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军色考论
作者简介：张志峰，1987年生，甘肃甘谷人。文学博士，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古典文献研究所、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元明清戏曲文献、地方戏。代表论文有《秦腔脸谱四大谱式演进述论》《秦腔相关声腔辨析——兼论二黄腔与秦腔之渊源》《〈钵中莲〉抄本时间考》。主持省部级项目两项。
张志峰
参军色，前人研究颇多，但分歧也大。关于其人员构成，景李虎、许颖《“竹竿子”“参军色”考论》称：“以执竹竿子为标志的角色应分两种：一种为杂剧中的引戏色，一类为杂剧表演和宫廷事物中的参军色。”[1]其出现时间及渊源，黄竹三《“参军色”与“致语”考》一文云：“自两宋出现，历经明清而至现代，仍存活民间。”[2]康保成《“竹竿子”再探》则追溯至丧葬礼俗，谓“竹竿子渊于执竹竿唱丧歌的古代葬礼仪式”。[3]黎国韬《竹竿子补证》以中西方戏剧交融为背景，看待这一问题：“宋队舞参军色所具有之功能源于古代礼乐之官太常及司功参军……竹竿子从引舞器变为现在之形态曾受胡乐之影响。”[4]本文主要在以上学者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参军色问题。
(一)参军色是不同于杂剧色的一类独立人员
要厘清“参军色”一词，还要从宋杂剧演出资料入手。《东京梦华录》卷九“宰执亲王宗室百官入内上寿”条记载：
第四盏，如上仪，舞毕，发谭子。参军色执竹竿拂子，念致语口号，诸杂剧色打和。
第五盏……参军色执竹竿子作语，勾小儿队舞。……参军色作语问，小儿班首近前进口号。……杂戏毕，参军色作语，放小儿队。
……
第七盏……讫，参军色作语，勾女童队入场。……参军色作语问队，杖子头者进口号。……讫，参军色作语，放女童队。[5]
圣节演出，参军色主要出现在队舞与杂剧演出中。故胡适《致语考》一文，通过考察“春秋圣节三大宴”，称“致语本是舞队奏舞以前的颂辞……后来大概不但乐舞有致语，就是说平话的也有一种致语”。[6]
但据笔者检索，《东京梦华录》卷七“驾幸临水殿观争标锡宴”条，尚记录了北宋后期很多艺术运用参军色的情况，其并非先为队舞所用，后进一步扩充到其他艺术：
近殿水中，横列四彩舟，上有诸军百戏，如大旗、狮豹、棹刀、蛮牌、神鬼、杂剧之类。又列两船，皆乐部。又有一小船，上结小彩楼，下有三小门，如傀儡棚，正对水中。乐船上参军色进致语，乐作，彩棚中门开，出小木偶人。小船子上有一白衣人垂钓，后有小童，举棹划船，辽绕数回，作语，乐作，钓出活小鱼一枚。又作乐，小船入棚，继有木偶、筑球、舞旋之类，亦各念致语，唱和，乐作而已，谓之“水傀儡”。[7]
木偶戏、筑球、舞旋皆有致语。因而，北宋后期参军色并非专用于杂剧及队舞。
故此，孙楷第《也是园古今杂剧考》“品题”一章，主张将参军色与参军分为二角：
宋时伎乐承应，其参军有二。一为执竹竿子指麾赞导之参军色。此参军色与舞旋杂剧诸色并峙，各为教坊十三部之一(见《梦粱录》卷二十“伎乐”条)，乃不参加扮演者：即此处所引参军色作语、发问、勾放小儿队女童队者是也。一为杂剧中之参军，以副净为之，乃参加扮演者：即陶宗仪《辍耕录》等书所谓“副净古谓之参军”者是也。[8]
“色”，孙红瑀《“把色”考》考订甚明，“为‘种类’之意”。[9]所以“参军色”“参军”皆指参军，即参军名目下，实际包含了两类不同阶段的事物。但孙楷第“杂剧中之参军”，则系以唐例宋。南宋杂剧演出时，仅竹竿子为参军色。[10]以副净为参军，系《辍耕录》作者之判断，而非宋人如此称呼，宋杂剧角色五人中，已无参军。
受孙楷第思路影响，李奉戬、元鹏飞《“引戏”扮“末”考》一文，又在《武林旧事》中找出了一些参军色不同于参军的例证：
登门肆赦 其日驾自文德殿诣丽正门御楼，教坊作乐迎导。参军色念致语，杂剧色念口号。……至南宫门，教坊司迎驾，念致语口号如前。(卷一)
恭谢 大礼后，择日行恭谢礼。……第二日，上乘辇自后殿门出，教坊都管已下，于祥曦殿南迎驾起居，参军色念致语，杂剧色念口号，乐作。(卷一)
车驾幸学 驾至纯礼坊，随驾乐部参军色念致语，杂剧色念口号，起引子，导驾至大成殿……随驾乐部参军色迎驾，念致语，杂剧色念口号，曲子起《寿同天》引子，导驾还宫。(卷八) [11]
三例皆南宋时教坊导引大驾的情形，其中参军色和杂剧色同时出现，可知二者并非一物。
以上情况，北宋是否如此，不得而知。但北宋时无“参军色念致语，杂剧色念口号”这一情形，因为致语、口号皆为参军色勾念，除前引《东京梦华录》诸例外，《高丽史》卷七十“唐乐”中致语口号也是参军色勾念。至南宋时，更多场合中，口号还是参军色念，崔敦诗(1139—1182)《玉堂类稿》卷十八便有《金国使人到阙紫宸殿宴参军色致语口号》，明确将致语口号归属到“参军色”下。[12]
保守估计，北宋时参军色运用于队舞、杂剧、木偶、筑球、舞旋，则是没有问题的。
(二)参军色不始于宋代
杨忠敏、阎可行《陕西彬县五代冯晖墓彩绘砖雕》一文，载有冯晖(893—952)墓乐人演出图像，分东西两队，“东壁男性，西壁女性。……在男女队前墙壁上，各彩绘一个乐队指挥”。[13]乐队指挥，实即竹竿子，见图1：
图1：冯晖墓出土竹竿子画像[14]
图2：《乐学轨范》所载竹竿子[15]
根据文中叙述，这二人分司男队和女队。但这里的竹竿子和宋代的竹竿子有别，不仅装饰不同，其长度也有异。《乐学轨范》所载竹竿子（见图2），“自珠至木头二尺八寸，自木头至下端七尺七寸”[16]，其形制，与山西浮山县上东村宋墓、山西高屏县西里门二仙奶奶金正隆二年（1157）杂剧线刻图中的参军色形象十分吻合。[17]而据黄剑波《五代后周冯晖墓中“竹竿子”人物图像考证》，参军色所执竹竿子在宋元明清不同时期，皆有改变。[18]故这种差异，亦在情理之中。
