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中国经济增长在经历外部环境深刻变化和自身增长动力调整转变后，增长速度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阶段转换，2016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仅为6.7%，整体经济呈现趋势性下移态势，而与此同时，推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动力机制正逐渐弱化。Gill & Kharas（2007）强调，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如果经济失去发展动力，将会陷入长期增长停滞。
以往学者也对中等收入阶段国家增长动力转换问题关注较多，相关研究指出，一个国家要想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对增长结构性因素及早进行调整，将模仿活动转换为基于国外技术的创新策略，寻找到提高生产率的新方式（Perez-Sebastian，2007）。具体而言，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模仿是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源泉，当经济体达到增长技术前沿时，基于国外成果的创新（即生产性活动的展开以及新技术、新想法的应用等）将取代模仿成为增长的重要动力。UNIDO（2009）的研究也表明，对于马来西亚、泰国以及其他的中等收入国家而言，通过发展知识和创新密集型产品和服务实现产业价值链提升，增强与发达国家市场的竞争才能实现自身的快速增长。Eichengreen et al（2014）的研究显示，出口以高科技产品为主的国家以及中等和高等受教育人口比例高的国家很少经历增长减缓。因此，一国为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不断提高受教育程度和科技水平。许多跨国增长经验也佐证了这一观点。如，马来西亚正是由于高人力资本的缺失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反之，韩国得益于中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而使得其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到高收入国家行列。
进一步，很多学者聚焦于对中国经济增长表现和增长动力机制的讨论。青木昌彦（2012）表示，中国目前已经跨越了通过产业结构变迁实现增长的库兹涅茨发展阶段，需要逐步过渡到以人力资本积累为主的“H”阶段；并指出韩国、日本能成功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正是因为在这个阶段取得了关键性的胜利。袁富华（2012）认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经济结构性调整带来的整个经济增长速度出现趋势性下降的情形不能视为“中等收入陷阱”。具体而言，中等收入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产业调整会向服务业转移，而高就业比、低劳动生产率的第三产业的扩张会降低经济增长速度，这种伴随产业结构调整的增长减速并不意味着国家会落入“陷阱”之中。沈坤荣、滕永乐（2013）指出，中国经济前期增长表现与新古典增长理论观点基本一致，但随着经济总量不断加大，必须重构经济增长动力机制。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详细研究包括：蔡昉（2013a）强调，中国经济面临从二元经济发展阶段向新古典增长阶段的转变，应借助政策调整重新配置资源，通过促进技术进步和体制改善提高效率，实现向全要素生产率支撑型发展模式转变。李猛（2013）在增长核算框架下分析中国经济减速的原因，研究发现中国经济减速90%可以由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放缓来解释，剩余10%归因于资本增长的放缓。张德荣（2013）研究了处于不同增长阶段国家的动力源泉，指出发展中国家会面临增长停滞源于不能适时转换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并认为改革和原创性技术进步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靳涛、陶新宇（2015）从生产要素、结构因素和体制因素三个方面对中国经济不同时间段的增长动力机制进行探讨。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较高的连续增长减缓风险（李静等，2015），如何通过适时转换增长动力，实现持续稳定增长成为学者亟需解决的难题。然而，以往研究多是从中国整体经济的角度讨论增长跨越和动力转换问题，较少有学者从区域层面定量探讨增长动力差异问题。考虑到中国不同区域增长特征存在结构性差异，增长表现差距较大，因此认为从区域层面进一步深入探讨增长动力机制问题，认清中国不同区域的增长特征和动力机制，更有利于找到有针对性的区域增长策略，以实现整体经济效率提升，使中国经济从根本上摆脱连续减缓可能引致的增长衰退泥淖并顺利通过二次转型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过渡。
