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赏析】 王瑶：马歇尔与《经济学原理》

【精品赏析】王瑶：马歇尔与《经济学原理》

2017-02-14 王瑶中国政治经济学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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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来源：杨春学主编《经济学名著导读》，学习出版社2012年版。

王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作者介绍
王瑶（1981-），辽宁朝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理事。主要研究领域为经济思想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业组织学。在《经济学动态》《学习与探索》等重要期刊独立发表多篇论文。出版专著《经济学中的芝加哥传统及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批判性研究》（2016）一部。合著《对自由市场的两种理解》（2013）一书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一、统领三军的剑桥神话：阿尔弗雷德•马歇尔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是19世纪90年代直到20世纪30年代英国经济学的头号人物，而他所著的《经济学原理》（以下简称《原理》）是新古典经济学流派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因为此书“至今尚有令读者感到震慑和激动的力量”。
马歇尔1842年生于伦敦郊区伯蒙齐的一个工人阶级家庭。父亲是英格兰银行的职员，母亲是屠夫的女儿。他的祖先大多数都是牧师或教士，其父威廉尽管长期在英格兰银行工作，但宗教热情依然不减。威廉•马歇尔事实上是一个并非愚蠢的严酷的父亲，他经常迫使他的聪明的尽管已经过分劳累的儿子学习到脑力和体力所能允许的极限。对他来说，训练马歇尔做学校功课直到午夜是常有的事。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后来回忆说，在他的青年时代，只有当每年的暑假去看望一位远方的伯母时，他才能从精神与体力的疲惫中解脱出来。按照马歇尔妻子玛丽•马歇尔的说法，马歇尔的母亲则是一位“有魅力的女人，阿尔弗雷德很眷恋他的母亲。不管发生了什么喜事，比如他在80岁生日上发表讲话，会说‘要是我母亲还活着，她该有多高兴’”，所以与父亲相比，马歇尔肯定与母亲更亲一些。马歇尔曾宣称：“所有资本中，最有价值的是投资于人类的资本，而其中以母亲的关爱和影响所带来的结果最为宝贵。”
在预科学校，马歇尔由于他苍白的脸色、不整的衣冠和过度劳累的神态，而获得了“蜡烛”的绰号。他不善于交朋友，而他最喜欢的两项智力活动——数学和下棋——也被他专断的父亲禁止了。1861年，已有反叛精神的马歇尔拒绝了牛津大学的一笔奖学金（这笔奖学金将可能使他成为牧师），据他所说，原因是他不能再继续学习死板的语言。可另一方面，他的父亲又付不起学费送他去自己想往的学院学习。这样，在一个富有的伯父的资助下，马歇尔进入了剑桥大学，在那里他不但沉浸于他的数学嗜好中，而且使他自己成为一名优秀的学生。马歇尔对数学的热情在两个方面帮助了他。最初，他将学习数学视为与他的专横跋扈的父亲相独立的一种表示。此外，因为他从做数学辅导中获得了一点儿收入，使他能够偿还他伯父的钱并支撑自己在剑桥的学业。他在后来曾写道：“数学偿付了我的欠款，我可以随心所欲了。”
马歇尔于1865年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大学毕业，留在母校任研究员并打算献身物理学的研究。1868年，马歇尔出任剑桥大学的伦理学讲师。当他根据伦理学和宗教哲学来思考解救人生问题时，发觉如果不对经济问题进行研究，则根本于事无补。特别是在一次旅行中，他穿越了“几座城市中最窘迫的贫民窟……亲眼目睹了贫困无比的穷人们脸上的表情”。出于伦理思考和对穷人生活的关注成了马歇尔研究经济学的最初动机。像亚当•斯密一样，马歇尔非常关注整个人类的进步，而不只是富人。“工人”是马歇尔的守护神，他曾花几个先令买了一副小油画“一个工人的肖像”，并把它挂在学校宿舍里。今天，这幅画着一位有着一副憔悴而渴望表情的工人的油画还保存在剑桥大学马歇尔图书馆。马歇尔抱着改造社会贫富不均状况的愿望，开始深入钻研经济学。选择经济学作为职业的马歇尔，便立刻显示出僧侣般的虔诚。他从阅读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开始，随后涉猎了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等人的经济学经典著作。通过广泛阅读，他对经济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坚定地走上了经济学研究的道路。
