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阿瑟·奥肯与《平等与效率——重大抉择》
阿瑟·奥肯(Arthur M.Okun，1928-1980)倾向于凯恩斯主义，长期致力于宏观经济理论及经济预测的研究和政策的制订与分析。奥肯的著述颇多，但大多是研究报告，对政界和学术界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奥肯毕生都在研究两个重大“抉择”问题，一个是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抉择问题，“制止通货膨胀就要牺牲产量和就业水平”（《平等与效率——重大抉择》，华厦出版社1975年版，第2页）；另一个是平等与效率之间的抉择问题，“对效率的追求不可避免地产生各种不平等”（第2页）。这两个重大抉择问题又恰恰是当今世界各国，尤其是实施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国家，最棘手的抉择难题。
奥肯1928年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泽西城，在1956年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就开始了耶鲁大学经济学教学生涯。1961年，他得到肯尼迪总统及其经济顾问委员会海勒教授的垂青，被邀担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1962年，作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为了使总统、国会和公众相信，如果把失业率从7%降到4%，会使全国经济受益匪浅，便根据统计资料估算降低失业率对实际GDP的影响，结果产生了著名的“奥肯定律”，即当实际GDP增长相对于潜在GDP增长下降2%时，失业率上升大约 1%，当实际GDP增长相对于潜在GDP增长上升2%时，失业率下降大约 1%。“奥肯定律”和一些对政策有影响的宏观经济报告很快使奥肯成为了当时著名的经济学家。
1963年肯尼迪总统遇刺，约翰逊总统继任后，他又成为约翰逊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继续致力于宏观经济理论及经济预测的研究，并于1968年被任命为该委员会主席。作为罗斯福新政的坚定支持者和凯恩斯主义理论的践行者，约翰逊总统在位期间提出了 “新政”、“公平施政”、“新边疆”等建立“伟大社会”施政纲领，并不遗余力地推行各项福利法案、民权法案、消灭贫穷法案和减税法，尤其是他的著名的“向贫穷开战”的口号，深深影响了奥肯，使他在致力于那植根于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的抉择上的悬而未决的难题的同时，不能不思考另一个重要的难题即平等与效率问题。当时（直至现在）的美国社会，社会结构是双层次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提供了被宣称为所有公民一律平等的广泛的权利分配，然而，其经济制度却建立在市场决定收入的基础上，一旦效率获得了优先权，必然产生了公民生活水平和物质福利上的悬殊差别，于是，平等的权利和不平等收入的混合，造成了民主的政治原则和资本主义经济原则之间的紧张关系，一些获得市场奖励的人通过金钱谋取本来应该平等分配的权利，而一些受到市场惩罚的人其人类尊严等在一定程度上被剥夺，平等与效率之间如鱼和熊掌之间不可兼得，面临着抉择：要么以牺牲效率为代价多一点平等，要么以牺牲平等为代价多一点效率。对该问题的长期思考，集中体现在1974年奥肯在一年一度的哈佛大学戈德金演说中。次年出版的《平等与效率——重大抉择》即是戈德金演说 “自由政府的必要性和国民的职责”内容的补充和修订。
