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时提出包括“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倡议的愿景是实现沿线各国的区域基础设施更加完善，投资贸易便利化水平进一步提升，人文交流更加广泛深入，实现沿线各国共同发展和进步。其中，“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从中国沿海港口穿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以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为主要支撑点，辐射非洲大陆国家。中国将通过“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一中非联系纽带，通过贸易与非洲各国进行交流，以投资和技术支持非洲国家的发展，最终实现中国和非洲的共同发展。正如南非总统马祖所说：“当中国来到非洲与我们合作的时候，我脑海里第一次开始憧憬非洲的未来。”然而，中非关系的互惠发展深深触动了西方国家的敏感神经，引起它们的种种猜忌、指责甚至诬蔑。当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时，中国在非洲实行“新殖民主义”的噪声又再次回到人们的耳边。事实上，一直以来，西方国家都是以涂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有色眼镜”看待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一切正常的经济交往、能源合作的。因为无论从中非合作的动机，还是合作机制或对非洲的贡献来看，都有研究者发现中非合作是有益的、互利的。瑞典学者博格广研究中国在非洲的政治动机时发现，中非之间关系不是“新殖民主义”，而是“战略伙伴关系”。挪威学者亚丝拉琪则通过分析安哥拉的典型案例发现，有强有力的指标表明，与中国的资源换取基础设施合同不是确保中国获得安哥拉自然资源的机制，而是一种减轻将贷款扩展到信用不良国家的风险的机制。简军波和阿尔巴尼亚学者多娜塔根据数据和案例，深入分析了中国与非洲的贸易和投资关系后认为，指责中国在非洲的经济为殖民主义行动是没有依据的。相反，中国促进了非洲新秩序的形成。对此，笔者认为，通过对过去和现在的中非合作的深刻透视，可以更好地回应西方的各种说辞和指责，从而推动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非合作更好地发展。
一、中国在非洲是实行“新殖民主义”吗？
随着中非交流的不断深入，西方国家关于中国在非洲实行“新殖民主义”的论调不绝于耳。2006年，时任英国外交大臣杰克•斯特劳就声称：“中国今天在非洲所做的，多数是150年前我们在非洲做的。”2011年，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也曾露骨地指责，中国在投资非洲和向非洲提供援助时，并不总是顾及非洲人民的利益，“新的殖民主义”正在非洲大陆蔓延。对此，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中非合作的历史。从1956年开始，中国就向非洲国家提供援助，直到1982年，中国对非洲的援助主要以经济援助和无偿捐赠为主，1970年至1976年，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金额高达18 .15亿美元。1983年以后，中国根据自身的发展情况调整了对非援助的方式和额度，从过去以援助为主逐渐转变为以经济合作为主、援助为辅的可持续的发展模式。经过双方多年的努力，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投资额度和贸易额度不断增加，但与非洲最大贸易伙伴国和对非洲最大投资伙伴国相比，仍有很大差距。我们通过贸易、投资、能源三个方面的国际比较后发现，中国与非洲的经济合作具有互利共赢的特点，并不存在“新殖民主义”问题。
1.从贸易额或贸易依存度来看，中国并非是非洲最大的出口经济体和进口经济体
从贸易额或贸易依存度来看，欧盟一直是非洲出口额第一、出口占比最高，进口额第一、进口占比最高的经济体。总体来看，非洲出口到各个经济体的出口额在2008年前都是上升的，但受世界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后出现大幅震荡（见图1）。即便如此，从出口占比来看，2009年以后除欧盟和美国有所下降外，其余经济体也都是上升的。非洲向欧盟出口从2000年的790.97亿美元上升到2014年的2100.93亿美元，上升了166%，增加1310亿美元；虽然非洲向欧盟出口占非洲总出口的比例从2000年的64.67%下降到2014年的52.86%，但仍在50%以上。与此同时，非洲向中国出口从2000年的48.38亿美元上升到2014年的1171.49亿美元，增加1123.11亿美元，同期占比从3.9%上升到29.48%。虽然非洲向中国出口增长速度快，但由于非洲向中国出口基数低，因此直到今年非洲向中国出口的额度和占比都仍然低于欧盟。而同期非洲向美国、印度和日本的出口分别增加了65.56亿美元、377.24亿美元和122.72亿美元，都有所增加。