二、中国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划分
关于经济增长阶段的划分，有些学者是依据产业结构的调整步骤，如钱纳里的工业化阶段理论以及罗斯托对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划分。钱纳里通过动态多国模型，从经济结构转变的视角，依据各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为划分标准，将经济发展阶段分为初级产品生产阶段、工业化阶段和发达阶段。其中，工业化阶段进一步细分为四个时期，即工业化初期阶段、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化后期阶段和后工业化社会。工业化初期阶段，产业结构发生调整，由农业向工业转型，经济发展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中期阶段即重化工业发展阶段，制造业内部由发展轻工业向发展重工业转变，这一时期主要以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为主；工业化后期阶段，第三产业尤其是新兴服务业将实现持续高速增长，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泉。后工业化社会时期，制造业内部将由资本密集型产业主导转换为技术密集型产业主导。进入发达阶段的现代化社会时期，知识密集型产业将从第三产业中分化出来，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罗斯托对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类似，分为六个阶段，即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创造条件阶段、起飞阶段、走向成熟阶段、大众高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
Ohno（2009）将一个国家的发展进程用“赶超工业化”（Catching-up Industrialization）的四个阶段来描述。首先，处于初始阶段的国家特点为，文化单一，农业生产以基本的生活资料为主，当面临制造业FDI的流入时就会进入到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国家可以在国外技术的引导下从事简单的制造业生产，当前越南即处于这个阶段；之后，当产业发挥集聚优势时，就会进入第二个阶段，此时国家内部已经拥有自己的支柱产业，但仍然需要国外技术的引导，代表性国家有泰国和马来西亚；当进入第三个阶段时，则需要国家进行技术吸收，实现对管理和技术的熟练掌控，生产高质量的产品，韩国和中国台湾即为典型的进入第三阶段的国家或地区；最后，当国家具备创新能力时，就能进入到第四个阶段，如日本、美国和欧盟国家，完全能够胜任产品的设计和创新工作，成为该产业创新产品的全球引导者。
一些研究依据不同发展阶段驱动经济增长的要素不同，对增长阶段进行划分。如Aoki（2012）将东亚式发展模式归纳为五个阶段，即马尔萨斯式的贫困陷阱阶段（“M”阶段）、以政府为主导的发展阶段（“G”阶段）、通过结构变迁实现的库兹涅茨-刘易斯式的发展阶段（“K”阶段）、以人力资本为主导的经济发展阶段（“H”阶段）和后人口红利阶段（“PD”阶段）。其认为中国1952-1977年、1978-1989年、1990-2011年分别处于“G”阶段、“K”阶段、“K”和“H”混合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由政府主导，将自然资源和资本由第一产业转移至第二第三产业，而劳动力转移则受到社会和政治的制约；第二个阶段，经济增长主要源于劳动力数量的增长和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部门转移实现的；第三个阶段，受独生子女政策影响，劳动力数量增长带来的人口红利对增长的贡献逐渐削弱，转而寻求劳动力结构转变，提高人口质量。
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2）强调，长期经济增长路径是由结构演进到均衡路径逐步形成过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即结构调整促进增长的前期经济追赶阶段和要素/产出比例趋于稳态的后期均衡增长阶段。其中，增长阶段的转换主要源于持续的资本积累、主导产业更替以及创新制度的涌现，这使得工业先行国能成功跻身发达国家行列。研究同时指出了中国经济面临的增长阶段转换问题，即通过结构调整提升经济效率的增长阶段（阶段I）行将结束，很难通过政府干预实现投资和出口依赖型增长驱动模式的效率提升；同时，推进城市化进程和积极发展服务业将有利于过渡到增长阶段II，实现经济稳定增长，此时效率提升推动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将是本阶段的主要特征。这种结构性加速到结构性减速的增长路径转换，符合长期增长统计规律和发达国家的经验事实（袁富华，2012）。