《平等与效率——重大抉择》以超越经济领域的视角，通俗的语言，带着约翰逊总统时期建立“伟大社会”的美好构想和凯恩斯主义理论的深深烙印，对平等与效率的关系以及抉择问题进行了价值分析和判断，形成了其颇具特色的抉择理论：以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多元取向相统一”为抉择的出发点，以“在效率中注入人道、在平等中注入一些合理性”的“效率优先，增进平等”为抉择的方法，以累进税、对低收入阶层的转移支付、职业计划等的“恰当的政府干预措施”为抉择的机制。
这是一部涉及到个人的著作，记述了作者的价值观、判断以及经验。通过本书，作者阐述了两个反复提到却带有深远意义的主题：市场需要有一定的位置，同时市场需要受到约束。在作者看来，市场是一个权力分散和有效率的系统，需要给市场足够的活动范围来完成它能胜任的许多事情，它限制了官僚主义的权力，有助于保护公民的自由不受国家的侵犯，它能够激励和引导人民努力生产，能够促进实践和发明，“而缺少这些，社会便不得对翻来覆去地选择那样的刺激——有些是不可靠的，如利他主义，有些是危险的，如集体主义的忠诚，有些是不能忍受的，如强制或约束”（第141页）。一旦离开市场，下层的生活水平将与权势阶层的生活水平一同下降。但是，正如作者所言，市场必须受到约束，其它各种价值必须受到保护，以免受到金钱尺度这个暴君的侵犯。“一有机会，它就会扫尽其它一切价值，并建立起一个自动售货机式的社会”（第141页），来侵蚀本应平等的权利和权力。由此，作者解释了为什么拒绝把对贡献的奖励作为一个道德原则而又有限度地当作实用主义的必要手段去接受它的原因，同时，也表明了作者对集体经济各种优点的强烈怀疑。
在本书中，作者较为详细地考察了经济不平等的性质和范围，以及与机会不均等的关系，有创见地分析了机会不平等这一市场经济伴生的产物如何导致收入的不平等这一孪生问题。作者论辩道，机会的不平等导致了经济不平等，效率和经济平等两方面都可以通过对诸如职业上的种族和性别歧视、接近资本的障碍等机会不均等的进攻而得到促进。
既然平等与效率之间的抉择，并不发生在需要保护的权利与效率之间、需要均等的机会与效率之间，那么，毫无疑问，平等与效率之间的抉择只能发生在收入平等与效率之间，我们无法在保留市场效率这块蛋糕的同时又平等地分享它，我们必须在保留市场经济这个有效率的经济体基础上寻求增进平等的方法。作者评价了作为缩小美国人生活水平的悬殊差别和消除违背民主原则的经济剥夺的手段——累进税、对低收入阶层的转移支付、职业计划等——所具有的潜力，也在增进平等的探讨中，提出了收入再分配政策来缩小贫富差异带来的“漏桶”问题。值得让我们深思的是，我国“漏桶”问题比美国严重的多，“奥肯漏桶”（或“漏桶原理”）是二次分配等政策制定时不能不重点考虑的问题。
奥肯的主要贡献是对平等与效率的关系做了精彩的分析，对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抉择的难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转移分配中的“漏桶原理”和估算“可能产出额”的“奥肯定律”，在宏观经济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等方面都有一定影响，对深入认识平等与效率关系，促进社会平等等方面有着深远的意义。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奥肯的研究深受其作为总统经济顾问成员经历的影响，加上对凯恩斯主义理论的偏爱，不可能不带有明显的个人价值倾向，我们在为奥肯著作精妙论述欢呼时，要注意我国的国情与美国社会的差别，同时要注意凯恩斯主义政策在实践中明显的副作用。
二、权利与金钱
在奥肯看来，资本主义民主事实上是建立在双重标准基础上，一方面，宣扬和追求一种平等主义的政治制度，人们享有平等的权利，另一方面又刺激经济的两级分化，建立在市场机制上的“各种奖励使成功者喂养猫狗的食物甚至超过了失败者哺育他们后代的食物”（第1页）。资本主义创造了高效率的经济，但是对效率的追求不可避免地产生各种不平等，因此，在平等与效率之间，社会面临着一种抉择：“要么留下蛋糕，要么吃掉它”（第2页）。平等与效率的抉择构成本书研究的主题。明确了研究的主题后，奥肯从权利与金钱的关系入手，带我们踏上了让平等在效率中飞翔的抉择之路。
