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 弗洛伊德的梦想和坠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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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近30年前。休斯敦杰克·耶茨(Jack Yates)高中11年级的最后一天。在回家的路上，一群亲密的朋友在思考毕业后会带来什么。他们是行将成年的黑人少年。他们彼此问，他们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乔治转向我，对我说，‘我想触动这个世界，’”现在45岁的乔纳森·维尔(Jonathan Veal)回忆说。他回忆起其中一个年轻人的渴望。这个年轻人名叫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俩人是在六年级的第一天，在学校食堂里初次见面。在17岁少年的心目中，触动世界可能意味着NBA或NFL。
“这是我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后，能记起的第一个时刻，”维尔对《纽约时报》说。“他没有想到人们会以这种悲惨的方式知道他的名字。”
而弗洛伊德的另一位年少时的伙伴回忆说，他曾说“想要改变世界”。
乔治·弗洛伊德于周二在休斯敦安葬，和他的母亲“茜茜”(Cissy)重逢。2018年5月，住在明尼阿波利斯、试图重新开始的弗洛伊德没能赶得及回来见母亲最后一面。他把她的名字刺在自己的身上。
殁年46岁的弗洛伊德给世界留下的印象，是他死前近9分钟的影像视频。但对朋友和家人来说，弗洛伊德的归途令人心碎，他们说弗洛伊德曾是一个胸怀远大的人，他拼命想要进入NBA，想要成功，想要摆脱贫困和暴力，开始新的生活。尽管他一度取得了成功，成为兄弟姐妹中第一个高中毕业并上大学的人，但他也遭遇了挫折和歧途。最后，他确实通过他的死亡触动了这个世界。
在人们的心目中，弗洛伊德并不完美，他不是烈士也不是英雄，弗洛伊德是一个牺牲品。走近他的生活，不是要为他书写一部美化版的传记，而是要试图回答一个问题，他为什么会离自己的梦想越来越远？
比贫困更贫困
小乔治·佩里·弗洛伊德 (George Perry Floyd Jr.)1973年出生于北卡罗来纳州的费耶特维尔，是乔治·佩里·弗洛伊德和拉齐妮娅·琼斯·弗洛伊德(Larcenia Jones Floyd)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
弗洛伊德的生父是一名护士，但他大部分职业生涯都是在Chocolate Buttermilk乐队做R&B和爵士吉他手。老弗洛伊德在21世纪初死于动脉瘤。
弗洛伊德的母亲人称“茜茜小姐”，在与老弗洛伊德离婚后，她遇到了一个休斯敦人，后来两人又生了两个小儿子。她带着孩子们去休斯敦投奔新男友的父母。从此便留在了这座城市。
“茜茜小姐”后来带着孩子们住进了“库尼公屋”(Cuney Homes)，这是一片低矮的公共住宅，共有564套公共住房，以诺里斯·莱特·库尼(Norris Wright Cuney)的名字命名，这是一位在德州重建期间支持黑人教育机会的非裔美国政治家。
打小就认识弗洛伊德的詹姆斯·沃克(James Walker)说，休斯敦的第三区很苦，尤其又以被称为“砖块”的库尼公屋最为潦倒。
沃克说：“这里已经不是贫困可以形容得了的了。有时候你就是没饭吃。”
“我们都是在贫困中长大的，”童年的朋友沃恩·迪克森(Vaughn Dickerson)说，“弗洛伊德的家比我们家穷一点，但他从来没有一天让这些影响到他的日常生活。”
弗洛伊德的母亲在快餐店Guidry 's做汉堡。弗洛伊德和迪克森经常在学校的午餐休息时间去那里吃点东西。弗洛伊德的弟弟菲洛尼斯(Philonise)在上周四明尼苏达州的葬礼上回忆道，对他们一家人来说，有时填饱肚子都是个大问题。