由于当时剑桥大学实行研究员必须独身的规定，当1877年马歇尔与他的学生玛丽•佩利结婚后，他被迫辞职。他离开剑桥大学来到刚刚建立不久的布里斯托尔大学工作。在这里，马歇尔担任首任院长兼政治经济学教授，并开始构思写作《原理》。后来，剑桥大学取消了研究员必须独身的规定。马歇尔于1885年43岁的时候返回剑桥大学成为政治经济学教授。自那时起他再未离开过剑桥，并一直领导着经济系，直到1908年他的学生庇古取而代之。马歇尔第二次在剑桥大学任教的时间长达24年。期间的1890年，是马歇尔学术生涯中最辉煌的一年，他的经典著作《原理》在伦敦出版了。在他生前，这部书共出版了九个版本。
马歇尔的经济学说，集中体现在他的代表作《原理》中。这部花费他13年时间的呕心沥血之作，以悠闲、散漫的笔调，勾绘出数学精确的心灵。该书一经问世，立刻震动了西方经济学界，被看做是西方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被奉为经济学的“圣经”。值得注意的是，在《原理》中，马歇尔将他对图形和其他数学表示法的使用限制在脚注和附录中，以免他的数学损害他的经济学。他首先感兴趣的是以直白的方式与商界人士以及学生们相互沟通。《原理》的突出特征不仅表现在它综合了古典的成本（供给）经济学和边际主义者的效用（需求）经济学，还表现在它使经济学迅速成为一个拥有自己的整套工具、系统规则以及定量分析的成熟学科。概言之，《原理》通过将斯密模型数量化而使经济学成为能够与数学、物理学的精确和逻辑性相媲美的“客观世界”的新科学，从而成功取代了自马尔萨斯时代起的“阴郁的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世界。
马歇尔还是一位多产的经济学家，在50年的著作生涯中，共产生了82部公开出版的作品，包括书、文章、讲稿、会议演说和证词（在3个皇家委员会中所作）。他的最具声望和影响力的《原理》（1890年）至今已经出了9版；《工业与贸易》（1919年）出了5版；《工业经济学》（1879年）出了2版，但印刷了10次。只有他的《货币、信用与商业》（1923年）没有多次出版发行，这是因为它仅仅是在马歇尔逝世前一年出版的。
当马歇尔于1924年去世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将他称为“100年来最伟大的经济学家”。虽然这一说法遭到了驳斥，但不能否认的是马歇尔是他那个时代最有影响的经济理论家。他的《原理》将后来数以千计的经济学家吸引到他的经济学分析中来。事实上，这本书在其第一版出版40年之后，才达到了它的最大销售量，这足以证明这本书具有长久的贡献。几乎所有当代的经济学家都将马歇尔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一起看作是古典学派与新古典学派最伟大的四个代表人物。
二、昭示新时代的来临：更改经济学名称
经济学的最初涵义只局限于家务管理，即“家庭管理术”或“家庭经济学”。法国重商主义者蒙克莱田于1615年最早提出“政治经济学”这一名称，这种用法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中叶。“政治经济学”意味着社会或政治的经济学，主要用于区别早先的“家庭经济学”。此段时间的经济学研究（也可称为古典经济学）是与伦理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结合在一起的，这一特征可以用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著作为证，他们能轻松自如地就经济理论和社会制度问题进行写作，并能提出深刻见解。在那个时代，“经济学”、“伦理学”、“政治学”和“社会学”并不作为相互独立的学科单独存在。
边际革命引发了一场摒弃“政治经济学”名称而赞同某些更符合时代潮流、更科学精确的名称的重大行动。学者们建议改变经济学学科的名称有：“财富学”、“人类工程学”、“致富术”、“交易学”以及“个人满足学”。通过将教科书命名为《经济学原理》，马歇尔使经济学的名称从“政治经济学”改为“经济学”成为共识。不可小视这一名称的变化，正如中国古人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这昭示着自亚当•斯密讨论国民财富时首次引入“牛顿式”方法后的一个世纪，经济学才真正成为一门像物理学、数学或其他精确的知识体系一样的正式科学，并且还是一门与伦理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相独立的学科。斯坦利•杰文斯对此作出了中肯的评价：“我忍不住想，尽快放弃我们这门科学的旧的、麻烦的两个词的名称是件好事……但我们为什么还要寻找比经济学更好的名称呢？这一词语，除了更熟悉、与旧的名称联系更密切外，还完全可与数学、伦理学、美学名称作类比。此外，它还是自亚里士多德时代起的权威用法……因此经济学有望成为一门科学的被普遍接受的名字，这门学科在大约一个世纪以前就被法国经济学家称为la science economique”。[1]