在无孔不入的金钱魔力下，人们享有平等权利的美好理想常常被践踏，金钱常常可以买到民主社会不应出售的东西：金钱购买了法律服务，从此就可以在法律面前得到偏袒，就连至高在上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时常会被亵渎；金钱购买了讲坛，从此，使讲坛占有者的言论自由有了格外的力量；金钱购买了政治决策者，政治权利不再平等；金钱购买了选票，民主选举制度成了赝品。于是，奥肯强烈呼吁：平等分配的权利不应被金钱所买卖。
奥肯所说的权利，是指一种由国家在法律上强力保障的平等的福利享有权。权利本质上是一种福利。问题的难点是，任何人，任何集团，总想扩大自己的福利，那么，我们设定什么样的福利可以免费获得，从而保障一个平等领域？又有什么样的福利必须付出代价以后方可获得，从而保障一个竞争领域？前一种福利的享有被称为“权利”，后一种福利的享有可以被称为“个人财产权”。在奥肯看来，权利的享有不受种族、性别和金钱多寡的限制。权利不可通过金钱交易而被剥夺，也不可通过投票由多数人从少数人那里夺取。在分析了权利的可免费获得性、不遵守经济利益原则、与各种奖励的不同、分配的平等性和不能买卖五个基本特征后，奥肯反问道：社会为什么要规定这些非效率的权利呢？奥肯认为权利的确立根植于三个理由：自由主义、多元主义和人道主义。
自由主义所重视的权利是针对国家的。在自由主义者看来，某些权利，如言论自由、宗教自由以及选举自由等，如果不能平等地施与每一个人（或成人），而是由国家去甄别选择，有区别地将权利授予自己认为“合格”的人们，个人的福利将必然受到损害，并与效率的提高毫无益处。但是，奥肯认为，自由主义不可能完全与国家对立，它要求把某些权力授予政府，以保障公民的自由权利。所谓多元主义是指人除了有追求金钱的动机之外，还会追求一些无法用金钱衡量的东西，权利的确立不能忽略后者的存在，“社会拒绝把自身变成一台支付一定数量钱币便可换取一切东西的巨型售货机”（第15页），于是，社会必定会在市场机制之外，发育其他机制，以约束市场机制。人道主义强调维护人的基本尊严。社会的每个成员都要求明确承认自我尊重和所有公民平等相待的原则。一个人可以有残疾，可以很穷，但他与富人和正常人一样应该平等地享有基本权利。
三、市场与效率
市场经济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市场经济带来的金钱对权利的侵犯、人性的异化、收入的不平等等并没有完全减弱我们对市场经济的兴趣，因为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中，我们还未发现比市场经济更有效率的制度。东欧和前苏联的解体，以及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的终结至少从实践上给予了初步的证明。奥肯也极力反对“倒洗脚水连婴儿也倒出”的激进做法，主张把市场经济作为实用主义来接受。
奥肯高度赞赏市场经济，认为市场经济在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下，利益启动引导资源从生产率较低的用途流向生产率较高的用途。生产者的动力在于用成本最小的方法生产出消费者最需要的产品，虽然生产者仅仅追求的是自身的利益，但是他也会为社会福利服务。尽管每一种现实的市场经济都与理想的竞争相去甚远，但是无论在实践上或理论上，都被证明是一个高效率的经济，即使美国经济制度发展到了时常发生故障的阶段，但是，经过凯恩斯和罗斯福的挽救，以及战后凯恩斯主义基本政策的实施，通货膨胀和失业的包袱已经控制到了很小，经济增长和物质进步取得有目共睹的成绩。尽管奥肯是约翰逊总统时期建立“伟大社会”施政纲领的支持者，但是，奥肯仍对中央计划的社会主义的效率表示了极大怀疑。