图3：西安市长安区大兆乡郭庄村唐韩休夫妇合葬墓壁画及局部放大图[19]
如果不能否认上引冯晖墓二人系竹竿子的话，则竹竿子的出现，尚不止于此。唐韩休（673—740）夫妇合葬墓壁画中，也有竹竿子（见图3）。后排左右为乐官，中为乐人演出。前排一人，头戴幞头，穿黄色圆领袍服，束革；右手执棍状物，左手张开上扬。这种装扮和冯晖墓一脉相承，唯冯晖墓和宋代文物中出现的竹竿子皆为双手握持，且为两人。
据《高丽史》卷七十一，竹竿子致语，出现在引子和尾声环节；乐人演出中间，则退至舞台左右对立。而韩休墓中壁画，二乐人正在演出，从竹竿子的手势来看，演出中间或有致语。另据白居易《白氏长庆集》所收《西凉伎》一文，唐时竹竿子，是可以和乐队互动的：
紫髯深目两胡儿，鼓舞跳梁前致辞。应似凉州未陷日，安西都护进来时。须㬰云得新消息，安西路绝归不得。泣向师子涕双垂，凉州陷没知不知。师子回头向西望，哀吼一声观者悲。[20]
这两个紫髯胡儿，应该就是竹竿子。因为场上其他舞狮人要戴假面，所谓“假面胡人假狮子”是也，而致辞者则是“紫髯深目”。其上场形式为“鼓舞跳梁前致辞”，据《高丽史》记载，“唐乐”竹竿子的上场，正是如此，以《献仙桃》为例：
乐官奏【会八仙】引子，奉竹竿子二人，先舞蹈而入，左右分立。乐止，口号致语。……进口号讫，左右对立。[21]
都是二人在音乐伴奏中舞蹈上场，然后致辞。从《西凉伎》中“须臾”“泣向”等词来看，二人在演出中间还有致语，而且和狮子亦有互动。
另外，王谠《唐语林》卷一还记载了唐玄宗时，唐崇勾当音声之事：
明皇宴蕃客。唐崇勾当音声，先述国家盛德，次序朝廷欢娱，又赞扬四方慕义，言甚明辨。上极欢。崇因长入人许小客求教坊判官，久之未敢奏。……
散乐呼天子为“崖公”，以欢为“蚬斗”，以每日在至尊左右为“长入”。[22]
按，狭义音声，指太常乐人。《唐律疏议》卷三：“太常音声人，谓在太常作乐者。”[23]广义则指所有乐人，杜佑《通典》卷一百四十六“国家每岁阅司农户，容仪端正者归太业，与前代乐户总名‘音声人’。”[24]
上引“散乐呼天子为崖公”以下，亦见于《教坊记》：“诸家散乐，呼天子为‘崖公’，以欢喜为‘蚬斗’，以每日长在至尊左右为‘长人’。”[25]因二者文字高度重合，故任二北《教坊记笺订》疑《唐语林》所引原出自《教坊记》。[26]又引文中散乐，此时隶属教坊。《通典》卷一百四十六“散乐”条云：“散乐，非部伍之声，俳优歌舞杂奏。……玄宗以其非正声，置教坊于禁中以处之。”[27]从唐崇勾当音声后求教坊判官一职，及唐玄宗后来召教坊使范安及训斥来看，唐崇此处所勾，系教坊乐人。“先述国家盛德，次序朝廷欢娱，又赞扬四方慕义”，应为致语。
又孙红瑀《踏歌及转踏考》一文，引张说（667—731）《张燕公集》卷十《十五日夜御前口号踏歌词》：“花萼楼前雨露新，长安城里太平人。龙衔火树千灯艳，鸡踏莲花万岁春。”[28]根据孙文，这些踏歌词，正与宋代转踏口号词同。
因此，竹竿子在玄宗时便已存在。其在唐至五代间的记载，黎国韬《“致语”不始于宋代考》一文考之甚详，并云致语“在盛唐、中唐、晚唐均有出现，五代十国时期更是相当流行”[29]。兹不赘述。
（一）参军色及诸色参军
关于参军色的起源，黎国韬《参军色渊源考》谓与司功参军及行参军有关。文引《唐六典》及《新唐书》二书，谓司功参军在唐时即管地方礼乐。现转引文中《新唐书》内容如下：
功曹司功参军事，掌考课、假使、祭祀、礼乐、学校、表疏、书启、禄食、祥异、医药、卜筮、陈设、丧葬。[30]
司功参军，据杜佑《通典》卷三十三系开元初设置：
司功参军：两汉有功曹史，主选署功劳。……北齐诸州有功曹参军。隋亦然，及罢郡置州，以曹为名者改曰司。炀帝罢州置郡，改曰司功书佐。大唐改曰司功参军。开元初，京尹属官及诸都督府并曰功曹参军，而列郡则曰司功参军，令掌官员祭祀、礼乐、学校、选举、表疏、医筮、考课、丧葬之事。[31]
功曹参军与司功参军，级别有异，职司相同。所掌祭祀、礼乐、卜筮、丧葬等，皆与礼乐有关。
功曹参军，据《通典》始自北齐（550—577）。实则江淹（444—505）《江文通集》卷五有《到功曹参军笺诣骠骑竟陵王》，《江淹年谱》定此诗作于刘宋顺帝升明元年（477）。[32]沈约《宋书》卷三十九另有：“功曹参军一人，主佐□□记室下，户曹上。”[33]中间缺二字，据后文“监以下不置咨议、记室，余则同矣。宋太宗已来，皇子、皇弟虽非都督，亦置记室参军”[34]，当为“咨议”。其主要职能为考功，《宋书》卷四十即云“功曹书佐，一人，主选用”[35]。
各郡则设司功参军。司功参军，另据《唐六典》卷三十，上州、中州皆有“司功参军事一人”[36]，下州无此职，由司仓参军事一人兼任。而“司仓参军”职责，《唐六典》卷三十云：“掌公廨、度量、庖厨、仓库、租赋、征收、田园、市肆之事。”[37]司仓参军一人再兼司功参军之职，实在太过繁忙。
《唐六典》的说法，《旧唐书》没有采用，《新唐书》卷四十九虽然采用了这条资料，但小注云：“武德初，司功、司仓、司户、司兵、司法、司士书佐皆为司功等参军事。”[38]《宋书》“功曹书佐”之后，又有：
孝经师一人，主试经；月令师一人，主时节祠祀。……簿曹书佐一人，主簿书；典郡书佐每郡各一人，主一郡文书：汉制也。今又有别驾从事史、治中从事史、主簿、西曹书佐、祭酒从事史、议曹从事、史部郡从事史，自主簿以下，置人多少，各随周，旧无定制也。[39]
以此与《通典》卷三十三所载司功参军职能对比，《通典》载唐时司功参军实际兼掌了孝经师、月令师、簿曹书佐、典郡书佐等的职务。
所以，《通典》《唐六典》所云，乃是王朝初建，制度不完善下的一种参军制度。司功参军职责实例，据笔者检索有二。《封氏闻见记》卷一云：
吏部尚书颜真卿奏请改诸州博士为文学，品秩在参军之上。其中下州学，一事已上，并同上州。每令与司功参军同试贡举，并四季同巡县，点检学生，课其事业。博士之为文学。自此始也。[40]