也有学者就经济增长的路径形态，对增长发展阶段进行区分。蔡昉（2013b）依据增长形态的差异，将增长阶段分为“M”型增长（即马尔萨斯式的贫困陷阱增长阶段）、“L”型增长（刘易斯式的二元经济发展路径）、“T”型增长（刘易斯拐点）、“S”型增长（索罗式的新古典增长路径）。第一阶段中，主要由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受限，导致增长长期处于“低水平的贫困陷阱”；第二阶段中，得益于资本形成和劳动力增长，以及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提高，能实现经济较快速度增长；第三阶段，即从“L”向“S”过渡过程中，会出现刘易斯拐点，这一时期主要通过提高劳动力质量，增加劳动生产率，从而抵消由于资本边际报酬下降导致的资本回报率降低，推动经济增长；第四阶段，即新古典增长阶段，需要借助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实现经济快速增长。
2012年，世界银行则以按Atlas测度方式衡量的人均收入水平为界定标准，将世界各国划分为不同的增长阶段。将人均GNI小于等于1005美元的国家定为低收入国家；人均GNI在1005至12276美元之间的国家定为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NI大于12276美元的国家为高收入国家。其中，又将中等收入国家划分成中等偏低收入国家（人均GNI大于1005小于3975美元）和中等偏高收入国家（人均GNI大于3975小于12276美元）。
三、经济增长几个典型特征化事实分析
（一）各省所处增长阶段
以上关于增长阶段的划分标准较为丰富，多数从定性的角度通过不同阶段的结构调整过程（Ohno，2009；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2）、驱动增长要素（Aoki，2012）、增长形态特征（蔡昉，2013b）等视角来对增长阶段进行划分。而其中，世界银行和罗斯托、钱纳里的增长阶段划分给出了较为明确的定量划分界限。但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较为粗略，对中等收入阶段的划分仅有两个层次，即中等偏低收入阶段和中等偏高收入阶段。而罗斯托和钱纳里的划分标准更为细致，将增长阶段划分为六个阶段，层次更为丰富，对分析整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中国讨论各个省份的增长情况更为实用。因此，本文依据罗斯托和钱纳里关于经济增长阶段划分的理论，按照人均GDP水平不同将经济增长阶段划分为六个阶段。与世界银行划分标准相比，第一阶段近似于低收入阶段，第二和第三阶段为中等偏低收入阶段，第四阶段为中等偏高收入阶段，第五阶段和第六阶段为高收入阶段。
2014年中国经济人均GDP为7590.83美元，依据上述划分标准来看，表明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后期增长阶段，已经成功跨过中等偏高收入门槛，成为中等偏高收入国家。中国各省经济增长情况特征概括如下：（1）一些省份增长较快，已经成功迈过第五阶段的收入门槛，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成为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如上海、天津、北京在2010年左右相继进入第五增长阶段。天津2014年人均收入为17130.8美元，临近第六增长阶段收入门槛值。处于第五阶段的各个省份，除内蒙古外，均为东部沿海地区省份。（2）50%的省份都集中在第四增长阶段。其中，除海南和河北外，其他东部省份辽宁、福建、广东、山东四省收入水平均较高，接近第五阶段收入门槛临界值，且增长路径较为相似，跨越各个阶段的时间点较为接近。辽宁表现出显著的增长乏力，2015年辽宁GDP增速仅为3%。（3）但与此同时，有近1/3的省份还处于第三增长阶段。其中，中部3个省份山西、江西和安徽增长表现较好，人均GDP分别为5709.1美元、5644.7美元、5604.1美元，即将跨入第四阶段。
（二）增长阶段性特征
本文主要借鉴Eichengreen et al（2014）、Aiyar et al（2013）和李静等（2015）关于增长减缓和增长加速的界定。将经济增长减缓（slowdown）定义为在经济增长阶段突然持续偏离预期的增长路径。