图1 2000年~2014年非洲向欧盟、中国、美国、日本和印度出口额（亿美元）、占非洲总出口比例变化
数据来源：从UNcomtrade数据库中欧盟28国、中国、日本、印度和美国与非洲57个国家和地区贸易数据统计整理制成。
同样，无论从进口额还是从进口额占非洲总进口的比例来看，欧盟也都是最高的，远在中国、美国、日本和印度之上（见图2）。总体来看，2000年以后，非洲从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的进口额都是上升的；但从进口占比来看，除欧盟曾一度有所下降外，其余经济体都是上升的。具体来看，非洲自欧盟的进口数额从2000年的619.45亿美元上升到2014年的2055.96亿美元，上升幅度高达232%，增加1436.51亿美元；非洲自欧盟进口占非洲总进口的比例虽然从2000年的56.55%下降到2015年43.91%，下滑12.64个百分点，但占比依然最高。同期，非洲自中国进口数额从2000年的50.16亿美元上升到2014年的1103.24亿美元，占非洲总进口的比例从2000年的4.58%上升到2014年的23.56%，上升18.98个百分点，虽有较大提高，但仍低于欧盟，只占非洲自欧盟进口额的53.66%。
图2 2000年 ~2015年非洲自欧盟、中国、美国、日本和印度进口额（亿美元）、占非洲总进口比例变化
数据来源：从UNcomtrade数据库中欧盟28国、中国、日本、印度和美国与非洲57个成员国或地区的贸易数据统计整理制成。
此外，从非洲各国的情况来看，欧盟还是非洲绝大多数国家最重要的进口国。在38个非洲国家中，欧盟是非洲23个国家最大的进口经济体，其中有13个非洲国家从欧盟的进口量占其总进口量的30%。而中国仅仅是非洲4个国家（埃塞俄比亚、卢旺达、苏丹和马达加斯加）的最大进口国。
上述数据表明，中国不是非洲最大的出口经济体和进口经济体，但增长速度快。特别是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2014年李克强总理访问非洲时提出了“461中非合作框架”，宣布中方愿与非洲国家积极推进产业合作等六大工程，把中国的优势产能和先进装备推广到非洲去，力争实现到2020年中非贸易规模达到4000亿美元左右，中方对非直接投资存量要到1000亿美元。这预示着在中国一带一路的倡议合作框架下，正是由于中国的积极推动和参与，让未来非洲的发展具备了良好的基础。
2.从非洲能源出口看，相对于其他主要经济体，中非能源贸易量依然比较低
虽然中国与非洲的能源合作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有所加强，但能源进口的数量和程度仍远不及欧盟。
表1、表2分别统计了2000年~2014年，非洲57个国家出口矿物能源到欧盟、美国、中国、印度和日本的总金额和占非洲57国矿物能源总出口的比例。无论从总金额还是占比来看，欧盟一直是进口非洲矿物能源金额最大，占比最高的经济体。从2000年进口340.42亿美元，占比56.9%，到2014年进口1217.24亿美元，占比65.4%。在2011年前，美国是进口非洲矿物能源的第二大经济体，从2000年进口213.51亿美元，占比35.7%，到2011年进口770.99亿美元，占比32.4%。从2012年起，中国取代美国成为进口非洲矿物能源的第二大经济体，在2012年进口562.28亿美元，占比24.0%，到2014年进口534.70亿美元，占比28.7%。中国从2000年到2014年间从非洲进口矿物能源金额从36.7亿美元上升到534.70亿美元，上升了13.5倍，而同期印度从非洲进口金额上升了25倍多。这说明，近年来非洲作为矿物能源供应方，在资源商品贸易中的地位在提高，这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不能单独指责是中国经济发展加速导致对非洲资源“掠夺”的加剧。
表1. 2000年～2014年非洲57国出口到其他经济体的矿物能源金额（亿美元）
数据来源：作者从UN comtrade数据库中非洲57个成员国或地区出口的第五类第二十七章（矿物燃料、矿物油及其蒸馏产品；沥青物质；矿物蜡）的数据统计整理制成。
表2 2000年～2014年非洲57国出口到其他经济体矿物能源的占它们总能源出口的比例（％）
数据来源：作者从UN comtrade数据库中非洲57个成员国或地区出口的第五类第二十七章（矿物燃料、矿物油及其蒸馏产品；沥青物质；矿物蜡）的数据统计整理制成。
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推进，非洲作为资源供应方进入全球产业链中的重要性得到更多重视。但是，不能据此简单化地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归因于对非洲能源的依赖。数据显示，虽然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中国从非洲的矿物能源进口占中国能源总进口的金额不断上升（见表1），但2000年～2014年，中国从非洲进口能源占中国矿物能源进口总量中的比重有升有降，如2000年～2003年从17.7%下降到2003年的16.9％，2004年～2010年虽均超过20%，但2011年起又回落至10%几的比重（见表3）。因此，从中国对非洲能源需求量占比的变化来看，显然并不是非洲的能源支撑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奇迹。同时，中国对非洲能源产品的需求的增加，主要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增长对所有地区能源产品需求的上升，并非只对非洲地区。