马歇尔还赋予经济学一个迄今仍然被沿用的新定义：“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的学问；它研究个人和社会活动中与获取和使用物质福利必需品最密切有关的那一部分”（上卷，第23页）。他指出，“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上卷，第23页），其实质是“研究在日常生活事务中过活、活动和思考的人们的学问。但它主要是研究在人的日常生活事务方面最有力、最坚定地影响人类行为的那些动机，这个动机是为一定数额的货币所引起的，正是对营业生活中最坚定的动机的这种明确和正确的货币衡量，才使经济学远胜于其他各门研究人的学问。正像化学家的精良天秤使得化学比其他大多数自然科学更为精确一样，经济学家的这种天秤，虽然现在还很粗糙和不完善，也使得经济学比其他任何一门社会科学更为精确”（上卷，第34页）。可以看出，马歇尔突出强调“追求一定数额的货币”作为人类行为的主要动机，从而为把经济学构造成为类似于精确的自然科学提供了理论前提。马歇尔对经济学的新定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32年罗宾斯以边际主义精神给出了经济学的又一经典定义（研究稀缺资源的配置）；1936年凯恩斯主张经济学应研究低于充分就业均衡条件下的宏观经济法则；萨缪尔森则把罗宾斯的定义同凯恩斯的定义综合起来。
马歇尔对经济学重新定义的本质特征是，只关心最基本的逻辑问题，而不关心人类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以及什么东西能够培养“人的美德”或者“一个人应该怎样活着”等这类问题。在这里，人类的目标被直接假定，接下来的任务只是寻求实现这些假设目标的最适手段。这直接导致“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的产生，而这一方法不仅在理论分析中回避了规范分析，而且还忽视了人类复杂多样的伦理考虑。正如罗宾斯所言：“除了把这两种研究（经济学与伦理学）并列，以其他任何形式把它们结合起来的企图，在逻辑上似乎都是不可能的。” [2]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流行的时期昭示科学经济学时代的到来。官方学会开始建立：1885年美国经济学会和1890年英国经济学会（1902年更名为皇家经济学会）。经济学杂志纷纷发行：1887年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季刊》，1891年剑桥大学的《经济学杂志》，1892年芝加哥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杂志》。1894年，麦克米兰出版了享有盛名的《帕尔格雷夫政治经济学大辞典》，在其中亨利•西奇威克写道，“经济学”这个词已经“越来越多地被用来取代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名称”。[3] 马歇尔最大的愿望之一在世纪之交实现了：各主要的大学建立起了自己的经济系，把经济学从法学、数学和政治学中分离出来，并开始在自己的领域授予学位。例如，1895年成立的伦敦经济学院几乎完全致力于经济研究。唐纳德•温奇对此作出了最好的总结：“经济学家对于在逻辑上——而不是在政治上或者道德上——和说明经济现实有关系的东西获得了比较严格的认识。经济分析的范畴和哲学、政治以及伦理的辩论所认可的那些范畴的区别显得更加清楚。” [4]
三、构造“无形之手”发动机的精密部件
在当代的经济学中，＂无形之手＂成为描述亚当•斯密体系中的市场机制的妙语。其内涵是：仅仅关注自己的所得的自利个体，受“无形之手”的指引，可以带来他所意想不到的更好的社会结果。作为一种高度复杂而敏感的洞察，亚当•斯密把竞争条件下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行为作为经济学的中心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这具体表现在“无形之手”发动机能够实现自我调节并能实现高度繁荣。在平等竞争和公正法律的条件下，自由市场通过消除对价格、劳动力流动和贸易的限制，使每个人都能够获得自我利益；并且使低价格水平、高工资和优质产品的“普遍富裕”都能够实现。
