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重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三十年前，吴承明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经济史…应当成为经济学的源，而不是经济学的流”的著名论点。当时我国的改革开放才开始不久，经济发展是国家的当务之急，因此经济学也成为学界第一显学，学者们急切地学习现代经济学，将其理论原理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由于抛弃了先前经济建设中盛行的蔑视经济规律，肆意盲干的指导思想而依照经济学指明的规律办事，中国终于迎来了史无前例的经济高速发展。在此过程中，经济学功不可没。也正因为如此，许多经济学家们只注重追随西方经济学，经济史则被视为“向后看”的“古董之学”，因此吴老的这个重要观点似乎并未受到经济学界应有的重视。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今天中国经济到了一个转折关头。不论我们对中国经济的现状的看法有多大分歧，有一点是大多数人都同意的，即中国经济今天遇到了很大的问题。如何更好地认识中国经济的问题所在，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是现实向经济学家提出的要求。作为认识和解决经济问题的经济学，也将在这个认识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得到发展和未来。而在这个发展中，重新审视中国经济的长期演变情况，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又是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
一、困境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描述今天中国经济的情况，我想狄更斯在《双城记》开头的一段名言是最合适不过的了：“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绝望之冬；我们拥有一切，我们一无所有；我们正走向天堂，我们都在奔向与其相反的地方；简而言之，那时和现在是如斯的相像，某些嚷的最凶的权威人士坚持要用最高级来形容它，评说是好是坏，都是只用最高级”。
在过去三十多年中，中国经历了史无前例的高速经济成长，堪称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奇迹。之所以说是最伟大的奇迹，是因为如经济学家柏金斯所言：“18世纪中期工业革命在英国发生，随后横扫欧洲其他部分（包括前苏联阵营）和北美，用了250年的时间，才使这些地区实现工业化，提高了今天世界23%的人口的生活水平。而中国今天的经济发展倘若能够继续下去，将在四五十年内使得世界另外23%的人口生活在工业化世界中”。他这段话是在1990年讲的，而中国经济在此后四分之一世纪内的发展，证实了他所预见的正确。
但是与这个伟大奇迹相伴的是中国经济不断出现的问题。这些问题未得到很好的解决，所以中国经济在今天面临严峻的局面。诸多学者都认为“中国经济可能陷入严重萧条”，“中国正在经历一场经济危机”；“中国经济和股市正在经历一场大变局。有人称未来3到5年是中国经济30多年来最困难的3到5年；中国经济将进入漫长的大萧条。有人则称当下为100年未有之变局”；张五常先生近来在一篇题为《中国经济有多危险？》的文章中说：“我是对中国最乐观的人，我跟进了35年，以前的30年我都很乐观，最近的五六年我转到悲观了。到现在经济政策非常不明朗，听不到有些什么是我自己能够认同的政策，路向非常不清楚”。特别是到了最近，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指出：“从A股的连续动荡到人民币骤然贬值，中国似乎正不断向世界传递着有关经济健康状况的不确定性信号”；“中国经济增长出现不连续状况的可能性是几十年来最高的；这种中断局面可能不是短暂的；政策制定者面临着巨大挑战，他们必须在不崩盘的情况下，对不断放缓的经济进行转型”。《金融时报》也提出了“中国经济模式神话破灭？”的问题。其实，这种情况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早在十二年前，英国剑桥大学发展学委员会主席罗澜就已预见到中国经济将出现危机，因此把他的一本关于中国经济的书取名为《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直截了当地说：“中国的政治经济已经走到十字路口，将会走向何方？”
为什么中国经济遇到严重问题而难以解决？一个原因是这些问题不可能用现有的经济学工具箱中的工具解决。
经济学本来是为了解决经济问题而产生的一门社会科学。从经济实践中发现规律，将其理论化，就成了经济学。所以罗宾斯为经济学下的定义是：“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它把人类行为的目的与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资源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经济学是研究用具有各种用途的稀缺手段来满足人们目的的人类行为科学”。经济学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发展出了学科的基本原则，形成了一整套概念以确定其主题，一套方法以检验、修正和证实其假说，并发展出了系统性的分析，可显示结论和内容广阔的命题。简言之，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演变，经济学已经变成了一个高度科学化的学科，即如英国历史学会前会长巴勒克拉夫所言：“经济学在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方面远远走在其他社会科学前面”。
