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经济研究》2017年第5期
林毅夫 北京大学国发院名誉院长
《经济研究》我一直很关心。《经济研究》是国内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期刊，发表的文章代表着国内经济学研究的水平，也反映着中国经济学界关注的问题并引领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方向。
一、 中国经济学科发展的前景
1995年张卓元老师任所长与主编时，为庆祝《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我应邀写了一篇题为《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的文章。当时我认为研究中国本土问题所形成的理论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其次，理论是揭示现象背后的因果关系，为保证这种因果关系成立，我国经济学理论的研究者必须遵循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规范，不仅提出的理论需要内部逻辑自洽，而且，理论的推论也必须和经验事实一致。数学模型和计量分析是国际经济学界保证逻辑严谨和检验理论模型的各种推论是否和经验事实一致的通用方法，一个理论必须通过这两者的检验才能说是解释了现象背后的因果逻辑，也只有这样才能与国际经济学界交流、沟通并被接受。同时，我认为任何经济学的理论都是根据某个特定地方的经济现象而得来，不管研究哪个地方的经济现象所得到的理论都是对人类知识增量的贡献，中国经济学界能够以国际通用的规范方法来研究本土的经济现象和问题所得到的成果，自然也是贡献于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属于有国际意义的成果。
在那篇文章中，我还做了一个预测，21世纪会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会是经济学大师在中国辈出的世纪。当时提出这个预测，被许多人认为过度乐观。不过，这个预测并非拍脑袋得来，而是依据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经济学从哲学分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一直到上世纪40年代，世界上绝大多数大师级的经济学家不是英国人就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上世纪40年代之后，世界上大师级的经济学家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其他地方出现的大师级经济学家很少的观察得来。
为什么会有大师级的经济学家在某段时间段里集中出现在某个地方的现象？经济学理论本身只是一个解释社会经济现象背后因果关系的逻辑体系，是越简单越好。那么，如何来判断一个经济学理论贡献的大小？其实，在于解释的现象是否重要。现象越重要，解释这个现象的理论就越重要。何为重要的现象？发生在世界经济中心的现象会对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就会被认为是重要的现象。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之后，世界经济中心在英国，英国的经济现象就是重要的经济现象。在英国工作的经济学家对观察和解释现象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便，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就大多集中在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经济中心转移到美国，随后，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和经济学大师出现的集中地也跟着转移到美国。
根据1994年我和蔡昉、李周合作出版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中的判断，中国的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会在2015年超过美国，按市场汇率计算2030年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而且，即使我国的GDP超过美国，我国的人口规模是美国的4倍，人均收入水平也就只有美国的1/4，我国追赶的潜力还很巨大，发展速度还会相对快于美国和其它发达国家，发生在中国的经济现象会对世界上其他国家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世界经济中心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也将转移到中国来。中国经济学家在研究中国的现象时同样会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便，因此，我判断21世纪将迎来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在中国辈出时代的到来。
二、 中国经济学科发展的现状
现在20年过去了，回过头来看，《经济研究》发表的文章以本土问题为主，这是《经济研究》的传统。现在的文章跟20年前的文章相比，在规范化方面也已经做得很好，尤其是吸收了西方经济学界通用的构建数学模型来表述因果逻辑和用计量方法来进行经验检验的作法上和国际主流的经济学期刊发表的文章已经没有多大的差异。从国际化来看，20年来国际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现象的关注也越来越高，国际上发表的跟中国经济有关的文章越来越多。但是，当时提出的“21世纪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21世纪是经济学大师在中国辈出的时代”，现在则还言之过早，中国经济学家在理论上做出贡献，能够在国际经济学界引领新概念、新思潮的，基本上还未出现。所以这样，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学家在《经济研究》或国内、国际其他学术期刊发表的文章研究的问题虽是本土的，方法是规范的，但是，发表的文章主要以中国的资料来检验西方现有的理论，或对现有理论做简单的延伸，尚少有从研究中国经济现象中总结出新理论、新概念、新思想，因此，也就难以出现有国际影响力，能够开宗立派的大师。
西方现有的理论基本上总结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很多还是理想条件下的理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比难免有落后性，并且多数发展中国家还处于从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许多制度有扭曲。落后和扭曲都有代价，发展中国家确实也存在许多问题。用发达国家的理论来看发展中国家，似乎可以把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解释的很清楚，很容易让人相信按照这些理论来进行改革就能够把问题解决好。但是，发展中国家的落后和其发展阶段相关，许多扭曲则是内生的。理论是否适用决定于前提条件，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前提条件不一样，在发展中国家套用总结于发达国家经验的理论难免会有“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困境。以中国的资料来检验西方现有的理论的研究方式，实际上是“坐在金矿上挖煤矿”，就研究者而言，这样的研究方式所写的文章或许较容易在国内和国际期刊发表，但是，这样的研究不仅难于出现引领世界经济学思潮的大师，而且，这样的研究成果也很难发挥帮助中国社会各界“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作用。
三、 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三个来源
中国经济学研究该如何进行？我有幸参加了2016年5月17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代表经济学界做了发言，谈了我对中国经济学科发展和理论创新的看法。我认为，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要有三个来源：中国实践经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
首先，新的理论来自于新的现象，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是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用现有的理论难以解释，是理论创新的金矿。
