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东北地区“产业缺位”的生成与演进
改革开放前中国产业体系与东北地区产业定位
新中国成立之后至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基本沿循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框架，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足以独立运转的产业体系。但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和“冷战”时期资本主义阵营的技术封锁，中国产业体系技术相对落后。第三次产业革命时期形成的主要产业更是如此，除核能利用技术外都相对落后，特别是微电子类的电子产业技术更是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在这个产业体系内，由于自身具有资源丰富、产业基础较好以及地理位置靠内等适应“冷战”需要的特殊区位优势，东北地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即布局了钢铁、煤炭、石油、木材等资源型产业以及机械制造、化工、汽车、纺织等制造业。从产业定位来看，东北地区的产业属于中国经济活动的基础部分，是提供技术、资源的生产资料生产的主要部门。特别是机械制造业，是所有工业的基石，决定着工业技术水平，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属于生活资料部门的，主要是汽车产业中的乘用车部分。而且，在全国一盘棋的计划经济时代，全国的产业共同构成一个大的产业体系，东北地区的上述产业在原料来源及供给方向上全部由国家调配，因此不存在区域内自然形成的上下游产业链。但在一般条件下，国家本着就近就便原则进行调配，使东北地区的煤炭、钢铁、机械制造业之间存在较为稳定的产业关联，可以视为一种上下游链条关系。而在其他产业之间，通常不存在这种较为稳定的关联。
然而，这一时期东北地区的经济“腾飞”所依赖的是以产品数量取胜的优势，而不是占据高附加价值产业领域的产值优势。图1为1952—2014年东北地区主要工业产品数量在全国比重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东北地区在工业基础产品的生产量上占据了较高的优势，有些甚至是垄断性的。
图1 1952—2014年东北地区主要工业产品数量在全国的比重
尽管产品生产优势明显，东北地区的总体产值却并未呈现与之相匹配的全国主导性地位，而是表现出工业产品数量占比远高于产值占比的特征。东北地区的产业定位，实质上是以整个产业体系的原材料初加工为主体的基础产品生产部门，其加工程度小，附加价值低，在以产值计算的国民经济体系中并不占据优势。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东北地区的工业总产值与GDP自1960年开始便呈现出波动下滑的态势。这说明，在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十年“腾飞”之后，东北地区的经济实际上已经开始固着于产业体系中技术层次相对较低、附加价值相对较小的基础产业领域，尽管工业产品生产占据较大比重，但也仅仅是数量上的压倒而已。事实上，这种数量上的优势也在逐步削弱。但是，这种数量上的优势，在计划经济时代统筹调配物资、国家财政统一发放工资的体制下，使得东北的主要产业充满自豪感，而没有意识到东北的主要产品实际价格很低。于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当国家不再以数量管理的模式进行计划调拨，也不再以财政支出来负担企业成本，经济增长的计量方式从物质产品数量转为产值之后，东北产业的固有弊端就暴露无遗了。
改革开放后东北地区“产业缺位”的形成与深化
东北地区“产业缺位”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产业体系整体推进技术升级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与深化的。其中，既包括“渐进式”改革开放中世界市场与更大范围的产业体系对东北地区“故步自封”的传统产业领域的强大冲击，也有新兴产业发展缓慢难以在全国形成竞争优势从而无法实现对原有支柱产业替代的无奈。这两个现象的形成与深化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侧面，并非此先彼后、循次进行的，而是此未消彼长、难分孰先后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东北的“产业缺位”势必造成经济下滑，这是多重因素作用下的客观结果。