此系掌学校之职能。
又《通典》卷一百三十四“赈抚诸州水旱虫灾”云：“司功参军引使者入，幡节前导，持案者从之。”[41]但他仅有引导功能，而不司致语口号。这是仅有的一例司功参军导引。因为这次行参军要引长官，故司功参军暂时代摄引使功能，实则引导是行参军的职能。
行参军，亦名参军事。《唐六典》卷三十云：“参军事，掌出使检校及导引之事。”[42]这里虽然将行参军和“导引”“幡节”联系起来了。但是，行参军主要负责导引，间或赞礼，如《通典》卷一百二十一“诸州祭社稷”条云：“参军事少进刺史之左,西面白：‘请行事。’退复位。”[43]并无致语和口号。
类似行参军的这一赞礼职能，在宫廷则多由谒者、通事舍人执掌。《通典》卷一百二十二“纳征”云“谒者引使者及使副入，幡节前导”[44]；《通典》卷一百三十“宣敕书”有“通事舍人引中书令，幡节前导而入”[45]。
关于谒者和通事舍人的关系，杜佑《通典》卷二十一“通事舍人”条云：
秦置谒者。汉因之，掌傧赞受事，……后汉谒者仆射为谒者台率，主谒者。铜印青绶，天子出，掌奉引。……隋初罢谒者官，置通事舍人十六员，……大唐废谒者台，复以其地为四方馆，改通事谒者为通事舍人，掌通奏，引纳，辞见，承旨宣劳。[46]
似通事舍人由谒者而来。但《通典》又有通事舍人和谒者同时出现的情况，《通典》卷一百十四“馈食”：“通事舍人、谒者、赞引各引享官及九庙子孙、从享群官、诸方客使以次出。”[47]
通事舍人隶中书省，抽调合门者称合门祗候。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十九云：
合门无通事舍人，通事舍人隶中书省。其长一人，判四方馆，谓之馆老。如抽赴合门祗应者，则兼称合门袛候。今直授合门通事舍人，始更旧制矣。（天禧二年十二月可考）[48]
宋代宫廷上寿时，主要由通事舍人和祗候导引赞礼，《政和五礼新仪》卷一百六十五“紫宸殿上寿”云：“礼直官、通事舍人分引三公至执官政，御史台、东上合门分引文武百僚，并行北向立定。”[49]
通事舍人，政和六年改为宣赞舍人。《宋史》卷一百六十六：
东西上合门：东上合门、西上合门使各三人，副使各二人，宣赞舍人十人（旧名通事舍人，政和中改）、祗候十有二人。掌朝会宴幸，供奉赞相礼仪之事，使副承旨禀命，舍人传宣赞谒，祗候分佐舍人。[50]
因而宋代圣节时，类似行参军导引宣赞环节主要由合门执掌。
而在宋大宴供盏勾队舞和杂剧时，又出现了参军色。故司功参军（司仓参军、行参军），和宋队舞、杂剧演出时勾队、遣队的参军色并非一人。另外，从前引唐玄宗时唐崇勾当音声例来看，唐代参军色也是优人。
（二）参军色主要功能是勾遣队
参军色，宋时别名竹竿子。《东京梦华录》卷九有“参军色执竹竿子作语”[51]，史浩《鄮峰真隐漫录》卷四十五凡是参军色出现的地方，皆作“竹竿子”，如《采莲舞》出场为“五人一字对听立，竹竿子勾念”[52]。《高丽史》卷七十一中，勾队者，则作“奉竹竿子”。
但是，和宋代文人撰写圣节致语相比，《高丽史》参军色的致语，还是比较简单的。《高丽史》所载致语，转引如下表：
表1 《高丽史》中参军色致语
虽然原文皆称竹竿子在致语口号，但是如《献仙桃》《五羊仙》《抛球乐》有致语无口号，《寿延长》《莲花台》有口号无致语。这一情况与《乐府雅词》所收转踏勾遣队词十分相似。转踏勾遣队词如下：
表2 《乐府雅词》中转踏勾遣队词
但《乐府雅词》所收转踏，与《高丽史》中大曲勾遣词的区别在于：转踏分咏数事时，每换一题材，勾队者皆要先用口号叙述剧情，如《调笑转踏》；若为同一题材，则中间不再念口号，如《九张机》。如果抛开这一点，二者基本没有太大的差别。
合观《高丽史》《乐府雅词》所收致语、口号，二者皆是为勾遣队服务。故可以间或出现。
（三）参军色系优人为之
参军色身份，虽然扑朔迷离，但因其演出部分致语、口号，系文人代笔，故得以保存。据笔者检索存有多份，现辑录北宋时期十五例如下：
表3 北宋时期参军色举例
寿宁节，始于宋太宗淳化元年（990），《宋史》卷五有“淳化元年，……改乾明节为寿宁节”[53]。淳化三年（992），寿宁节改用太常乐，《宋史》卷一百一十六云：“太宗淳化三年正月朔，命有司约《开元礼》定上寿仪，皆以法服行礼，设宫县、万舞，酒三行罢。”[54]因而，杨亿作寿宁节乐语，分别用于淳化元年（990）和淳化二年（991）。
乾元节，始于仁宗乾兴元年（1022）。《宋史》卷九：“乾兴元年二月，……乙丑，以生日为乾元节。”[55]仁宗卒于嘉祐八年(1063)，王珪中进士系庆历二年(1042)，故王珪乐语应作于庆历二年至嘉祐八年间。
坤成节，始于哲宗(1085—1100在位)时，《宋史》卷一百一十二“哲宗即位，诏以太皇太后七月十六日为坤成节。宰臣请以十二月八日为兴龙节。……徽宗以十月十日为天宁节”。[56]兴龙节，即哲宗生日。
以上乐语，基本贯穿了北宋，对于考察参军色一脚有极重要的意义。十五例(第十一例除外)皆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多有“教坊”“法部”“乐部”“伶坊”等词。因而可以肯定，参军色为教坊“乐部”“法部”人。
至南宋时，依然保持这一传统。洪迈《夷坚志》夷坚丙志卷一：“伶官致语多谶未来事。”[57]吴自牧《梦粱录》卷三谓“致语”为“俳语”：“参军色执竹竿拂子，奏俳语口号祝君寿。”[58]《宋会要辑稿》职官十八云：“十二日皇帝升辇，鸣鞭，降东阶，出后殿门，至御厨南驻辇。乐人念致语口号，作乐。”[59]念致语者亦为乐人，那么参军色为教坊优人无疑。
(四)《武林旧事》提供了优人勾队实例
《武林旧事》卷一“天基圣节排当乐次正月五日”初坐第四盏，记录了完整的勾杂剧人及致语情况：
