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72年，山东郯城，蒲松龄与无名女子的命运交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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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

历史深处的命运挣扎

据《左传》记载，今日山东郯城之所在，于春秋时期是一个小国，叫郯国。随着中国版图的不断扩大，郯城早已淡出历史舞台，隐没在山东一隅，成为少有人提起的一座小县城。

若非阅读美国汉学“三杰”之一的史景迁的《王氏之死》，很难将这样一个小地方，与我记忆中的历史信息，以及社会学知识穿插在一起。

史景迁（1936 —2021），著名的英裔美籍历史学家、汉学家。他出生于英国伦敦的书香世家，毕业于剑桥大学。随后，又前往美国耶鲁大学深造，在那里学习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并获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

他擅长从微观的角度出发，通过对特定历史时期的个体人物进行深入研究，从而还原出一段真实的社会全景。当然，他知道这是有困难的，特别是想要还原中国底层社会的生活面貌，相当困难。因为中国对州县历史的编撰，尚属详尽，但大多数地方记录却未见保存。

据作者所言:“我们通常找不到仵作验尸报告，行会交易记录、详细的土地租赁记录，也找不到各地域出生、婚姻和死亡的登记册。但是，这类资料恰恰让历史学家对欧洲中后期的历史有了非常详细的了解。”

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曾说:“时代的每一粒尘埃，落在个人身上都是一座大山。”每一次社会变革，可能推动的是时代的发展，但是对于身处其中的小人物而言，时代的一呼一吸，就会影响他们的命运福祸。

近年大量阅读西方作品的过程中，我发现西方学者更愿意从小人物身上去探索大时代，而不是着重歌颂那些青年才俊或者记录重大事件。

目前，对于普通中国读者来说（文青除外），好像一定要那种结构复杂，宏篇叙事才是好的作品。但其实那些真实反映个人内心挣扎，映射出时代精神的作品，也是值得反复品味的经典佳作。

比如，被许多人当成闲书的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这本书的文学价值以及思想内涵非常的丰富，只是却鲜有人重视它。而史景迁却对他赞誉有佳，认为他虽然:“在西方世界并不出名，却是中国最杰出的天才作家之一。”

史景迁在试图深入郯城世界的过程中，通过三种不同的资料，为我们呈现了一位生活于17世纪旧中国的王姓女子的悲惨命运。这三种资料分别为编撰于1673年的《郯城县志》，以及于1670年至1672年间担任郯城知县的黄六鸿所写的官箴，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工作汇报，第三种，便是蒲松龄的文学作品。

蒲松龄可能自己都没想到，300年后的今天，竟然会有一位老外将他与另一位无名女子的命运交织在了一起。

这是一种很让人着迷的蒙太奇的呈现方式，这些原本平行生活于同一时空中的人物和意象被拼贴组合，历史本来的面目一点一点浮出水面。

史景迁不仅对中国历史非常了解，对中国的文学也深有造诣，如果不看他的简介，光看文字的话，你可能不会想到他是外国人。在《王氏之死》中，史景迁将文辞优美，富有诗意的历史外延描绘与严肃的历史考证相互糅合，竟然毫无违和感，实在令人叹服！

蒲松龄出生的时代，正是明清交替的时期，他出生于1640年，那是崇祯13年。四年之后，也就是1644年，李自成率领大顺军攻克北京，崇祯帝自缢，明亡。之后，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天下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但作者笔下的郯城以及蒲松龄生活的淄川，因地域的原因并未受到清军的肆虐。只是，老天爷也并没让这里成为世外桃源，许它一片和平安宁。17世纪的中国山东郯城，天灾人祸频发，瘟疫、庄稼歉收、匪患以及沉重的赋税等问题将老百姓层层缠绕，陷入困境之中。

尽管这里是山东，是孔子的故乡，儒学也已经发展了上千年，但实际上对大多数底层百姓而言，孔子是遥远而陌生的。在黄六鸿的文字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位地方官员对于如何带领当地百姓走困境，忧心忡忡:“他发现当地百姓的困境是在看似逐渐崩解的世界中寻求肉身和道德的基本生存法则。”