与此同时，与2000年相比，2014年欧盟从非洲进口能源占欧盟资源总进口的比重也出现了下降，下降了3.9个百分点。而印度和日本等国对非洲能源的依赖都有所增加，2014年与2000年相比，两国从非洲进口资源占本国能源总进口的比重分别上升了10.6个百分点和2.7个百分点（见表3）。
表3. 2000年～2014年自非洲进口能源占各国总矿物能源进口的比例（％）
数据来源：作者从UN comtrade数据库中非洲57个成员国或地区出口的第五类第二十七章（矿物燃料、矿物油及其蒸馏产品；沥青物质；矿物蜡）的数据统计整理制成。
除此之外，从非洲各国的具体情况来看，欧盟依然是非洲能源出口的最大市场。在欧盟、中国、美国、印度和日本五个经济体中，欧盟依然是非洲16个能源出口国的最重要的进口国，在16个非洲国家中，欧盟是非洲12个国家的最大出口经济体，其中有3个非洲国家出口欧盟总量占其能源总出口量的50%，还有6个非洲国家的出口量占比达到30%以上；因此，中国不论是从非洲出口总额还是从总体占比上，都不是最大的。而总额和占比都超过中国的经济体如果不被视为“掠夺非洲资源”的话，对中国的“新殖民主义”指责就只能视为双重标准下的不实之说了。
事实上，中非合作既非始于资源，也绝不仅限于资源。中非关系和中非人民友谊源远流长，中非合作远在中国大量进口资源之前就开始了。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刚成立，国家百废待举而且国力尚不富裕时，中国就义无反顾地帮助非洲国家兴建工厂、农场、水利、能源、交通、电信和文教卫生等各类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如中国援建的坦赞铁路）。中非不但合作的范围和领域极为广泛，而且更多提供的是无偿援助。比如，中国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先后向47个非洲国家派遣了医疗队，一直持续了40多年，总计派出超过1．5万人次，累计接诊病人超过1．7亿人次，目前仍有大约1100多名中国医生在非洲工作，致力于帮助非洲人民摆脱疾病的困扰。这些援助无论从起始还是整个过程都不是基于获取资源的目的。迄今为止，中国政府对非洲的53个国家无一例外地提供过援助，其中既有资源富裕的国家，也有资源贫瘠的国家，中国政府都一视同仁。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帮助非洲国家实施了903个成套项目，其中大多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农业、渔业和人员培训也是重要内容；此外还有大约2万名非洲留学生获得了中国政府的奖学金，来华学习深造。中非交往中，中国对非洲各国的援助已持续半个多世纪，并且是涉及各个领域的，大多是援助性的，并不存在歧视性或者摄取型的资源掠夺。而中国从非洲进口能源的贸易主要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是非常晚的。而且，即便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中非贸易也更多的是基于互惠互利，而不是单方面的资源掠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仅三年时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就达到3.1 万亿美元，占我国同期对外贸易总额的26%。因此，“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有助于促进非洲各国经济发展，而且也有助于促进沿线各国经济繁荣和区域经济合作，是一项造福沿线国家人民的伟大事业。近三年来，“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国际社会特别是沿线60多个国家积极响应，正在逐步收获早期成果。如果还要说中国的活动是资源导向的，那么这种观点不仅弄错了时序，而且是非常片面、背离事实的。
3.从主要经济体对非洲的投资看，欧美发达国家仍是非洲投资的主体
从投资角度看，对非洲地区进行资本投资主要有外国直接投资（FDI）和跨国企业并购两种形式。联合国贸发会议投资和企业司是联合国系统内处理与投资和企业发展相关议题的全球高级研究中心，它每年发布一次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世界投资报告。表4显示了2010年~2014年按地区分列的对非洲地区投资FDI的数据。可以看出，非洲地区的FDI主要来源地区仍然是发达国家，且出现越来越强的趋势。来自发达国家的FDI从2010年的485.54亿美元，占比54.6%，出现了短暂的下降后快速上升到2014年的630.24亿美元，占比达71.4％；而同期的发展中国家只有2011年出现了上升到430.33亿美元，占比51.9%，但之后一直是下降趋势，到2014年下降到251.80亿美元，占比仅有28.5%。