进念致语等，时和。伏以华枢纪节，瑶墀先五日之春；玉历发祥，圣世启千龄之运。欢腾薄海，庆溢大庭，恭惟皇帝陛下，睿哲如尧，俭勤迈禹。躬行德化，跻民寿域之中；治洽泰和，措世春台之上。皇后殿下，道符坤顺，位俪乾刚，宫闱资阴教之修，海宇仰母仪之正。有德者必寿，六十个甲子环周；申命其用休，亿万载皇图巩固。臣等生逢华旦，叨预伶官，辄采声诗，恭陈口号。
上圣天生自有真，千龄宝运纪休辰，贯枢瑞彩昭璇象，满室红光袅翠麟。
黄阁清夷瑶荚晓，未央闲暇玉卮春。箕畴五福咸敷敛，皇极躬持锡庶民。
日迟鸾旆，喜聆舜乐之和；天近鹓墀，宜进齐谐之伎。上奉天颜，吴师贤以下上进小杂剧。[60]
时和所念致语口号，正系勾杂剧之前，可知其为参军色。但在再坐第六盏时，他又演出杂剧了：
第六盏，觱篥独吹，商角调《筵前保寿乐》。杂剧，时和已下做《四偌少年逰》，断送《贺时丰》。[61]
在本次演出末附“祗应人”中，“杂剧色”下便有时和。
另外，《武林旧事》后集卷二“皇后归谒家庙”时，“赐筵乐次”初坐第四盏，时和亦在做杂剧，“念致语口号，勾杂剧色时和等《尧舜禹汤》，断送《万岁声》”[62]。《武林旧事》卷六“诸色伎艺人·杂剧”下有“时和”。[63]《武林旧事》卷四“乾淳教坊乐部·杖鼓色·衙前”下亦有时和。[64]因而，时和应是一个能杂剧和杖鼓的教坊乐人。
如此再看《武林旧事》所载教坊乐人念致语口号，便不足为奇了。《武林旧事》卷一“四孟驾出”条云：“中道，第二日并恭谢，教坊乐人迎驾，念致语口号等，并教坊乐部于此排立。”[65]而在同书“恭谢”条，则云：
第二日上乘辇自后殿门出，教坊都管已下，于祥曦殿南迎驾起居，参军色念致语，杂剧色念口号。[66]
可见参军色，就是教坊乐人所扮。
（一）参军色来源于参军
前文同时考订参军色既不同于杂剧色，而杂剧色又充任参军色，实则并不矛盾。参军色不同于杂剧色，是谓杂剧色和参军色是两类职能不同的人员：参军色职司勾遣，杂剧色专注演出。杂剧色充任参军色，则是其在非演出时暂摄参军色功能而已。
关于参军色的渊源，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五云：
优人杂剧，必装官人，号为“参军色”。……本朝景德三年，张景以交通曹人赵谏，斥为房州参军。景为《屋壁记》，曰：“近到州，知参军无员数，无职守，悉以旷官败事违戾改教者为之。凡朔望飨宴，使预焉。人一见心指曰参军也，倡优为戏，亦假为之，以资玩戏。”今人多装状元、进士，失之远矣。[67]
蔡正孙《诗林广记》前集卷九则称：
《复斋漫录》云：“本朝景德三年，张景以交通曹人赵陈，斥为房州参军，景为《屋壁记》，……又五代王建时，王宗侃责受维州司户参军曰：‘要我头时断去，谁能作此措大官，使俳优弄为参军。’”[68]
《屋壁记》今不存，但两书皆引有此事，应非虚言。又张景（970—1018），字晦之。宋祁有《张晦之墓志铭》：“晦之，名景，江陵公安人。……继为房襄二州文学参军。”[69]
唐代官员，因罪被贬至司功参军、司仓参军、参军事的不乏其人。《新唐书》记载了许多人因罪被贬参军。卷一百八十载李德裕，“贬为崖州司户参军事”[70]。卷二百一载杜甫，“出为华州司功参军”[71]。卷二百二称李邕，“出为南和令，贬富州司户参军事”[72]；同卷载王维，“开元初，擢进士，调太乐丞，坐累为济州司仓参军”[73]。郑虔，“卒免死，贬台州司户参军事”[74]。卷二百九记载来俊臣，“长寿中，还授殿中丞，坐赃贬同州参军事”[75]。
故李昉《文苑英华》卷八百四引沈亚之《河中府参军厅记》云：“国朝设官无高卑，皆以职授任。不职而居任者，独参军焉。”[76]实则各州府之参军，皆有定员。张景和王宗侃以贬官者之心态看，故云“无员数，无职守”。若以普通人为此官，必非此心态。因为朔望飨宴时“预焉”，人们都要指指点点，不免如鲁迅笔下鲁镇人看祥林嫂之心理一样看他们，贬官因此有沉重之心理负担，而非实际参与演出。
优人或借其事为素材，而加以发挥，故曰“倡优为戏，亦假为之”“使俳优弄为参军”。如此便知赵彦卫所云“参军色”系装假官之说为实。这便进一步左证了参军色即参军戏之参军也。若回到前云教坊、法部问题上，这个问题便迎刃而解。
《宋史》卷一百四十二云：“宋初循旧制，置教坊，凡四部。”[77]同卷第十七后有“奏鼓吹曲，或用法曲，或用龟兹”[78]。《乐府杂录》记载，晚唐称部者有雅乐部、清乐部、鼓吹部、熊罴部、鼓架部、龟兹部、胡部七部，但无法曲部。[79]虽然前人关于大曲与法曲认识分歧较大，但张丹阳《唐代教坊与文学研究》一文，通过将《东京梦华录》所用乐器与《乐府杂录》乐部进行对比研究，发现所谓法曲部即胡部。[80]
其说较为可信，因为据《新唐书》卷二十二：
开元二十四年，升胡部于堂上。而天宝乐曲，皆以边地名，若《凉州》《伊州》《甘州》之类。后又诏道调、法曲与胡部新声合作。[81]
据此可以看出，开元时期，是胡部一步步占据主导的时期。据白居易《立部伎》，立部伎地位较低，“太常选坐部伎无性识者，退入立部伎”，“堂上坐部笙歌清，堂下立部鼔笛鸣。笙歌一声众侧耳，鼓笛万曲无人听。立部贱，坐部贵。”[82]但开元二十四年（736），先升胡部于堂上，然后进一步命其与法曲合作，这样法曲便不在《乐府杂录》中出现了。而因胡部吸收了法曲的优点，所以更为盛行，谓其为胡部可，谓其为法曲亦可。
在民间，一般称为胡部，《北宋“舞楼”碑刻的再发现》一文，记载了阳城博物馆收藏的开宝三年（970）《敕存汤王行庙之记》有“乐奏箫筝，标尽胡部，习惯吹笙”[83]之语。这说明宋初民间，最受欢迎的仍为胡部。虽然传统法曲，据《宋史》卷一百三十一、一百四十二，仅有《瀛府》《献仙音》二曲，[84]但朝廷还是要将“华声而用胡乐之节奏”[85]之曲，名曰法部，以此遮羞。
如果以陈旸《乐书》卷一百八十八所载“胡部”“法曲部”对比，不难发现二者之间的相同：
唐胡部乐有琵琶、五弦、筝、箜篌、笙、觱篥、笛、拍板。合诸乐，击小铜锾子。合曲后，立唱歌。
法曲兴自于唐，其声始出清商部，比正律差四，有铙钹钟磬之音。……圣朝法曲，乐器有琵琶、五弦、筝、箜篌、笙、笛、觱篥、方响、拍板。[86]
