急，似有难度。然而，无论如何，最终特别国债还是发行出来了，而且突破了中国长期以来的赤字不得超过３％的潜规则。特别国债发行的信号意义，更加值得我们思考和值得让人信心大增，相信长久积压在市场人士心中的阴霾，也因此一扫而空。

或许是本科学的理科的原因，我一直对于经济学当中的一些规则如３％的赤字率、４％的CPI、60％的政府负债率等等这些，持有嗤之以鼻的态度。原因在于，这些所谓的规则（Rule），只不过是人为制定的事物，并不是如自然科学当中的定律（Law）。当心为规则所役的时候，人们就会犯下严重的错误，这种错误就是毛主席曾经大力批评的教条主义。

３％的赤字率、４％的CPI、60％的政府负债率等这些教条主义的危害之处在于，将中国在自给自足经济体系、实物货币体系、生产力不足供给是主要瓶颈等这些特定形势下形成的思维即教条的东西，死搬硬套到了当前的经济体系当中，造成了假病用真（毒）药的伤害。

NO. 2｜贰

经济决策本就是一个权衡取舍的过程，无通胀的增长且经济结构有改善，这本来是经济运行的黄金标准，中国在国运昌盛的黄金三十年达到过这种标准。但是这是可遇不可求的。未来必然要在各类经济指标当中做出取会，既要充分就业与经济增长，又要金融与物价稳定，还要财政可持续税负降低，真正是不负如来不负卿，怎么可能？

作者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当前，经济稳定增长且产业升级与年轻一代的高质量就业，是压倒一切的经济指标，为了改善这些指标，我们必须放开３％的赤字率、４％的CPI、６０％的政府负债率等这些自我创造的束缚，否则真是“没有憋死的牛，只有愚死的汉”。

当代的复杂经济体系是一个各类主体相互依赖的系统。

一个主体的资产是另一个主体的负债，一个主体的支出，是另一个主体的收入。根据会计平衡式，中央财政负债多出一万亿元，意味着除中央政府之外的其他主体今年必然将会在整体而言，多出一万亿元的资产。这些资产在具体细分的主体当中当然会不均匀，有人赚得多有人赚得少，这不影响实质。而资产进入这些主体的资产负债表的过程当中，会产生一系列的收入行为，这对于激活经济而言，将有数倍于万亿元的功效。这个在经济学当中，称为乘数效应。

作者在去年２，３月份的时候，针对中央提出全面加强基础建设，针对加强基建钱从何来的问题，写过四篇文章，分别讨论了中央财政、地方融资平台、REITs、供应链金融等几个方面，讨论了如何搞钱的问题，最后得出结论，就是除非中央财政出手，否则全面加强基建，将成为空话。

NO.3｜叁

从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来看，中央财政花钱才是关键，中央财政的支出，是市场主体的收入。至于是否加强基建其实无关紧要。而在中国当前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完备甚至适当超前的情况之下，中央将钱用在非基建用途，作用或许更大。

在此前，中央保持了克制，中国的中央政府负债率在全球都是最低的，但是中国的经济却也发展的非常良好，原因在于地方财政。一直以来，我就认定中国的融资平台是以国企之身而行财政之事，在金融的配合之下，融资平台顶替了财政，实施了中国特色的积极财政。关于这个观点，作者很早之前写过一篇《谁搞懂了融资平台，谁就搞懂了中国经济》的文章，有过深入的讨论。

而当地方政府举债受到限制，自身因为债务规模过大而使得金融体系对之产生信心动摇之时，中国的积极财政之手就已经残废。虽然从预算内财政的角度看中国的财政，中国近几年似乎是积极财政，但是如果将地方融资平台的举债速度放缓甚至收缩考虑在内，中国近几年实际上是财政收缩。在疫情、房地产形势低迷及出口受抑之下，社会总需求本就不足，本应该要有比之以往更加积极的财政才能应对，而现实却是收缩，这也就难怪，整个经济体系，大家都觉得钱特别难赚。

同为财政，地方政府不具备发行货币的权力，也就无法收取铸币税，因此，在宏观形势而前，地方政府会和市场主体一样，同样束手无策。很多为了应对经济下行的行为，如融资平台举债兴建基础设施，都是埋下定时炸弹的行为，非中央政府出手不能拆除。

NO. 4｜肆

中央财政出手，市场主体都有钱赚，加之中国国民爱钱的特性，这是驱动中国经济向前发展的重要甚至是唯一的动力。没有钱赚，也就没有企业家精神，也不可能有创新，科学家发明家在穷困潦倒的时候，也没有精力和心思去搞那些“奇巧淫技”。

中央提高点赤字率，让老百姓高兴高兴，让经济有更大的动力前行，这么好的事情，为什么不早点搞呢不大力搞呢。这其中实际上就是某种错误的理念或教条在作怂。中央花钱造成的负债率高，只要花钱是让中国人去赚到，哪里会给中国人造成损失呢，这本质上是“用之于民，取之于民”，这是功能性财政的理念，与传统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平衡型财政，只不是换了个予取的顺序而已。

以历史经验来看，用财政来推动经济的例子，有美国与日本。美国近十年里，中央财政赤字猛加，政府负债率从60％一路飙到120％，加之货币大放水，最终造就了大牛市与当前的产业科技创新重回巅峰，傲视其他发达经济体。这是大开大合，有取有舍的作用，既然要搞，就要搞出名堂。

日本则用了将近20多年的时间，将负债率从60％慢慢推到如今的超过250％，但是一直慢火温吞，总是经济实在不行了，才扭捏着放松一点财政，经济稍微好一点，便马上搞些消费税增加等改善负债率的举动，最后钱也花了，事却没办成，还浪费了时间，而且让一代人遭遇到永远无法弥补的精彩生活。日本的例子，显然是犯了既要又要还要的毛病。

中国历史上还有比日本更差的例子，那就是隋朝末年，各地民变纷起，开仓赈灾即可平息，但是杨广却舍不得他老爹多年搜刮的这些粮食，最终却是为他们做了嫁衣裳。据说，贞观年间，唐太宗还在享用着隋朝粮仓的粮食，高调做着人情。

以美国日本及中国古代历史经验来看，当前１万亿元的特别国债发行，即已宣告最坏的形势已经离人们远去。但是１万亿元的规模显然远远不够。中国的财政刺激将会选择哪种模式，是日本模式，还是美国模式？当前不得而知，还需进一步观察后面的政策。

财政大刺激加之猛烈大放水、负债率会不会高到难以为继，通胀压力来了怎么办？很显然，经济没有免费的午餐。通胀不是问题，通胀正是答案。

自从弗里德曼名言“通胀问题就是货币问题”被传出来之后，这一特定语境下的观点便成为教条，尤其被很多中国学习经济金融的视为天条，经常挂在嘴边。人们或许不知道，很久以来，经济的传统智慧，一直认为“通胀问题的根本是财政问题”，否则怎么会有通胀税的说法呢？

作者：宋 光 辉

来源：结 构 化 金 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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