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舒尔茨与《改造传统农业》
西奥多·威廉·舒尔茨(Theodore William Schultz，1902 -1998)由于“在经济发展研究领域中所做出的贡献，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所做的首创性研究”，获得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在颁奖典礼上，舒尔茨意味深长地说道：“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所以我们懂得穷人的经济学，也就懂得许多重要的经济学原理。实际上大多数人以农业为主，因而，如果我们懂得农业，我们也就懂得穷人经济学”[1]。舒尔茨的话不仅为他赢得了名副其实的“穷人经济学家”的美誉，而且，经温家宝总理在2005年3月14日举行的全国人大会议答记者会上的传播，他的名字也走进了我国“寻常百姓家”。
作者：（美）西奥多·W.舒尔茨著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1987-03-01
舒尔茨1902年出生在美国南达科他州一个德国移民聚居的农场。青少年时期，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给农户带来的难以为继的生活，使他被迫留在农场干活。尽管没有上过中学，但是由于对知识的渴望和非凡的个人表现，使他还是有机会在1924年成为南达科他州大学正式的学生，并在那里取得了科学学士学位。随后的求学变得顺利成章，他于1930年获得了威斯康星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有趣的是，幸运还是降临给了有准备的人，多年的农场生活没有浪费，对农业的研究，尤其是亲眼目睹农户艰苦生活经历对贫穷农业的研究，使他最终走向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殿堂。
博士毕业后，他有幸成为爱荷华州立学院（Iowa State College）的助教，并于1934年成为经济学系主任。在任系主任期间，他凭借敏锐地学术洞察力和过人的组织管理才能，成功地吸引了大批优秀经济学家进入该系，使默默无闻的经济学系一跃成为美国著名的经济学系。1943年，爱荷华州立学院迫于州政府的压力将一位同事的报告（题目为“人造黄油代替黄油带来利益分析”）禁止发表，这迫使崇尚学术自由的舒尔茨离开了爱荷华州立学院，随后进入了世界闻名的芝加哥大学。1946年舒尔茨出任芝加哥大学经济学主任，任该职长达15年之久，并逐渐成为“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芝加哥大学是迄今为止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最多的大学，每位获奖者都直接或间接受到他的影响，其中颇负盛名的弗里德曼和贝克尔就是他的学生。
或许从小生长在农村的缘故，舒尔茨的研究始终与现实保持着“0距离”的接触，只要有机会，他就会走进田间，与人们交谈，观察人们怎样解决问题。据说，正是一次他在农村考察时，与一对非常贫穷却把几乎所有财产用来让子女接受较好的教育的夫妇的谈话启发了他，使他顿悟了投资教育所形成的“人力资本”对于农业发展的重要性，为舒尔茨日后成为“人力资本之父”立下汗马功劳。或许正是怀有对农业和农村炽热情感，才能使舒尔茨一生“为穷人呐喊”，对靠牺牲农业利益而发展工业的战略从怀疑到理论上否定；正是对美国、日本、墨西哥等地发展较快的农业和印度、阿根廷、巴西、智利等地发展较慢的农业的深入比较研究和实地考察，才能使舒尔茨向至今仍影响着发展中国家农业政策的“生产要素配置低下”和“零值农业劳动学说”（或“无限供给劳动力学说”、“隐蔽失业学说”）提出有理有据的反驳，并提出至今仍为我国业内不熟悉的改造传统农业学说。
舒尔茨是位高产的经济学家，一生出版了21本专著和200多本论文，其中多数成为经济学的经典。舒尔茨曾获得多项荣誉和荣誉博士学位，担任过美国政府、联合国特别机构等的顾问；1960年担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并于1972年被美国经济学会授予最高荣誉勋章——沃克尔奖章；从1952～1972年退休为止，一直膺选为芝加哥大学的查哈奇森特殊贡献教授；1972年退休后仍被聘任为芝加哥大学荣誉教授；1979年与黑人经济学家刘易斯分享诺贝尔经济学奖。1998年，96岁的舒尔茨带着对为之奋斗终生的农业发展问题的牵挂和美好生活的眷恋离开了人世，结束了他伟大而又光辉的人生历程。