二者用乐高度趋同。所以前引乐语中，所谓法部便是胡部。
如此则关于参军色之来源，豁然贯通，参军色之名，原来自于参军戏。参军戏本隶胡部，陈旸《乐书》卷一百八十八“胡部”条，称“戏有参军”。[87]那么前引参军色勾念“臣等谬处伶坊”“臣缪参法部”，则不难理解了。
（二）文人撰词逐渐湮没了参军色
五代周世宗时，虽然文人撰写过乐语，《宋史》卷二百六十九云：“世宗尝令翰林学士及两省官分撰俳优词，付教坊肄习，以奉游宴。”[88]但宋初，并没有继承这一习俗，乐语更多为优人自撰。
王辟之（1031—？）《渑水燕谈录》卷六“贡举”条云：
苏德祥，汉相禹珪之子，建隆四年进士第一人。登第初，还乡里，太守置宴以庆之。乐作，伶人致语曰：“昔年随侍，尝为宰相郎君；今日登科，又是状元先辈。”言虽俚俗而颇尽其实。[89]
从这里“言虽鄙俚”来看，此乐语当为乐人所撰。
宫廷宴使也不例外，虽然杨亿早在淳化元年（990）和淳化二年（991）即作寿宁节乐语两篇，但据《宋史》卷三百五，这系杨亿主动进献：
杨亿字大年，建州浦城人。……雍熙初,年十一，……即授秘书省正字，特赐袍笏。……淳化中，诣阙献文，改太常寺奉礼郎。[90]
淳化元年，杨亿16岁，这亦符合年轻人冲动之个性。文人作圣节乐语，在此时尚未制度化，因为从太宗淳化三年（992）起，圣节便改用太常乐。
真宗承天节，虽用教坊乐，但无乐语保存。至大中祥符三年（1010）时，或仍为伶工自撰。据徐松《宋会要辑稿》礼三五：“十一月二十九日，晋国大长公主薨。十二月一日，诏曰……其日群臣上寿宜令权罢。”[91]是年虽没有举行上寿礼，但并非没有准备。恰在是月，诏令对教坊乐语进行了规范。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二云：“大中祥符三年十二月，诏教坊优词，令使副与掌撰文字人修定。”[92]或许因之前俳优所作，文字不够雅致，故此令使副与掌撰文字人共同修撰。
大中祥符五年（1012），学士院撰写过乐语。李焘（1115—11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十九云：“时学士院撰承天节教坊宴辞中，有‘大电绕枢’之语。上命宰臣谕旨易之。”[93] 经此周折，撰写之人颜面扫地，故没有在文集中保存下来，但这一习俗在后来得到继承。苏轼《苏文忠公全集》卷五引《论魏王在殡乞罢秋燕札子》云：
元佑三年八月二十一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苏轼奏：臣近准钤辖教坊所关到撰秋燕致语等文字，……上件教坊致语等文字，准令合于燕前一月进呈。[94]
之后，翰林学士要撰写大宴乐语。
天禧三年（1019），翰林学士钱惟演奏本，命舍人院撰宴使乐辞。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十四云：
丙午，翰林学士钱惟演上言：“伏见每赐契丹高丽使御筵，其乐人词语多涉浅俗，请自今赐外国使宴，其乐人词语，教坊即令舍人院撰。京府衙前，令馆阁官撰。”从之，既而知制诰晏殊等上章，援引典故，深诋其失，乃诏教坊撰讫，诣舍人院呈本焉。[95]
此为天禧三年（1019）事。此事亦见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二：
天禧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诏自今赐契丹及高丽使御筵，其乐人语词，教坊令舍人院撰。开封府衙前，令直馆撰以承前。乐工致语，未合程序也。[96]
但此处所云，系接见使臣。
宋时，作改乐语者，除翰林学士及舍人院外，尚有秘书省著作一职。李廌（1059—1109）《师友谈记》云：“晁无咎云：著作职今不修日历，甚闲，但改教坊判官致语口号等及小祠祭校对祝版尔。”[97]此处所云，应系元佑五年（1090）后事。《宋史》卷一百六十四云：
日历所 隶秘书省，以著作郎、著作佐郎掌之。……元佑五年，移国史案置局，专掌国史、实录，编修日历，以国史院为名，隶门下省，更不隶秘书省。[98]
当时著作不再编修日历，或临时增添了改教坊判官致语口号的任务。
州郡演出乐语，也由官府觅人代做，多系教授所写。洪迈（1123—1202）《容斋四笔》卷十五“教官掌笺奏”云：
所在州郡，相承以表奏书启委教授，因而饷以钱酒。予官福州，但为撰公家谢表及祈谢晴雨文，至私礼笺启小简，皆不作。然遇圣节乐语尝为之，因又作他用者三两篇，每以自愧。邹忠公为颍昌教授，府守范忠宣公属撰兴龙节致语，辞不为。范公曰：“翰林学士亦作此。”忠公曰：“翰林学士则可，祭酒、司业则不可。”范公敬谢之。[99]
盖因此等做法，在州县颇为普及，故政和四年（1114），朝臣请禁。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三“见任教授不得为人撰书启简牍乐语”条云：
政和四年，臣僚上言：“欲望应见任教授，不得为人撰书启简牍乐语之类，庶几日力有余，办举职事，以副陛下责任师儒之意。”奉圣旨依。[100]
徽宗准奏，此风得以遏制。
这些重要的演出场合，因为有专人撰写乐语，参军色职能固化为勾念了，故之后乐语很少能出现创新。
（三）教坊判官与参军色
晁补之所云“改教坊判官致语口号等”一句，颇有歧义，教坊判官仅仅负责撰写，抑或撰写加勾念，则颇难理解。教坊判官一职，唐已有之。前引《唐语林》卷一所云唐崇，因借许小客求教坊判官一职而受杖责。故张丹阳《唐代教坊与文学研究》云：
此事件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关于教坊判官的官职信息。与教坊使的职官分离的性质不同，教坊判官为技术官，必须具备一定的技艺能力。……苏繁以“乐府推能，六律和畅”言梁元翰由教坊都判官至教坊判官的转变……教坊判官……体现在职务上可能是教坊乐艺只能更为突出，抑或是对教坊音乐事务的管理上更为得力。[101]