第一，“渐进式”改革开放政策下，东北地区传统优势产业面对强大的世界市场与国际竞争逐步衰退，在国家整体产业体系中节节败退，进而在全国产业体系中形成了传统优势领域“产业缺位”的局面。改革开放初期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依靠的工业生产原材料及机器设备等均由国外进口。国外相关产业的大批涌入，对东北老工业基地带来巨大冲击。东北地区的重工业基础早期倚靠苏联扶持，后期则落入了照搬苏联模式的僵化局面，机械设备老化，生产效率低下，产品缺乏创新，无法与国外具有先进生产力、高生产质量等优势的同类产业相抗衡。此时国家开放政策的落脚点，在于推动工业生产设备、技术的全盘引进，而国际资本与市场的选择自然也青睐于区位条件更佳的东南沿海地区。因此，在这一历史的选择中，东北地区失去了发展先机，仍“故步自封”地延续着原有的低附加值产业定位，并在计划经济残留的体制阴影下乘凉，与核心产业日新月异的发展渐行渐远，在国家整体产业系统中失去了优势地位。具体而言，东北地区的钢铁、煤炭、石油、木材等资源型产业及机械、化工、汽车、纺织等制造业，虽然在这一过程中都处于长期衰退态势，但因其在产业体系中的定位不同、产业技术水平不同、市场环境不同而有缓疾各异的表现，具体见图2。
图2 1981—2014年东北地区主要产业产值在全国的比重
第二，在改革开放后全国重新构建产业体系的过程中，东北地区的新兴产业起步较晚，由于传统支柱产业抢占资源，新兴产业成长缓慢，在全国竞争中处于劣势，进而造成东北地区在高端产业、新兴产业领域处于“缺位”状态，即“高、新产业缺位”。在计划经济背景下，东北地区工业企业多数为国有性质，资本、原材料、技术等资源高度集中，指令性的资源配置手段能够保证重工业生产的高效率，已经建立起一套封闭式的工业体系，能够完成原材料及设备的独立生产和运营工作。这样的经济运作模式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因而无法适应改革开放之后国家的市场化体制建设。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东南沿海地区凭借港口对外开放的优势迅速建立起工业体系，大量重工业生产所需的原材料、机器设备等均通过国际市场引入；同时，以纺织为主的轻工业在交通便利及劳动力丰富廉价条件下迅速发展。东部沿海地区自此建立起重轻工业合理搭配的产业结构，这是以重工业为主的东北老工业基地所不具备的。因此，以长三角地区为代表的“南方工业”迅速崛起，凭借改革开放的强大优势逐渐赶超东北地区，成为全国经济发展的龙头。长期以来，国家大力支持东部沿海地区的开发建设，工业重心逐渐南移，东北地区原先占据优势的部分主导产业也被经济发达地区的新兴产业替代。近年来工业部门涌现出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端产业，诸如计算机电子设备、机器人、航空装备、先进轨道交通制造等。受技术创新限制，东北地区在这些高新产业领域实现的产值不高，在全国所占份额逐年缩减。如东北地区的计算机电子设备制造业，1990年产值在全国占比为7%，2014年已下降到1.2%。机器人产业发端于东北，但由于东北地区投资环境恶劣、市场发育不足等原因，其产业重心已转移至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当前东北地区的市场份额仅占全国的10%左右。此外，东北地区GDP结构以第二产业为主，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经济效益低，市场活力不足，对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明显不如东南沿海地区，这也是近年来东北地区人才流失的一大原因。
第三，资源型产业因资源枯竭而走向终结，造成东北地区基础经济部门主要产业的缺位。1949年以来，矿产冶金加工等资源型产业一直是东北地区的优势产业，也是奠定东北经济体在全国产业体系中重要地位的基础。然而，东北地区重要煤矿、石油基地的资源开发大多已进入后期阶段，随着不可再生资源的日益枯竭，资源型产业经济效益迅速下滑。东北地区的资源枯竭型城市以煤炭、石油和森工类为主，具有数量多、分布广、规模大的特点。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东北资源型城市的粗放式开发，有力支撑了国家的经济发展，但也导致东北地区的资源型城市提前进入枯竭期，资源枯竭后产生的各类问题也比其他地区更为明显。截至2013年，我国已经分三批界定了69个资源枯竭城市，以及大小兴安岭林区参照享受政策的9个县（市、旗、区）。其中，东北三省共有24个市县入围。