舒尔茨主要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1964年出版的《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该书融早期农业经济学和人力资本理论为一体，对农业经济、人力资本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肯定了农业在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在批驳长期流行理论的基础上，对于“如何把弱小的传统农业改造为高生产率的经济部门”提出了独树一帜的观点。
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舒尔茨对“农民缺乏理性”这一传统共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对两个流行甚广的学说进行了批判。他结合社会学家对危地马拉和印度两个传统农业社会所做的详细调查资料，认为传统农业的农民并不愚昧，他们对市场价格的变动能做出迅速而正确的反应，经常为了多赚一分钱而斤斤计较，他们多年的努力使现有的生产要素配置达到了最优化，重新配置这些要素并不会使生产增长，外来的专家也找不到生产要素配置低效率之处，并由此批驳了“传统农业生产要素配置低下”之说。如果“农民不缺乏理性”，那么，为什么存在“一些闲置的对生产没有贡献的劳动力”呢？舒尔茨结合印度1918-1919年流行性感冒所引起的农业劳动力减少使生产下降的事例，对于 “隐蔽失业理论或零值农业劳动学说”进行了批判。
既然“农民不缺乏理性”，传统农业中生产要素资源配置合理，也不存在隐蔽性失业，那么，传统农业为什么停滞、落后，农民为什么会陷入“贫困的陷阱”呢？一般的看法是，这是因为农民游手好闲、铺张浪费，缺乏勤劳和节约的美德，特别是婚丧大事和逢年过节时更是如此，因此，传统农业中储蓄率和投资低下，资本是机会成本很高的稀缺资源。舒尔茨利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芝加哥学派惯用的新古典分析方法）进行了分析，认为在传统农业社会中，投资低的根源在于投资收益率太低，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可能增加储蓄和投资，也无法打破长期停滞的均衡状态，因此，使农民走出 “贫困的陷阱”的出路在于寻找一些能带来经济增长的新的生产要素。
对于如何引进新的生产要素，使农业“黄沙变金滩”，这一颇具诱惑性的难题，舒尔茨开出了如下的药方：首先要建立一套适于传统农业改造的制度，包括以市场方式为主导的刺激农民引进新生产要素的政策、建立家庭农场、实行居住所有制形式等；其次，需要为引进现代生产要素创造条件。新生产要素的供给者掌握着经济发展的“钥匙”，需要政府或其它非营利机构研究出适合本国条件的生产要素，并通过农业推广站等机构分发出去。同时，还要向农民提供有关新生产要素的信息，让农民感到新生产要素的使用有利可图；最后，需要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农民一旦接受了新生产要素，就需要掌握新生产要素使用的知识和技能，而要获得这些知识和技能就需要成本，因此，在改造传统农业中，除了进行物资资本的投资外，还需要人力资本投资，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要做好学校教育。至此，舒尔茨建立了独树一帜的农业发展学说。
舒尔茨长期专注于农业经济和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对于农业经济学的发展和发展经济学的进步做出了突出贡献；他扩展了新古典理论的应用范围，将农业经济学发展成为现代经济学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在研究农业经济时，提出并倡导了人力资本理论，对整个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解开了战后日本、德国乃至西方国家经济迅速发展之谜，被经济学界称为“人力资本理论之父”；他对于长期流行理论的批驳和建立的改造传统农业学说，为发展中国家矫正 “重工轻农”政策,将农业改造成为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提供了理论依据。舒尔茨一生献身人类福祉，将视角投入到被社会忽视的群体，为穷人疾呼，其悲天悯人的政治家风范，被鲍曼（Mary Jean Bowman）称为“一代学儒”。著名的经济学家，舒尔茨的学生约翰逊（Gale Johnson）如是说：“舒尔茨是发展经济学的杰出创新者，他是一个传道授业解惑的师者，一个成功的学术管理者，一个敏锐的观察者”[2]。我们有理由相信，舒尔茨的睿智、思想和理论象前行路上的灯塔将照亮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前进道路。
