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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探索】 马克思恩格斯低估了李斯特吗?

2017-03-30 高岭 卢荻 中国政治经济学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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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岭,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卢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来源:荆棘鸟AThornBird微信公众号


【内容提要】 针对“马克思、恩格斯低估了李斯特”论题,本文从三个方面对“李斯特经济学”进行检视,研究发现:第一,“李斯特经济学”的基石——生产力理论缺乏唯物论基础,也没有建构一个核心的“生产力”范畴,还把生产力本身和生产力的影响因素混为一谈;第二,在后进国家走向发展的路径选择上,李斯特的保护主义学说与新马克思主义的依附理论具有一致性,但远说不上与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理论具有一致性;第三,“李斯特经济学”没有一个标准的分析性范式、框架和纲领,其理论体系实质是由几个政策信条构成,缺乏严谨的理论支撑,甚至有为工业资产阶级辩护的成分。因此,与其说马克思、恩格斯低估了李斯特,不如说李斯特的追随者低估了马克思、恩格斯。

【关键词】李斯特;马克思;政策信条;庸俗经济学


近年来,国内外理论界掀起了“李斯特经济学热潮”。李斯特的追随者声称“马克思和恩格斯低估了李斯特在经济思想史中的重要地位。”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着时代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李斯特经济学”的价值都在不断被挖掘,究竟是马克思、恩格斯低估了李斯特,还是李斯特的追随者低估了马克思、恩格斯?这正是本文要回答的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者不容回避的问题。“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笔者试图秉承马克思的辩证法精神,对“李斯特经济学”进行再检视,以期澄清学术界尤其是李斯特的追随者对马克思、恩格斯在李斯特经济学问题上存在的误解。


一、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的检视

生产力理论是“李斯特体系”的理论基石。“李斯特对经济发展问题的思考是从‘生产力’开始的”,是基于对斯密代表的“流行学派”的价值理论的批判。在李斯特看来,(1)“流行学派把物质财富或交换价值作为研究的唯一对象”,斯密的研究“只是限于创造物质价值的人类活动。”(2)斯密把财富的源泉归于劳动,可劳动本身就是一种结果,劳动的起因需要解释,而斯密的分工理论不足以解释;(3)“要解释经济现象,除了‘价值理论’以外,还必须考虑到一个独立的‘生产力理论’”。可是,笔者认为李斯特对流行学派的责难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斯密的理论体系的确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石,但他并没有把物质财富等同于交换价值。相反,把“物质财富”与“交换价值”等同的是李斯特。实际上,“不论财富的社会的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的内容。”“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由于对价值理论的浅尝辄止,李斯特不可能知道财富具有二重属性:使用价值是财富的自然属性,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交换价值是财富的社会属性,构成“纯粹的社会财富”,二者统一于“商品”范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斯密把财富的源泉从对象转移到创造财富的一般活动,并“抛开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一般性”。这比前人进了一大步。但斯密并没有认识到“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他错误地“宣布劳动一般,而且是它的社会的总体形式即作为的分工的劳动,是物质财富或使用价值的唯一源泉。”斯密在物质财富即使用价值的领域内“完全没有看到自然因素,可是在纯粹社会财富即交换价值的领域内,自然因素却跟着他。”因此,李斯特说“斯密把交换价值的源泉归于劳动”,其实是高估了斯密。

第二,李斯特对劳动的起源的解释并不科学。根据唯物史观,“一切人类生产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人们生活“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这种物质生活的生产即劳动”。也就是说,人类劳动的起因根源于生存的本能,是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需要。这种物质生产一开始是为生产使用价值而生产,“各种使用价值或商品体的总和,……即表现了社会分工。这种分工是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从这个角度看,斯密以分工为起点揭示商品生产以及劳动在生产中的作用,虽然存在不足,但并没有李斯特说的那么不堪。反观李斯特,李斯特认为劳动源于“对个人有激励、激发作用的精神力量”、可利用的“天然资源”、个人努力成果获得认可的“社会状况”及其相关因素。囿于唯心主义哲学和缺乏理论抽象力的李斯特,不会认识到他所说的“精神力量”其实就是人的劳动意识,而这种意识内涵于人的“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所谓的天然资源不过是“劳动对象”、“劳动资料”。马克思称之为“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这是就社会生产或劳动过程的“简单的、抽象的要素来说”,“它为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即生产一般。而“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只有上升到具体,才能研究和揭示特定社会形态的生产活动。“因此,说到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或者说,“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从这个角度看,李斯特所说的推进劳动的“社会状况”不过是生产所依赖的社会形式即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如果撇去李斯特的唯心主义倾向,李斯特的零散的“劳动起源论”加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彻底改造就是马克思的社会生产理论。然而,李斯特却对其“劳动起源论”进行唯心主义的肆意发挥,提出了独立于(交换)价值理论的唯心主义的生产力理论。