在黄六鸿的回忆录中，我们不难发现，怪力乱神仍是郯城生活的一部分。在《县志》和蒲松龄的作品之中，均对此情景有所描述。比如在蒲松龄的《口技》当中，就讲述了一个通过声音装扮成山东神婆，让患者认为给他们开药的是神仙的“江湖骗术”的故事。

蒲松龄对此事评价说，围观的群众都以为真有神灵现身，但那女子开的药对病人并无疗效。

蒲松龄生活的淄川与郯城之间，横亘着一片山区，那里也是盗匪的潜身之处。

在这些盗匪之中，有些是穷凶极恶的流寇，但有一些却是为民除害的“侠士”。蒲松龄的小说《崔猛》，便是一部通过深挖贫苦百姓在社会矛盾冲突，产生的以暴制暴的“自治方式”下，出现的“各处土匪强盗都不敢来犯，地方安宁”的“成功案例”。

这种方式当然和官府要求的法制礼教管理，是有冲突的，然而地方官员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也存在着一些心理矛盾。一方面他们希望社会安定，百姓富足，但现实摆在眼前的问题是，他们作为最底层的“芝麻官”其实权力有限，能力也有限。故而，对这些地方盗匪，到底是剿灭还是招安？还得视情况而定。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也依赖地方民团形成的武装力量，对当地进行治理。

在这种靠拳头就能称王称霸的时代里，女性的命运，自然就非常悲惨。

这本书的书名叫《王氏之死》，但王氏的出场，却被安排在了后半段，前面一半的背景深挖以及蒲松龄作品的剖析，都是我们走近这位连名字都没留下的弱女子前，所需要穿越的黑暗历史隧道。

在我们传统的印象中，明清时期的女子应该都是恪守妇道，宁死不屈的烈女。但当时的社会其实是两个极端。一方面，礼教对妻子的忠贞要求非常强烈，但另一方面，因为社会动荡，百姓穷困，逼妻为娼的事情也很常见。同时，还有一些女性为了爱情，犹如飞蛾扑火，义无反顾。但很多男子其实只是为了一时玩乐，并未真心对待，故而导致一个又一个的悲剧上演。

这也是史景迁对蒲松龄赞誉有加的原因，在蒲松龄的作品当中，我们既可以看到那些与兵匪斗智斗勇，终于逃出魔爪的智慧女性（《张氏妇》）。也可以看到一些看破“贞洁牌坊”的桎梏，在私生活上追求个人自由的女性（《荷花三娘子》）。

王氏，一位出现在黄六鸿案卷当中被害人，一位不知何因嫁予贫困户任某为妻的女子，一位仅结婚半年便与情人私奔的“罪人”。

按大清刑律，无论男女，通奸即涉重罪。并且，法律规定，若丈夫当场抓住妻子与人私通，并一时冲动杀了二人，不构成犯罪。

又不知何因，王氏被情人抛弃了，她只能独自流离，最终返回了老家，寄宿于道观之中。后任某将其迎回，还“买了一张新的虎丘席，铺在二人的草床上。”

然而，没几个月，王氏的尸身便横卧于雪地之上……“及至被寻获时，样貌仿若生者:严寒竟令其脸颊上保有些许鲜活的血色。”

“王氏之死”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里，是一件极其微小的事情，但却影射出诸多复杂的社会问题。或许在中国读者眼中，这是一个揭露旧社会黑暗，批判封建制度的典型案例。但实际上，史景迁引领我们探索的，并不仅限于此，而是在社会矛盾与观念冲突之下，个体该如何突破束缚，表达自己的诉求？

正如我们应该重新审视蒲松龄的作品一样，在这样一位天才作家笔下，不仅仅有“封建迷信”的鬼怪故事，以及对社会黑暗的“揭露和批判”，更多的，他是在探究个体的“孤独、性爱、自由和梦想”。

这在明末其实并非孤例，个性解放和爱欲自由在明末已是被文人反复提及的话题，但却在清中后期被压制，渐渐地，这种“惊世骇俗”的内涵便不再被人提及。

时隔300年，蒲松龄终于等到了懂他的人！

作者介绍

燕晓：  

桂林市作家协会会员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书评人

写作于我而言，并非单纯的技能，而是探索生命、认识自己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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