由于经济学是解决经济问题的科学，因此经济问题必须运用经济学所发现的经济规律去解决，否则必定要受到这些规律的惩罚。改革开放之前，由于领导人轻视甚至蔑视经济规律，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思维下，大搞“大干快上”、“战天斗地”，“改天换地”，“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发动了“大跃进”、“大战钢铁”、“大办农业”等运动，严重地损伤了中国经济。到了“文革”结束时，国民经济已濒临崩溃。到了改革开放时代，邓小平提出“经济工作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不能弄虚作假，不能空喊口号，要有一套科学的办法”。由于尊重经济规律，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才出现了近几十年来的经济奇迹。因此经济学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来说可谓功不可没。但是为什么到了今天，经济学在解决中国经济所遇到的问题时似乎失灵了呢？
经济学虽然是一门高度发展了的社会科学学科，但它并不是一门象牙塔中的学问，而是解决经济问题的工具，这个基本性质从未改变。凯恩斯说：“经济学与其说是一种学说，不如说是一种方法，一种思维工具，一种构想技术”。他的弟子罗宾逊夫人也说“经济学不过是提供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工具箱”。傅斯费尔德则说：“经济学从来就是一种工具，透过它，我们能更好地了解困扰人类的问题”。经济学之所以有存在的必要，就是因为它的这种工具性。如果它提供的工具不能解决问题，那么就只有两途：第一，无所作为，坐视这个学科自行消亡；第二，改进这个学科，增加能够解决问题的工具，从而发展到一个更高的阶段。
在今天，经济学遇到许多问题不能解决或者不能很好解决，其实质就是经济学工具箱里现有的工具不足以解决今天的问题。这种情况并非中国所独然，而是一个普遍现象。有些经济学家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称作发展中国家迷失的二十年，因为按照“华盛顿共识”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发展中国家，其实际经济增长率后来比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还低，危机发生的频率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还高，其经济的绩效当然就更差。即使是在像美国这样自由主义占主流的国家，在2008年出现金融危机时，美联储也迫不及待的前后推出三轮QE，大量印钞。但美国的经济低迷并没有因QE而有所起色。因此，去年八月十三日的《经济学人》电子版就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凯恩斯主义者们，停止喝彩吧》，清楚地表明了即使是在凯恩斯的故乡，现代经济学的主流——凯恩斯经济学及其衍生物——也不能解决西方发达经济体面临的问题了。
二、挑战与机遇
如前所述，经济学本是一门为解决经济问题的学科，因此随着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断变化，经济学自身也必须不断变化，做到与时俱进。傅斯费尔德用调侃的口气说：“一个变化着的世界，给一个变化着的学科带来变化着的问题。因此经济学是一个永远变化着的学科”。如果不顺应经济学的这个特点，这个学科就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因而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从经济学的历史来看，200年前经济学只是“道德哲学”的一个分支，当时只有“政治经济学”，即国家政策的一部分，研究的是如赋税、公债、外贸等问题。到了十九世纪，经济学才变成一门有普遍接受的理论体系的社会科学学科。但是如傅斯菲尔德和王国斌都认为：在最近几十年中，经济学出现了日益变成一些用正规数学语言表述的专题的趋向，而且许多经济学的公认原则也遇到了麻烦，从而引起一些经济学家的忧虑，认为经济学已走火入魔，达到了危机点。索洛也批评“当代经济学脱离历史和实际，埋头制造模型”。
为了克服这些缺陷，经济学一直在改进。在二十世纪中后期，经过“凯恩斯革命”后，又出现了诸多新学派。这都是经济学力图与时俱进的表现。但是在二十世纪后期，世界变化的步伐和规模实在太快太大，经济学改进的步伐跟不上，因此在解决经济问题时力不从心，甚至常常无计可施。特别要强调的是，在当代世界经济中，变化速度最快和幅度最大的，莫过于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这些新兴经济体在许多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有巨大的差异，因此所遇到的经济问题也非常特殊。而现代经济学基本上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情况为背景而形成的。现代经济学在解决今天西方发达国家遇到的经济问题时尚且困难重重，要它在解决新兴经济体所遇到的经济问题时得心应手，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之故，经济学要成为一门具有普世意义的科学，就必须正面这些问题，采取大手笔进行自我改进，真正做到与时俱进。