其次，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提出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基本原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基础不同于发达国家，因此上层建筑的各种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应该不完全一样。但是，这一点认识在西方主流理论里是基本没有的，其理论经常把西方的制度和条件作为暗含的前提。本来上世纪60年代道格拉斯·诺斯刚提出新制度经济学时，还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这点思想认识认为制度是内生的，也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同时认为制度是对经济绩效是有影响的，也就是上层建筑会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但是，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以后，诺斯本人及其后来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则只强调制度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制度是内生的这一重要理论视角则被忽略了，并且把西方现行的制度作为各国都应该采用的制度。例如，阿西莫格鲁在《为什么国家会失败》一书中，认为其它发展中国家经济不能发展好就是因为没有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安排。现代经济学中的宏观、金融、财政等等领域的理论也直接把发达国家的相关经济制度作为暗含的前提，在运用于发展中国家时，通常认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只有量的差异没有质的不同。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中国经济学家在研究中国经济现象和问题时应该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指导才能更好地把握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转型中国家许多经济现象和问题的本质，提出来的理论才能够比较好地实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目标。而且，其它发展中国家的条件和我国较为相似，和总结于发达国家现象的理论相比，总结于我国社会经济现象的理论也会对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有较大的参考借鉴价值。对此，我做了一些尝试，在非洲的一些国家进行试点，证明用中国的经验、中国的理论作为指导，可以在推动工业化，创造出口，增加就业上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
第三，中国经济学家提出来的理论要有国际的影响，除了语言的问题外，研究方法和表述的方式需要采用现代国际经济学界通用的范式才可，其他国家的学者才能看得懂，也才能够接受，如果是用纯粹的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和范式，其他国家的经济学者没有接受过马克思主义的训练，不能沟通交流也就难有国际的影响。
四、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如何有机结合
但是，马克思主义和西方主流理论是两个不同的体系，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如何结合在一起来推动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创新？我认为结合点是一个经济体在每个时点的要素禀赋和其结构。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什么是经济基础？是生产力和由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生产力到底由什么决定？实际上跟一个经济体的主要产业有关，如果这个经济体的主要产业是土地和劳动力都密集的传统农业，或者是劳动力很密集的轻加工业，这样的产业生产力水平低。不仅生产力水平低，而且，这样的产业也决定了资本跟劳动的关系。首先，这样的产业资本使用的非常少，雇佣的劳动非常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非常低，在温饱线上挣扎，资本拥有者比较富有，在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中就有比较大的影响力。反之，如果一个经济体的主要产业是资本密集型的，这样的产业生产力水平高，而且，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当中资本使用非常多、劳动力相对少，使用的劳动力通常需要高人力资本，其收入水平高，自我保障能力强，资本家对劳动者的控制是小的。
但是，一个国家以劳动力密集的产业或以资本密集的产业为其主要产业，是因为在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要素禀赋和其结构不一样。在一个落后的国家一定是自然资源或劳动力相对多、资本相对短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不是资源相对密集的就是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生产力水平低，劳动跟资本的关系就像前面讨论的。反之，到了比较高的发展阶段，资本积累多了，劳动力变成相对短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是资本密集型的产业，生产力水平高，劳动和资本的关系也如前所述。
为何一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会决定该经济体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这是因为只有一个经济体中的产业所使用的资本和劳动的多寡和其要素禀赋结构的特性相一致，这个产业中具有正常管理的企业要素生产成本才会最低，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才能具有自生能力，也就是才能在不需要政府的保护补贴下获得社会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率的能力。自生能力的概念是我在1994年和蔡昉、李周合作出版的《中国的奇迹》中开始使用，并在1999年和谭国富合作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上的“政策负担，责任归属和预算软约束”一文中正式定义的概念。2012年我从世界银行工作回来后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就是从一个经济体在每个时点给定的要素禀赋结构作为分析的切入点，来研究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作为经济基础决定生产力水平的产业和技术的决定因
28 54540 28 15534 0 0 1653 0 0:00:32 0:00:09 0:00:23 3551，以及作为上层建筑影响交易费用的各种制度安排如何决定于作为经济基础的产业和技术。