从国家或经济体层面来看，欧盟、美国一直以来是非洲FDI最重要的来源国，印度和中国是新出现FDI的来源国，占比很少，甚至印度2013年以前对非洲的投资也比中国高。来自欧盟的FDI占比（除2011年和2012年外）都在30%以上，在2014年一度上升到53.2%；来自美国的FDI占比从2010年的6.2%波浪式上升到2014年的9.1%；来自中国的FDI占比从2011年2.4%（19.53亿美元）缓慢上升到2014年的6.9%（61.93亿美元），出现比较快的上升速度，但占比仍然较低。其中在2011年、2012年欧美大幅减少对非投资时，中国却加大了对非FDI的流入。可见，欧美发达国家一直是非洲投资的主体，中国在非洲的投资是在西方发达国家撤资的情况上进入和增加的，对于缓解西方的撤资冲击，进而对促进非洲的发展是有帮助的。“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的2014年数据显示，各主要经济体对非洲的投资都在加大，中国仍然低于欧盟和美国，说明欧美发达国家仍是非洲投资的主体。
表4．2010年~2014年按区域分列的非洲地区新项目投资FDI金额（亿美元）
数据来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世界投资报告》，
http://www.worldinvestmentreport.org/downloads/。
表5显示了2011年~2014年按区域分列的非洲地区的跨国企业并购情况。从跨国企业并购出售额来看，发达经济体在非洲企业并购的出售额比发展中国家低；从跨国企业并购购买额来看，发达经济体在非洲的购买额比发展中国家多(除2014年外)。具体来看，欧盟在非洲跨国企业并购中出售额和购买额中都占有主要部分，其中购买额度从2011年19.86亿美元到2013年的16.41亿美元，在2014年迅速下降到1.54亿美元，而中国在非洲跨国企业并购中出售额比较大，但是购买额很小，不到1亿美元。可见，近些年，由于中国企业加大走出去力度，中国对非洲企业的并购增长较快，但相比发达国家和欧盟，无论从出售总额和购买总额来看，其比重相对较小。而且，从出售额来看，正是在欧盟和发达经济大幅度减少的情况下，中国却保持了平衡增长。
表5 2011年~2014年按区域分列的非洲地区的跨国企业并购金额（亿美元）
数据来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２０１０～２０１5年世界投资报告》。
同时也有相关文献研究持相似观点。赞比亚总统鲁皮亚·班达 ( Rupiah Banda) 说：“在经济危机最严重的时候，某些投资国大量削减投资或撤出资金，而中国企业仍在非洲正常开展经营活动。”中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存量远落后于其他发达经济体，截至2012年年底，中国在非洲的投资约占非洲直接投资存量的3%，中国的投资仍相对较小。中国的直接投资存量仍然远远落后于英国和法国，金额也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说中国在非洲是“新殖民主义”，是言过其实。正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非合作给非洲各国带来了更多发展机会，使非洲各国认识到中非合作的重要性，由此在2015年的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中非领导人一致同意将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非洲国家领导人纷纷表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对非洲发展非常重要，非洲国家欢迎中方积极参与非洲铁路、公路、港口等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建设并与非洲开展优质产能合作。
4.中国与非洲的贸易和投资是多领域、全方位的
中国与非洲的贸易和投资是多领域、全方位的，并不像有些批评中国实行所谓“新殖民主义”的人所说，中国针对的是非洲的矿产或能源。非洲进口中国的产品主要是工业制成品，其中工业制成品中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所占比例逐渐上升；非洲出口中国的产品是初级产品、初加工产品和低附加值产品，其中低附加值产品出口比例缓慢上升。2000年中非论坛成立后，中国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机电、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已占对非出口总额的一半；同时，非洲的钢材、铜材、化肥、电子产品等工业制成品陆续进入中国市场，出口额从2000年的56亿美元增加到2012年的1131.7亿美元。综上而言，非洲与中国的产品有很强的互补性，随着贸易的深入，非洲出口到中国产品的附加值在提升，中国出口到非洲的商品附加值也在提升。
