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经济学研究的交叉领域，人们较多注意的是政治、哲学和数学等，从经济学的起源来看，这种流行观念是有道理的[1]。但是，笔者在研究经济思想史的过程中发现，历史与经济学研究同样存在重要的相关性。本文拟从三个方面就此提出自己的看法：一、历史作为知识积累是经济学创新的基础;二、历史作为实证资料是对经济学原理的检验;三、历史作为思想智慧是对现实经济发展的指向。
一
回顾西方经济学说的发展史，可以发现凡是对经济学做出重大贡献的学者，都是在对前人的思想或经济历史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实现其理论创新的。萨缪尔森曾这样评价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这是一部具有吸引力的编年史，充满了睿智的见解和生动的历史事实。人们能够读懂，并且确实被广泛阅读。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知道它，而且，不考虑它的影响，就无法理解议会的立法和公众的意见。”[2]
美国经济学家福格尔在一篇论述诺思的理论贡献的文章中写道：“历史知识的贡献已不仅体现在理论的传授过程，而且体现在经济史理论本身的进步。总之，在亚当·斯密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之间所有伟大的理论家在提出其理论时均严重地依赖于历史知识。在斯密、托马斯·马尔萨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卡尔·马克思、索尔斯坦·凡勃伦、克拉克和威斯利·米切尔等理论家的著作中，对历史的这种依赖显而易见，同时在那些精通数学的经济学家的著作中，包括奥古斯汀·古诺、斯坦利·杰文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和欧文·费雪等人，亦是如此。”[3]
熊彼特认为：经济学家从事研究的技巧或技术主要有三类：历史、经济和“理论”，而“在上述基本学科中，经济史——是它造成了当前的事实，它也包括当前的事实——乃是最重要的。我愿立即指出，如果我重新开始研究经济学，而在这三门学科中只许任选一种，那么我就选择经济史”[4]。
在前人的认识基础上进行创新，这是历史在经济学研究中的第一个意义。美国有两位专门研究经济理论史的学者强调：研究历史的主要收益是“更好地理解创造过程”，因为，“一切伟大的知识先驱都是以一种怀疑论的(几乎是反偶像崇拜的)态度来对待传统思想，并以一种开放的(几乎是朴素的)信任来对待新思想……创造性过程总是把概念从其传统的联系或含义转向新方向的过程。”[5]
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变革，已是耳熟能详的例子。而在此之前，亚当·斯密的原创性工作也具有这样的特点。由于“斯密在其关于市场经济的分析中，强调了个人主义带来的秩序而不是混乱”，于是就使“早期学者所面临的道德困境在斯密的分析中得到了解决，这里不存在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矛盾，整个社会结构基于对于个人利益追求的自由和竞争。半个世纪前被孟德维尔所称道的动机，在斯密这里被看成是经济增长、社会秩序和社会福利的源泉。至少在经济生活方面，要走上兄弟般的和谐之路就只有通过为了自身利益而展开的竞争。这样，斯密回答了一个世纪以来社会哲学和伦理学家试图回答但未能回答的问题”[6]。
但是，经济学的这种创新并不是所有以历史为依据的研究都能获得的，没有对历史知识的深刻思考，一般化的历史回顾常常只能推导出似是而非的结论。例如，我们知道自由放任和政府干预是经济思想史上的两大流派，二者之间的争论由来已久。对这一历史事实，人们得到的经济学感悟是不同的。有人认为：“20世纪的经济史说明，有的时期，市场自由很成功，有的时期，政府干预很成功。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折衷的结论：无论是市场自由主义者，还是政府干预主义者，都具有从各自角度来理解的道理，他们在强调自身意义的同时，看到了对方的缺陷和不足。所以，问题不在于强调市场重要或政府重要是‘正确’还是‘错误’，而在于‘角度’不同，在于侧重点不同。”[7]