这里顺便提一下，现在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分析的范式是马歇尔1890年出版《经济学原理》中搭建起来了的。当时为了搭建这个框架，他做了很多简单化的暗含假设。这些简单化的暗含假设包括没有交易费用，决策者的信息是充分的，决策者之间的信息都是对称的等等。在马歇尔之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有相当大部分是将这些暗含假设放松，例如，科斯在经济分析中引入了交易费用，而发展出新制度经济学；斯蒂格勒引入了信息不充分，信息的收集需要费用，斯蒂格利茨、斯宾塞和阿科尔洛夫等引进了信息不对称而发展出信息经济学。仔细想起来马歇尔还做了一个暗含的假设，就是一个经济体中存在的企业都有自生能力，只要管理正常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就可以获得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率。这样的假设在发达国家，政府对产业的发展不进行直接干预的市场经济中是合适的。但是，在发展中国家，政府经常会有意无意地推行一些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或在转型中国家的过程中会遗留一些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存在的产业就不一定都具有自生能力，因此，在分析发展和转型问题时有必要把自生能力的概念正式引入。同时，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所在的产业因为发展阶段不同而异，适用于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也会有所不同，这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分析范式的一个拓展。其次，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分析了经济基础如何影响上层建筑，以及上层建筑如何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但是马克思没有讨论作为经济基础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现代经济中是由何因素决定。所以，提出要素禀赋结构决定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进而决定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的观点也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在分析现代经济问题上的一个拓展。
五、 结语
总结一下，我期盼《经济研究》能够多发表些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为指导，以现代经济学的规范方式研究中国经济现象的论文。如果能够引导中国经济学界往这个方向努力，我相信21世纪会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会是经济学大师在中国辈出的世纪。
最后，我国经济学界现在面临的挑战有点类似于儒学在历史上曾经面临的挑战。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儒学在中国取得了正统的地位。到了魏晋南北朝，社会纷乱，儒学不能解决当时大家碰到的现实问题，从而玄学和佛学兴起。到了唐朝，按照韩愈所讲的，学者“非佛即道”，虽然儒学仍是法定的正统，但是在社会上更有影响的是佛家和道家的思想。后来，儒学如何复兴呢？是宋朝的朱熹、程颐、程颢、陆九渊和明朝的王阳明和他的众多门生弟子等儒家学者吸收了佛学的精华，将儒学发展成理学和心学而恢复了生命力。佛学则在唐朝时吸收了儒学以“仁”为核心伦理的思想，创造性地发展成为中国本土的禅宗，而使佛学和儒学一样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也可能会有两种路径：其一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范式研究中国现实的经济问题，并吸收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优秀成果，尤其是在经济运行方面适合中国发展阶段和国情的有用成果，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新和发展；其二是，在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后，以西方经济学的范式来研究中国的经济现象，推动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理论创新与发展。二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相信中国经济学家以这两种方式来进行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都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都会贡献于中国经济学科的繁荣和发展，迎来中国经济学家引领世界经济学思潮的时代的到来。而且，来自于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将能够更好地帮助占世界人口85%的发展中国家“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实现他们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
【理论探索】 邱海平：《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理论探索】 王立胜：论习近平经济思想理论体系的伟大创新
【理论探索】 赵学军：资本形成的中国道路
【理论探索】 王立胜、刘岳、姚宇：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意义和方法——关于学习习近平“5•17讲话”精神的对话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后，立足于新的历史起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力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了治国理政的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在经济思想方面形成了独到的思想理论体系。这个思想理论体系是基于中国经济发展现实问题的思考而形成的思想精华，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更是因应中国经济发展经过30多年高速发展进入了“新常态”后经济实践发展的迫切需要而产生。这是一个思想理论体系的伟大创新，这些创新主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目标的新表述，经济发展趋势的新判断，发展理念理论的新集成，发展动力理论的新探索，发展道路理论的新概括，经济制度理论的新拓展，体制机制理论的新突破，国际经济理论的新倡议。
关键词：习近平；治国理政；经济思想理论体系；创新
思想能够构成体系，在于组成思想体系的各个理论之间，既相对独立地各自解决不同的问题，又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相互制约，从而使思想体系具有超越各个单项理论的系统性、整体性和逻辑性。一个独立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就其逻辑特征而言，一定是全面的而非局部的，严密的而非疏漏的，自然的而非勉强的，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思想整体。习近平的经济思想理论体系已经具备了这样的特征，探讨习近平经济思想理论体系的创新也就有了现实的可能性。
习近平经济思想理论体系诞生于党的十八大之后的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思想理论体系产生的时间不算太长，但体系疏朗宏大，逻辑结构完整清晰，是基于中国经济发展现实问题的思考而形成的思想精华，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更是因应中国经济发展经过30多年高速发展进入了“新常态”后经济实践发展的迫切需要而产生。
研究习近平经济思想理论体系创新的最新成果，有助于从总体上理解和把握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有助于辩证理解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之间的超越性和连续性，有助于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有助于指导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继续发展，也有助于为世界经济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习近平经济思想理论体系具有八大创新：
一、经济发展目标的新表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习近平经济思想理论有着鲜明的目标指向和强烈的使命意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习近平经济思想中关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新表述。
历代中央领导集体都会有明确的经济发展目标，但是，对这个目标的话语表达形式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有所创新。将实现中国的独立富强、使中国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从而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视为己任，是历代中央领导的基本思想。