从非洲经济表现来看，近十多年也是非洲摆脱停滞局面、总体经济形势显著改善的时期。2007年非洲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达到5．8％，相比2006年的5．7％和2005年的5．2％呈现平稳上升趋势。世界银行《2007年非洲发展指数》报告指出，许多非洲国家的经济在1995年～2005年期间取得明显增长，与1975年～1985年间的经济崩溃和1985年～1995年间的经济停滞不前形成了鲜明对比，非洲30年来首次跟上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步伐。可以说，非洲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贸易和投资的改善。2000年～2006年，流入非洲的FDI有所增加，占GDP的比重从16．8％上升到19．5％。尼日利亚福卡多斯原油现货价从1900年23.85美元一桶增长到2012年114.21美元一桶，非洲出口价格指数一改20年来持续低迷的状态，迅速提高，非洲贸易条件明显改善，非洲国家出口增长率有较大提升，经济福利得到增进。
经过对比发现，自2000年以来，非洲经济表现趋好与中国加强与非洲合作的时间恰好吻合。应该说，非洲经济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这种巧合实际上反映出中国因素在非洲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不是相反。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Economic Commission for Africa)和非洲联盟(African Union)发布的《2008年非洲经济报告》也指出，在过去几年中，非洲与亚洲之间的经济联系不断增强，特别是与中、印两国在贸易、投资以及经济援助等方面的合作，是促进非洲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增长迅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为非洲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全方位支持。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从2003年的0.75亿美元增加到2014年的32.02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36.73％。截至2014年底，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存量为323.5亿美元，占全部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3.7％。相比之下，2007年底流入非洲的直接投资存量占全球FDI流出存量的比重只有2.5％。陈文杰等（2016）使用中国商务部（MOFCOM）1998年至2012年期间在非投资的所有中国公司数据库发现，中国在非洲投资自然资源部门的投资相对较少，服务业投资占据主导地位，中国对非洲投资中大约60%的项目集中在服务行业，其余部分几乎平均分布在制造业和自然资源；中国企业在技能丰富国家投资技能密集型行业，但在资本丰富国家投资资本密集型行业。此外，中国对非洲的投资不仅限于采掘业等资源类行业，而是越来越多地进入服装、零售、农业、渔业、食品加工和旅游等行业，有利于非洲国家发挥资源以外的比较优势，促进其经济全面均衡发展。
图3显示，中国对非洲国家直接投资额的自然对数（Ln(ODI) ）与非洲国家的GDP的自然对数（Ln(GDP )）两者之间有显著的正向关系，意味着中国对非洲国家直接投资额的变化与非洲国家的GDP的变化是同方向变动，即随着中国对非洲国家直接投资的增加，非洲国家的GDP也随着增加。这一趋势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的中非合作下，依然保持不变，说明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投资对非洲经济增长有重要的贡献率，是非洲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图3.2003年～2013年中国对非洲国家的直接投资与非洲国家的GDP的关系图
数据来源：中国对非洲国家的ODI（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来自中国商务部《2008～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GDP数据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由EPS整理，2003年～2013年50个非洲的413个非平衡面板数据，单位：美元。
5.中国更注重对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援助和投资