第三,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缺乏科学的理论支撑。李斯特的生产力系统包括体力劳动形成的物质生产力和脑力劳动、文化、制度等所谓“精神资本”形成的精神生产力。可是,李斯特并没有建构“生产力”这个核心范畴。在没有阐明生产力的情况下,李斯特就由生产力衍生出“物质生产力”、“精神生产力”。这不是科学的研究进程。李斯特大谈特谈发展生产力,强调生产力对一个国家的发展何等重要,却闭口不提“什么是生产力”、“生产力的本质是什么”。即使李斯特强调发展生产力,也只是局限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因而不能历史地看待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极限。

迄今为止,事实上只有马克思科学地建构了“生产力”范畴,并基于唯物史观在此基础上建构了“生产力系统理论”。在本质上,“生产力不过是那种在直接生产过程中被运用(或至少是适于运用)的要素。”或者说“‘生产力的要素’和‘劳动过程的要素’不过是同一个问题的两种不同的提法。”劳动者的体力劳动作用于生产资料形成物质生产力,脑力劳动作用于生产资料形成精神生产力。随着劳动过程的发展,“生产过程成了科学的应用, 而科学反过来成了生产过程的因素即所谓职能”,精神生产力的作用越来越大。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及其相互关系构成生产力总和,“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可见,与李斯特一样,马克思同样重视生产力,尤其是精神生产力的作用。

李斯特强调精神生产力没有错,错的是他对精神生产力作了“新的唯灵论的解释”。他把精神生产力解释为一种“精神本质,无限的生产力”,“表现为独立的精神本质—幽灵,表现为纯粹的人格化,即上帝。”按照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凡是能推动生产力发展,有益于社会的一切因素都是生产力,物的因素是物质生产力,非物的因素是精神生产力。对此,马克思讥讽道:“在现代制度下,如果弯腰驼背,四肢畸形,某些肌肉的片面发展和加强等,使你更有生产能力( 更有劳动能力) ,那么你的弯腰驼背,你的四肢畸形,你的片面的肌肉运动,就是一种生产力。如果你精神空虚比你充沛的精神活动更富有生产力,那么你的精神空虚就是一种生产力,等等。如果一种职业的单调使你更有能力从事这项职业,那么单调就是一种生产力。”这实质是一种由唯心主义滋生的“泛生产力论”,把生产力本身和生产力的影响因素混为一谈。“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诚然,这些因素影响生产力发展,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就把它们直接视为生产力。“只有在生产活动内部并对其起物质性作用的东西, 才可看作生产力。”

二、李斯特的保护主义理论的检视

李斯特总结欧洲国家(尤其是英国)的兴衰史时,指出发达国家凭借对落后国家“进口原料等初级产品并出口工业制成品”的贸易模式走向强盛,发展中国家则因为向发达国家“出口原料等初级产品并进口工业制成品”而走向衰落。“李斯特经济学”认为,这个于发达国家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有害的贸易模式是自由贸易造成的。自由贸易使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制造业)受到冲击,幼稚的高新技术产业在竞争中夭折,因而只能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按比较优势集中生产和出口初级产品。为了扭转在国际分工中的不利局面,建立和完善工业化体系,实现落后向发达的转变,发展中国家必须推行保护主义。

李斯特的保护主义理论似乎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全球化理论是一致的。这也是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贾根良教授长期致力于“李斯特经济学”的研究,他就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和李斯特在落后的民族国家如何自主发展民族经济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即只有实施保护主义,后进国家才能摆脱对发达国家的依附,走出边缘,从而实现民族独立、经济自主和国家强盛。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李斯特的保护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全球化理论的确有相似的地方,但远说不上是一致。诚然,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提出过一个专门的全球化理论”,但他们留下了丰厚的思想遗产,“其主要思想散见于《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剩余价值理论》、《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等文献。”这些文献的思想又集中反映在马克思对英国资本主义扩张对爱尔兰和印度的影响的分析上,我们可以从中发掘马克思、恩格斯对全球化时代的后进国家跨越“不发展”的路径选择的认识。

