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文弼：用行动捍卫中华考古主权，第一位进入新疆罗布泊的中国人！
导语 //
守护自己的文化，中国人从未缺席
初识西域，缘于常书鸿先生一本有关于敦煌的书，从此使我真正“走进了”西域这片神秘的土地。
当常书鸿先生一行人于1943年经过几个月艰苦的长途跋涉来到敦煌莫高窟时，现实的残酷让他倒吸一口冷气。
已被西方文化强盗洗劫过无数次的敦煌在荒凉的戈壁滩上，越发显得寂静幽暗。许多羊倌把这里当成临时的住所，在此生火做饭，周围的树木也被随意砍伐；洞内斑驳的壁画已经开始脱落，甚至连庙宇上的木料，也摇摇欲坠。
了解敦煌的人一定知道发生于1905年，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假装“洋三藏”从住持王圆箓处“撬开”宝藏之门，导致敦煌国宝大量流失海外的历史故事。
我一直存在着这样的疑问：难道当时就没人对这样的强盗行为提出抗议吗？难道就没有中国人去拯救我们的古物吗？
直到幸运拿到了黄文弼先生的《罗布淖尔考古记》之后，欣喜地发现：守护自己的文化，中国人从未缺席！
19世纪对中国来说，是最不堪回首的黑暗时代，内忧外患，国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是，对于西方世界来说，19世纪却是最为辉煌的时期，他们用大炮轰开了无数国门，将这些地方全部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将别人的东西占为己有。
一时间，西方各国都争先恐后去世界各地“发现”新大陆，他们称之为“探险”，国家也为这些“探险家”提供丰厚的经济支持。讲白了，就是在官方的授意下，不断去世界各地抢掠。
中国这块大肥肉，他们自然是不会放过的。当时把这些探险家吸引到这片大戈壁的，不是敦煌，而是史书上曾经出现过的“楼兰古国”。
1
千疮百孔的旧中国
沦为案板上的鱼肉
1900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来到了中国的新疆，希望能够找到行踪不定的罗布淖尔，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罗布泊，为何要用“行踪不定”来形容它？
因为不同的探险家到此，便会测出不同的位置，故而，无数西方探险家都想来见识一下这个能“飘移”的湖，试图解开这个谜底。
斯文•赫定的探险队第一次进入这个区域时，对此处的危险性预判不足，导致迷失了方向。忽然，一阵狂风袭来，漫天黄沙让他更是慌不择路。结果，待黄沙过后，一座古城竟然出现在他们面前。原来这就是早已消失于黄沙之中的“楼兰古国”！
此消息令欧洲所有探险队蠢蠢欲动，他们都想来“捞一把”，敦煌便是在这种情况下“被世界发现”的。
1927年，斯文•赫定征得北洋政府同意，准备第四次踏上进入西北的考察之路。北洋政府当时对保护文物的概念为零，斯文•赫定轻易便拿到了单方面“考查许可证”。
中国学者得知此消息后，极力反对这种有损国家主权的行为，与斯文•赫定多次交涉之后，他方才勉强同意中国学者亦可加入其中。
可是，对于当时的中国学术界来说，考古方面几乎为空白一片。于是，正在北大担任助教的黄文弼便主动请缨参与其中。
黄文弼先生被誉为“新疆考古第一人”，是随西方探险队进入大西北腹地进行深度考察的唯一一位中方代表。他曾说自己此行的目的为“一者为监督外人，一者为考察科学。”
作为“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的团长，斯文•赫定对黄文弼也“极不待见”，他和英国斯坦因的性质是一样的，都希望尽可能多地从中国盗取宝藏。
2
用实力说话
令世界不敢小觑中国
黄文弼作为考古界的新人，一方面必须虚心学习，另一方面还肩负着“维护国家主权的使命和责任”。
“这种‘心存芥蒂’的私人关系，终于在两人第二次新疆考察期间爆发了。由于斯文•赫定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致使黄文弼的个人声誉及成果在国外学界一度受到抵制。”
黄文弼明白，自己的祖国正在遭受着列强的欺辱，自己作为此行之中的唯一一位中国人，必须比谁都努力去收集整理文物。这里，同样也是战场！
“1928年5月19日，黄文弼自吐鲁番出发……考察了40余天，采集到大量的泥塑佛像、石刻模型、木器、铜器。”
“1928年9月，他无论‘沙漠湖滩，有古必访’，将古代龟兹国所在的库车地区全部走遍，新发现古城遗址10多处……。”
黄文弼从事考古四十余年，始终保持着这样的热情与执着，他白天就尽可能地四处走访、发掘，晚上便在如豆的煤油灯灯光之下，整理编撰这些考察成果。