茜茜是库尼公屋的民间领导人之一，也是居民委员会的活跃成员，她不仅拉扯大了自己的孩子，有时还会照看邻居的孩子。她这幢小小的房子是一个枢纽，是任何需要住所、淋浴或吃饭的人的避难所。她的邻居希拉·马斯特斯(Sheila Masters)说，和她的大儿子一样，她一直举止平静温和。
“我们的财产不多，但我们的房子里充满了爱，”弗洛伊德的弟弟罗德尼(Rodney)在明尼苏达州的葬礼上回忆道。
作为长子，弗洛伊德承担了榜样的责任。
迪克森说：“弗洛伊德被视为家庭的救星。如果一家人的情绪都很阴郁，你可以指望他会让大家大笑。”
“他的妈妈会说，‘嗯，佩里，你需要做这个。你是这个家族的领袖。你是个男子汉，’”沃克说。
“他并不介意这么做，他总是说等他长大了，要给妈妈盖一幢房子，”姨妈安吉拉·哈里森(Angela Harrelson)说。“他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树立榜样。没有父亲在身边，压力也很大。这对他来说真的很难。”她说。
根据国家卫生统计中心的数据，库尼公屋社区的平均预期寿命要显著低于所在县73岁的平均水平。贫穷、毒品、帮派和暴力侵害了这里的许多家庭，弗洛伊德的几个同学没能活到20岁。这个社区至今留存着许多弗洛伊德孩提时遇到过的问题。近69%的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这里的家庭收入中值不到2万美元，是休斯敦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大约28%的家庭有资格领取食品券。
“你走在街上，路过一个在人行道上被枪杀的人，这并不奇怪。听说一个小女孩在小巷里被强奸，这也不奇怪。这是常态，”他的朋友沃克说。
“你必须想象这对孩子们会有什么影响，”他说。像弗洛伊德这样能从高中坚持读到大学，在这里就是一个巨大的成就。
这种挣扎也延伸到了杰克·耶茨高中，在那里弗洛伊德在橄榄球和篮球队的运动员。2019年，这所学校从德克萨斯州教育部只获得了“D”级评分，近80%的学生有资格享受免费或减薪午餐。
小学二年级时，弗洛伊德在作文里写道，“我长大后想成为最高法院的法官。”不过这个梦想没有持续多久，他就将兴趣转向了篮球。弗洛伊德在中学时以他的个头著称——初中时他的个子已经超过了六英尺。他将运动视为走出库尼公屋的机会，因此，他的大部分空闲时间都在户外投篮或者玩橄榄球。
迪克森说：“因为弗洛伊德在打篮球，所以你不必担心他会到处跑，砸碎别人家的窗户。”
他说，学校的老师大多是黑人，他们设定了很高的标准，鼓舞学生发挥潜力，倡导他们走出去上大学。
耶茨高中的篮球教练沃尔特·约翰逊(Walter Johnson)和橄榄球教练莫里斯·麦高恩(Maurice McGowan)对弗洛伊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促使他提高自己的技术。耶茨没有最好的设施、运动服或训练设备，但在这两项运动上，它都是全州成绩最好的项目之一。
到十年级的时候，弗洛伊德已经在这两项运动入选校队。那一年，一位名叫卡尔·欧文斯(Carl Owens)的校队明星被枪杀。他是一个老大哥般的人物，就住在弗洛伊德家对面。耶茨的另外两名队友在毕业后不久被杀害。
迪克森说，弗洛伊德知道他所面临的障碍，也知道为了成功他必须做些什么。
弗洛伊德的母亲和他的大姐萨萨(Zsa Zsa)定期观看他的比赛，包括1992年在州际橄榄球冠军杯的比赛，那场比赛他们输给了天普(Temple)高中，当时他在18码外有3次接球。
队友杰梅因·文图斯(Jermaine Venters)说，弗洛伊德喜欢在终点区闹腾，希望能被电视摄像机捕捉到。但他有真正的天赋，甚至拥有进入NFL的潜力。
1993年，弗洛伊德成为他兄弟姐妹中第一个读完高中正式毕业的孩子。朋友们回忆说，对弗洛伊德来说，那是非常快乐的一天。
阿鲁马·弗莱伦(Alumar Flewellen)认为，弗洛伊德当时真的很有抱负和目标，“非常专注，而且有动力”。
“他过去总是说‘我要改变世界，’”和弗洛伊德一起在耶茨上学的玛丽·金恩斯(Mary Ginns)说。“他总是说，‘我要有所作为，我要改变世界。’”