辽宁省阜新市是全国确定的第一个资源枯竭型城市，其经济转型发展受到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然而成效不佳。随着煤炭资源逐渐枯竭，阜矿集团的主要矿井有23对相继关闭停产，煤炭产业经济效益持续走低；煤炭相关产业同样走向衰落，但地区内尚未形成一定规模的接续产业，缺乏新的经济增长动力。2015年，阜新市生产总值为542.1亿元，位列辽宁省末位。其中，以煤炭为主的能源工业实现增加值41.6亿元，同比下降11.6%；装备制造业实现增加值26.7亿元，同比下降13.7%。2014年11月，阜新特大矿难事故再次引发全国关注，落后产能的安全隐患亟待解决，阜新的煤炭产业终将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被淘汰。与阜新市情况相似的，还有黑龙江省曾经的四大煤城之三：鹤岗市、双鸭山市和七台河市，均被列入资源枯竭型城市。煤炭产业正行下坡路，经济转型后劲不足，这对黑龙江省的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据已公布数据显示，黑龙江省2013、2014及2015年的GDP增速分别为5.0%、5.6%和5.7%，在全国处于倒数五名之内。2014年，黑龙江省工业经济效益明显下滑，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13 086亿元，同比降低2.9%，实现利润985亿元，同比下降14.9%；能源工业增加值下降0.6%，部分工业产品产量锐减。
宏观上看，资源型产业的开发已对生态环境造成恶劣影响，其衰落不可避免。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部分产业过度依赖资源，短时期内能够支撑经济发展的替代产业尚未形成，东北地区原先在产业体系中占据的优势位置也将不复存在。
二、“产业缺位”对体制的固化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引入对东北地区自身的发展带来巨大挑战。这一变化，使东北产业在整个中国乃至世界的分工体系中，处于“传统优势产业缺位”“高、新产业缺位”“资源型产业缺位”的“三缺位”态势。而这种“产业缺位”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是长期发展的结果。“产业缺位”在东北地 33 46158 33 15534 0 0 3412 0 0:00:13 0:00:04 0:00:09 3411已产生了经济惯性，低附加值产业连年衰退的经济效益被计划经济遗留的地方财政“救济”所填补，进而掩盖了市场化严重不足的体制缺陷。久而久之，东北经济已经习惯于计划与市场双轨而非转轨的畸形体制，这便是由“产业缺位”嬗变而来的“体制固化”。
“产业缺位”对市场机制的破坏——制度优势固化
如上所述，东北地区所处的“三缺位”态势，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缓慢出现的。具体而言，由于区位优势的差异性，使东北地区在产业政策调整上几乎没有关注到高、新产业的“缺位”，只是把重点放在传统优势产业的优势再建。东北地区传统优势的基础机械制造业、交通机械制造业都是国营大企业，在改革过程中往往转为国有经济持股的央企，成为依靠国家政策的主力军。而地方政府也选择这些企业作为政策投放的主要领域，着力扶植已非全国优势产业的当地传统优势产业，制度性地支持其延续和发展。其占区域经济增长比重大，政策效果显著，但同时造成东北地区特有的“一柱擎天”“二人转”等主导产业单一现象。而对资源枯竭造成的“资源型产业缺位”只能视为不可抗力，转而求助于国家财政的支持。由此可见，东北经济的主要部门都是依靠制度优势而非市场机制生存的。于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在东南沿海地区率先成为国家投资的重点区域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东北老工业基地由于自身的产业定位已被限制在基础产业领域，无法满足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要求，在向市场化转制的进程中明显滞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遗留问题明显，以重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在计划经济时期已形成独立完整的指令性运作系统，难以适应市场机制下的经济运行模式，传统优势产业中的国营大企业以国有经济持股的央企形式延续发展；另一方面，在国家总体工业化政策开始向轻工业倾斜之际，东北地区工业部门结构“积重难返”，因而开始落后于以轻工业为主的东南沿海地区。