这种见解很有普遍性，它究竟含有多少合理因素尚且不论，作为一种折衷论调，它至少缺乏新意。因为即使凯恩斯本人，对政府干预的作用也是有保留的。他曾经这样评价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一书：“在我看来，这是一本极为重要的著作……实际上我发现，不管从道德上，还是从哲学上，我对此书的论点可谓全盘接受;不仅只是赞同，而且是深表赞同。[8]面对战后新的经济态势，他已经意识到原有的理论需要改变[9]。
还有人干脆说：历史表明，经济思想无所谓对错，关键在于它是否有用，“回顾19世纪70年代及其后的经济学发展历程，我们发现，与其说经济思想被接受是因为它正确，被拒绝是因为它错误，不如说被接受因为它有用，被拒绝因为它不再有用。”[10]
对此我们可以追问的是：被接受的经济思想究竟是对谁有用，政府，还是社会经济?究竟是在什么意义上有用，短期的，还是长远的?如果不能回答这些问题，那么这种经济学的历史意识确实没有多大价值。
历史知识是经济学创新的必要条件，没有历史感的经济学研究，很难实现经济学理论的历史性突破。另一方面，历史对经济学的价值在于能够延续经济学的发展进程，离开了这一点，历史不过是活人玩弄死人的纸牌游戏(伏尔泰语)，或者像胡适所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少女。
二
历史在经济学研究中的第二个意义根源于经济学本身的特殊性质。经济学所研究的是一种现实的社会活动，它的运行和绩效是检验经济理论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而能够被拿来用作检验实例的，只有已经发生的经济活动，即历史。
一种经济学理论如果获得了历史的证明，那么它的说服力大大增加就将是毫无疑义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审委员会指出：“新经济史”的研究者——其代表人物是罗伯特·福格尔和道格拉斯·诺思——通过他们的杰出工作，“证明了经济分析中加入历史因素的需要” [11]。
当人们运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对历史事件进行审视时，历史不仅不再遥远，而且极大地增强了它的认知价值。在这方面，有若干颇有说服力的案例。
欧洲“光荣革命”何以会发生?其经济学意义何在?温格斯特通过对17~18世纪英格兰的议会和君主债务的研究，得出了独特的结论。他指出：“欧洲现代早期的历史展示：经常性的失信与发展问题有密切关联。在某些意义上，使契约变得可信的制度演进是欧洲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通过确保财政稳定，并且在需要的时候能获得充足的资金，政府对资金强烈而短期的要求就少得多，而这种要求正是恣意的经济干预、不确定性和政治冒险的根源。此外，欧洲有限政府也与代议制政治的兴起有关。立法机构有助于表达公民的利益，它提供了一个对付王权的手段。”“光荣革命之前，债务偿还由王室控制，当他们感到不便时就不履行债务契约。其结果是，英国王室的举债受到严重限制，债务很少超过公共岁入的水平”;“光荣革命后的制度变迁大大加强了当君主拖欠时施加于他的惩罚。君主债务的理论预示着，这种加强反过来也提高了君主的信贷限额。政府债务在革命之后仅九年当中即增加了一个数量级，以上的例证不胜枚举。
在随后战争中的公债筹措显示，政府的信用绝对难以耗竭。例如，革命后30年，债务超过了(估计的)GNP，近乎岁入的10倍。”这显示：“维护民主和市场需要一个有限的政府……内在于民主和市场的限制，要继续存在下去的话，对政治官员来说必须是自我实施的。”[12]
为了探讨市场是否会失灵，科斯专门研究了英国历史上的海域灯塔问题。他写道：“灯塔出现在经济学家的著作中，是因为它可能有助于理解政府的经济功能问题。它常被作为必须由政府提供而不是由私人企业提供的物品的一个例子。经济学家们通常似乎认为，由于不可能向受益于灯塔的船只的所有者收取可靠的费用，任何私人或企业建造和维修灯塔就不可能赢利。”然而，科斯经过对原始资料的解析发现：“早期的历史表明，与许多经济学家的信念相反，灯塔的服务可以由私人提供”，“经济学们不应该把灯塔作为只能由政府提供服务的例子”。[13]
这一研究的意义在于：“讨论是否有必要管制某种特殊的经济活动，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一个市场无法适当地发挥作用，而且政府的管制确能改善市场功能，就可以有某种管制安排。然而，我们有必要去确定一个市场是否的确功能废弛。讲一个生动的故事，并不能取代仔细的经济分析。也许市场并非真的丧失了功能，而仅仅是因为我们没能更好地理解市场的功能。”[14]