这里我要强调：经济学是一门成熟的学科，就像巴勒克拉夫所说的那样“在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方面远远走在其他社会科学前面”。但是如同如何其他一门学科一样，经济学也绝非已经到了无可改进的地步，因为如果是这样，这个学科也就死亡了。林毅夫先生说：“经济学的理论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实际上任何一个学科的理论总是不断地被新的理论所替代。新理论的出现总是因为过去的理论不能解释当时存在的现象，有理论创新力的学者就根据当时现象的特征和背后的原因，提出新的解释，形成新的理论。理论思维是不断在发展的，也就是说，即使有理论可以解释所观察到的过去的现象，但是社会是在发展的，所以，理论不是永恒的，不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的”。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旗手勒高夫有句名言：“我们希望继续存在和发展。静止等于死亡”。如果经济学家以为经济学无须与时俱进，那么就意味着这门学科已经死亡。
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后，西方已经有许多学者对以往运用的经济学工具进行反思，但是如林毅夫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国内许多经济学家还是坚守着他们过去学到的理论，大学用的教科书也是过去新自由主义时代所编写的教科书，这些理论在说明有政府的干预扭曲就会有贪污腐败的问题上似乎很有说服力，而国内这些年贪污腐败确实有普遍化的倾向，但问题是这些理论并没有真正抓住问题的本质，真按照这些理论去做，反而可能像前苏联和东欧那样出现更多的寻租腐败现象。因此，现在也是中国经济学家们进行反思的时候了。
今天我们所遇到的推进经济学发展的机遇，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
中国经济在过去三十多年中的表现向经济学提出了众多的新问题。由于今天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分量，这些问题也成为国际经济学界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因此张五常先生说“学经济一定要去中国”。林毅夫先生和很多经济学家也认为研究和解释中国经济现象已经成为当代经济学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研究领域。林先生早在1995就已提出二十一世纪会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会是经济学大师在中国辈出的世纪。此后二十年来，他的这个看法获得了越来越多学者的赞同。他近来在接受采访时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解释，说：“经济学的理论是解释社会经济现象的一套简单的逻辑体系。那么，在诸多简单的逻辑体系中，哪个是重要的？是在世界上最具有影响的？其答案不决定于逻辑体系本身。因为，理论的逻辑是越简单越好，理论的重要性是决定于理论所要解释的现象的重要性。什么叫重要的经济现象？发生在世界经济中心的现象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现象。在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美国国力在世界上处于最顶峰的时候，我们常常讲美国经济只要打个喷嚏，世界上其他经济体就要犯重感冒，在那种情况下解释美国经济为什么打喷嚏，就比研究其他国家为什么患重感冒还更重要。只要我们继续维持一定的快速的经济增长，到本世纪中叶，中国会变成全世界最大的、最有影响的经济体，所以我想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也会逐渐转移到中国来。中国的经济学家，包括在中国工作的外国经济学家，把握中国经济的脉动，当然会比在其他地方研究中国的经济学家把握得更好，他们对中国经济现象的解释、提出来的理论，也就会是世界性的理论，他们当中就会有不少世界级的大师”。
俗话说，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中国今天的经济实践给经济学提出了诸多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这就是今天的时势。谁能针对这些问题提出最好的解决方法，也就是说给经济学这个工具箱加入了有效的新工具，那么他当然就是英雄。正如近代经济刚刚兴起时，新的经济实践向当时的“道德哲学”提出了新的问题，亚当. 斯密把握住这个时期，提出了一套有用的解决方法，从而创立了政治经济学。到了十九世纪中期，英国工业革命完成，经济又一次提出了新的问题，马克思提出了他的解决方法，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到了二十世纪，1929年西方经济出现大危机，提出了新的问题，凯恩斯经济学得以应运而生。而到了二十世纪后期，西方经济又提出了各种新问题，于是后凯恩斯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各种“新”经济学学派又纷纷登场。今天中国经济提出的问题在深度和广度方面都不逊于以前西方经济发生重大变化时期所提出的问题，因此这正是一个“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的时候。
经济学的发展在中国不仅有机遇，而且也有可能。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国新一代经济学家成长起来了。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对于现代经济学有系统和全面的了解，又对中国经济今天的问题有直接的感受。因此他们确实有可能在中国经济现实对经济学提出的挑战方面做出更大的成就，从而成为世界级的大师。