我们发现，中国各省经济增长加速过程往往伴随着增长减缓的发生，而且多数地区均有连续增长加速和连续增长减速状况发生。同时，各省经历连续加速和连续减速交错出现，且时间段较为集中，如1963-1966年、1976-1980年、1990-1994年、2002-2006年多数省份都发生了连续加速，1957-1961年、1985-1988年、1996-1998年、2007-2010年多数省份经历连续增长减缓。其中一些时间点与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重大事件密切相关，如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发展战略、2002年加入WTO等均带来明显得增长加速过程，最近两次增长连续减缓则主要是由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造成的。同时我们发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首先冲击的是增长处于较高阶段的省份，这些省份中多数在2007年甚至更早就已表现出增长减缓趋势，如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内蒙古、广东、山东均在2007-2009年发生连续增长减缓。东部地区的外向型经济发展结构，使得当面临国际金融危机时，出口易首先遭遇重创，从而导致增长放缓趋势明显。因此，中国尤其是经济发达省份应及时防范外部金融风险冲击，避免出现货币、银行、债务等危机，引起经济巨大波动（张平，2015）。2010年中国各省则开始出现普遍性的增长减缓，仅有6个省份没有表现出增长减缓特征。这些省份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起点低，拥有较大的经济增长动力，当下还能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目前还未呈现出增长减缓特征。
（三）代表性省份增长动力分析
（1）经济增长阶段高，人均收入均位于10000美元以上，且增速快的代表性省份：处于第五阶段的天津、江苏、浙江和第四增长阶段的福建、广东。2015年，天津和福建的GDP增速分别为9.3%和9%，分别位列中国各省的第3和第6；江苏、浙江和广东GDP增速均位于8%-8.5%区间，在中国各省中处于中游水平。
广东、福建、浙江等省前些年经济下降趋势显著，但通过及时调整产业结构，发展新兴产业，增长质量不断提高。这些省份在增长转型过程中，较好的实现了结构转型升级，完成了新旧动能的转换，财政收入均实现较快增长。如2015年，广东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9364亿元，同比增长12%；江苏这一指标为8028亿元，同比增长11%。同时，东部省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均相对较高，多数已成为“三二一”结构模式，即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东部地区自身具有的人口和消费优势，使得“互联网+”、金融业等新兴产业有充分的发展空间，很多增长快、发展空间大的新兴产业多集中在这些地区。如2015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税收同比增长21.2%，北京、广东、上海和浙江等主要集聚区域占比达74%，浙江税收增幅高达57%。
以广东省为代表的东部地区，积极发展新兴产业的同时，努力实现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首先，受经济下行压力、产能过剩和库存较高的影响，制造业发展缓慢，但部分高端装备制造业由于创新力度大，产业集聚程度高，具有较高的市场竞争力，为经济带来新的增长动力。如江苏、浙江和广东三大产业集聚区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税收增长10.6%，比制造业整体税收增幅高5.3%，占全国的57%。其次，工业结构调整步伐也在加快。如浙江2015年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6.9%、6.9%和6.3%，增幅均高于规模以上工业，高新技术产业对工业增长贡献份额高达55.1%。天津、广东等省服务业规模高于国家平均水平。
（2）经济增长速度较慢，低于国家平均增速的省份，依据收入阶段的不同大致划分为三个层面，即处于第五阶段的北京、上海，第四阶段的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北以及第三阶段的山西。2015年，北京、上海和河北GDP增速均为6.9%左右，与国家整体水平持平；表现最差的为辽宁和山西，增速仅为3%左右；东三省中吉林增速表现稍好，为6.5%，黑龙江为5.8%。
首先，北京和上海较早实现经济结构转型，随着两地工业和投资的放缓，服务业占比提升，必然伴随GDP增速的下降。2015年，北京、上海服务业占比分别为79.9%和67.8%左右，位列全国前两位。北京和上海现代服务业（金融和科技服务业）增长状况良好，如2016年第1季度，上海金融业增加值为967.63亿元，同比增长28.7%；北京金融业实现增加值859.3亿元，同比增长18.7%；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增加值为415.7亿元，同比增长11.3%。创新程度较高的租赁业和汇集了法律、咨询、知识产权服务等知识密集型行业的商务服务业发展较好，北京2015年完成税收收入953.8亿元，同比增长27.8%。如果现代服务业仍能保持较快增长，则在面临当前增长连续放缓的较大下行压力时，北京和上海不会出现GDP增速剧烈下滑的情形。