改制后的国有企业尾大不掉，是东北地区市场化改革的一大难题。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起的一大批重工业国有企业，是东北地区经济运行的重要参与者，也是市场化进程中需要重点改革的对象。然而在已采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中，国企转型始终存在很大缺陷，收效并不显著。由于历史上长期发展的积淀，老牌国企产能落后，长期亏损，无法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需要。这样的企业在完善的市场机制下理应淘汰。但东北地区则不然，市场经济贯彻得不彻底，地方政府仍奉行原有的价值观念，对国有企业的扶植力度并未减少。这一制度优势的固化无法保证市场参与主体的公平竞争，因而大大削弱了国企改革的能动性，其最终结果就是改革流于形式，亏损国企靠政府“接济”度日，毫无希望可言。此外，相当一部分的地方财政收入用于填补国企黑洞，严重破坏了地区生产能力，GDP下滑也就不足为奇。
“产业缺位”对市场组织的破坏——产业垄断固化
从地方政府扶植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国有经济所在产业是东北经济的主导产业，也是问题最多的产业。扶植最主要的产业，使之摆脱当下的困境是通常情况下的合理选择。至于这些产业是否已经走到产业周期的末期，是否应该推动其向新的产业领域转型升级，往往没有进入政策研究的视野。首长决策制、干部任期制等行政制度则进一步助长了这种政策思维方式。于是，东北地区的国有经济所在的传统产业领域便在一届一届政府的主导下延续着垄断扶植政策的地位。这种垄断地位，使上述产业占据了国家政策的主要资源，吸引了大量的优秀人才，但由于垄断了市场利益而缺乏技术创新动力，最终导致自身发展缺乏底力。汽车产业“以市场换技术”战略的失败正是其典型例证。于是，越垄断，越衰退，越扶植，越垄断……形成了固化的产业垄断恶性循环。
20世纪90年代，东北地区经济陷入困境，大批国有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经济亏损额居高不下，众多职工面临下岗失业。东北地区传统的工业部门产值逐年缩减，原有的主导产业及优势产品在全国的地位也呈现下降的态势。2001年中国“入世”以来，东北地区的农产品和农业经济也受到内外双重压力。总的来说，东北地区传统的优势产业在改革开放的洪流中失去了其原有的地位，而新兴产业在东北地区的发展多处受限，尚未形成一定规模。这直接导致地方支柱产业数量的减少，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力也随之减弱。
在“内忧”与“外患”双重压力之下，东北第一轮振兴规划提上日程。从宏观数据上看，2004—2013年东北地区经济走势有所回升，GDP增长率基本保持在10%以上，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一致。然而，2014年起东北经济再次出现下行态势，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GDP增长率急剧下滑，严重脱离了始终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全国经济运行轨道。这说明，困扰着东北经济的深层次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这种现象的出现，原因在于第一轮“振兴”战略对东北地区投入政策支持的重点实质上仍然是改造原有产业。也就是说，在地方支柱产业面临减产、无以为继的情况下，没有大力“开源”进行自主核心技术的研发与创新，而是一味注资扶植原有产业全盘引入国外资本和技术，试图重振“辉煌”。且不论当年的“辉煌”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特殊产物，东北地区支柱产业早已处于僵化状态，仍延续着以往的生产运营模式，即便引入外来资本也缺乏掌握核心技术的能力，仅能被动接受世界市场上高端产业向下游的转移，不可能实现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发展。这种只治标不治本的政策扶植，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东北地区“产业缺位”的问题。
“产业缺位”对市场创新的破坏——政策方式的固化
在上述背景下，东北地区对产业扶植的政策方式也逐步固化为“传统优势产业为核心、产业园区为动力、大项目为抓手”的固化模式。
