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胜教授为学员们授课
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明显缺乏历史研究的相关成果。如果历史研究工作做不好，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成了无源之水。目前来说，构建一个理论体系难度非常大，人们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争议不小，研究对象、概念、范畴、理论假设都有争议，所以短期来说一个理论体系的建设非常困难，但是又要必须做。这个任务等不得，也急不得，所以需要下功夫。这个理论体系需要一个哲学前提。
我们如果要建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首先要做好哲学基础、历史基础、文化基础的研究，最后还要做好针对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构建离不开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史，离不开中国经济史，尤其是中国现代经济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离不开中国这个概念，过去的构建忽视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因此需要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找到中国的文化基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最根本的前提。传统政治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都认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学很难结合，但是我们成功做到了，如何解释？很多这样的现象放在中国的大文化视野之下，中国的哲学传统之下，在大历史视野之下也许就能解决。还有很多重大现实问题，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史也需要研究，比如如何在政治经济学里面研究政府管理、政治体制，其中哪些是核心概念、核心范畴，哪些是外延，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
书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史，需要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一个准确的认识。如果我们认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那么应该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该大体上将100年大体上划分为三个三十年，毛泽东时代（建国后三十年）、邓小平时代（中间三十年）以及十八大以后。也有四个三十年的划分方法，多出来一个建国之前的三十年。应该多研究经济哲学，这方面经济学者应该向哲学学者学习。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蕴含着普遍与特殊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具有世界普遍性的一面，有些人不懂得基本的哲学概念，不懂得普遍与特殊之间的关系。而马克思把英国当作资本主义成熟的社会有机体，马克思从中提取的抽象概念只有在这个有机体里面才是有效的。我们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前提是唯物辩证法，但是我们没有注意到哲学意义上的唯物辩证法在经济学中的含义，弄清楚这些哲学概念很重要。
关于政治经济学教材的写法问题，目前大概有三大类，第一是把《资本论》的研究套在社会主义，第二是板块式的结构，很明显是从现实出发，但是逻辑结构不严密，还有一种是讲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一般。它们的逻辑起点，主线是什么，终点是什么？教材体系第一个阶段是50到70年代，这个时候总的特点是以资本论的方法框架重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比如于光远把最大限度的满足社会需要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主线，在这个阶段也出现了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的思考。第二阶段是80年代出现了一个高潮期，但是在建构方面还是以资本论为蓝本，还有一些其他的主线。第三阶段90年代和21世纪初。第四阶段是21世纪初到现在。
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说史，应该考虑四条线索。一条线索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史，第二条线索是学术界、理论界的讨论结果，应该思考的是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时期重提政治经济学问题，总书记为什么六次先后重提政治经济学。党的领导现在很需要理论性的建议。所以我们要接地气，要调查研究，需要知道什么是全国性的问题。第三条线索，要写清楚外国经济学说的引进和发挥作用的历史。第四条线索，要挖掘中国经济发展过程当中的潜话语，就是中国传统智慧的影响。智慧是超越了经验、理论、系统的知识的第四个层次，中国的改革开放史，是中国的传统智慧的历史。毛主席在新疆布局的智慧，但是现在我们的方略出了问题，毛主席实行了可以称为区域主义的模式，以区域主义为主治理新疆。最重要的是，这四条线索都是建立在中国的实践基础上的，所以我们要从实践出发，在研究现实问题的基础上，重新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构建问题。
马克思主义不是僵化的理论，而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将会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征程上不断丰富和发展，不断总结、提炼出新经济结构、新运行方式、新经济形态蕴含的新经济规律。习近平强调：“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社会主义从来都是在开拓中前进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邓小平同志为它确定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这篇大文章上都写下了精彩的篇章。现在，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写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