20世纪90年代初，南佛罗里达社区大学(South Florida Community College)的篮球教练乔治·沃克(George Walker)来到休斯敦招募球员。他对弗洛伊德的运动能力印象深刻。
“我想找一个大前锋和一个中锋，”沃克对《休斯敦纪事报》回忆说，“他橄榄球和篮球都打得好，更喜欢篮球，所以我们决定给他奖学金。”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教练结识了弗洛伊德的母亲和家人。“她为他感到非常骄傲，”沃克说。“她希望他这辈子能成就点什么。她想让他走出自己生活的环境。”
这支校队打得很好，弗洛伊德是关键的先发球员。前队友迪米特里厄斯·格雷(Demetrius Gray)说，他是队里的大块头，精力充沛。在他的记忆中，弗洛伊德滑稽、可爱、可敬。在场上又表现得咄咄逼人，憋足了劲要进NBA。
篮球教练沃克说，弗洛伊德作为球队的首发中锋，他很努力，很受欢迎，也通过了各门学术考试。“乔治就是个普通人，”他说。“非常逗趣，随遇而安。无论在场上还是场下，他都做了他应该做的事情。”
但是，由于不清楚的原因，弗洛伊德在1995年离开了南佛罗里达，没有获得学位。他后来去了德州农工大学金斯维尔分校(Texas A&M-Kingsville)，主修社会学。《德克萨斯月刊》(Texas Monthly)查找到记录显示，他在这所学校也曾一度打过篮球，但在大二结束前就退学了。
弗洛伊德的高中朋友文图斯说，大学的压力让弗洛伊德感到很沉重，他的母亲在经济上非常困窘，他既想努力支持母亲，自己也要完成学业。
“这对他的精神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文特斯说，“他最终还是回家了。”
和弗洛伊德同在库尼公屋长大的迈克尔·斯特利(Michael Staley)说：“很多时候，当你回家的时候，就是麻烦的开始。”
法庭记录显示，弗洛伊德于1997年在休斯敦市所属的哈里斯县首次被捕，当时他被控出售不到一克毒品。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他在监狱里进进出出，经历了两起盗窃案、三起毒品指控和一起非法侵入案。
2004年，前休斯敦警官杰拉尔德·戈因斯(Gerald Goines)逮捕了弗洛伊德，因为戈因斯称在一次钓鱼执法中，弗洛伊德从他那里以10美元买了少量毒品。根据法庭记录，弗洛伊德认罪并被判10个月的州监禁。
由于在一次拙劣的突袭中导致两人死亡，戈因斯一直处于一桩巨大丑闻的中心。哈里斯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正在重新调查他的案件，并向数千名因戈因斯多年来的案件而被定罪的被告发出通知，其中包括弗洛伊德。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发言人戴恩·席勒(Dane Schiller)表示，官员们尚未确定弗洛伊德是否因虚假理由被捕。
弗洛伊德最后一次被捕也是情节最严重的一次是在2007年，他被控与另外五名男子实施入室抢劫，并在一名婴儿面前用手枪柄殴打一名妇女。他对此认罪。
朋友们说，弗洛伊德也曾冒着风险在社区化解风波。
在他入狱之前不久，弗洛依德和他的年轻朋友卡尔·韦恩(Cal Wayne)一起开车经过第三区，这时他发现了麻烦。
“靠边停车，”韦恩记得弗洛伊德对他说。
韦恩说，一群他们认识的男人在殴打一个陌生人，并打算把他扔进他们的汽车后备箱。韦恩说，他告诉弗洛伊德这不关他们的事。但是弗洛伊德很不开心。韦恩还是停下车子。
韦恩在他的车里看着6英尺6英寸的弗洛伊德走进混战，并把双方隔开。
这是怎么回事？弗洛伊德一遍又一遍地问他们，敦促他们收手。
“他跟他们聊了很长时间，直到大家达成共识，”韦恩说。“他把整件事情解决了。”
对韦恩来说，15年前的那个时刻代表了弗洛伊德对他的社区的意义。
弗洛伊德在2013年出狱后，弗洛伊德开始与洛茜·华盛顿(Roxie Washington)见面，并且生下了吉安娜。这是他的第三个孩子，现在6岁。
这段关系没有持续多久。但弗洛伊德的朋友蒂芙尼·科菲尔德(Tiffany Cofield)说，这一次弗洛伊德决心成为他孩子生活的一部分。
如果华盛顿要求，弗洛伊德会在半夜买尿布送上门。他对科菲尔德说，“我这么做是为了小黄花(Buttercup)，”这是他对女儿的爱称。