据黄文弼自叙中所言，《罗布淖尔考古记》实际上于1939年底便已经完稿，他通过蔡元培联系商务印书馆来出版，可是，商务印书馆因其文物图片彩印成本过高为理由，导致此书未能及时出版。
直到1948年，在胡适先生的四方周旋之下，获得了中美基金会的资助，此书方得以上市。但数量也是相当相当少，普通人根本无法接触到这本珍贵的考古手记。
近些年，国内掀起了考古热，看着市面“歪果仁”的各类西域考古研究论著时，不免让人有些唏嘘。特别是听到“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这种论调时，更令人备感痛心。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这些洋人的考古论著确实具有相当重要的学术价值！但是，国际上从不敢说“西域考古学在世界”，因为有黄文弼！
黄文弼不仅著有《罗布淖尔考古记》，还完成了《高昌砖集》、《高昌陶集》、《吐鲁番考古记》和《塔里木盆地考古记》，这五本书被并称为“三记两集”。正是因为“三记两集”的渐次问世，黄文弼成为了国际学界的明星，世界再不敢小觑中国的考古实力。
3
考古无小事
穷尽所有资料还原历史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楼兰古国，一直作为“军事要塞”的象征，深深烙于中国人内心深处。
如罗布淖尔一样，楼兰古国的人到底去了哪里？此处为何会成为一座被遗弃的空城？具体曾经发生过什么？东西方学者对此争论不已。
要知道，许多西方探险家来到中国，手里都会拿着一本《马可•波罗游记》，而这位大探险家于1274年途经古丝绸之路时，并没见过楼兰。
当时，黄文弼虽然痛恨这些“强盗”侵犯我主权的行为，但在学术方面，他还是保持着谦逊的态度，将他们总结的资料集结起来，从中找到关联性。
他本着严谨的学术态度，不仅仔细阅读东西方学者之争论疏证，还从中国传统的典籍史书中寻找线索，任何一个小细节，他都不会放过。
“至此地放弃时期据斯文赫定文书之记载为永喜四年即公元后300年。但斯坦因氏于1906年在此地发掘得一年代最后之文书，为建武14年，即公元330年。日人橘瑞超氏又于1910年又在楼兰故地拾‘西域长史李柏书’字样……。”
当时，西域历史查证起来是相当有难度，在汉人心中，这里并非“正统”之地，所以，鲜有详细资料可供参考。
黄文弼说：“吾人研究西域历史，至魏晋以后，极感困难。一因中原扰攘，中原与西域交通隔绝；二因中土迭经伤乱，记载残缺或散失。”
“考古无小事”，黄文弼作为中国考古文化界的先行者之一，为后世做出了很好的表率作用。他没有一丝一毫“想当然地认定”，无论得出什么样的结论，黄文弼都必须穷尽所学，去寻找依据。
“今以《十六国春秋》所记，与斯坦因、橘瑞超氏所得之文书参校，则橘瑞超所得之李柏文书，当即《前凉录》中之李柏。又观下文白‘赵贞不附骏’之语，是在咸和5年以前，高昌及西域长史尚称晋年号，故有‘建武15年’之记载。”
光是一个年代的落款，就让黄文弼推断出，魏晋时期，楼兰依然是属于汉人管辖的边陲重镇。直到“前凉之末，即纪元376年也。到苻秦灭凉，内地与西域接触移转于鄯善、车师，而此地遂荒废矣。”
如今，我们搜索一下“楼兰古国”，网络便会告诉你是“鄯善”，这看上去风清云淡的一个对等式结论，可是黄老大费周折之后，才得出的研究成果。
4
结语
在《罗布淖尔考古记》这本书里，大到罗布淖尔水域变迁的探查，小到一张麻纸，都可见黄文弼先生引经据典之探查佐证。
一想到黄老当时克服条件之恶劣，忍受西方“专家”之蔑视，在没有任何外力支援的情况下，孤军奋战于戈壁滩之上时，眼睛就禁不住湿润了。
在那中国最穷最乱的年代里，黄文弼常带着收集的文物四处奔波，他撰写的论文因抗战爆发等原因，无处发表。
当时局动荡，考古工作不得不中断之时，黄文弼便会主动承担起繁重的教学工作，给学生们传授历史和考古知识。同时，他还废寝忘食地研究着自己采集到的一切信息，一点一点地还原它们的历史面貌。
可惜的是，他寄存于汉口的文物，全部毁于战火之中。
如今，黄老的三部西域考古论著能够在半个多世纪后，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努力下重新与读者见面，既是黄老的遗愿，也是我们的荣幸！
我们不仅能够了解到丝绸之路往日的辉煌，同时也见证了一位年轻的文化战士，曾经拼尽全力用知识用行动，去抢救我们的国宝！
黄老用论著成果对西方列强肆意掠夺文物的行为予以还击：我们中国人的东西，可以由我们自己来研究！
今年，是黄老诞辰130周年，无论你是否喜欢历史，无论你是否喜欢考古，都请记住这个名字：黄文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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