如前所述，在中国经济融入世界市场时，国际资本首先青睐于对外开放条件更好的东南沿海地区，之后逐渐向其他地区转移。东北地区本身的产业基础老旧，“产业缺位”造成体系残缺，加之缺乏核心技术，因而在这一资本选择与转移的过程中始终处于被动地位，外资引进环节薄弱，市场运行机制不发达，主要靠政府招商引资及各类优惠政策的拉动。于是，围绕传统主导产业，建设各种产业园区，以期推进集群发展的政策方式逐步得到广泛认同。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东北地区市场环境的恶化，单靠市场“指挥”无法在短期内达到理想效果，因此政府想方设法让资金到位，是否有产业发展的后续支撑则不在首要考虑范围之内。目前，政策固化的恶果已经显现，前些年各地纷纷涌现的工业园、产业基地有相当一部分已无法维持自身运转，工厂陷入停产，但由于土地合约未到期只得闲置，这对生产要素与社会资源造成极大浪费。
与此同时，市场环境恶化使新兴企业进入市场门槛高、阻力大，市场没有显现出应有的活力。地方政府对国有企业的一贯扶植实质上是对新兴民营企业的变相打压，严重阻碍了自有资本在市场上的流动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东北地区第三产业份额不足、金融业发展受限的原因。
由于政策对招商引资带来的“量的扩大”过于关注，忽视了创新的“质的发展”，导致市场创新力不够，进而东北地区人才与技术流失加剧。改革开放以来，各类资源在市场中的流动加快，特别是人才和技术两大要素在经济发达地区集聚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与2000年相比，东北地区人口流出280万，流入100万。也就是说，在10年内，东北地区的人口流失了180万。近年来，东北三省人口呈现出较大幅度的下降趋势，外出务工人员、企业中高端人才等都倾向于选择到经济较为发达的一线城市或南方发展。人口长期的净流出导致人才大量流失，这对东北老工业基地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从人口经济学的角度看，一个地区的人口流失与经济下滑有密切的关系，且往往会互相作用，恶性循环。而在留住人才方面，东北地区的作为远远不够，各类人才引进计划与优惠待遇政策不具吸引力，没有相应的产业支撑与庞大的就业意愿相匹配，归根结底还是“产业缺位”的结果。
受此影响，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产业技术创新能力一直没有得到较大程度的提升。这与人才的流失有关，更重要的是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东部沿海地区长期依赖技术进口支撑产业发展，而东北工业产品的生产没有形成良好的外部竞争环境，加剧了内部的重复竞争，造成产业技术创新停滞不前。技术的创新是产业发展、经济进步的根本驱动力，人才和技术的缺乏加剧了东北地区经济下滑的速度，而经济发展环境恶化进一步加速了人才与技术的流失，使东北经济陷入人才与创新的恶性循环。
三、东北地区产业再定位的思考
解决东北地区的经济困境，最根本的是要解决“产业缺位”问题，让产业找到应有的定位，弥补缺口，打破“体制固化”，参与到国家产业体系建设和经济循环的进程中去，最终能够在世界市场内拥有一席之地。“东北振兴”战略必须调整：对内，产业体系重构、国企改革至关重要；对外，积极打开外部市场，与发达地区形成经济连接，使得东北地区能够在国家经济发展各环节中有自己的地位。
战略调整：以市场机制构建“新产业体系”
当前，面对美国再工业化、欧洲“工业4.0”等产业革命潮流，中国政府相继提出了推动经济转型发展的一系列战略思路。新出台的东北振兴规划明确提出，“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适应和把握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趋势性特征”，“坚持变中求新、变中求进、变中突破”，“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解决突出矛盾和问题，不断提升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发展活力、内生动力和整体竞争力，努力走出一条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结构更优、优势充分释放的发展新路”。为此，东北地区应抓住新一轮市场化改革的历史机遇，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推进新产业体系建设。第一，对国有经济占主导的低附加值产业领域，诸如装备制造、矿产冶金等传统的东北地区优势产业，应将其充分付诸市场，让市场去选择，借助市场去推进传统产业的管理升级、技术升级和产品升级。