笔者较为赞同这一说法。
教坊判官，宋初亦有此职，释文莹《玉壶清话》卷八云：
安鸿渐滑稽轻薄。或传凌侍郎䇿世绪本微，其父曾为镇所由。公方成童，父携拜鸿渐，为立一名。渐因命名曰“教之”，安言所由生也。鸿渐老为教坊判官。凌公判宣徽院，乐籍隶焉。[102]
凌䇿，据《宋史》卷三百七，策“雍熙二年进士……天禧二年三月，卒”[103]。安鸿渐任教坊判官，应在雍熙二年（985）至天禧二年（1018）之间，这远较“掌撰文字人”一词文献出现为早。
唐代教坊判官，是否兼写俳优词不得而知，但宋代教坊判官，据晁补之之说要兼写乐语。教坊判官，或即大中祥符三年（1010）所云掌撰文字人。“掌撰文字”一词，据笔者检索基本古籍库，仅出现过两次。另一次是在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二“教坊”条云：
国朝凡大宴、曲宴，应奉车驾游幸，则皆引从，及赐大臣宗室筵设并用之。置使一人、副使二人、都色长四人、色长三人、高班都知二人、都知四人。……别有排乐三十九人，掌撰文字一人。[104]
教坊官员名目，《宋史》卷一百四十二有载：
教坊本隶宣徽院，有使、副使、判官、都色长、色长、高班、大小都知。天圣五年，以内侍二人为钤辖。嘉佑中，诏乐工每色额止二人。教头止三人。有阙即填。[105]
二者的差别，在《宋会要辑稿》有“掌撰文字”，而《宋史》则有“判官”。
“判官”一词，在宋教坊中出现较多，其职责主要是掌撰文字。徐釚《词苑丛谈》卷七：“政和中，袁裪为教坊判官，撰文字。一日，为蔡京撰传言玉女词……上见之，改女真二字为汉宫。”[106]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二：
皇佑三年九月六日，教坊判官王世昌自陈年老，乞监永济仓门。帝曰：“世昌本亦士人，以无行检，遂充此职。”[107]
王世昌原为士人，其与掌撰文字，也在情理之中。
另据释文莹《湘山野录》卷中载，担任教坊判官的安鸿渐有清才，捷急滑稽：
安鸿渐有滑稽清才，而复内惧。妇翁死，哭于柩，其孺人素性严，呼入繐幕中诟之曰：“汝哭何因无泪？”渐曰：“以帕拭干。”妻严戒曰：“来日早临，定须见泪。”渐曰：“唯。”计既窘，来日以宽巾湿纸置于额，大叩其颡而恸。恸罢，其妻又呼入窥之。妻惊曰：“泪出于眼，何故额流？”渐对曰：“仆但闻自古云：‘水出高原’。”鸿渐秋赋警句曰：‘陈王阁上生几点之青苔，谢客门前染一溪之寒水。’有才雅，以凉德尽掩之，然不闻有遗行。[108]
欧阳修《六一居士诗话》亦云：
吴僧赞宁，国初为僧录，颇读儒书，博览强记，亦自能撰述。而辞辩纵横，人莫能屈。时有安鸿渐者，文词㑺敏，尤好嘲咏。尝街行，遇赞宁与数僧相随，鸿渐指而嘲曰：“郑都官不爱之徒，时时作队。”赞宁应声答曰：“秦始皇未坑之辈，往往成群。”时皆善其捷对。鸿渐所道，乃郑谷诗云“爱僧不爱紫衣僧”也。[109]
如此才捷善语之人，和妻子、朋友的日常生活，便堪比一幕精彩的参军戏。谓此种人擅长参军一脚，似并无不妥。所以，笔者推测，此时教坊判官，也可以勾念乐语。他在念致语时，司参军之职。
所谓参军色，其实质就是由优人模拟现实中贬官而得名，并进一步引申为假官。洪迈《容斋随笔》卷十四云：“优伶之为参军，方其据几正坐，噫呜诃棰，群优拱而听命，戏罢则亦已矣。”[110]正可证参军色为长，勾遣众脚之职能。
虽然宋代队舞、杂剧、木偶、筑球、舞旋皆有参军色，且参军色优人可扮，判官亦可扮，似乎十分混乱。但理清其实质系假官导引勾遣，则豁然贯通。初，因扮参军色者才思敏捷，兼之其所扮身份为假官，故以其勾遣队。至这一定例形成后，凡捷急善对且服官员服装者，皆可为之，逐渐由参军色走向了拟参军色，但因习惯使然，人们仍以参军色名之。[111]
【注释】
[1]景李虎、许颖《“竹竿子”“参军色”考论》，《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1期，第66页。
[2]黄竹三《“参军色”与“致语”考》，《文艺研究》2000年第2期，第58页。
[3]康保成《“竹竿子”再探》，《文艺研究》2001年第4期，第103页。
[4]黎国韬《竹竿子补证》，《民俗曲艺》2004年第3期，第171页。
[5]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九，国家图书馆藏明弘治十七年（1504）刻本。按，此处谁勾杂剧入场，今人认识有分歧，故标点也有不同。
[6]胡适《致语考》，载《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669~670页。按，胡文原以《宋史》卷一百四十二为据，《宋史》致语环节，与前引《东京梦华录》相似。
[7][51]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七，国家图书馆藏明弘治十七年（1504）刻本。
[8]孙楷第《也是园古今杂剧考》，上杂出版社1953年版，第240页。
[9]孙红瑀《“把色”考》，《兰州学刊》2017年第3期，第29页。
[10]虽然《都城纪胜》《梦粱录》《武林旧事》三书，记录宋杂剧人员组成不尽相同，但合并各书所云脚色之名，为末泥、引戏、副净（次净）、副末、装孤、戏头等脚色，并无参军一脚。
[11]李奉戬、元鹏飞《“引戏”扮“末”考》，《中华戏曲》第32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77页。按：原文错别字及断句错误处已改过。
[12]参见崔敦诗《崔舍人玉堂类稿》，载《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63页。