中国在非洲的援助和投资非常注重基础设施建设，这些领域是过去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对非洲投资忽略的领域，但基础设施领域禀赋的提升有益于非洲经济的长远发展。非洲国家在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中有比较明显的比较优势，发挥比较优势是非洲国家快速改变经济落后状况、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举措。但非洲基础设施的发展严重制约了制造业的发展，非洲各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需要因势利导地加大基础设施投资，从而为发展制造业提供更好的外部环境。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钢材、水泥、玻璃等产品上有比较优势，同时有与之配套的资金、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等生产要素，这为中国在非洲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提供了有利条件。根据世界银行测算，基础设施短缺制约生产能力的40%，若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将提高经济增长2%。2009年世界银行估计，仅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各国每年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就高达900亿美金，非洲国家的基础实施投资一直处于严重不足状态。以整个非洲2012年基础设施投资资金来源为例，总投资金额为892.71亿美元，其中非洲政府投资421.97亿美元，占比47.3%，外部公共基金投资391.63亿美元，占比43.9%，还有一部分私人部门投资7.91亿美金，占比为8.9%。在基础设施投资上，非洲政府资金增加的额度受本国经济发展的制约，增长有限；外部公共基金的占比与非洲政府的一样重要，且还有空间进一步增长。从表6可知，非洲国家的基础设施外部公共基金主要来源于两部分：国家和国际组织，两者的投资比例从2012年的59.60:40.39变化为2014年的42.54:57.46。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贡献占比最高，2012年占比有57.26%，2013年占比45.85%，即使2014年有下滑也达到25.98%；从国际组织的维度来看，多边发展银行与非洲发展银行的投资比例从2012年85.45上升到2014年的87.61，仍是以多边投资银行为主的趋势，在多边发展银行中，中国作为主要经济体也积极通过多边组织参与非洲基础设施投资。
表6. 2012年、2013年、2014年非洲基础设施外部公共基金来源区域分布（亿美元）
数据来源：2012年、2013年和2014年非洲基础设施集团报告。
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非合作需要校正的视角
1.中非合作不需要用“西方中心论”来评判
西方世界对于当今全球发展的认识存在诸多问题，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西方在看待世界时，总是自觉或者不自觉地以傲慢心态，固执地坚守着“西方中心论”。在对待非洲国家时，西方国家仍然摆脱不了殖民主义的心态，将非洲视为西方的附属物，认为非洲是“西方的非洲”。因此，任何国家与非洲的交往，都需要征得西方主要国家的认同或者认为只有西方主要国家才有资格与非洲交往。正因为如此，当中印等国开始与非洲进行交往和开展合作时，才有了“资源掠夺论”“新殖民主义论”等不和谐的声音。进入21世纪以来，越来越明显的世界多极化发展的潮流正在改变自18世纪以来一直被西方几个主要大国主导世界发展的格局，西方的日渐衰落与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正在对“西方中心论”形成越来越大的冲击。事实上，“西方中心论”不仅无助于非洲的发展，而且越来越成为非洲发展的包袱。应当承认，在当今的世界，西方国家在经济、政治、外交、军事、技术和资本方面仍然占据着显著优势，但是这些优势在历史上的形成与对很多国家的殖民和掠夺有很大的关系。为此，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更有责任推动包括非洲各国在内的更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而不是继续抱着西方至上的自我优越感，进行不切实际的说教，甚至是阻挠非洲的发展。否则将无法与包括中印在内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顺利往来，最终将不利于西方国家自身的发展。
2.现代化不是西方化，非洲发展不需要遵循西方模式