其次，东北经济下行主要源于工业增速放缓。东北经济以发展能源和制造业为主，石油、化工等能源产业受全球价格影响，装备制造业出现大规模产能过剩，同时新兴产业发展滞后，没能成功实现结构转型是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2016年1-2月，辽宁规模以上工业增速为-4.5%，排名全国倒数第一，同时房地产投资增速为-9.6%，投资直线下降。东三省一直是国家重要的能源和重工业基地，城镇化水平较高，但其产业结构过渡依赖钢铁、石油、机械等，由原材料等占据东北经济主流的上游行业的下滑，是导致整体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如辽宁工业产业以装备制造业、冶金和石化产业发展为主，黑龙江则主要发展石油产业。这些省份依赖自身丰富的自然资源，几乎都是能源供应和炼化大省，旧有产业面临产能过剩和供给侧改革，服务业还未发展壮大，新兴产业无从谈起，又没有沿海靠江的优势贸易条件，结构转型升级面临较大困难。这些省份当前面临的增速极速下跌就是长期积累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问题的集中显现。
（3）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的省份主要集中为西部和中部各省，其中收入阶段较高的代表性省份有重庆、陕西、宁夏、湖北、湖南，人均收入排名集中在第12-17名，其中重庆、陕西和宁夏人均收入接近8000美元的水平；收入阶段较低的省份如西藏、云南、贵州，人均收入均位于4800美元以下。
西部诸省由于经济发展起点低，拥有较大的经济增长动力。如，重庆增速排名全国第一，近些年一直保持10%以上的增长速度，实体经济发展扎实，服务业稳步提升。2014年，重庆以发展服务业为核心的都市功能核心区，服务业占GDP的比重高达78%，以发展工业为核心的都市功能拓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GDP总量占重庆整体的50%，成为新的增长极。同时，重庆积极提升自身的对外开放水平，修建的“渝新欧”铁路连通欧洲，有望将重庆这样一个内陆城市打造成独具特色的外贸城市，具有较大的增长潜力。贵州是中国最穷、交通最不便利的省份之一，但近些年情况有所好转，通过积极承接珠三角地区的产业转移，发展生态旅游等服务业，同时有望成为国内一个重要的大数据机房聚集地。
中部地区也因其便利的交通枢纽条件，资源储备较为丰富，近几年随着东南沿海的产业转移，以及国家实施的中部崛起发展战略，增长势头相对较好。湖北、湖南以及河南三省位于全国交通干线的枢纽位置，地势平坦、自然资源丰富、人口稠密，对承接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具有很大的发展优势。
本文为反映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采用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商品生产部门增加值的比重来衡量；产业结构转型，本文用服务业增加值份额与农业增加值份额比值衡量产业结构转型过程，比值不断提高，意味着产业结构转型的不断推进。
高人力资本在各个连续增长减缓时间段内均能推动经济增长，而且结果是显著为正的，而人口红利在早期减缓时间段，对增长的作用显著为正，在后期虽也显示出对增长的促进作用，但并不显著。这表明，尽管人口红利是造就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推动力量，但是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作为中国经济增长重要资源禀赋的人口红利将不可避免地进入衰减期，这将会在短期内对中国经济增长造成实质性影响。但是高人力资本具有边际报酬递增的属性特征，除了作为一般生产要素之外，高人力资本更多赋予生产知识和技术创新的内涵。同时，高人力资本的外部性特征能够有效降低产品生产的成本，提高研发部门的效率，从而成为经济长期增长的核心因素。
对外开放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是复杂的，既包含对发展中国家资本积累的推动作用，也包含对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和管理创新的推动作用。对外开放政策促使大量国外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引入国内，加速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国际经济波动也成为中国经济波动的一个重要冲击源。
2010年中国步入工业化后期，但还处于工业化实现阶段，即使到2020年也仅仅走完工业化前两个阶段，工业化还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加速了工业化进程，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经济“赶超”，但是中国只是工业大国，还不是一个工业强国，还需要长期的工业化深化阶段。