以此，将政府从经济“救火队”的角色中解放出来；第二，根据世界产业革命走向和市场需求发展方向以及建设绿色、高效新产业体系的社会需求，充分利用国家提出的“中国制造2025”规划、《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带来的政策优势，大力推进东北地区高端制造业的体系建设。重点发展新能源汽车、航天航空装备、工业机器人与智能装备、先进轨道交通、农机装备、生物医药与高性能医疗器械等高端产业；第三，积极推进信息技术与传统制造业的融合，这是未来工业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竞争对手，并不是经济发达的长三角、珠三角等地，而是具有强大竞争实力的国际同行。当前，东北乃至全国的制造业整体特点是“大而不强”，与国际工业强国相比，在资源利用效率、产业结构水平、自主创新能力、信息化程度、经济运行效益等方面有着很大的差距。“东北振兴”与“制造强国”战略并行，加快东北地区传统工业转型升级，是形成东北地区新经济增长极、提升优势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强大驱动力量。
技术创新：提高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能力
自主核心技术的研发对产业和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也是东北地区参与国家整体经济循环的必然条件。当前中国正处于“万众创新、全民创业”的热潮中，这是推进新时期东北地区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机遇，“两创”对已有企业和新兴企业的未来发展都具有关键性的启发作用。新一轮的产业信息化革命悄然展开，在与高科技网络相结合的领域抢占先机，应是企业集中研发力量提高核心技术的重要出路。另一方面，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支持。如建立奖励机制，提高专利产品与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利用财政补贴，扶持研发能力不足的企业引进相关产品的先进技术；加强科研部门的投资力度，大量引进与产业技术相关的优秀人才；发挥产业内龙头企业的辐射作用，提高资源共享率，建立起高效的产业内部学习机制等。
国企改革应以技术创新为突破口。长期以来，东北地区的央企、国企由于垄断地位的固化，使得其技术创新动力不足，经济效益下滑。面对沉重的历史包袱，仅仅靠所有制改革是不够的，必须加大力度推进技术创新，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实现升级换代。处于产业链低端的夕阳产业与企业必须淘汰，而具有转型优化空间的原材料加工、机械制造等老牌国企，则必须以技术创新为突破口，在企业传统生产优势的基础上，通过大力投资核心技术的研发与应用，提高其产品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的综合竞争力，真正做大做强。
同时，培养、留住人才是东北地区提高技术创新能力的重要议题。除了外来人才引进，东北地区还拥有大批素质优良的高校人力资本，是培育人才的重要保障。企业应依托优秀科研单位以及高等院校的科技优势、研究优势和人才优势，走产学研相结合的发展道路。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通过合作开发、人才引进、人员交流等方式积累起自身的技术优势；在吸收先进技术之后，要切实加快技术向产品转化的进程，保证科研成果的时效性。
政府职能：推进政策服务转型升级
“十年振兴”中，政府大量注资救活国企，从之前的“卖国企、甩包袱”到“战略重组、做大做强”，东北经济重回国企煊赫的时代。然而一轮振兴过后，部分国企产能落后的问题依旧严重，积重难返，造成了社会资源的大量浪费，严重拖累了东北地区经济的发展。诸如煤炭、石油开采等初级资源型产业，投入再多的资产也不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在市场的自然选择之下，处于“夕阳”的产业与企业势必遭到淘汰，再通过注资等方式以求重新振兴已无可能，故应在解决当下困境的同时，着力妥善安排夕阳产业的退出机制。