1959年底1960年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时，毛泽东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1]。这样，他第一次比较完整地表述了“四个现代化”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1960年毛泽东在会见斯诺时说：“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2]。
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设想在20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初步目标，即小康，再花30年到50年时间，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党的十二大将这一思想写进政治报告。1987年，邓小平提出“三步走”发展战略，党的十三大明确概括为：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水平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了在21世纪前半叶的新“三步走”发展战略，指出：我们的目标是，第一个1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富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10年的努力，到建党100周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快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下个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清晰可见。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我们党必须坚定地站在时代潮流前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012年11月，习近平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我坚信，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实现，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3]。
中国梦的提法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总体目标极为简明和通俗地表达出来，并且确定了“两个一百年”的鲜明的时间节点，增强了对中国人民的感染力和动员力。一经提出，举国振奋，世界关注。这种话语体系的创新无疑是中国软实力的增强。
中国梦是在确定的时间内所要完成的确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个总体目标，它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各个方面，经济是这个总体目标的基础，但中国梦绝不单纯是一个经济目标。中国梦的基本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但是，实现中国梦的经济目标是一切其他目标的物质基础。
二、经济发展状态、特征和趋势的新判断：新常态
2014年5月，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明确提出新常态：“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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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第301页。
[3]习近平：《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奋勇前进》，《人民日报》，2012年11月30日。
[4]《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强调深化改革发挥优势创新思路统筹兼顾确保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和谐稳定》，《人民日报》，2014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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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12月，他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首次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经济新常态四大特点：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转向中高速，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1]。201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认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2]。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作出的重大判断，是对我国迈向更高级发展阶段的理论指南。新常态思想就是中国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坐标。
201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要努力实现多方面工作重点转变。推动经济发展，要更加注重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稳定经济增长，要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宏观调控，要更加注重引导市场行为和社会心理预期。调整产业结构，要更加注重加减乘除并举。推进城镇化，要更加注重以人为核心。促进区域发展，要更加注重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空间均衡。保护生态环境，要更加注重促进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保障改善民生，要更加注重对特定人群特殊困难的精准帮扶。进行资源配置，要更加注重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扩大对外开放，要更加注重推进高水平双向开放[3]。
习近平精辟地分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创造了世界发展的奇迹。随着经济总量不断增大，我们在发展中遇到了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经济发展面临速度换挡节点，如同一个人，10岁至18岁期间个子猛长，18岁之后长个子的速度就慢下来了。经济发展面临结构调整节点，低端产业产能过剩要集中消化，中高端产业要加快发展，过去生产什么都赚钱、生产多少都能卖出去的情况不存在了。经济发展面临动力转换节点，低成本资源和要素投入形成的驱动力明显减弱，经济增长需要更多驱动力创新[4]。
对内，原有的经济发展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原有的经济方式难以为继；对外，对国际市场的利用也出现重大变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有效需求下降，全球贸易发展进入低迷期，导致我国出口竞争加剧，贸易增速下降。这样的趋势，短时间内不大会改变。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是一个客观状态，也是一种内在必然性，更是对未来经济发展趋势的基本而重大的判断，决定了未来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发展理念、依靠什么样的发展动力。
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是：增长速度要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经济结构调整要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这些变化，是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的必经过程。习近平认为，要实现这样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并不容易，对我们是一个新的巨大挑战。