二、农民缺乏理性吗？
舒尔茨要改造的传统农业是一个“完全以农民世代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为基础的农业”。在这种传统农业中，技术状况长期内大致保持不变，生产要素是自己及其祖辈长期以来所使用的，处于长期均衡的状态，生产方式长期没有改变，经济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它的直接后果是生产率低，由此导致产出低，农民收入微薄，生产出来的东西，除了填饱肚子外，所剩无几。
但是，贫穷是否就意味着“农民就缺乏理性”，从而导致传统农业中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低，存在着大量过剩的劳动力呢？当时存在两种长期流行而且影响深远的观点：一种是认为传统农业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低下，另一种是有名的零值农业劳动学说（又称“无限供给劳动力学说”、“隐蔽失业学说”）。
“传统农业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低下”的观点与其说是一种观点，不如说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学术界和官方的普遍共识。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农民之所以贫穷，是因为农民愚昧、落后，对经济刺激不能做出正常反应，不能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因此，如果派专家深入到农村中去，把农民组织起来，帮助他们重新配置现有资源，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那么，效率可以大幅提高，产量也会随之增加。对于这种观点，舒尔茨通过两个社会学家长期考察的案例进行了反驳，一个是危地马拉的帕那加撤尔，一个是印度的塞纳普尔。在危地马拉的帕那加撤尔，人们“缺医少药，居住在几乎没有家具的肮脏的茅棚里，只能用炉灶来照明以至于弄得满屋子都是烟”（舒尔茨著：《改造传统农业》，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6页，下同），这里缺乏实物，死亡率很高。然而，即使在这样的社会，到处存在着产品和要素定价的竞争，产品和要素价格非常灵活，人们对利润做出了正确的反应，所有商业活动正如考察此地的社会学家所评论 “都可以作为，在一个非常发达的、倾向于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由一个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单位的居民所组成的货币经济的特征”（第38页）。在印度的塞纳普尔，一个也很贫穷的地方，农民利用物质资源的方式让到过这里的人感到惊讶，“古老的技术靠着世世代代的实际经验得以精益求精，而且每一代人都有有经验的人在技术上和实践上做出某种改进，从而社会经验知识也改进了”（第41页）。有趣的是，社会学家还对生产要素配置效率进行了检验，书中提供的数据表明：“没有证据可以说明，在农村依靠传统的资源和技术时，通过改变现在的要素配置能使经济的产量得到提高” （第42页）。通过这两个案例，尽管样本比较少，舒尔茨还是有力地对传统观点进行了批驳。他认为传统农业的农民并不愚昧，他们对市场价格的变动能做出迅速而正确的反应，经常为了多赚一分钱而斤斤计较，他们多年的努力使现有的生产要素配置达到了最优化，重新配置这些要素并不会使生产增长，外来的专家也找不到生产要素配置低效率之处。
“零值农业劳动学说”是与舒尔茨同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黑人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的理论，流传甚广，影响很大。基本观点是：传统农业中有一部分人的边际生产率为零，“即使这部分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出来也不会减少生产，由此可见，这部分劳动力完全是多余的；它是过剩劳动，而且，可以在除了转移费用之外没有（机会）成本的情况下用于工业化”（第47页）。需要注意的是，这里讲的劳动力不是干不了什么活的老弱病残的人，是那些“愿意工作，能够工作，而且实际也在工作的人” （第48页）。对于这种零值劳动力的所占的比例，一位研究农业的学者罗丹曾对东欧和东南亚进行了估计，认为约为25%。