三、从历史中汲取智慧
为什么历史对于经济学来说很重要呢？道理很简单：今天是昨天的继续，没有昨天就没有今天。如果对昨天一无所知，当然也不可能真正认识今天。毛泽东说：“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不过在现实世界中，这种“白纸”是不存在的。既然没有这种“白纸”，那么任何国家的“纸”上都一定充满过去留下的痕迹。倘若把这些痕迹都看成是负面的，采取“不破不立，先破后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的思维方式，人为地去制造一张“白纸”，供人们去随心所欲地“写最新最美的文字，画最新最美的画图”，那么结果必然是经济上的灾难。
正如世上一切事物一样，过去留给现在的遗产都有消极和积极的两种。消极的东西如马克思所形容的那样：“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积极的东西则如歌德所说：“我认为但丁伟大，但是他的背后是几个世纪的文明；罗斯柴尔德家族富有，但那是经过不止一代人的努力才积累起来的财富。这些事全部隐藏得比我们想象的要深”。
历史留给我们的遗产，不论好坏，都对我们的今天和明天有着重要影响。之所以如此，马克思已说得很清楚：“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动的产物。所以生产力是人们的实践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由于这种历史的延续性，在历史上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地方是可以任凭人们凭主观去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的“白纸”。就中国而言，柏金斯也说得很明白：中国的现在是中国过去的延续；中国在最近几十年中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中国的历史依然映照着中国的今天，“过去”的影子可以见诸众多方面。只有从历史的长期发展的角度出发，才能真正了解今天的中国经济奇迹。至于哪些是消极的东西，哪些是积极的东西，消极的和积极的东西各占多大分量，以及消极的为何消极，积极的为何积极，等等，都需要我们去认真审查，仔细盘点，深入研究，正确评估。只有这么做了，然后才能充分利用积极的东西，避免或者消除消极的东西。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把经济工作做得最好。以往那种“大破四旧”的激进做法，看似革命，实际上造成了经济的大倒退，就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这个道理，在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时格外重要。莎士比亚有云：“凡是过去，皆为序曲”。今天我们要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个关键是要弄清什么是“中国特色”。按照我的理解，所谓中国特色，就是中国长期历史发展形成的传统。柏金斯说：中国经济成功的一个先决条件是“经验的积累”或者“经验与复杂的组织和制度的预先积累”。这种积累起来的经验，就是我说的传统。没有这种传统，今天中国经济的成功是不可能的。同时，不了解这种传统，要真正认识今天中国经济遇到的问题也是不可能的。因此这种传统对于我们研究中国经济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然而，我们以往对中国历史（或者说是对中国长期历史发展形成的传统）认识是有问题的。这无可避免地导致我国的经济建设出现严重问题，付出了沉痛的代价。中国改革的历史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如果从历史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国的经济改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以往对中国历史上的小农经济、市场经济、民间企业等问题的错误看法，导致了一系列错误政策的出现，结果使得在中国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中经济发展大大迟缓于东亚其他国家，甚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到了1979年经济改革开始后，中国经济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大家把这个起飞归功于经济改革，这是无可置疑的。但改革是什么呢？威廉姆斯在《关键词》一书中说：“改革，意即回复到事物的最初形式。从18世纪到1970年代，改革一词通常用来温和左派所青睐的政策，一方面反对革命的鼓吹者，另一方面则反对保守和反动的鼓吹者。自1970年代到20世纪末，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政策变化转了向，但是改革一词仍然继续在使用，尽管其所描绘的政策包括废除先前的改革”。这个说法在中国的农业改革方面最为明显。1980年代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实行时，一些持有保留态度的人士说是“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在他们心目中那理想的三十年中，我国10亿人口中有8亿农民辛辛苦苦搞饭吃，还只能使全国人民维持一种非常低下的食物消费水平。然而到了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以后，天翻地覆的巨变仿佛是在一夜之间就发生了。田地还是那些田地，农民还是那些农民，但是旨在维持肉体生存的低水准（糊口水平）的消费而实行了几十年的粮食配给制度取消了，人民的食物供应大大丰富了，还居然就出现了农民“卖粮难”的新问题。这个事实证明：在1979年以前的三十年中消灭废除小农经济的做法是错误的。1970年重新恢复小农经济是一种对历史的回归，这个回归带来了被压抑的生产力得以释放。对小农经济的错误看法源自对中国历史的错误认识，可见正确认识历史是何等的重要。