习近平还辩证地指出，虽然处于新常态下，我国仍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新常态不是不干事，不是不要发展，不是不要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而是要更好发挥主观能动性、更有创造精神地推动发展；要把握这些大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变中求新、新中求进、进中突破，推动我国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三、发展理念的新集成：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坚持发展是硬道理，一直是我们的战略思想，党的十八大报告重申：“发展是我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5]。但随着形势的变化，传统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已经遇到种种问题，甚至会产生新的问题，而难以为继，以什么样的发展理念来指导经济，成为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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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14年12月12日。
[2][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15年12月22日。
[4]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0日。
[5]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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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习近平经济思想中通过集成创新而形成的极富指导意义的思想。
新发展理念，虽然更多地体现为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但其问题导向、目标指向、实践操作性都非常强。新发展理念，都有利于增强发展动力，比如创新，本身也是发展动力，抓住了创新，就抓住了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牛鼻子”；协调，更多的是统筹兼顾、“弹钢琴”、综合平衡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现在，协调既是发展手段又是发展目标，同时还是评价发展的标准和尺度；绿色，也可以推动自然资本大量增值，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的增长点；开放，不但能发展壮大自己，而且可以引领世界发展潮流；共享，实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
新发展理念的五大关键词各有侧重，有机整合，有力地破解了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各种问题的路径，构建了全新的发展话语、发展模式和发展理念。之后，习近平对每个“理念”均增添了一个动词：崇尚创新、注重协调、倡导绿色、厚植开放、推进共享。这是对五大发展理念的进一步集成和丰富。
四、经济发展动力理论的新探索：全面深化改革，全方位对外开放
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1]。习近平指出：正是从历史经验和现实需要的高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反复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2]。习近平强调，改革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也是今后推动中国发展的根本动力[3]。
主要因为时代在变化，习近平经济思想中的改革开放，和党的十八大之前的改革开放，有一脉相承的地方，但也有很大的不同。习近平所说的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是全方位对外开放。
1.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特征和新突破
(1)全面深化改革的全面性、大局性和系统性。
习近平强调：全面深化改革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部署，不是某个领域某个方面的单项改革[4]。这样的改革，必然要求从全局看问题，必然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加强各项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可行性研究，统筹考虑、全面论证、科学决策。与之前的改革“摸着石头过河”不同，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
(2)全面深化改革仍然需要解放思想，但解放思想的内涵有了变化，改革需要着力解决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更加突出，风险更大。
习近平认为，提出改革举措当然要慎重，要反复研究、反复论证，但也不能因此就谨小慎微、裹足不前，什么也不敢干、不敢试。搞改革，现有的工作格局和体制运行不可能一点都不打破，不可能都是四平八稳、没有任何风险。只要经过了充分论证和评估，只要是符合实际、必须做的，该干的还是要大胆干[5]。习近平这一观点，和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所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一脉相承。
但全面深化改革中的解放思想，除了要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更重要的是要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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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
[2][4][5]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
[3]《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人民日报》，2015年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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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指出，在深化改革问题上，一些思想观念障碍往往不是来自体制外而是来自体制内。思想不解放，我们就很难看清各种利益固化的症结所在，很难找准突破的方向和着力点，很难拿出创造性的改革举措。因此，一定要有自我革新的勇气和胸怀，跳出条条框框限制，克服部门利益掣肘，以积极主动精神研究和提出改革举措[1]。
当前，我们的改革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头。习近平指出：“中国改革经过三十多年，已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2]。他强调：“因循守旧没有出路，畏缩不前坐失良机。中国改革的方向已经明确、不会动摇；中国改革的步伐将坚定向前、不会放慢。”“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将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凤凰涅槃的决心，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敢于触及深层次利益关系和矛盾，把改革进行到底”[3]。
党的十八大之前的改革，也是为了解决制约发展的问题，而全面深化改革，更是基于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