在马克思看来,爱尔兰的贫困和不幸并不主要是先前生产方式任何一种内部差异造成的,而是由外部(英国)的压迫和剥削造成的。资本主义在爱尔兰发展不足的主要原因是缺乏保护性的关税,爱尔兰的工业没能在与英国的竞争中生存下来。因此,英国的帝国主义扩张对爱尔兰的影响主要是消极的、负面的。可是,英国在印度的扩张和统治却产生了不同于爱尔兰的影响。“从遥远的古代直到19世纪最初十年,无论印度的政治变化多么大,可是它的社会状况却始终没有改变。曾经产生了无数纺工的织工的手纺车和手织机是印度社会结构的枢纽。”“不列颠侵略者打碎了印度的手织机,毁掉了它的手纺车。”“不列颠的蒸汽和不列颠的科学在印度斯坦全境把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彻底摧毁了。”印度原有的“村社制度”,“这些细小的社会机体大部分已被破坏,并且正在完全归于消灭,这与其说是由于不列颠的收税官和不列颠的士兵粗暴干涉,还不如说是英国的蒸汽和英国的自由贸易造成的结果。”英国工业资本家为了降低工厂所需要的棉花和其他原料的价格,而在印度修筑铁路,印度由此开始了“由铁路产生的现代化”,这“必然会瓦解印度种姓制度所凭借的传统分工方式,而种姓制度则是印度进步和强盛道路上的基本障碍。”因此,英国对印度的资本主义征服通过资本主义工业化而起到了一种进步的(尽管是野蛮的)作用。

英国资本主义扩张在爱尔兰、印度产生的这两种不同结果,其实是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理论分流的一个始源事实。“正统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对印度的分析范式,认为每个国家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其内部的结构,尤其取决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的性质,外部的力量主要是通过改变生产组织来发挥其作用的。与之相对的是“新马克思主义”吸收和发展了马克思对爱尔兰的分析范式,形成了“中心—外围”理论或依附理论,它把资本主义当作一个地区对另一个地区的剥削系统,一些地方的发展是以世界大多数地方“不发达的发展”为代价的。不同的分析范式决定它们有不同的政策主张。“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理论注重资本主义扩张在发展生产力中的进步作用,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范围的扩散效应,因而在政策主张上倾向于开放和自由竞争。这与新自由主义宣扬的资本主义“自然的发展路径”和“自然的政治经济体制”相似,但这种相似只是一种幻觉。与之相反,“新马克思主义”的依附理论注重资本主义扩张中的“森林法则”,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范围的“马太效应”,因而在政策主张上倾向于保护主义。这正是李斯特的保护主义的政策信条。李斯特经济学认为如果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展开自由竞争,落后国家必将走向衰落或“不发达的发展”。这潜在地认定资本主义世界是一个“中心—外围”体系,处于外围的落后国家只有通过保护主义隔离中心国家的渗透和竞争,才有可能建立和完善工业化体系,从而成长为“中心国家”。

因此,就“新马克思主义”的依附理论来说,笔者赞成贾根良教授的看法,李斯特的保护主义和依附论的确存在思想上的一致性。可是,依附论不过是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理论的一个分流。我们不能因为李斯特的保护主义与“新马克思主义”的依附论有共识,就说李斯特与马克思在后进国家的发展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否则就是以偏概全。何况,与之针锋相对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强烈反对依附论把不发展归结为发达国家的竞争和渗透,认为不发展是经济体自身落后的生产方式造成的结果,只有积极融入资本主义全球化竞争,才能消除“不发展”。“正统马克思主义”对“新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或者说依附论的缺陷同样适用于李斯特的保护主义。从本质上看,“新马克思主义”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存在孰优孰劣,两者各有其洞见又各有失偏颇。正如布鲁厄所说,“历史记载告诉我们,这两种对立的立场都有正确的地方,资本主义已经产生巨大的技术和经济进步,也造成了经济发展的巨大地域差异。”资本主义竞争中的“扩散效应”和“马太效应”与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相伴而生,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

