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唯物论的一个改进
对马克思两大理论贡献之一的历史唯物论的理解，在马克思之后逐渐形成了“一元决定论”（包括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关系上的生产力“一元决定论”，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关系上的经济“一元决定论”），机械地理解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作为生产关系总和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尽管承认“反作用”的存在，但始终没有摆脱这种决定论。丰富而深刻的历史过程经这种决定论的剪裁而被简单化，甚至被歪曲，从而极大地削弱了马克思主义对制度变迁的解释力和预测能力。
自历史唯物论提出以来，马克思主义内部对这种一元决定论先后做过三次自觉的抵御，但均未成功。第一次是19世纪晚期恩格斯对经济决定论倾向的纠正，恩格斯把这种决定论的产生归因于自己和马克思没有对历史唯物论进行充分的阐发。[1]第二次是在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和葛兰西的努力。当时，围绕这场革命的性质，第二国际社会主义者像苏汉诺夫、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人普遍以生产力一元决定论，否认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认为这场革命缺乏生产力基础。考茨基提出了影响至今的“早产论”，他认为十月革命就像“一个孕妇，她疯狂万分地猛跳，为了把她无法忍受的怀孕期缩短并引起早产。”“这样生下来的孩子，通常是活不成的。”“早产论”在20世纪末，由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转入低潮似乎得到某种“应验”。列宁反对说：“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2]列宁的态度恢复了马克思历史唯物论的辩证性质。第三次是在20世纪7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复兴中，里格比和布伦纳对科恩生产力一元决定论的批判。西方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牛津大学哲学家科恩完全脱离生产关系，通过建立人的动机模型和行为模型，证明生产力趋向发展的规律，在此基础上解释一个社会的生产关系的性质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以此为“老式的历史唯物主义”辩护。[3]英国学者里格比提出，在马克思那里既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生产力首要性理论，又有特定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的理论，后一种理论“为一种对历史变迁非常不同的解释开启了理论空间，这种解释不同于生产力决定论给出的解释。”[4]当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布伦纳，研究了欧洲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中不同国家和地区，由于生产关系不同塑造了不同的生产力发展轨迹，深化了对科恩的批判。[5]
尽管有这三次抵御，但船过波平，一元决定论仍然十分流行。究其原因，除惯性思维、官方教科书阐释及统考制度强化外，承认“反作用”的存在，使决定论获得了一种抵抗批判的较大弹性。要摆脱这种决定论，恢复马克思历史观的辩证性质，必须像布伦纳那样以更为丰富的历史材料，同时对马克思历史唯物论的表述作全面准确的阐发，而不是把马克思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序言中的那段话树为唯一经典的表述。最近，孟捷在《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结合中国古代史和农业技术史材料，以及马克思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对历史唯物论重新作了极具价值的改进。
这种改进主要集中于四点：一是在重新发现马克思“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基础上，借鉴卢卡奇“社会存在最终‘要素’是人的目的论设定”[6]的观点，重新规定生产方式概念；二是吸收张闻天的生产关系二重性思想，提出生产关系具有两个功能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存在两种可能的观点；三是规定了有机生产方式概念，重新阐释历史因果性概念；四是将阶级斗争和国家的作用作为制度变迁的直接动力。
改进后的历史唯物论，依笔者理解可以大致表述如下：
社会存在最终不可分割的要素是人的目的论设定活动，这种目的论设定包括人针对自然对象和为了占有自然人针对人的两种目的论设定，这两种目的论设定活动共同构成了生产方式整体。生产方式以以榨取剩余劳动为目的，它是一个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中介，其中生产力决定了生产剩余劳动的可能，生产关系决定了剩余劳动的归属。人对自然对象的目的论设定将生产力的各要素综合起来，人对人的目的论设定建立起生产关系，包括劳动关系和所有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通过生产方式的中介而发生作用，既有生产力变化引起生产关系（直接生产关系和所有关系）变革的可能，也有生产关系，尤其所有关系即剩余劳动占有方式的变革，促进或阻碍生产力进步的可能。生产关系具有两个功能：一方面表现、适应和促进生产力，另一方面服务于对剩余的占有。生产关系的变革即第二类目的论设定活动，可以由生产力进步引起，还可以由上层建筑和思想观念变革而引起，阶级斗争和国家之间的竞争关系是生产关系变革的直接动力。但是，生产关系的变革只有当生产方式趋向于将剩余劳动的榨取越来越多地建立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才会造成生产方式整体上不可逆转的变革，即有机生产方式的变迁。当生产关系变革未能引起有机生产方式的变迁，则这种生产关系的变革最终会招致失败。这种变迁所建立的历史联系，并非认识论意义上的相对因果性，而是本体论意义上的结构因果性。在结构性因果关联中，生产力作为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因，不必一定在“事先”意义上，也可以在“事后”意义上表现出来。
上述改进的意义，在于恢复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性质。这一改进没有抛弃生产力对生产关系归根结底的决定作用的合理内核，但不囿于一般理解的马克思的那段经典表述，而是着眼于关于这一主题的全部论述；不仅吸收了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成果，也汲取了新制度经济学者诺思、阿西莫格鲁思想的合理因素；不仅用西欧历史的材料，也借助中国古代史材料，检验了改进的历史唯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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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恩格斯致布洛赫（1890年9月21日）、恩格斯致梅林（1893年7月14日），载于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501,553.