[13]杨忠敏、阎可行《陕西彬县五代冯晖墓彩绘砖雕》，《文物》1994年第11期，第48页。
[14]杨忠敏、阎可行《陕西彬县五代冯晖墓彩绘砖雕》，《文物》1994年第11期，彩图页。
[15]成伣等编《乐学轨范》，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年版，第367页。
[16]成伣等编《乐学轨范》，第367页。康保成《“竹竿子”再探》一文，云《乐学轨范》中“‘竹竿子’之名来自宋代文献，而实物则是明代的‘戏竹’”。参见《文艺研究》2001年第4期，第109页。
[17]参见黄竹三《“参军色”与“致语”考》，《文艺研究》2000年第2期，第60页。
[18]参见黄剑波《五代后周冯晖墓中“竹竿子”人物图像考证》，《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12年第1期，第23~24页。
[19]程旭《长安地区新发现的唐墓壁画》，《文物》2014年第12期，第70~71页。
[20][82]白居易著，丁如明、聂世美校点《白居易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7页、第38页。
[21]郑麟趾《高丽史》卷七十一，奎章阁图书馆藏明景泰二年（1451）朝鲜活字本。
[22]王谠撰、周勋初校证《唐语林校证》，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3页。
[23]长孙无忌等撰，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4页。
[24][27][31][41][43][44][45][46][47]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718页、第3727~3729页、第912~913页、第3432页、第3074页、第3121页、第3347页、第565~566页、第2931页。
[25]崔令钦《教坊记》，载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一），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13页。
[26]参见崔令钦撰，任中敏笺订《教坊记笺订》，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第62页。
[28]参见孙红瑀《踏歌及转踏考》，载《第三届戏曲与俗文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山大学2019年，第85~97页。
[29]黎国韬《“致语”不始于宋代考》，《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第16页。
[30]黎国韬《参军色渊源考》，《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第75页。
[32]参见吴丕绩编著《江淹年谱》，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25~26页。
[33][34][35][39]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227页、第1227页、第1256页、第1256~1257页。
[36][37][42]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745~746页、第748页、第749页。
[38]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312页。
[40]封演《封氏闻见记》，山东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613页。
[48]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十九，国家图书馆藏清光绪七年（1881）浙江书局本。
[49]郑居中等撰《政和五礼新仪》卷一百六十五，国家图书馆藏清抄本。
[50][53][54][55][56][77][78][85][88][90][98][103][105]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936页、第85页、第2744页、第175~176页、第2673~2674页、第3347页、第3348页、第3052页、第9250页、第10079~10080页、第3877页、第10128~10129页、第3358页。
[52]史浩《鄮峰真隐漫录》卷四十五，清乾隆刻本。
[57]洪迈著，何卓点校《夷坚志》，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66页。
[58]吴自牧《梦粱录》，国家图书馆藏明抄本。按：因视参军色所念为“俳语”，所以早期乐语大多并没有保存下来。
[59][91][91][96][104][107]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点校《宋会要辑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3491页、第1529页、第3629页、第3629页、第3627~3628页、第7554页。