(3)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习近平指出，我们之所以决定这次三中全会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问题，不是推进一个领域改革，也不是推进几个领域改革，而是推进所有领域改革，就是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总体角度考虑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要更加注重治理能力建设，增强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意识，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国家，把各方面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国家的效能，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4]。
习近平后来还强调，只有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尽快把我们各级干部、各方面管理者的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工作本领都提高起来，尽快把党和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等的工作能力都提高起来，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更加有效运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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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
[2]《习近平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新华网，2014－02－09．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2/09/c_119248735．htm。
[3]习近平：《中国发展新起点全球增长新蓝图———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6年9月4日。
[4]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求是》，2014年第1期。
[5]《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网，2014－02－17．http：//news．xinhuanet．com/ photo /2014－02/17/c_11937430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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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和主动选择，是经济治理的有效药方、也是问题倒逼以解决中国中长期经济问题的根本之道。
习近平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不只是一个税收和税率问题，而是要通过一系列政策举措，特别是推动科技创新、发展实体经济、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措施，来解决我国经济供给侧存在的问题。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既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着眼当前又立足长远。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1]。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从生产端入手，重点是促进产能过剩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降低企业成本，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简言之，就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习近平特别提到：从2016年开始，我们正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动调节供求关系，要用5年时间再压减粗钢产能1亿至1．5亿吨，用3至5年时间再退出煤炭产能5亿吨左右、减量重组5亿吨左右。这是我们从自身长远发展出发，从去产能、调结构、稳增长出发，自主采取的行动。中国在去产能方面，力度最大，举措最实，说到就会做到[2]。
习近平指出，我们将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好当前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通过优化要素配置和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激发市场活力，促进协调发展[3]。
2.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特征和新突破
(1)努力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手，勇敢成为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最大旗手。
习近平指出，20年前甚至15年前，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手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今天反而是我们被认为是世界上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最大旗手，积极主动同西方国家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作斗争。这说明，只要主动顺应世界发展潮流，不但能发展壮大自己，而且可以引领世界发展潮流[4]。同样的场合，习近平提醒高级干部：我们今天开放发展的大环境总体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有利，同时面临的矛盾、风险、博弈也前所未有，稍不留神就可能掉入别人精心设置的陷阱[5]。
(2)“一带一路”。
习近平强调，“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推行互利共赢的重要平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继承和发扬丝绸之路精神，把我国发展同沿线国家发展结合起来，把中国梦同沿线各国人民的梦想结合起来，赋予古代丝绸之路以全新的时代内涵。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要处理好我国利益和沿线国家利益的关系，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的关系，对外开放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关系，务实推进和舆论引导的关系，国家总体目标和地方具体目标的关系[6]。
“一带一路”这一跨越时空的宏伟构想，承接古今、连接中外，真正构建起“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习近平说，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也愿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我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同沿线各国分享中国发展机遇，实现共同繁荣。丝绸之路经济带一系列重点项目和经济走廊建设已经取得重要进展，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正在同步推进。我们倡导创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已经开始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发挥积极作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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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0日。