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根本方法,这决定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全球化理论是辩证的,是对依附论和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超越。全球化究竟是促进还是阻碍后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取决于这两种效应平衡后的净效应,而这种净效应决定于后进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尤其是占主导的生产方式及其内部结构。正如新自由主义不是后进国家走向“发展的发达”的一剂良药,保护主义亦可作如是观。笔者不否认历史上有保护主义的成功案例,问题是成功的经济体究竟是因为保护主义而实现了发展,还是因为优化了政治经济体制、改善了生产方式(生产组织或劳动过程)?按照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内部的生产结构起决定性作用,而不是外部环境,外部环境通过影响生产结构发生作用。换言之,如果内部的生产结构不能对外部环境做出反应和调整,外部环境的影响就微乎其微。保护主义或依附论的根本缺陷就在于:“忽视了后进经济体在全球化进程中的自我适应和调节能力以及发展路径选择的自主性”。

当然,李斯特的追随者可以辩护说,李斯特的保护主义理论其实考虑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扩散效应,因为李斯特的对外贸易政策不是固定的,而是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演进作灵活调整。在经济发展初期,落后国家就要积极融入全球化,借助外部竞争和先进生产方式的渗透来革新本国落后的生产方式;当先进的生产方式基本确立,经济水平有了一定发展时,为了建立完善的工业化体系,落后国家必须推行保护主义以隔绝外部的先进国家的竞争;当工业化体系完全确立,国内制造业水平足以和发达国家一较高下(最好比对方更有竞争力)时,打开国门,积极参与全球化。在李斯特的追随者看来,这才是李斯特的保护主义的全貌。笔者承认“李斯特经济学”肯定了全球化的扩散效应,并不仅仅是着眼于马太效应。但李斯特经济学对后者的重视远远高于前者,甚至可以说,李斯特经济学并不相信资本主义扩张的扩散效应,而更加笃信全球化只会给后进国家带来灾难(比如“比较优势陷阱”)。贾根良教授在论证马克思、恩格斯和李斯特的一致性时,仅仅援引马克思对爱尔兰问题的评述和恩格斯对德国制宪问题的评述,丝毫没有提及马克思对英国资本主义扩张对印度的影响的分析。这不仅表明贾根良教授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全球化理论的认知是片面的,还潜在地表明李斯特的追随者对资本主义扩张的积极效应的一面是讳莫如深。

从整体上看,李斯特的保护主义理论兼顾了全球化的扩散效应和马太效应。可是,这并不代表李斯特的分析进程坚持了辩证法。李斯特实际是形而上学地对待全球化对后进国家的两种后果。在经济发展的未开化阶段,李斯特看到的是全球化的积极效应;在经济发展的成长阶段,李斯特看到的是全球化的消极效应;在经济发展的扩张阶段,李斯特只关心本国作为发达经济体从资本主义扩张中的获益,至于这种扩张对后进国家或发达国家产生什么后果,李斯特是毫不关心的。李斯特在这个阶段其实有意创造为自身服务的“中心—外围”体系或者说在推行一种“新帝国主义”。李斯特看不到全球化对后进国家在未开化阶段的消极效应、成长阶段的积极效应,这是一种形而上学。李斯特及其追随者能够摆脱这个责难的唯一出路,是论证全球化对后进国家在未开化阶段的净效应是正的,而在成长阶段的净效应是负的,然而(新)李斯特经济学并没有对此作进一步阐释。

李斯特从交换而不是生产,从外部环境而不是内在结构揭示后进国家的发展路径,这种视角不能解释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卷入全球化或资本主义体系却有不同的后果。殖民扩张时代的爱尔兰和德国的社会结构基本是一致的,即占统治地位的是封建的生产方式,而印度是另一种社会结构—占统治地位的是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在马克思看来,落后国家或地区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景关键在于先前的社会结构。爱尔兰、德国的封建生产方式的衰败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环境,这个有利的环境需要保护主义的庇护;而印度的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却做不到,外来的资本主义征服反而能摧毁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催生资本主义萌芽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这是李斯特的保护主义理论所不能解释的:印度和爱尔兰同属于发展的未开化阶段,而前者拥抱全球化有益,后者(如果能)拥抱保护主义有益。可是,正如以上分析的那样,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理论没有这个障碍。