在20世纪中国经济思想的演进过程中，注重对历史的客观反思同样深化了人们的理论洞察力。如顾准在考察了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史以后指出：“市民阶级在转化成为资本家的路途上并不成功者，有许多倒下去了。也说明，商业城市，唯有在合适的政治权力和强大的武装保护下才能长出资本主义来。可是，如果政治权力和军事力量只以城市为取得征服扩张的财源之所，而不保护它成长的话，那也是长不出资本主义来的。后面这一点，中国人应该是懂得最多的。”[15]
这使他形成了在当时堪称大胆的一个判断：自由劳动者的存在是资本主义兴起的一个理由，但“就历史现实而论，其他的因素更为确实。所谓其他因素，《共产党宣言》所指明了的，有航海、商业和殖民所扩大了的市场，蒸汽机和机器的发明”，对照中国的状况，还必须补充的因素有“法权体系和意识形态所决定的、国家的商业本位的根本态度;欧洲古代，加上经过文艺复兴积累起来的科学技术;合理经营(包括复式簿记)的知识;宗教革命，尤其是16世纪英国宗教纠纷中对天主教的深刻憎恶所激起的崇尚节俭积累的清教徒的上帝选民的意识”[16]。因此，“在英国产生出资本主义来，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单独一个因素都不能达到这种结果。”[17]
改革开放以后，杨春学对现代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为了论证它的普遍性，他不仅引证了丰富的西方经济学说的文献，而且提到了20世纪发生在前苏联和中国的历史教训。他指出：“近代初期以来，那些否定‘经济人’的思想家和批评家，头脑里老是萦绕着以个人利益为根本的自由竞争所造成的种种痛楚和苦难。有些思想家怀着悲天悯人的可敬心怀，试图发现组织社会的新原则”，“但是，那种产生持久而深刻的人性变动的可能性，却是相当成问题的”。
例如，“在本世纪(指20世纪——引者注)，我们看到过两场重大的社会变革(即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是曾经建立在假设革命能通过变革制度、从而改变人的本性这一推断上的。我们大部分人都相信，这两场革命并不曾如所预期的那样改变了人性(亦即使人成为大公无私的利他主义者)”，“相对而言重要的倒是存在一些人类积累和检验多时的认识，可以有助于我们设计和选择更有效率的制度。‘经济人’思想无疑可以视为是这种传统智慧的组成部分”。[18]
他进一步强调：““根据‘经济人’思想，一个社会的主要任务就在于创造一种使个人利益的追求变得更为明智的社会环境”，“倘若我们希望由‘无形之手’把社会带到某种理想的和谐状态，我们就应该相信：首先社会制度应更有利于个人的自我实现;其次，这种制度并不要求很多人长久地牺牲较重要的个人利益;最后，我们绝不可狂妄地认为可以预先精确地制定出一套包含着完整秩序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方案——一种由智者设计、政治家付诸实现的方案”。[19]
以上几例有助于我们认识历史与经济学的内在关系。在现代经济学创立以后，运用规范的经济学方法去回顾历史，可以得出许多具有新意的研究结论，这些研究既推进了历史学的发展，也增强了经济学原理的解释力。而这样一种互动的学术效应，从根本上构成了经济学对现实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导向价值。
三
历史是向后看的，虽然经济学的主题——人的决策——是向前看的。因历史学专注于过去，它们对错误和进步一样关心”，所以，“为了学到教训或获得洞察力而研究过去”“可能是收益巨大的”，“我们忽略历史便是以冒着不理解我们自己的风险为代价的”。[20]这一告诫足以提醒我们在探索现实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时尤其要重视历史的作用。
要想从历史与经济学的交叉研究中汲取有益于当代改革和未来发展的思想启示，除了通过个案分析获得对某一理论的证明，还有另一种值得运用的考察视角，即对若干经济理论或政策思路的演变过程展开线性的追溯。人类的经济思想在历史中获得进展，这不仅体现在经济学家的重大理论创新中，而且——往往是更重要的——反映在各类群体(包括决策者、经济学家和社会公众)经济理念和行为方式的变化上。对经济思潮和经济政策的线性追溯，能够清晰地揭示后者。