刘易斯也在代表作《经济增长理论》中将印度的农业过剩人口估算为25%以上。由此，形成了一种“把穷国土地上的劳动力抽走四分之一不会使生产下降”的信念。对于这种学说，舒尔茨根据印度1918-1919年流行性感冒所引起的农业劳动力减少使生产下降的事例证明：在传统农业中，农业产量的增减与农业人口的增减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农业劳动力的减少必然使农业产量下降。由此，舒尔茨得出了“贫穷社会中部分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学说是一种错误的学说”。需要注意的是，舒尔茨的证明是一种根据数据提出假说的检验，不是一个案例的简单说明，因此，尽管只有一个案例，但仍有一定的说明力，何况，他的案例发生地恰恰正是刘易斯所讲的印度。
三、农民为什么会陷入“贫困的陷阱”？
既然农民不缺乏理性，传统农业中生产要素配置低下的情况比较少见，也很少存在隐蔽性失业，那么传统农业为什么会停滞、落后，农民为什么会陷入“贫困的陷阱”呢？人们普遍认为，贫穷农业社会中人们的经济智慧较低，缺乏新教徒道德中那种节俭和勤劳的美德，他们游手好闲，喜欢挥霍性消费，特别是婚丧大事和逢年过节时更是如此，他们只把收入的很少一部分用于储蓄和投资。
舒尔茨认为，投资低的现象的确存在，但其根源不在于储蓄少，而在于投资收益率太低，刺激不了人们投资的积极性，结果传统农业就像一潭死水，毫无生机。为了解释投资收益率太低的现象，舒尔茨提出了“收入流价格理论”。他认为，“收入是一个流量概念，它由每单位时间既定数量的收入流组成”（第65页）。为了获得这种收入流，重要的是获得收入流的来源，这种来源是有价值的，在这种意义上每一种收入流都有了价格。在确定了收入流有价格后，舒尔茨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需求与供给法则对传统农业中收入流价格进行了分析。在传统农业中，由于生产要素和技术状况不变，没有人愿意出卖或获得追加的收入来源，因此，持久收入流来源的供给是不变的，收入流供给曲线是一条垂直曲线。另一方面，传统农业中农民持有或获得收入流的偏好的动机是不变的，因此，持久收入流来源的需求也是不变的，收入流需求曲线是一条水平曲线。由于收入流价格取决于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的交叉点（或者说需求与供给相等时的水平），在收入流来源的供给不变的情况下，取决于需求水平。舒尔茨认为，贫穷社会中来自农业的收入来源包括灌溉渠道和水坝、役畜和食用畜、简单的设备和手工工具，以及农民向自己投资获得的技能，当追加的持久收入来源的需求者被局限于传统农业生产要素时，实际收入的产量（严格说是边际产量）相对投入来说比较低，也就是说要素的价格是高昂的。通过对收入流价格的分析，舒尔茨得出了传统农业中收入流均衡价格比较高，从而，解释了传统农业中投资收益低的现象。客观来讲，舒尔茨利用收入流价格对传统农业中投资收益低的现象解释有些“同义反复”，其说服力并不十分强。为了证明传统农业中投资收益确实比较低，舒尔茨又使用了危地马拉的帕那加撤尔和印度的塞纳普尔两个案例。在危地马拉的帕那加撤尔，由于生产处于均衡状态，增加役畜或生产工具等资本投资带来的收益很低，土地的收益率也仅4%左右，而在印度的塞纳普尔，牲畜活的时间短和需要的饲料很多，带来的收入少，亦即收入流价格很高，其它资本的投入收益率也很低，土地的收益率不到1%。至此，舒尔茨完成了传统农业投资收益低下的解释。
从舒尔茨的论述中不难看到，农民之所以会陷入“贫困的陷阱”，是因为传统农业投资收益低下，在这种情况下，市场那双“看不见的手”就不会引导人们去储蓄和投资，也无法打破传统农业长期停滞的均衡状态。资本收益率的低下表明“社会所依靠的生产要素是昂贵的经济增长源泉”，因此，改造传统农业的出路就在于寻找一些能作为廉价经济增长源泉的新的生产要素。
四、如何使黄沙变成金滩？
既然改造传统农业的出路在于引进新的生产要素，那么，如何引进新的生产要素，使 “黄沙变成金滩”呢？舒尔茨着重论述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建立一套适于传统农业改造的制度；二是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为引进现代生产要素创造条件；三是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