贾根良教授在揭示英国由盛而衰的内在规律时指出,“英国的崛起是保护主义的产物,而霸主地位的丧失则恰恰是自由主义之过;英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丧失领先地位的根本原因在于对自由贸易信条的迷信。”这样的立论其实是对李斯特的保护主义学说的“修正”。李斯特“把不发达说成是外部影响的产物”,因而把保护主义视为欠发达国家实现“有发展的增长”的必经之路。至此,保护主义就完成了它的使命,退出历史舞台。而贾根良教授把英国霸主地位的丧失归于贸易自由表明,他认为保护主义退出历史舞台是英国的失策。这等于说保护主义也是发达国家长盛不衰的一剂良药。这样,保护主义就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常态,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落后国家。这不仅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看法截然不同, 也是对李斯特的保护主义理论的背离。在李斯特看来,“当工业已经得到充分发展,可以与各国、尤其是先进国家进行自由竞争时,就需要回到自由贸易。”按照李斯特的逻辑,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的英国的工业水平世界领先,理应开展自由贸易和竞争,英国也的确是这么做的。而李斯特的追随者贾根良教授却反过来说是英国的自由贸易害了英国,“自由贸易政策使英国财政受惠,但却忽视了英国的工业发展。”按照这个逻辑,自由贸易政策自始至终、彻头彻尾都是个坏政策,只有不间断地坚持保护主义政策,工业竞争力才能万古长青。这样,李斯特的保护主义理论根本不需要经济发展阶段的制约,不能不说是对李斯特的保护主义的“修正”。

这种“修正”其实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根据李斯特的保护主义理论,工业革命后的英国与其他国家实质是一种“中心—外围”关系,推行全球化的自由贸易有利于英国的利益。可是,英国却在自由贸易的浪潮中走向了衰落,这是李斯特的保护主义理论所不能解释的悖论。贾根良教授试图用“修正的保护主义”解释英国由盛转衰的机理。在分析中,贾根良教授“专注于交换领域的考察,强调世界市场而非经济体内部的决定性作用”,强调世界市场塑造经济体的决定性作用,强调交换方式塑造了生产方式。这种由交换主导的分析范式违背了生产是社会再生产的起点的客观规律,因而不可能揭示英国由盛转衰的真正原因。

要揭开英国由盛转衰的谜团,必须以生产为起点。谢富胜(2005)对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变迁的考察,为分析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在18世纪60年代,蒸汽机的发明和采用,使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最后的、最具决定性的阶段,不断扩大着生产组织的规模。但是,直到19世纪70-90年代,英国工厂仍然普遍是生产和资本集中程度很低的、小规模的生产组织。这些生产组织几乎都是单一工厂,从事某一行业中间或最终产品生产过程中特定阶段的专业化生产。高度区域集中和垂直专业化的分工结构促成了英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可是,19世纪70年代,尽管很多新技术是英国发明的,但英国的工厂主不愿意进行新技术投资使这些技术创新在其他国家得到采用,这就解释了为何是美国、德国而不是英国引领第二次技术革命。最重要的是,随着第二次技术革命出现的新型炼钢法、内燃机、电力和各种标准化技术,使美国和德国完成了从单一工厂向大规模的多部门科层式生产组织演变,而英国由于固有的刚性的行业或部门分工结构及制度化的劳资关系,英国工厂最终没有实现由单一工厂转向垂直一体化的大规模生产组织。美国由此取代了英国的世界工业领导地位。


英国没有能够像美、德一样从单一工厂转向垂直一体化的多部门科层组织,英国的殖民扩张和自由贸易政策是其中一个原因,其他原因包括工厂的落后的管理结构、制度化的劳资关系、工人的非正规化教育等。 英国的制造业的衰落是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贾根良教授将之归因于自由贸易,实为以偏概全,除非能证明其他因素都是自由贸易这个外部因素的衍生物。诚然,自由贸易模式对塑造分工和生产组织形式有影响,但并不必然是决定性影响。这既涉及生产组织的自我适应和调整能力—向高级的生产组织形式演化,又涉及外部力量(国家)的干预。因此,笔者不赞成贾根良教授把英国的衰落归因于迷信自由贸易的观点。与其说是英国对自由贸易的迷信,不如说是对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的迷信导致了英国霸主地位的丧失。英国盛行的自由主义导致众多资本在追逐利润中涌入金融领域,而不是生产领域,这势必造成生产性投资不足。这正是“英国国内投资不足”的主要原因。如果英国政府针对商业银行只重视商业和海外贸易业务,不重视国内制造业投资的现象进行干预,引导商业银行服务于制造业,使金融业服务于制造业,英国的制造业或许就不会衰落。如果政府对制度化的劳资关系进行干预调整,制度化的劳资关系或许就不会成为工厂向更高级的生产组织演变的障碍。很不幸,英国被斯密提倡的“看不见的手”迷住了,政府只是无为的“守夜人”。