[2][7]习近平：《中国发展新起点全球增长新蓝图———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6年9月4日。
[3][6]《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借鉴历史经验创新合作理念让“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各国共同发展》，《人民日报》，2016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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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自贸区战略。
习近平强调，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适应经济全球化新趋势的客观要求，是全面深化改革、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必然选择，也是我国积极运筹对外关系、实现对外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我们要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发挥自由贸易区对贸易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好帮助我国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增添新活力、拓展新空间。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我国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争取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的重要平台，我们不能当旁观者、跟随者，而是要做参与者、引领者，善于通过自由贸易区建设增强我国国际竞争力，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发出更多中国声音、注入更多中国元素，维护和拓展我国发展利益。要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提高我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完善对外投资体制和政策，激发企业对外投资潜力，勇于并善于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开拓市场。要加快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巩固外贸传统优势，培育竞争新优势，拓展外贸发展空间，积极扩大进口。要树立战略思维和全球视野，站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相互联系的高度，审视我国和世界的发展，把我国对外开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1]。
2015年11月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八次会议强调，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要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持统筹考虑和综合运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持与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和国家对外战略紧密衔接，坚持把握开放主动和维护国家安全，逐步构筑起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要把握好扩大开放和深化改革、全面参与和重点突破、科学评估和防控风险等重大关系，重点在提高货物贸易开放水平、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放宽投资准入、推进规则谈判、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推进规制合作、加强经济技术合作等方面深化改革，完善体制机制，健全政策体系，建设高水平自由贸易区[2]。
习近平多次代表中国“力挺”多边贸易体制。2013年9月，习近平在会见世贸组织总干事阿泽维多时说：“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是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的基础。中国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坚定支持者，将一如既往做负责任的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积极参与多边贸易体制建设”[3]。在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九次峰会上习近平指出：“世界贸易扩大了，各国都受益。世界市场缩小了，对各国都没有好处。我们要继续做全球自由贸易的旗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构建互利共赢的全球价值链，培育全球大市场。要继续反对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推动多哈回合谈判。要推动各种自由贸易协定做到开放、包容、透明、非歧视，避免市场分割和贸易体系分化”[4]。
习近平指出：在新的起点上，我们将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实现更广互利共赢。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创造更全面、更深入、更多元的对外开放格局，是中国的战略选择。中国对外开放不会停滞，更不会走回头路。我们将继续深入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我们将加大放宽外商投资准入，提高便利化程度，促进公平开放竞争，全力营造优良营商环境。同时，我们将加快同有关国家商签自由贸易协定和投资协定，推进国内高标准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在有序开展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逐步开放国内资本市场的同时，我们将继续推动人民币走出去，提高金融业国际化水平[5]。
五、经济发展道路理论的新概括：从“四化”同步到“五化”同步
党的十八大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6]。2013年3月8日，习近平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指出，我们现在搞城镇化，不能单兵突进，而是要协同作战，做到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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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人民日报》，2014年12月7日。
[2]《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八次会议强调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依靠改革为科学发展提供持续动力》，《人民日报》，2015年11月10日。
[3]《习近平会见世贸组织总干事阿泽维多》，新华网，2013－09－05．http：//news．xinhuanet．com/2013－09/05/c_117246633．htm。
[4]习近平：《推动创新发展实现联动增长》，《人民日报》，2014年11月16日。
[5]习近平：《中国发展新起点全球增长新蓝图———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6年9月4日。
[6]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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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要尊重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过快过慢都不行[1]。