对于制度的建设，舒尔茨同其他许多发展经济学家一样，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他认为，制度的相应改变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关键。但是，用什么方式来完成这一改造呢？他比较了依仗政权的命令方式和以经济刺激为基础的市场方式，认为市场方式刺激指导农民做出生产决策并根据要素的配置效率进行奖励，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只是这种方式仍然需要特定的政府投资和国家活动，离开了政府投资和支持，靠市场的自发性，很难完成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至于农业生产的组织形式，舒尔茨虽然认为这不是改造传统农业的关键问题，但是，对于大规模的农场的“规模收益”仍持怀疑态度，他认为建立家庭农场、实行土地所有者居住在自己的土地上亲自进行经营的居住所有制形式是一种值得推广的组织形式。
在引进新生产要素时，供给是重要的，这些新生产要素的供给者掌握着经济发展的“钥匙”。由于气候、土地等条件的限制，发达国家的农业生产资料，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不是拿来就可以用，需要政府或其它非营利机构研究出适合本国条件的生产要素，并通过农业推广站等机构分发出去，才能使之适应于传统农业社会，能够担当起这一重任者，就是新生产要素的供给者。不仅如此，他们还可以利用现有的科学知识，生产出新的生产要素。从需求看，农民是否愿意接受新的生产要素，关键是看是否有利可图，这既取决于新生产要素的价格和产量，也取决于收益和成本的分摊制度（在土地私有情况下，取决于地主与农民如何分摊成本和收益的租佃制度）。而一旦农民接受这些要素，就需要掌握新生产要素使用的知识和技能，而要获得这些知识和技能就需要成本，因此，在改造传统农业中，除了进行物资资本的投资外，还需要人力资本投资。
舒尔茨是人力资本理论的倡导者。他认为，资本不仅包括作为生产资料的物质资本，而且应该包括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对于人力资本的重要性，舒尔茨经常引用的例子是战后西欧的复兴。战后西欧的大部分工厂和设备因战争中轰炸等严重损失，百废待兴，但是西欧的复兴和以后的增长大大超过了人们的预期。因为，在当时的经济学家看来，物质资本受到如此重创后，国民经济已经元气大伤，短期内很难恢复原状，但是，“人们低估了复兴和增长的前途，这是因为在辨别和衡量生产能力时没有考虑到在战争的斗争和摧残下存留的人力资本及这种资本在现代经济的生产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第158页）。相反，正如舒尔茨所讲，人们往往“高估了穷国的经济的增长潜力，而且这也是由于同样的基本原因，即忽视了增长中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本，从而，在没有向人力资本投资的情况下，仅对追加的物质资本寄予很大的希望” （舒尔茨著：《改造传统农业》，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58、159页）。舒尔茨也指出，西欧早期工业化中，没有文化的劳动者的确功劳不小，但这是因为当时资本极为缺乏，而且技术水平低下。在今天，此路已经不通。如果农民素质跟不上物质资本的要求，传统农业不可能旧貌换新颜。他做了一个设想：如果像印度这样的穷国，在一夜之间获得了美国那样先进雄厚的物质资本，那么仅靠现在技术水平和知识储备，印度农民能应用自如吗？显而易见，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之间的鸿沟实在太大，不可能有很好的效果。
在人力资本投资中，舒尔茨认为，教育是人力资本中最大而且最容易理解的组成部分。他举例说，在丹麦，没有向农民教育的大量投资，1870～1900年丹麦的农业就不可能出现飞跃，同期荷兰等地也出现了类似情况；同欧洲一样，“日本在亚洲表明了一个国家依靠把现代化技能和知识运用于农业生产能取得什么成就”（第163页）。在教育中，舒尔茨特别强调学校教育的重要性。他认为，当农业是依靠开辟新土地，拓宽市场而增长时，学校教育起不了多大作用，但当技术进步成为推动农业前进的主要力量时，学校教育就至关重要。在学校教育中，初等教育最为有利，因为成本最低，而学生完成初等教育后，就能够读书看报，这可以大大降低普及农业技术，推广农业信息的成本。
在对美国、西欧、墨西哥、日本等国家农业生产快速增长研究之后，舒尔茨乐观地宣称：农业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一台强大的发动机，然而，“要得到这样的发动机就必须向农业投资，而这事并不简单，因为它主要取决于投资所采取的形式。用刺激的办法对农民去指导和奖励农民则是一个关键部分。一旦有了投资机会和有效的刺激，农民将会点石成金”（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