他认为，尽管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能够生气勃勃地增长，但是，这些成果的效率在缺乏价格体系和激励机制的引导下却大打了折扣，与市场经济带来的巨大物质财富相比，短缺依然与社会主义相伴而生。更为有趣的是，对于30年代那场关于社会主义是否可行的大争论，他对兰格等人宣称击败米塞斯和哈耶克获得胜利而及绘制的社会主义蓝图，不无讽刺地评述道：“不管它最初的要求如何，制图板上的这张图积满了灰尘；它从来没有被当真地实施，去建立一个实际上的社会主义经济，而那些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劳神费力的争论本身，却随着抱怨销声匿迹了”（第66页）。
在奥肯看来，市场经济不仅极大了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了效率，而且还有助于保护政治权利，以抗衡国家侵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私有制和私人决策约束了政府的权力——或更准确地说，约束了政府决策人物的权力——以及由此而来的侵犯权利范围的能力。对于集体化经济奥肯表示了强烈的怀疑。他认为，“集体化制度只能以明显损害效率为代价，来取得关于平等的微小改进”（第71页），政治权利将会受到严重的侵犯。在这种经济中，市场被取消了，政府替代了市场，政府的力量失去一个重要的约束。奥肯非常赞同把集体经济视为“通向奴役道路”的自由主义之神哈耶克的观点：“在一个国家是唯一雇主的国家里，反抗意味着慢慢地饿死。传统的原则——不劳动者不得食——已被一种新的原则所代替：不服从者不得食”（第45页和第46页）。
四、在收入平等与机会均等之间共舞
市场经济在带来巨大效率的同时，也导致了更多的收入差距。“在收入金字塔的最底层，人们积累债务——他们所能借到的数量——而不是财富。而在最顶层，人们储蓄其收入的大部分，积累着全国的私人财富。除储蓄外，得到馈赠和遗产是大笔财富的重要来源”（第78页），而红利、利息、租金以及其它资产收入等来自财富的收入，向最高层收入集团的流入，导致了收入的更大不平等。尽管，正如奥肯所讲，因为家庭在需求偏好、自愿的非货币牺牲、非货币津贴等方面差异，家庭的货币收入差异并不能完全反映收入的差异，但是，收入不平等的现象依然非常突出。在富人和穷人均因生产效率的提高而提高生活水平的同时，大批的美国人仍处在贫穷之中，而且收入分配中大量的相对不平等继续危害着社会意识。
奥肯发现，与源于生产贡献的奖励等来源导致的收入不平等相比，比起机会均等时出现的收入不平等，源于机会不均等的收入不平等更加令人难以忍受。幸运的是，源于机会不均等的收入不平等相对来说，更可以补救。
在奥肯看来，“机会不平等的起跑线一方面是天赋能力的遗传，另一方面显然是家庭的不利地位”（第89页）。但是，对于这条起跑线的差距究竟是开始于胎儿期的影响、幼儿期的健康照顾、职业安排上的家庭帮助，还是来源物质财富的继承，并没有一条可以确定的边界线，但是，有些机会不均等的领域却清晰可辨。“职业上的种族和性别歧视，以及借贷时差别的对待，都呈现出显而易见的机会不均等状况”（第90页）。
劳动力市场的歧视产生了弊病的三胞胎：不平等的机会、不平等的收入和非效率。低收入家庭面临比一般家庭高得多的实际利率，其严重后果是对没有充分开发穷人家庭子女的人才资源，这在奥肯眼中，是美国经济最严重的非效率。奥肯举例说，擦洗汽车的工人不可能成为中等收入的警察，就像警察不可能成为高收入的医生一样，机会的不均等增加了收入的不平等。对待这些被奥肯称之为非效率的机会不平等，可以用同时增进收入平等和效率两方面的公共政策来减轻。对平等是好的事物，可能对效率也是好的，机会平等与效率之间、从而机会平等与收入平等之间可以联袂共舞，并不需要抉择。