[2] 列宁.论我国革命（评尼·苏汉诺夫的札记），在于列宁选集（第四卷）【M】.
[3] 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序言）【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4] 里格比.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M】.北京：译林出版社，2012:151.
[5] 参见孟捷.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40.
[6] 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下卷）【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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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创造
历史唯物论的改进，对于理解中国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创造，具有重要意义。中国革命的性质、道路和前途，中国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离不开历史唯物论，它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基础。
和十月革命相类似，中国革命的性质、道路和前途持续地引起争论。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陈独秀就以中国无产阶级力量弱小，农民阶级涣散，资产阶级力量强大为依据，提出“二次革命论”。蔡和森批判道：“以为国民革命成功后需要经历以长期的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才有社会革命之需要和可能”，“总括一句，这是‘二次革命论’，中国原始的孟塞维克倾向。”[1]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显然是将生产关系变革完全建立在近代中国落后的生产力所产生的阶级关系基础上。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两步论，则是对“二次革命论”的超越，在历史观上也超越了一元决定论。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农民阶级、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土地问题，革命道路是农村包围城市等许多独特观点，均与抛弃机械的历史唯物论密切相连。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历史观与十月革命前第二国际社会主义者中流行的一元决定论并无二致。如果说陈独秀是不自觉地接受了历史一元决定论的影响，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学界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早产论”再度流行，以及改革就是“补资本主义课”的观点，则是自觉地以一元决定论的唯物史观，为中国引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张目。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论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创立时，把作为上层建筑核心的无产阶级国家的作用树为前提。“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不能自发地、自流地产生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形式是由于无产阶级国家的有计划的活动、由于劳动群众的创造积极性而产生和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有依据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性质的客观经济规律，依据在新的经济条件的基础上产生的新的经济规律，才能完成建立新基础的任务。无产阶级专政保证创立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劳动组织的类型。社会主义制度的力量和它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胜利的主要泉源就在于此。”[2]但是，这段话又力图把具有辩证性的历史观同一元决定论历史观相调和，“社会主义国家只有依据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性质的客观经济规律……才能完成建立新基础的任务”，就是这种调和。十月革命后的俄国，作为资本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尚未发展出需要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力，又怎能令社会主义国家“依据”这个原理去完成历史任务呢？唯一正确的理解只能是列宁的态度：“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的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3]照列宁的观点，先有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后有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先有先进的生产关系，然后再赶上“别国人民”，也就是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说的“完成建立新基础的任务” 。
中国革命深受十月革命的影响。毛泽东指出：“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越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4]在毛泽东看来，不仅是苏维埃政权，先进的社会主义理论同样是中国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形成的前提。在《矛盾论》中，他说：“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观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作用。……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5]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针对刘少奇“先机械化后集体化”观点，毛泽东主张“先合作化，后机械化”，并举示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例子以说服刘少奇等人，既然资本主义在工场手工业阶段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协作以形成新生产力，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制基础，就是可行的。[6]他又一次把生产关系变革视为生产力变革的先导。1971年在一次谈话中，他进一步指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7]。但是，列宁和毛泽东对一元决定论唯物史观的纠正工作，没有根本动摇后者的至尊地位，后者以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反作用”的存在消解了这种努力。
依据改进的历史唯物论，生产关系具有二重功能，既有促进生产力的一面，又有集中剩余劳动的一面。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建设方面的急躁病可谓与生俱来，这同充分认识到生产关系第一个功能的作用密切相关。列宁就认为，“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8]毛泽东在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时，把“多快好省”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从20世纪中期的“大跃进”，到21世纪前期的“又快又好”，均一脉相承，以迅速追赶发达国家为旨归，形成了赶超型的发展模式。但是，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特定环境中，生产关系在集中剩余劳动方面的功能，则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农业和轻工业为重工业化建设付出了代价，国有企业的新建远远走在了既有企业的更新改造前面[9]，都是剩余劳动被集中使用的结果。仰赖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无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生产力都曾取得历史性进步，这在二战之前的苏联，表现得尤为明显。但问题在于，以中国为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虽然一度促进了生产力，但没有真正找到与自身相切合的生产力基础，在面临落后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农业手工生产力的广泛存在）时，最终不得不进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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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蔡和森.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载在和森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790-791.