在20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世界银行举办了一次发展经济学的国际学术会议，主题是回顾展望这一学科的历史和前景。主持者认为：“在过去的50年里，发展经济学家一直以极大的努力探讨政策问题。这暗示着，国家的作用必须被置于关注的中心。关于这个问题，在发展思想中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宽泛地讲，在早期，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大萧条经历的影响，人们不信任市场(包括世界市场)，而是信任政府在指导投资方面发挥有效和生产性作用的能力。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经验不再支持这一信条，而七八十年代则表现出强烈的自由化和私有化的动向。”
“到90年代末，我们已经看到许多国家进行了市场改革。我们再一次汲取了经验。我们看到，市场改革可以是，而且基本上已经是一种增长的动力。但是，我们也看到，如果得不到合理的制度和良好的治理的支持，它们也会发生故障或者失败。因此，目前关注的中心，是制度和市场的关系。”[21]这就是说，在20世纪下半期，发展经济学经历了三个认识阶段：最初，人们相信只要提供资金和技术，落后国家就会取得快速的经济增长;当这种政策没有获得预计的效果时，人们又把经济发展的路径选定为私有制和市场化;直到现在，人们才意识到，为了取得市场经济应有的效益，为了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协调，规范的制度建设必不可少。
在近年出版的一部专著中，吴敬琏对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改革作了这样的鸟瞰：“从1956年至今，中国已经进行了将近半个世纪的经济体制改革探索”，其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1958—1978年：行政性分权改革;(2)1979—1993年：增量改革;(3)1994年至今：‘整体推进、重点突破’，为全面建立市场经济制度而努力”[22]。
把1956年至1978年的行政性分权也称为改革，这还值得斟酌，因为这只是在计划经济框架内对企业经营方式做出的某些调整。但吴敬琏的上述划分所给出的历史脉络却是有意义的，这就是：我国市场取向的改革是在试错和认识提升中确定的。具体来说，增量改革只是“采取一些修补的办法维持国有经济运转，把主要力量放到非国有经济方面，寻找新的生长点”，但“这种改革战略的长期延续，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国有企业经营效益持续下降、通货膨胀压力经常出现、权力部门的寻租腐败加剧，等等。
这促使有识之士进一步提出了整体协调改革的主张，他们正确地指出：“市场经济是一个有机的体系，由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竞争性的市场体系和主要通过市场进行调节的宏观管理体系三者组成。并且以上三个方面互相联系、密不可分。经济改革必须在这三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同步配套地进行。” [23]不言而喻，这里所说的同步配套改革就是指规范市场制度的建立。
再往前推，则可以发现发展经济学理论和中国经济改革所提出的这种历史任务也正是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所昭示的。一方面，“经济史和当代的发展都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制度准备对于经济发展来说是关键的，它提供能够使技术进步和扩大出口促进全面的经济增长。
欧洲国家是在19世纪结束以前取得全面经济增长的，它们在初始阶段为技术变革所提供的制度条件比欧洲后进国家或50年代的发展中国家要好。它们已经拥有大批具有经过培训的劳动力和企业家的前工业化部门;拥有能保护私人财产，能实施私人合同，以及根据国内自由的商品和劳动力市场而采取行动的政府;拥有能对接受贸易、交通和教育政策——这些政策不仅加速了工业(早期的工业国家)，而且也加速了农业(平衡增长的国家)的技术进步——的资本主义利益集团做出积极反应的领导人。” [24]