良好的地方制度环境有助于在增长减缓时期推动经济稳定增长。良好的制度环境意味着政府政务和立法透明，腐败程度低，能够为市场机制的基础性匹配提供良好的保障（陈志勇、陈思霞，2014），减少政府对市场的非正常干预，从而能够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对中国各省经济增长阶段进行划分，同时借鉴艾肯格林关于增长减缓和增长加速的界定标准，对各省增长加速和增长减缓情况进行统计描述，并对相同阶段增长表现不同的省份增长动力进行对比分析。研究结果发现，（1）整体而言，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后期增长阶段，已经成功跨过中等偏高收入门槛，成为中等偏高收入国家。（2）中国当前面临连续增长减缓的可能，较高收入阶段省份因外向型程度较高在2007年左右已表现出连续增长减缓趋势。除西部个别经济发展较落后的省份外，中国80%的省份在2010年均出现增长减缓迹象。（3）中国近20%的省份已跨入第5增长阶段，人均收入高于11000美元，近似实现世界银行关于高收入经济体的界定标准。除北京、上海增速与整体水平持平外，其他省份增长均高于平均水平。（4）中国过半数省份集中在第4增长阶段，人均收入在6000-11000美元左右，处于中等偏高收入阶段。这些省份中，只有东三省和华北的山西、河北增速低于6.9%。其中辽宁和山西的增长表现最差，仅有3%左右。
通过对各省增长特征对比分析发现，（1）东部省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均相对较高，多数已成为“三二一”产业结构模式。东部地区中发展相对落后的省份，如果能借助自身具有的人力资本结构和消费结构优势，通过消费结构调整实现人力资本结构升级，利用高人力资本积累程度较高的优势，积极发展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即使面对增长下行压力较大的增长环境，仍能保持经济稳定增长。（2）中西部地区增长分化较为严重。东三省及山西、河北这几个能源供应和炼化大省，因长期积累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问题，旧有产业面临产能过剩和供给侧改革，没有实现产业结构转型是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对增长收入阶段较低，增长落后的省份，应更多注重投资对增长的拉动作用。过早追求产业结构转型和不切实际的发展服务业，反而会对增长产生阻碍。
本文对中国不同连续增长减缓时期以及处于不同收入阶段省份增长动力之源进行分析。研究结果及政策建议为：（1）不论是以连续减缓时期各省份数据为样本，还是对处于不同收入阶段省份的增长动力因素分析均表明，中国当前仍然是以投资驱动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投资因素在不同省份连续减缓时期均能产生显著的增长动力，但对高收入阶段省份贡献程度逐渐减小。人均收入较高的省份应着重从产业结构转型入手挖掘新的增长动力，发展高端制造业和增加服务业占比，尤其是发展现代服务业，通过以人力资本为基准的现代服务业和提升广义人力资本消费是促成经济完成二次转型的两大关键引擎（张平，2016）。（2）处于较高收入阶段，尤其是第五阶段的省份要特别注重高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对增长的促进作用。人口红利因素在增长较低阶段对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由于当前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压力过大，使人口红利优势发挥面临较大挑战，因此，处于第三增长阶段的各个省份应更多注重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当经济增长达到较高阶段时，再通过注重高人力资本培育和技术进步实现增长动力机制转换，形成人力资本和知识拉动型增长模式。（3）工业化水平对较低收入阶段省份增长的促进作用显著，对较高阶段省份的增长影响变为显著负影响。中国经济正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面临严重产能过剩问题，迫切需要通过产业结构转型挖掘新的增长动力，向效率驱动城市化稳速增长模式过渡。（4）金融分权化改革缓解“金融供给抑制”效应，促进经济增长的影响在收入阶段较低区域体现较为明显。而对于已经进入较高增长阶段的省份来说，财政分权作为刺激经济增长的手段仍较为显著，使得反映资金配置渠道转换的金融分权过程不足以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效应。对于进入较高阶段的各个省份，应当通过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给金融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缓解金融配置资源潜力受财政方面的约束，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促进整体经济增长效率提升。（5）良好的制度环境和对外开放水平能产生显著的增长动力。而地方政府努力水平虽然在短期能显示出对增长的促进作用，但在长期却对增长动力造成损害。因此，进一步加深对外开放水平，改善政府治理，抑制政府腐败，使地方政府绩效目标向追求经济增长质量转变，为中国各省在当前连续减缓时期挖掘新的增长动力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