[2]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332.
[3] 列宁.论我国革命（评尼·苏汉诺夫的札记），列宁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77.
[4]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0-1471.
[5] 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25-326.
[6] 参见马社香.刘少奇为什么放弃“先机械化后集体化”主张【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1.13.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242.
[8] 列宁.伟大的创举，列宁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16.
[9] 孙冶方痛感：“大家知道，为了保证重点建设，我们的基建投资是抓得很紧的，零星的‘改建’或‘基建’一般是很难得到批准的。”孙冶方：从“总产值”谈起，载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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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主义经济形式
我们把社会分工基础上的生产者之间的联系形式称为经济形式，不同的经济形式下，生产者之间的物质变换方式是不同的。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形式，计划经济也是一种经济形式。前者通过市场将分散决策协调为统一的社会再生产，后者通过事先制订的计划指导整个社会再生产，取消了分散决策，代之以统一决策。
计划经济不仅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技术体系，它首先是一种生产关系。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作为一种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涵盖社会分工和工厂内部分工，是计划制定者和计划执行者在生产目的设定一致基础上共同生产所采取的经济形式。
列宁的社会“大工厂”观念是这种计划经济形式的经典反映，但这种观念抹掉了工厂内部分工与社会分工之间的界限，“大工厂”以工厂内部分工取代社会分工，作为计划经济的基础。计划经济不止有这一个理论基础，更重要的是实现人的劳动直接成为社会劳动，而不是经由价值以迂回曲折的方式表现为社会劳动，而这种迂回曲折的方式是私有制必然产物，因此，在消灭了私有制之后，应当实行不同于市场经济形式的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形式是人摆脱受物的统治，摆脱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消灭商品货币关系的必然结果。
按照改进的历史唯物论观点，当生产关系变革未能引起有机生产方式的变迁，则这种生产关系的变革最终会招致失败。在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上，人们长期将计划经济的生产方式基础单纯理解为工业生产方式，以为只要完成了工业化，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就有了自身的物质技术基础，就能够获得巩固。第二国际思想家们是这样理解的，列宁的“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的著名指示同样是这样理解的。问题在于：苏联和中国已经建立的工业并不是列宁所设想的那样，消灭了工厂内部分工和工厂之间社会分工的界限，并没有形成一个社会“大工厂”。工厂内部的核算尚且存在，工厂之间的核算更是不可或缺。经济核算的存在并不是像一些作者认为的那样，是商品经济的要求，相反，商品经济倒是这种利益核算的产物。
为什么社会主义工业基础奠定后，工厂内部和工厂之间会存在经济核算呢？孙冶方在谈到总产值指标的缺陷时，举示过工厂在产值计划指标确定后愿意生产刃具而不愿生产量具的例子。[1]经典地再现了计划经济中工厂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矛盾。正是这种经济利益矛盾产生了经济核算的必要性。在孙冶方的这个例证中，社会化的工厂生产已经代替了自给性的个体小生产，并且工厂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也已经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为什么工厂会有选择性地去完成总产值生产任务呢？而且，这种选择并不存在信息问题，并不是工厂不了解刃具已经积压过剩，继续生产就是一种浪费。工厂明明知道这些，为何仍然多生产刃具？孙冶方的解释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作为计划任务下达的“总产值”指标有缺陷，在统计上，总量指标掩盖了结构差异；二是量具和刃具在完成总产值任务指标中发挥的作用是有差别的，量具“料少工多”，难于完成，而刃具“工少料多”，易于完成。但这两点理解都不涉及利益关系，而是统计与计划管理的技术问题，以及产品价值构成的差异。事实上，正是工厂考虑到自身的利益（以最省力的方式完成计划任务指标），才是形成这种选择性生产的真正动力所在。这种选择在实际生产开始之前，就在工厂领导人的头脑中完成了，并作为目的论设定指导整个生产过程，但这种偏离计划目标的生产过程一再进行，最终促使计划关系向市场关系转变。
从表象上看，工厂多生产刃具是钻了以总产值指标进行计划管理的空子，但钻空子的人总是为了谋求自身的利益，即使计划管理不采用总产值指标，而采用使用价值指标，只要工厂存在自身利益考量，同样会出现产品质量、品种、规格和花色问题。在孙冶方的例子中，愿意多生产刃具的工厂是在谋求不同于计划制订者赋予其角色不同的角色，是在谋求计划制订者赋予其利益之外的利益。于是，这里出现了两个角色和两种利益。两个角色和两种利益的出现，破坏了计划关系。计划经济关系的破坏，不是社会化生产造成的，而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内在矛盾造成的。