[60][61][65]周密《武林旧事》卷一，国家图书馆藏宝颜堂本。
[62]周密《武林旧事》后集卷二，国家图书馆藏清乾隆刻本。
[63]周密《武林旧事》后集卷一，国家图书馆藏宝颜堂本。按：此本“诸色伎艺人”在第六卷，但时和名目出现在后集卷一。
[64][66]周密《武林旧事》卷四，国家图书馆藏宝颜堂本。
[67]赵彦卫撰，傅根清点校《云麓漫钞》，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86页。
[68]蔡正孙《诗林广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63页。
[69]宋祁《张晦之墓志铭》，载《宋文鉴》，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973页。
[70][71][72][73][74][75][81]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341页、第5737页、第5755页、第5764~5765页、第5766页、第5907页、第476~477页。
[76]李昉《文苑英华》卷八百四，国家图书馆藏明隆庆元年（1567）刻本。
[79]段安节《乐府杂录》，载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一），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41~46页。
[80]参见张丹阳《唐代教坊与文学研究》，浙江大学2017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90~193页。
[83]安建峰、张建军《北宋“舞楼”碑刻的再发现》，《中国文物报》2019年4月30日第6版。
[84]脱脱等撰《宋史》，第3052页、第3349页。
[86][87]陈旸《乐书》卷一百八十八，国家图书馆藏元至正七年（1347）福州路儒学本。
[89]王辟之撰，吕友仁点校《渑水燕谈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7页。
[9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十九，国家图书馆藏光绪七年（1881）浙江书局本。
[94]苏轼著，朱怀春标点《苏轼全集》第2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195~1196页。
[9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十四，国家图书馆藏清光绪七年（1881）浙江书局本。
[97]李廌撰，孔凡礼点校《师友谈记》，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0页。
[99][110]洪迈《容斋随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786页、第179页。邹忠公事，王象之（1163—1230）《舆地纪胜》卷第三十七亦有记载，情节相似，但改范纯仁为吕申公，地点为维扬。以《宋史》卷三百四十五相较，吕申公、范纯仁同为守，事在扬州颍昌。熙宁三年（1070），吕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而贬颍州知州。
[100]吴曾《能改斋漫录》，载《白虎通义（外十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765页。此事《宋会要辑稿》“崇儒二”云系政和五年七月九日，载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点校《宋会要辑稿》，第2777页。
[101]张丹阳《唐代教坊与文学研究》，浙江大学2017年博士学位论文，第89~90页。
[102]文莹《玉壶清话》，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4页。
[106]徐釚撰，唐圭璋校注《词苑丛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56页。
[108]文莹《湘山野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5页。
[109]欧阳修《六一居士诗话》，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页。
[111]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明清梆子腔流变研究”(项目编号：18CZW020)阶段性成果。写作过程中，罗旭舟副教授提供了部分资料；在“第三届戏曲与俗文学学术研讨会”上，黎国韬教授提出修改意见并提供了部分写作资料，谨此一并致谢。
（原载《戏曲研究》第112辑）
编校：王学锋
排版：王志勇
审稿：谢雍君
➠戏曲研究的“价值尺度”与“典范转移”——以《琵琶记》“大讨论”为中心的剧学史审视
➠20世纪50年代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文本生成始末——兼论“戏改”中民间传说改编的权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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