但是，第一个对推动这一体系的发动机给予综合性的描述和解释的，正是马歇尔。通过将古典的成本分析和新古典的效用分析相综合，马歇尔创造了推进“无形之手”体系的发动机，从而将斯密的模型发展为数量化的科学。这部发动机的部件是什么呢？供求曲线，生产成本，需求弹性，以及消费者剩余。他的局部均衡方法被用作将“无形之手”发动机的所有部件连接起来的粘结剂。应当指出的是，所有这些部件都能在今天微观经济学的个体消费者和生产者理论中找到，它们已经成为今天经济学家用以分析和阐明消费者和厂商行为理论的重要工具。
市场价格由什么决定？斯密和李嘉图的古典模型认为是客观的生产成本。杰文斯和瓦尔拉的边际主义则认为是主观的边际效用。马歇尔从双方的理论精华中各抽出一些东西：从前者中，他提出了依赖于生产成本的供给曲线；从后者中，他创造了反映消费者边际效用的需求曲线。这样，马歇尔将供给和需求结合在一起，成为第一个普及供给需求图形的人。根据马歇尔的说法，供给和需求在决定市场价格和产量的时候都是必需的，就像是剪刀的两个刀锋：“我们讨论价值是由效应所决定还是由生产成本所决定，和讨论一块纸是由剪刀的上边裁还有由剪刀的下边裁是同样合理的。的确，当剪刀的一边拿着不动时，纸的裁剪是通过另一边的移动来实现的，我们大致可以说，纸是由第二边裁剪的。但是这种说法并不十分确切，只有把它当作对现象的一种通俗的解释，而不是当作一种精确的科学解释时，才可以那样说”（下卷，第40页）。
马歇尔认为，在长期中价格由生产成本决定。在这里，马歇尔背离了边际学派的主观价值论而倒向了斯密的古典经济模型：“经常被援引和经常被歪曲的亚当•斯密和其他经济学家的那个原理的真正含义是，商品的正常价值或‘自然’价值是由于种种经济力量‘在长时期内’倾向于使之产生的价值。那正是经济力量将会产生的那种平均价值，如果一般生活状况保持静态的时间长得足以使这些力量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的话”（下卷，第39页）。可以看出，马歇尔坚持认为成本是真实的，并且是绝对的，是与效用无关的概念。在本质上，他试图通过将成本而不是效用作为价值的最终决定因素，把边际效用分析综合到斯密体系之中。
马歇尔尝试在经济学中应用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倾向使他发明了“需求弹性”这一魅力无限的概念。需求弹性本质上反映消费者对于价格的变化有多么敏感，按照马歇尔的说法，“市场中需求弹性（或感应性）的大小，是随着需要量在价格的一定程度的下跌时增加的多寡，和在价格的一定程度的上涨时减少的多寡而定的”（上卷，第122页）。这足以说明，弹性是衡量购买者对价格敏感程度的精巧而有效的数学概念。生产者显然会对这个问题非常感兴趣：如果我们提高产品价格，收益会增加还是减少？这涉及到弹性是“富有的”，“缺乏的”还是“单位不变的”。答案分别是总收益减少，增加以及不变。弹性概念已经成为微观经济分析的标准工具。例如，边际收益公式更多地表述成：,表示需求弹性。再如，施蒂格勒在分析竞争企业广告时得到的最大化利润方程为：，其中表示买主需求弹性，是从某一卖主处购货的卖主比例关于价格的弹性。[5]
马歇尔还创造了一个度量经济福利的方法。这又是什么呢？按照他的说法，“一个人对一物所付的价格，决不会超过、而且也很少达到他宁愿支付而不愿得不到此物的价格。因此，他从购买此物所得到的满足，通常超过他因付出此物的代价而放弃的满足；这样，他就从这购买中得到一种满足的剩余。他宁愿付出而不愿得不到此物的价格，超过他实际付出的价格的部分，是这种剩余满足的经济衡量。这个部分可称为消费者剩余”（上卷，第142页）。马歇尔的消费者剩余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场上消费者的满意程度。这是因为，“无形之手”发动机通过消除贸易障碍所创造的低价格水平会使更多的消费者能够购买商品和服务以满足他们的需要，消费者满意程度必然会增加。这样，斯密的“普遍富裕”愿望在扩大的消费者剩余中得到了反映。此外，马歇尔的后继者还创造了生产者剩余的概念。经济福利的最大化等同于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之和的最大化。概言之，供求曲线，需求弹性，以及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已经成为局部均衡的福利分析工具。
马克•布劳格曾说：“如果说经济学是理论分析的一架重要机器，是思想的方法而不是真实性的结论，那么，李嘉图创造了经济学中的技术。”[6] 这句话同样适用于马歇尔，因为他使得“无形之手”这部市场发动机的零部件清晰化，而这些精密部件构成了新古典价格理论分析的基础。
四、“自然不能飞跃”