对于如何解决机会不均等问题，奥肯并没有开出让人信服的良方，他不能不意识到，完全的机会平等从来都只是乌托邦式的梦想，在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实现。也许，正如奥肯所讲，有效的办法是像长跑一样，让人们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充分展开自由竞争，但是，我们不能用海市蜃楼里的绿洲去覆盖地上的沙漠，如何站在同一起跑线展开自由竞争，或许是一个迄今未解的难题。
五、在一个有效率经济体中增加平等
如果说，在社会和政治权利领域中，至少在原则上把平等的优先权置于经济效率之上，而当我们转入市场和其它经济制度时，效率获得了优先权，同时，在机会均等和效率之间我们也找到了有限的能同时增进平等和效率的光明前景。我们面临的最后问题，亦即本书的要解决的问题是：如果平等和效率双方都有价值，而且其中任何一方都没有绝对的优先权，如何在平等和效率之间进行抉择。奥肯的核心观点是保留有效率的市场制度下增进平等，亦即“效率优先，增进平等”。
既然我们无法用经济学的原理（即增进平等达到这样一点：更多的平等所增加的好处正相当于更大的非效率所增加的损失）来解决现实中平等与效率替代问题，那么，我们不妨随奥肯一起进行一次“漏桶实验”，寻找一些解决平等与效率问题的方法。
奥肯设想有一项建议对富裕家庭的收入征收平均为4000美元的附加税以资助低收入家庭的提案。选出来的低收入阶层家庭数量4倍于富裕阶层家庭的数量，原则上，应该平均给每个低收入家庭1000美元的财政资助。然而，这项方案有一个无法解决的技术难题：这些钱必须通过一个漏桶从富人那儿传给穷人。在转交过程中，一部分钱将会不翼而飞，所以穷人不会全部收到取自富人的钱。在平均每个富人家庭拿出4000美元的同时，平均每个穷人家庭收到的是不足1000美元。
自然，漏出代表一种非效率，是效率转换为平等的一种无谓损失，然而，现实世界中，再分配的非效率普遍存在，既包括对富人和穷人经济刺激的相反作用，也包括税收和转移计划实施的行政管理成本。在我国，还应该包括许多恢色收入的漏出量。
在进行完著名的“漏桶实验”之后，奥肯雄心勃勃的开始了自己的宏伟计划。他既不同意罗尔斯的将优先权交给平等的答案，也不同意弗里德曼的将优先权交给效率的主张，其核心思想是保留有效率的市场制度下增进平等。他提出了增加累进所得税和改变联邦支出的注满漏桶的改革方案，以便它仍能在漏出的部分达到被剥夺者手中时保持盈满，并将这只桶流出的转移支付转移给老年人、年轻的穷人、无父亲的家庭等贫困线以下的人们，提供更多的职业计划，给“那些有能力、愿意并寻找工作的人”提供“有效的就业机会”。尽管，正如奥肯所讲，在1969年将税收改革一揽子提案颁为法律时并没有显示多大价值，以及1971年和1972年对家庭援助计划的辩论半途夭折，但是，奥肯仍表示了强烈的增进平等的愿望，并提出了“对参与社会经济生活的人征收平均收入一半的税收用于转移支付是最起码的基数”（第139页）的明确目标。奥肯相信，实现生存权利和根除贫困是美国这样的富裕国家力所能及的事情，而强调权利领域中的平等和互相尊重的社会，必须勇敢正视金钱领域中那些原则的含义。
对于平等和效率抉择问题，奥肯满腔热血，他为“市场欢呼”，因为市场上的激励为工作积极性和生产贡献提供了动力，市场经济的社会是一个有效率的社会，但是，由于金钱尺度这个暴君限制了他的热情，他不会为市场欢呼两次，他拒绝建立起一个自动售货机式的社会。在奥肯眼中，金钱不能购买权利和权力，这些必须有详尽的制度和法律保护，并对低收入的人实行补偿性援助，而一旦保护了这些权利，经济剥夺便结束了。
既然平等和效率的冲突不可避免，既然对平等与效率任何顾此失彼的决策都不可取，那就让我们沿着奥肯的抉择之路，继续划定寻找权利领域和金钱领域之间的分界线，“在平等中注入一些合理性，在效率中注入一些人道”（第141页）吧。
我们期望在可以预期的未来，我国的市场经济体系将成为一个更加有效率的经济体，一定会让平等和效率共同飞翔，这不仅需要践踏市场经济的一些“漏出”型领导干部痛定思痛的改变，而且更需要我们广大象奥肯这样有良知的领导干部不懈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