卢卡奇在《关于社会存在本体论》[2]下卷中，设专章讨论观念的东西和意识形态问题。在这部著作第三章下设有“经济中的观念因素”、“观念因素本体论”和“意识形态问题”三节。他将目的论设定的劳动作为社会存在本体论的根基，必然重视经济中的观念因素，而不是作为物质范畴的生产力和生产工具。正是在劳动的目的论设定中，观念因素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尽管观念因素的决定作用能否实现，要取决于将自在因果联系成功转变为被设定的因果联系。观念因素不仅在第一类目的论设定中起决定作用，在意图引起他人做出相应的目的设定的第二类目的论设定中，同样起决定性作用。计划经济是这样一种经济形式，它不是分散的决策在先，然后通过市场进行协调，而是事先订出社会再生产计划，所有工厂和个人的决策受计划制约，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计划经济中决策主体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央计划机关，目的也只有一个，那就是计划目标。各工厂和个人只是完成计划指标的器官，没有独立的决策和目标。然而，两个角色和两种利益打破了计划的整体性，一个角色是计划赋予的，一个是工厂自己谋求的。易言之，如果在计划管理中出现分散决策，也就是在事先做出的计划决策之后，又出现计划实际执行者因自身利益考量的分散决策，那么计划会受到冲击，冲击达到一定程度会造成经济计划的流产。
执行计划生产的个别工厂以及按计划要求进行劳动的个人，如果在上有政策（计划）时，寻求下有对策，那么计划赋予个体的角色就会发生观念上的分裂。计划经济是一个有机整体，对于整体而言只有一个中央决策机关[3]，只存在“统一意志”，下有对策等于在计划执行中产生了分散决策的意志，这种观念分裂，使得在统一计划管理下，作为计划执行的各个器官变成独立的主体，这是计划经济内部特有的经济矛盾。
计划经济的成功要以不产生分散决策为条件，各工厂和个人只能有统一意志。在计划经济中，个别工厂不是没有自己的生产目标和利益，但是这种目的设定是以整个社会统一的目的设定为前提而产生的第二类目的论设定，后者通过计划指标的层层分解而形成一个目的论设定体系，计划的每个执行者努力的方向是整个目的设定体系中规定的具体目的，这种目的可称为被赋予的目的，它与基于执行者自身利益分散决策时所设定的第一类目的，在性质上根本不同，后者可称为自主的目的。因此，自主目的设定的出现，等于在计划外进行生产。正像商品的内在矛盾最终会外化为商品和货币的矛盾一样，计划的内在矛盾最终会发展成计划生产和计划外生产的外在矛盾。
在某种意义上，一部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就是在肯定计划经济上不断倒退，而在主张市场经济上不断进步的历史。计划和市场，决不仅仅是资源配置手段，它们首先是不同的生产关系。市场经济的实行使市场重新成为社会生产关系的协调者，结果，具体劳动需要通过交换、通过价值的迂回曲折才能表现为社会劳动，一切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矛盾开始出现，社会主义社会有重新沦为阶级社会的危险。
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结束后，敏锐的学者认识到市场经济关系存在的必然性，在理论是通过承认价值范畴和价值规律的作用表现出来的。但是，社会主义作为人类理想，作为一种在意识形态中得到论证的可能的生产关系，作为可能影响经济生活中目的论设定的因素，已经为社会大多数人所接受。于是，尽管经历计划与市场的主辅关系、鸟笼关系、补充关系、有机结合关系的过渡，最终选择了市场经济形式，但必须坚守社会主义，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由来。
马克思在批判古典经济学时这样写道：“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因此，如果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会忽略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4]这就是说，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形式。与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异质关系。现实改革中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影响，不是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去规范市场经济关系，而是相反，以市场经济关系去改造社会主义经济制度。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学界对这种异质关系在计划与市场、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等争论中浪费了太多的精力，今天看来，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过是社会经济制度变革的一种过渡阶段的理论表现而已，在市场经济改革中，国有制变成国有资本、私人资本大量涌现，同时引入国际垄断资本。这一切都源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推行没能成功地引起有机的生产方式变革。
总之，改进的历史唯物论关于有机生产方式变迁的观点，不仅有助于理解当前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内在逻辑，对于把握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的基本线索，亦不乏其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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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孙冶方.“一般说来，量具是料少工多，而刃具是工少料多。……因此，如果工厂接的订货主要是精密的量具，那它就很难完成总产值计划。因此，不管有没有订户，不能不带做一些较粗的刃具以作平衡。”从“总产值”谈起，载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7.
[2] 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下卷）【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3] 至于计划制订本身也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计划制订者固然要征求计划执行者的意见和建议，因而存在分散个体的不同决策，但这不在我们现在考察的范围内。这里的考察以社会再生产计划已经确定并下达实施为前提。
[4]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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