在《原理》的标题页上，马歇尔题写了一段拉丁格言：Nature non facit saltum——意思是“自然不能飞跃”，来概述他对经济学的理解。他认为，各种经济现象之间是相互连续的、相互决定的，和生物学中的达尔文主义类似。这就是马歇尔所说的“连续性原理”。他的目标是要发现经济活动的连续性和规律性，并测量它们。马歇尔认为，经济学是一种缓慢和不断发展的科学，新学说补充、扩大、发展、修正旧的学说，却很少推翻旧的学说，正表明了经济学发展的连续性。而《原理》一书的特点就在于注重对连续原理的各种应用。马歇尔坚信，“关于发展的连续之概念，对一切近代经济思想的派别都是共同的，不论对这些派别所发生的主要影响是生物学的影响——如赫伯特•斯宾塞的著作所代表的；还是历史和哲学的影响——如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讲演录》和欧洲大陆及其他地方新近发生的伦理历史研究所代表的。这两种影响左右本书所表明的观点之实质，比其他任何影响为大；但是这些观点在形式上却最受连续性的数学观念之影响——如古尔诺的《财富理论中数学原理的研究》所代表的”（上卷，第14—15页）。进而，马歇尔又指出：“经济学家的目标应当在于经济生物学，而不是经济力学。但是，生物学概念比力学的概念更复杂；所以，研究基础的书对力学上的类似性必须给予较大的重视；并常使用‘均衡’这个名词，它含有静态的相似之意”（上卷，第18—19页）。
1.经济学中的物理学隐喻
马歇尔把牛顿力学中的均衡概念应用到经济学中来，提出了“均衡价格论”，也就是“局部均衡论”。这意味着，马歇尔是在孤立地研究个别市场，并且忽视了一个市场对其他市场的影响以及其他市场反过来对每一个个体市场的影响。虽然局部均衡分析不像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分析那样完整和广泛，但却有利于针对特殊企业和产业的实际问题进行聚焦剖析。马歇尔认为，均衡是相反力量所形成的均势。均衡价格是由商品的供给和需求这两股相反的力量处于均衡状态时所形成的价格。它是由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的交叉点所决定的价格。当需求和供给之间达到均衡时，一个单位时间内所生产的商品量叫做均衡产量，它的售价就是均衡价格。显然，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实质上就是供求论，即用供求关系来说明价格的决定。马歇尔认为，市场上的需求和供给应该是均衡的，供需关系犹如剪刀的两翼，双方共同作用，形成均衡价格。当供给和需求失调时，会通过“无形之手”进行自发调节，并自动恢复均衡。故而国家干预是不必要的，因为它会破坏“自然自由体系”。
马歇尔在研究国民收入的分配问题时，引入了他的均衡价格分析方法，即把分配问题看作是四种生产要素的均衡价格的决定：工资是劳动的均衡价格，利息是利用资本的均衡价格，利润是企业家才能的均衡价格，地租是利用土地的均衡价格。正如马歇尔所言：“供求均衡的一般理论也是贯通分配和交换的中心问题之各部分结构的一个基本观念”（上卷，第14页）。这意味着，收入不再是被分配的（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穆勒和马克思把分配理论与生产理论完全分割开来），而是按生产过程中的各要素追加的价值生产出来的。就劳动而言，工资由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决定的思想由边际价值原理衍生出来，在20世纪初，由哥伦比亚大学的美国经济学家约翰•贝茨•克拉克进一步完善，并最终以“欧拉定理”的精巧形式实现了新古典经济学生产和分配理论的再一次统一。
力学隐喻中的均衡价格论不仅是马歇尔经济学说的核心，而且是当代微观经济学的理论核心。如果把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比作一只雄鹰，那么他的需求理论和供给理论则是雄鹰的两翼。需求理论和供给理论，是为均衡价格论作准备的。在需求论中，马歇尔依据欲望递减法则（即戈森第一定律），提出了边际效用决定和调节需求价格的论点，并依据边际需求价格递减法则，得出了市场需求法则。即需求量随价格下降而增大，虽价格上涨而减少。在供给论中，马歇尔分别研究了劳动、资本、土地和组织四种生产要素的供给价格及其变动规律。他认为，劳动作为一种“负效用”（杰文斯用语），其供给价格取决于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所感受到的痛苦大小，而且这种感受，必将随劳动量增加而增加。资本来源于储蓄（即西尼尔的“节欲”）。土地没有生产成本，因而没有供给价格。企业组织的供给价格，决定于社会对企业家组织管理企业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概括地说，边际学派的主观效用是需求论的基础，古典学派的客观成本是供给论的基础。