长期以来，政府对国企改革的方向判定有误，一味扶持补贴是不能解决根本性问题的。招商引资、政策优惠只是一时，为企业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才是长远之道。与此同时，为确保产业政策不再回到只扶植当下主导产业的传统思维方式上去，应进一步优化政策制定机制。导入体制外要素，建立由政府官员、产业代表、学者共同组建的政策审议制度，由官产学三方共同策划既有利于解决当下困难又能兼顾长远产业发展、转型升级、新产业体系建设的产业政策，从制度上保障东北地区新兴产业能够突破传统国有经济的垄断束缚，获得应有的生长空间。
东北地区正处在市场化改革的关键阶段，企业要转型，政府也要转型。因此，加快政府职能由生产型向服务型转变，确保市场机制运行的稳定性，是未来政府改革应采取的道路。
对外开放：抓住“一带一路”等宏观机遇
当下正值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起步阶段，东北地区应在其中准确找寻自身定位，抓住机遇构建新产业体系，以东北亚区域经济重要市场主体的身份更多地参与“一带一路”、中俄蒙经济走廊的建设。东北地区在“一带一路”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具体来说，应借助内蒙古联通俄蒙的区位优势，推动黑龙江对俄铁路通道和区域铁路网的建设，构建欧亚高速运输走廊，以基础设施的完善加强东北地区与俄远东地区陆海联运的合作机制，将东北地区建设成为我国向北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与此同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为东北地区提供了良好的与国际市场需求对接的机遇。一方面，东北地区可以进一步打开国际市场，化解过剩产能，引导资金流向，在更广阔的平台上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另一方面，接触世界先进技术与发展理念，有利于地方产业和企业实现技术创新，加速技术向成果转化的效率。此外，“一带一路”战略促进了国际贸易的畅通，推动农产品加工、农机生产、海水养殖、海洋工程技术、能源资源深加工等新兴产业的发展，有利于东北地区新产业体系的构建。
四、结 论
东北经济频发衰退是长期“产业缺位”与“体制固化”造成的必然结果，不能脱离东北经济发展的历史脉络而断章取义、盖棺定论。面对东北地区经济的衰退及如何才是其合理的解决出路这一重要议题，必须要有正确的审视态度。第一，要辩证地看。东北经济成败与否都有历史的偶然性和必然性。从全球的角度看，当前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陷入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循环的下行阶段，下滑与低迷具有普遍性且不可避免，在如此大趋势之下的东北经济衰退有其合理性，但更多的问题还要从自身寻找原因。东北经济当前出现的“断崖式”下滑，非一朝一夕形成，实质上其经济衰退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为计划经济留下的“错觉”掩盖，在市场经济的强烈冲击下逐渐暴露本质，进而形成经济增长上的巨大反差。东北地区当前所面临的不是“新常态”下才出现的新问题，而是多种因素共同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第二，要乐观地看。盛衰相替，高下相随，东北地区当下的经济衰退同样为未来的经济崛起创造了机会。如前所述，衰退的根本原因在于长期的“产业缺位”，当前正是重建东北产业体系的重要机遇期。其一，自身已陷入经济低谷，急需以釜底抽薪的改革方式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积极构建新产业体系、弥补“产业缺位”才是东北经济未来长久的生存之道；其二，世界范围的新一轮产业革命正在酝酿之中，东北必须抓住这一历史机遇，积极谋划主动参与，尽快完成自身产业体系的创新与改造。第三，要长远地看。吸取第一轮振兴的经验与教训，在东北问题上只着眼于当前、仅对已出现的现实问题进行“抢救”而忽视长远建设是不可取的。对于传统的优势产业，需要甄别其是否为即将被替代的产业，坚决淘汰不适应时代发展的落后产能，将资源更多地分配给需要支持的朝阳产业；对于新兴产业，需要确定其是否为有长期愿景的产业，根据实际需求与发展前景进行合理的调配与支持；对于服务产业则需要严格控制泡沫限度，保持与实体经济适当的比例，不可为追求一时的经济繁荣而不顾大局。另外，要抓紧时间做当前没有基础而长远必需的事情。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源动力，目前东北地区创新匮乏，创业孵化机制薄弱，必须引起高度重视，抓紧时间培育地方创新能力与创意产业，为长远的经济发展打好先期基础。
（赵儒煜，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