三、“李斯特经济学”的性质的检视

马克思以1830年为分水岭,把政治经济学的性质划分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自1830年至今,政治经济学要么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要么是对庸俗经济学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李斯特经济学的性质如何定位?对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德国专家,马克思是这样评价的:“当他们能够不偏不倚地研究政治经济学时,在德国的现实中没有现代的经济关系。而当这些关系出现时,他们所处的境况已经不再容许他们在资产阶级的视野之内进行不偏不倚的研究了。”恩格斯说的更直接:“德国人早已证明,在一切科学领域内,他们与其余的文明民族不相上下,在大部分领域内甚至胜过它们。只有一门科学,在它的大师们当中,没有一个德国人的名字,这就是政治经济学。”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更倾向于把李斯特界定为庸俗经济学家。为进一步论证这个命题,笔者从“李斯特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理论基础及其意识形态三个方面展开。

李斯特建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时,“更多地依靠观察进行推理,而不是依靠抽象的前提进行。”按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从直接的现实出发,也就是历史学派所谓的历史分析法。这并不是科学的研究方法。“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仔细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要建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首先必须按照从具体到抽象的方法,从混沌的表象中“蒸发”出最抽象的规定,然后从抽象的规定出发,建构理论体系揭示国民经济发展规律。可是,由于过分强调历史分析,排斥或不重视抽象演绎,李斯特只是从浩瀚的欧洲国家,尤其是英国的兴衰史,概括了一些彼此相关的政策信条,但并没有一个标准的分析范式,没有一个严谨的理论体系,尤其缺少任何经济学体系都不可或缺的价值理论,因而严格说“李斯特经济学”并不成立。对此,李斯特的追随者会辩护说:“李斯特并不热衷于建构一种新的理论体系,他最为关心的是在英国的排挤性竞争中,他的国家如何才能不沦落为英国的附庸。”可是,缺乏理论体系支撑的“李斯特经济学”注定像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一样,只有政策信条而“没有结构视野”。

李斯特经济学透过历史发现重商主义强调的“进口原料并出口制成品”是国家致富的一剂良药,是国家崛起的一种普遍的真理。李斯特经济学理所当然地接受了重商学派的这个政策信条,从来不问也不探索其理论支撑是什么,是否科学。因此,李斯特经济学只能像布道一般宣示,落后国家以初级产品交换发达国家的工业制成品会导致富国越来越富,穷国越来越穷。如有教徒质疑教义的可信性,李斯特经济学会回答:这是历史的经验教训的总结,是不会错的。殊不知“归纳和演绎,正如综合和分析一样,必然是属于一个整体的。不应当牺牲一个而把另一个捧到天上去,应当设法把每一个都用到该用的地方,但是只有记住它们是属于一个整体,它们是相辅相成的,才能做到这一点。”简言之,由归纳法得到的论题只有用抽象的演绎得到证实才完成了理论上的自洽。李斯特经济学并没有为其“国富国穷论”提供理论支撑,因而不能说“进口原料并出口制成品”的国富论是一个科学命题。这固然是历史学派的方法论的缺陷—牺牲抽象演绎而把归纳法捧上天的产物,更因为李斯特经济学没有劳动价值论。换言之,即使李斯特经济学克服了方法论的缺陷,也不可能揭示“财富透过对外贸易从落后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的发生机制”。

要揭示财富透过对外贸易从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的发生机制,离不开劳动价值论,而李斯特对劳动价值论不屑一顾。因为贬低劳动价值论,李斯特经济学不可能认识到国际贸易实质是价值在国际间的再分配。在这个问题上,李嘉图“在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史上达到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视野所能达到的最高界限。”马克思建构的价值转形理论即生产价格理论使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和国际贸易理论更进了一步。虽然马克思本人没有将其生产价格理论扩展到国际交换领域,但他留下了研究国际贸易利益分配机制的框架和纲领。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丁堡骏教授按照马克思的框架和纲领,成功地建构了国际生产价格理论。根据马克思的国际生产价格理论,发达国家生产的制成品的资本有机构成高于欠发达国家生产的初级品,从而发达国家生产的商品的国别价值低于欠发达国家的国别价值。这样,按照国际生产价格的交换原则,发达国家就能够透过等价交换“占有比自己国内创造的剩余价值多。”只要国际交换中的商品的资本有机构成存在差异,商品的资本有机构成相对高的“一国可以不断攫取另一国的一部分剩余劳动而在交换中不付任何代价。”这就解释了“出口制成品进口初级品”是国家致富的原则。