此外，马歇尔还把物理学中的弹性的概念引入经济学，指出需求弹性大小是随需求量在价格的一定程度的下跌时增加的多寡，和上涨时减少的多寡而定的。所有经济关系实际上都是互为因果关系的。弹性的概念试图弄清既定条件下会产生多大程度的效果。马歇尔还介绍了各种商品的不同弹性，并分析了影响弹性的一般的原因。本质上，需求价格弹性反映了消费者对于价格的变化有多么敏感，这是经济学中最重要的工具之一。总之，马歇尔的开创性贡献在于引入了供给需求曲线、数学公式，需求“弹性”的量化量度以及其他从物理学、工程学和生物学引用的术语。不久，许多从物理学引用的术语就成了经济学标准的词汇——均衡与非均衡、静力学与动力学、货币流通速度和通货膨胀以及摩擦性失业。
2.经济学中的生物学隐喻
马歇尔还是最早自觉地认识到经济学是某种演化科学的现代传统主义者之一，因为他经常借用生物学中的增长和衰落的概念（例如，他的“企业衰亡理论”）。社会进化论者查尔斯•达尔文（1809～1882）和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对马歇尔产生了重要影响。
达尔文主义的自然选择理论以三个原理为基础。第一，在物种或者人口成员中必然有持续的变异。变异可能是盲目的、随机的或者是有目的的，但如果没有变异自然选择就不会起作用。第二，必然存在某些遗传原则或者连续性原则，根据这些原则，后代肯定更像他们的父母，而不是更像物种的其他成员。换言之，肯定存在某种机制，靠它把个体特征传递给下一代。第三，自然选择本身能发挥作用，既是因为更适应的有机体留给了数量更多的下一代成员，也是因为有利于生存斗争的变异或者基因组合得以保存。马歇尔像19世纪大多数学者一样，深受达尔文《物种起源》（1859）和《人类的起源》（1871）的影响。马歇尔相信经济学最好应模仿生物学，并坚持经济行为的边际变动或较小的变动影响价格和产出的观点：“经济演化是渐进的。”令人诧异的是，一向以经济中的物理学隐喻自居的萨缪尔森竟然对此表示高度赞同：“我赞成马歇尔的愿望，经济学的未来研究应该更多地靠近生物学和较少地靠近物理学。”[7] 对于马歇尔来说，经济发展应该解释为“有机”的生长。长期需求曲线和长期供给曲线显然是想给出一个初步的解决方案，但它们完全不能用来预测未来某个动态情境下价值和生产会如何反应。口味、技术和消费模式必定都会变动，老企业也很容易受到新企业的冲击，甚至被取代。
虽然马歇尔看到了生物学类比是适合于经济学的，但他却不能充分地发展这种类比。就像托马斯（Thomas）惋惜地总结的那样，马歇尔只是让生物学“留在了期望里，而不是使它深入到经济学的本质”。[8] 到了马歇尔去世的1924年，经济学和生物学的对话事实上就终止了，至少在英国的大学里是这样。在纪念马歇尔诞辰100周年的著名文章里，杰拉德•肖夫（Gerald Shove）提到了主流经济学“回到了与生物学方法对立的机械论方法”。[9] 这突出表现在，经济学家A.　C. 庇古——马歇尔在剑桥大学的继承人——抛弃了经济学中的生物学隐喻。与生物学相比，他更喜欢力学，常使用力学平衡（mechanical equilibrium）这样的术语。20世纪30年代，经济被视为可控制的、由政府的技术专家掌握方向盘的机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经济学成为战争武器，全速全力运转。马歇尔在生命的晚年表现出了对经济学力学化的悲观，并指示说我们对经济行为依然非常无知，但木已成舟。因为他至死都坚信“经济学家的圣地在于经济生物学而非经济动力学”。

注：
[1]转引自斯考森：《现代经济学的历程》，长春出版社2006年版，第193—194页。
[2]转引自森：《伦理学与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8页。
[3]转引自斯考森：《现代经济学的历程》，长春出版社2006年版，第194页。
[4]布莱克等编：《经济学的边际革命》，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64页。
[5]参见施蒂格勒：《产业组织》，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42页。
[6]转引自史库森：《朋友还是对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7页。
[7]萨缪尔森、巴耐特：《经济学家之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3页。
[8]转引自霍奇逊：《演化与制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3页。
[9]同上书，第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