科菲尔德记得弗洛伊德在第三区他妈妈家门前的人行道上，用玩具车拉着吉安娜走来走去。“他拖着小车子，带着女儿四处遛，看起来很自豪，”她说。
大约十年前，弗洛伊德对基督教说唱音乐产生了兴趣，他鼓励人们去砖地教堂(Church in the Bricks)，这是一个在这个公屋项目篮球场上举行的街头布道会。
罗尼·利拉德(Ronnie Lillard) 当时是莱斯大学(Rice University)的学生，后来成为基督教说唱歌手。“我对他的一切了解都来自于出狱后，”利拉德对NBC说。“在他出狱后，他已经改过自新了。”
他“希望看到自己的社区发生变化，利用他的街头关系帮助在本地区建立教会，” 他说。“那个街区每一个卖毒品的人最后都来参加圣经学习。这就是乔治·弗洛伊德的影响。”
他观察说，弗洛伊德在布道会上度过了很多时光，他负责安放椅子，还要把一个洗礼池放到篮球场中心，牧师在这里为人们洗礼。
2017年，弗洛伊德在社交媒体中贴了一段视频，他对着镜头说：“我有我的缺点，也有我的瑕疵，但这些一直在发生的枪击案——我不管你来自哪里，现在在何方，伙计，我爱你，上帝爱你。把枪放下，兄弟。不应该是这样……我们这里有父母想要埋葬他们的孩子，伙计。”
2014年，弗洛伊德参加了一个基督教计划，这个计划曾将许多寻求戒毒治疗和就业安置的人送到Turning Point，这是一家住在明尼阿波利斯北部的黑人拥有的药物滥用中心。完成课程后，参与者可以接受工作培训。
弗洛伊德的朋友们鼓励他走出这一步。科菲尔德说，他想戒掉毒瘾，接受职业训练，找一份稳定的工作，这样他就能得到吉安娜的监护权，所以他决定离开休斯敦，从头开始。但也有朋友提醒他，搬到那里可能不太方便，他的儿时伙伴麦莎·霍金斯(Meshah Hawkins)说，“我告诉他的第一件事是，‘那里没有黑人。’”当时弗洛伊德笑了起来，但霍金斯还是很担心，“他是个大块头黑人，如果你不了解他，你可能会被他的外表吓到。”
2017年，他在救世军港湾之光中心(Salvation Army’s Harbor Light Center)担任保安，这是一个市中心的无家可归者收容所和过渡性住房设施。员工们认为弗洛伊德是个性情沉稳的人，有着保护别人的本能，会陪他们走到自己的车前。“在收容所工作，每天你都会为别人的故事而痛心疾首，你得是一个很特别的人，才能胜任这份工作，”救世军北部分部的发展执行主任布莱恩·莫洛洪(Brian Molohon)对《纽约时报》说。
也就是在那里，弗洛伊德认识了他的女朋友科特妮·罗丝(Courteney Ross)，当时罗丝正在探望一位亲人，“他看到我是那么痛苦，于是走上前来与我一同祷告，他怜爱我，我们从此就在一起了，”罗丝对NBC说。
此外，他曾一度在一个钢铁场做体力活，为唱片艺术家充当私人保安，做卡车司机，还去了一家名为康加拉丁小酒馆(Conga Latin Bistro)的餐厅兼酒吧和夜总会担任保镖。
老板乔万尼·滕斯特罗姆(Jovanni Thunstrom)说，弗洛伊德很快就成为了这个工作家庭的一员。他来得早走得晚，还努力学习了萨尔萨舞——不过一直到最后也没完全掌握舞步。
“我一见到他，就喜欢上了他的态度，”滕斯特罗姆说，他也是弗洛伊德的房东。“他会用双手和你握手。他会弯下腰来迎接你。”他还知道每个顾客的名字，“每个人都爱弗洛伊德。他从来不打架，也不会对人做出无礼的举动。”
在生命的最后几周，弗洛伊德失了业，他在4月初感染了病毒，几周后才告康复。
5月25日阵亡将士纪念日，在这个想要从头来过的城市里，弗洛伊德被从停放的SUV中拖出来，戴着手铐，脸朝下倒在人行道上。警官德里克·肖万(Derek Chauvin)用膝盖压着弗洛伊德的脖子将近九分钟。
数以百万计的人观看了记录弗洛伊德最后呼吸的视频。人们听到他在哽咽着呼唤已故的母亲，尽管她已经不可能来帮助他——“妈妈！妈妈！我不能呼吸了……”去世后，验尸官的镜头记录下他腹部文着的母亲的名字。
周二早上，弗洛伊德被安葬在母亲身边，母子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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