我们不能把今天中国的经济奇迹和问题都归之于改革开放政策。改革开放确实非常重要，但是正如我在一项研究中所指出的那样，同样的政策在中国不同的地方却带来非常不同的结果。有意思的是，如果我们把今天的情况和两百年前的情况做一比较，那么可以清楚地看到，十九世纪初中国富裕的地区，今天仍然是富裕的地区；十九世纪初中国贫困的地区，大多数在今天仍然是贫困的地区。依照我的研究，在十九世纪初期长江三角洲的人均GDP与同时期西欧的人均GDP大致相当，而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今天长三角的人均GDP在迅速地接近西欧的水平。因此我将这个现象称为从十九世纪初期的“大分流”到今天的“大合流”。而在其后深处的原因就是在出现“大分流”之前，长三角经济就已发展成为一个具有早期近代经济主要特征的“早期近代经济”，而中国其他大多数地区则尚未如此。由于有了这个历史基础，一旦其他条件具备，长三角经济当然能够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领头羊，正如它在十九世纪以前很久就已经做了的那样。因此我们可以说，历史总在新的情况下以新的形势复出，或者说“过去”总会“重出江湖”。
如果我们对历史与现实的这种密切关联缺乏足够的重视，就难免去人为地制造“白纸”，来随心所欲地“写最新最美的文字，画最新最美的画图”。苏联在解体前夕的1990年，成立一个由沙塔林院士为首、成员包括亚夫林斯基等当时苏联最有名的经济学家在内的专家小组，制定全苏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五百天计划——《向市场过渡：构想和纲领》，即“沙塔林-亚夫林斯基500天计划”。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以现代经济学原则为基础，应当说是一个相当完备的改革计划，但是这个计划却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这是典型的“白纸”思维的结果，因为它完全没有考虑到历史，没有正确认识历史留下的遗产到底如何，而只是依照“普世”的经济学原理，希图在“白纸”上建立理想的经济模式。如同所有的理想主义的乌托邦改革一样，这种改革注定是要失败的。
科学家施一公近来提出“深层次思考和变革的大潮真的开始了”，而要进行“深层次思考和变革”，就“一定要看看历史，不仅仅是中国现代史，也要去看科学发展史，看看各个国家强大的地方是如何起来的，而不是想当然地拔苗助长”。不懂历史的改革，往往就是揠苗助长，这个道理是有识之士都有共识的，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如果我们从更深的层次去看经济学与经济史的关系，可以看到：经济史对于经济学的重要性，还不限于针对现有经济学所遇到的问题而对经济学理论的不足起到纠偏校正的作用。事实上，对于经济学的所有理论来说，经济史可以说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如前所述，由于经济学本身总是不断随着现实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只能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和检验各种经济学理论，这些理论是否合理才能被证明。因此熊彼特说：“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的过程。由于理论的不可靠性，我个人认为历史的研究在经济分析史方面不仅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方法”。吴承明先生也指出：“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史的方法，而历史又是研究经济学的最后的方法”。
在今天，中国经济给我们提出的问题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以《世界是平的》一书而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说：“中国人口占世界近1/6，因此这个国家人民的教育水平、就业状况和生活质量等都会深刻影响国际社会的方方面面，例如生态环境、商品价格和货币汇率等等。中国的成功转型对于整个世界来说都意义深刻”。在探索成功转型之谜的努力中，中国经济学家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因此也最有可能成为经济学革命的主力。科斯在辞世之前不久对中国经济学家们说：“中国有那么多优秀的年轻人，那么多优秀的经济学者，哪怕只有一少部分人去关心真实世界，去研究分工和生产的制度结构，就一定会改变经济学。我始终对中国寄予厚望！”他这个厚望的实现之日，也就是中国的经济学走出困境，并在国际学坛上扬眉吐气之日。这是我对今天讨论“当代经济学的困境、挑战与机遇”时做希望看到的前景。在进行这项伟大工作时，我们非常敬佩吴老三十年前就已提出的重要论点。可以说，他的谆谆教导是我们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指导。
（本文来源于：“当代经济基金会学术委员会”成立会议的讲话正式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