另一方面，“制度为适应变化着的经济环境而调整的过程可能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这个过程既不是平衡的，也不是完全的。变化可能在观念和关系体系的某一点上开始，并由此向外扩散。因此，文化中的某些观念或习惯完全改变了，而另一些仍然顽固地维持了下来。新思想与旧思想不合逻辑地混合在一起，这种混合在各个社会差别很大。转变永远不会完成。这就是为什么直至今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仍然有这么大差别的原因所在。它们在不同程度上保留了前资本主义的思想，而且在家族联系的密切程度、机会的平等性、对私营企业的态度和许多其他方面都有差别。” [25]
由于建立规范的市场制度十分困难，科尔奈把经济体制的改革区分为两种，一种是廉价的改革，另一种是昂贵的改革。“廉价的制度改造是指容易实施且很少社会成员抵制的改革，是大多数人受益的改革;而昂贵的制度改革是指有赢有输的改革，也就是一个重新分配利益的过程。”在他看来，“中东欧国家的转型一开始就是昂贵的制度改造，这主要表现在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建立硬预算约束机制、清理商业银行的严重坏帐、改革市场监管体制、改革养老金制度和医疗保障制度等六个方面……尽管改革的难度大、成本高，但这种改革势在必行。一个国家可以推迟这种改革，但不可能永远不进行。”
而“中国过去的转型并没有直接针对国有企业，原有的存量继续保持不变。主要是集中在农村部门的非集体化、放松管制、行政性经济的范围逐渐缩小，价格逐渐走向市场、对外贸易逐渐放开以及教育、科技等领域开放这些方面上。因此，从这些情况来看，中国过去的转型属于廉价的制度改造。但是，这种制度改造的任务在中国已经结束”。科尔奈还特别强调：“转型不仅仅是经济上走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而应该是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的改革同步进行的一个复杂工程。”
“中东欧各国的转型在10—20年的时间内基本上是在政治平稳中顺利完成的。这些成功之举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在政治、经济、法律同步改革中，创造了一个稳定的国家法律秩序;二是公民和利益集团有批评政权的自由，而且这种权利得到了宪法的保护;三是社会的不满情绪能够通过各种自由论坛表达出来，而政权没有对社会的不满采取破坏的手段;四是创造了一种制度框架使社会各阶层都能够表达其利益和价值取向，社会不再是同质的观点和价值体系，而是多元价值下的社会结构……各种政治力量和各利益集团都采取了和平妥协的方式来对待制度建设中的利益分割。因此，中东欧的转型是人类改革史上‘例外性’成功的范例。” [26]
在这里，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思想得到了有力的历史证明。这一历史证明的深刻现实意义在于：对一个经济转型国家而言，为了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了实现社会的公正和进步，具备规范市场经济的思想和制度都是重要的;而一旦这种思想已经确立，那么推进这种制度的建立将更为重要。因为，“尽管思想的产生是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发展中国家的吸收能力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条件。如果对发展经济学家和到访的专家的意见不予理会，他们的思想将一无所用。
同样，如果关于政策改革的思想的实施要求有政治条件，而这些条件又不存在，或者是吸收能力取决于并不会很快出现的制度变革，这些思想也将一无所用。在政府组织中，在信息和激励系统的设计中，前提条件必须适合于思想的接受和实施。”[27]
制度重要，这就是历史为经济学所证明的，我们若能正视这一点，将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