李斯特看到德国在国际贸易的利益分配格局中处于劣势,于是主张贸易保护把外国竞争对手堵在外面。可是,对于国内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利益分配格局却避而不谈,一味强调作为整体的国民财富。在国际交换领域,剩余价值(李斯特所说的财富)从落后国家流向发达国家;在国内交换领域,剩余价值从雇佣工人流向资本家。李斯特肯定前者,却不敢正视后者。国际剥削和国内剥削都是通过自由交换实现的,国际贸易不过是国内贸易在地理空间的拓展,本质是一样的。李斯特却辩护说,“一国范围以内的贸易自由与国与国之间的贸易自由……这两者的性质与作用都截然不同,犹如天渊之别。”李斯特主张对外保护对内贸易自由,实际是为国内资本自由剥削劳动行方便之门。正如马克思所说,德国资产者“害怕谈他的私利,而谈国家利益。”“既然只要不再是英国人而是德国资产者自己对同胞进行剥削,而且剥削得甚至比外国人对他们的剥削更加厉害,保护关税才能使他发财。”

李斯特害怕谈德国资产者“所渴求的恶的交换价值,而谈生产力”,并指责以斯密为代表的“流行学派”没有把交换价值和生产力区分开来。这种指责是没有道理的。马克思说的很明白,斯密等没有把交换价值和生产力分开是因为“这样分开是一种任意的抽象,是因为这样分开是不可能的而且必然停留于一般词句。”“在现代制度下,生产力不仅在于它也许使人的劳动更有效或者使自然的力量和社会的力量更富于成效,而且它同样还在于使劳动更加便宜或者使劳动对工人来说生产效率更低了。因此,生产力从一开始就是由交换价值决定的。”李斯特粗暴地把生产力与交换价值强行分开,把“生产力表现为一种无限高于交换价值的本质”,实际是要为资产阶级辩护。正如马克思所说:“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反对不利于自己以及所属阶级利益的研究。李斯特要在“工业的统治造成的对大多数人的奴役已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这样一个不合时宜的时机,企图建立工业的统治”,他就必须创造一套新理论为工业资产阶级、为不生产阶级辩护。

就像萨伊等庸俗经济学家提出新价值论与劳动价值论对抗一样,李斯特提出了新的生产力理论,并以此重构了生产劳动论。不过,李斯特选择了与传统的庸俗经济学家不同的道路。李斯特不去论证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所批判的非生产阶级创造(交换)价值,相反,李斯特肯定他们的劳动不生产(交换)价值,生产的是比(交换)价值更重要的东西—财富的生产力。这样,李斯特就基于其独特的生产力理论重构了生产劳动理论。它比传统的庸俗经济学的价值论更有威力。在传统的庸俗价值论中,非生产阶级与生产阶级的地位是平等的—同是(交换)价值的创造者,而在李斯特的生产劳动理论中,非生产阶级的地位远高于生产阶级,因为前者生产的是财富的生产力,后者生产的是交换价值是财富本身,而“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多少倍。”

与所有的庸俗经济学家创立新价值论一样,李斯特重构生产劳动论也是以攻击劳动价值论为逻辑起点。李斯特批评斯密为代表的流行学派,认为“按照这个学派的说法,一个养猪的是社会中具有生产能力的成员,一个教育家却反而不是生产者。供出售的风笛或口琴的制造者是生产者,而大作曲家或音乐名家,却由于他表演的东西不能具体地摆在市场,就属于非生产性质……像牛顿、瓦特或刻普勒这样一种人的生产性,却不及一匹马、一头驴或一头拖重的牛。”其实,李斯特不过是在咀嚼施托尔希、西尼尔等庸俗经济学家的陈词滥调,力图把社会上存在的一切职能都说成是生产劳动。马克思对这种论调早有论断,马克思认为“只有把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看作生产的绝对形式,从而看作生产的唯一自然形式的这种资产阶级狭隘性”,才会认为“凡是进行生产,以产品或某种使用价值为结果,总之,以某种成果为结果的一切劳动,都是生产劳动。”