西方国家率先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值得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学习，这是事实。但是这种学习不是简单的模仿，更不是西方道路的复制。自近代以来，西方式现代化触角已延伸到世界各地，它的思想、体制、价值观、宗教、语言、意识形态、习俗等等，对世界其他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然而，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亚州各国发展迅速，尽管不少国家吸取了发达国家的经验，但这些国家的发展道路却并非是西方的翻版，而是极具各自特色，其体制、习俗、价值观、意识形态，都植根于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可见，西方发达国家是现代化的先行者，但是绝不是现代化的范本，更不是现代化的唯一“蓝本”。美国学者彼得·珀杜认为：“工业增长并不一定是欧洲发现的特殊技能经过几百年的长期积累而形成的结果，通往经济现代化的道路有很多条，英格兰只是走了其中的一条。”实际上，实现经济腾飞的方式和路径可以多种多样。特别是东亚经济的腾飞和崛起，也证明了这一点。其一，与西方现代化几百年的历程相比，东亚腾飞之路只用了短短几十年时间，很值得包括非洲各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学习、借鉴；其二，西方现代化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其现代化的进程与对很多国家的殖民和掠夺分不开，其发展模式不可复制。对于如何实现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应该说，非洲人自己比任何西方国家更清楚。脱离非洲国家具体国情的发展道路，不但对非洲发展无益，甚至可能阻碍非洲各国的自身发展。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2015年最不发达国家报告》指出，在联合国确定的48个最不发达国家中，非洲占据了32个。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有4.07亿人靠每天不足1.25美元在维持生存，占该地区人口的44%，长期营养不良，63%的人不能饮用上健康的水，文盲率高达41％，在11个文盲率最高的11个国家中，非洲地区就有10个，非洲大陆作为一个整体，比发达国家至少落后50年～100年。要彻底摆脱这种贫穷、落后的局面，非洲的发展只能按照自己的国情，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去进行。如果硬性移植西方发展模式，最终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3.中国崛起不但有利于非州发展，更有利于世界发展
随着中国的崛起，与之相伴的另一个话题也随同出现——“中国威胁论”。中国用不到40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几百年的现代化历程，并且在全球处于金融海啸引发的经济低谷之际，引领世界经济成长，引起全球的关注。不管西方发达国家的心路历程如何，中国的崛起，不但让西方更多反思过去的发展模式，而且更可能改变未来世界发展的理念。英国学者马丁•雅克曾预言，中国的崛起会重新塑造现代的意涵与模式，不要期待中国会向西方模式靠拢，中国会成为带动世界秩序重组的重要力量。现在，在对待中国的崛起上，西方总是希望世界的中国变成“西方的中国”，希望中国融入到西方国家建构的主流价值观之中，或是被现存的国际社会规范与制度同化。事实上，中国的发展成功，正是在不断汲取西方国家的经验基础上，根据自己的国情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取得的。中国的发展源于同世界发展的联系，“中国的世界”与“世界的中国”，不是两个相互排斥的命题，而是互为因果、相互促进的关系。
300多年来，西方一直秉承西方中心论的世界观，引导着世界的发展潮流。随着中国及一大批新兴国家的崛起，意味着西方主导世界的时代即将落幕，其心理上的失落与沮丧可以理解，同时西方也应该以正确和积极的心态理解中国与更多新兴国家的崛起。中国的崛起不是挑战现存的国际规则与秩序，而是现存的西方主导的国际规则与秩序并没有充分考虑到更多的非西方国家的发展，也没有兼顾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与需要，才会导致各种矛盾和摩擦。因此，现在是西方国家正在进入到一个西方无法主导和多元治理的世界，西方不再是唯一现代化发展的样本，更不是先进的“坐标”，传统的西方熟悉的一元化发展格局正在消失，多元化发展格局正在形成。在这种多元化发展格局里，世界各国将日益谋求自身的独立与发展，谋求平等共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西方发达国家对中非合作的种种说辞甚至歪曲并非真的是因为中国在非洲“掠夺”了多少资源或是对非洲国家造成了不利影响，而是在于欧美国家担心自己对非洲资源的绝对控制地位受到挑战，特别是担心自己在非洲政治、文化和思想上的影响力因为中国的进入而受到冲击。一句话，歪曲中非关系实际上是对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上升充满戒心的表现。可以想见的是，这种心态既不利于非洲的发展进步，也不利于西方发达国家自身的发展。
三、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中非合作共赢