按照李斯特的生产劳动论,“凡是能产生现实的或想象的使用价值的活动或服务, 都是生产劳动。”李斯特并不是这种观点的“开拓者”。在他之前,西尼尔就问过,“钢琴制造者要算是生产劳动者,而钢琴演奏者倒不算,虽然没有钢琴演奏者,钢琴也就成了毫无意义的东西,这不是岂有此理吗?”马克思回答得很干脆,“事实的确如此。钢琴制造者再生产了资本;钢琴演奏者只是用自己的劳动同收入相交换。但钢琴演奏者生产了音乐,满足了我们的音乐感,不是也在某种意义上生产了音乐感吗?事实上他是这样做了:他的劳动是生产了某种东西;但他的劳动并不因此就是经济意义上的生产劳动;就像生产了幻觉的疯子的劳动不是生产劳动一样。劳动只有在它生产了它自己的对立面时才是生产劳动。”

事实上,在政治经济学中,“生产劳动是劳动的这样一种规定,这种规定本身同劳动的一定内容,同劳动的特殊有用性或劳动所借以表现的特殊使用价值绝对没有关系。所以,同一内容的劳动可以是生产劳动,也可以是非生产劳动。”这意味着“青少年和成年人的教师”可以是生产劳动者,也可以是非生产劳动者:“给别人上课的教师不是生产劳动者。但是,如果一个教师同其他人一起作为雇佣劳动者被聘入一个学院,用自己的劳动来为贩卖知识的学院所有者增殖货币,他就是生产劳动者。”因此,我们不能形而上学地把教育这样的“非物质生产的结果”简单划为生产劳动或非生产劳动,而要根据其所处的具体的生产关系判定。作为非物质生产的结果的一种形式的产品或服务,它“只是劳动的特殊使用价值的表现,因为服务不是作为物而有用,而是作为活动而有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我给,为了你做;表现出物质财富与活劳动之间的极其特殊的关系。因为在这种服务的购买中完全不包括劳动和资本的特殊关系。”“没有人会购买医疗的或法律的“服务”作为手段,来把这样支出的货币转化为资本。”所以,服务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并不构成生产劳动。

李斯特把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当作一般人类劳动过程看待,给使用价值或服务换了一个新词“生产力”,说它是新词,是因为李斯特给“生产力”注入了唯心主义的血液。就像西尼耳摆出一副高傲的样子说:“照斯密看来,犹太人的立法者是非生产劳动者”,李斯特同样高傲地说,照斯密看来,“医师、法官和行政官”是非生产劳动者,这岂有此理!其实,“这些家伙在对斯密的反驳中发表的庸俗的美文学,不过表明他们是‘有教养的资本家’的代表”,他们甚至“连那些同财富的生产毫不相干的职能和活动,也加以承认。”按照他们的逻辑,一切职业都具生产性,“哲学家生产观念,诗人生产诗,牧师生产说教,教授生产讲授提纲,等等。罪犯生产罪行。”诚然,“这些不同职业发展着不同的人类精神能力,创造新的需要和满足新需要的新方式”,推动了生产力。可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是生产剩余价值,没有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也是生产劳动,只不过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劳动。

李斯特“如此拘守于自己的资产阶级固定观念”,以致认为如果把牛顿这样一种人称为“非生产劳动者”,“那就是侮辱他们。”殊不知“单是‘劳动者’这个名称”就会使牛顿感到侮辱了。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成为生产劳动者绝非幸事。生产劳动者“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讽刺的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直煞费苦心地想要为非生产阶级争取这个仅属于雇佣工人的、表面光鲜实质惨烈的称号。马克思对此有非常深刻的见解:“一切在自己的专业方面毫无创造的‘非生产的’经济学家,都反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但是,对于资产者来说,‘非生产的’经济学家们的这种立场,一方面表示阿谀奉承,力图把一切职能都说成是为资产者生产财富服务的职能;另一方面表示力图证明资产阶级世界是最美好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一切都是有用的,而资产者本人又是如此有教养,以致能理解这一点。”因此,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视野中,李斯特是不折不扣的庸俗经济学家。

(原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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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稿:林盼  董丽霞  审校:郭冠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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