中非合作有着深厚的友谊基础和良好的经济合作关系。在2015年的皮尤研究中心调查发现，非洲70%受访者认为中国对非洲是正面的，高于欧洲的41%和世界平均水平55%，是最高的地区。非洲是中国重要的能源进口来源地、第二大海外工程承包市场和第四大投资目的地，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加入到非洲市场，改善了非洲的贸易和投资环境，打破了西方对非洲的垄断势力。中非资源禀赋各异，经济互补性强，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合作潜力和空间很大。李克强总理曾于2015年11月2日在《经济学人》发表题为“中国经济的蓝图”的文章，文中提出：中国正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通过国际产能合作，将中国制造业的性价比优势同发达经济体的高端技术相结合，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优质优价”的装备，帮助他们加速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以供给创新推动强劲增长。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再次告诉世人，中国并不追求霸权，其目标是实现与周边国家建立“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既不是中国人兴建的，也不是中国人推行的，而是境外对中国的丝绸有需要，才形成了丝绸之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西方的“马歇尔计划”有本质区别，因为“一带一路”倡议希望沿线国家平等互利、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对于非洲而言，“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政策沟通保证了中非合作中，中国能够倾听非洲国家的声音，从非洲国家现阶段的经济、制度条件出发，与非洲各国展开合作。如道路联通解决了制约非洲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基础设施障碍，提升了非洲国家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优化了非洲国家的禀赋条件，降低了贸易成本，增强了产品的竞争优势；贸易畅通消除了非洲国家一直以来在国际贸易市场中的不能按时交货等贸易问题，使得非洲国家能够快速融入到全球化的产业链中，发挥比较优势，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货币流通完善了非洲国家资本市场，使得非洲各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能更好地服务本国实体经济；民心相通能使得中非传统友谊源远流长，起到中非交流的桥梁作用，为中非合作发展多做贡献。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是在世界经济低迷不振的时代，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火车头的中国，将自身的产能优势、技术与资金优势、经验与模式优势转化为市场与合作优势，实行全方位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建设让非洲和全世界共同分享中国改革发展红利、中国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体现了中国在促进世界发展进程中的责任和担当。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可以更好地推动沿线国家间实现合作与对话，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夯实世界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非合作发展互有需要、互有优势，为非洲的历史性发展迎来历史性机遇。当前非洲各国普遍期待加快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致力于实现经济独立和自主可持续发展，同时中国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和快速发展已形成大量优势产业和富余产能，具备了同非洲国家在优势互补基础上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条件。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与非洲国家致力于加快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努力是历史巧合，对中非合作发展也是一个重大历史性机遇。因此，西方国家关于中国对非洲实行“新殖民主义”的指责显然是没有依据和不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