2013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聚焦生态文明，会议上习近平提出许多新的观点和要求，比如“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2]。
2015年3月24日的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绿色化”概念首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把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作为基本方针，把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作为基本途径，把深化改革和创新驱动作为基本动力，把培育生态文化作为重要支撑，把重点突破和整体推进作为工作方式，切实把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抓紧抓好[3]。
会议强调，要全面推动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优化、加快技术创新和结构调整、促进资源节约循环高效利用、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等重点工作，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必须加快推动生产方式绿色化，构建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大幅提高经济绿色化程度，加快发展绿色产业，形成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增长点。必须加快推动生活方式绿色化，实现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向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方向转变，力戒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必须弘扬生态文明主流价值观，把生态文明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人人、事事、时时崇尚生态文明的社会新风尚，为生态文明建设奠定坚实的社会、群众基础。必须把制度建设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按照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着力破解制约生态文明建设的体制机制障碍，以资源环境生态红线管控、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和用途管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和责任追究、生态补偿等重大制度为突破口，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尽快出台相关改革方案，建立系统完整的制度体系，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法治化、制度化轨道。必须从全球视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把绿色发展转化为新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新优势。通过多措并举、多管齐下，使青山常在、清水长流、空气常新，让人民群众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4]。
“绿色化”把四化同步扩容为五化同步，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是一次理论创新，在党的十八大上，“生态文明”就被首次提到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并列的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始成为了全新的“五位一体”；
其次是一项政治任务，“绿色化”不仅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内容，还有上升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将改革作为绿色化的切口方案，而且提出了法治和制度保障，不仅有国内视角，还有国际视野，寻求国际合作；
再次是一项民生福祉，习近平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5]。随着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干净的水、清新的空气、安全的食品、优美的环境等的要求越来越高，生态环境在群众生活幸福指数中的地位不断凸显，环境问题日益成为重要的民生问题。2013年9月7日，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并回答学生们提出的问题，在谈到环境保护问题时他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6]。习近平强调：在新的起点上，我们将坚定不移推动绿色发展，谋求更佳质量效益。我多次说过，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这个朴素的道理正得到越来越多人们的认同。我们将毫不动摇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坚持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我们推动绿色发展，也是为了主动应对气候变化和产能过剩问题。今后5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能耗、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分别下降23%、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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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书记和江苏代表许下新约会》，《扬子晚报》，2013年3月9日。
[2]《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人民日报》，2013年5月25日。
[3][4]《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研究广东天津福建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有关方案》，《人民日报》，2015年3月25日。
[5]《习近平在海南考察》，《人民日报》，2013年4月11日。
[6]《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重要演讲》，《人民日报》，2013年9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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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让老百姓在宜居的环境中享受生活，切实感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态效益[1]。
最后，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201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2]。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生态环境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是对生产力理论的重大发展，饱含尊重自然、谋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理念和发展理念。
能源资源相对不足、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不强，已成为我国的一个基本国情。中国是一个有十三亿多人口的大国，我们不能走许多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习近平曾感慨：“深呼吸这个最基本的需求，倒成了现在老百姓最幸福的追求，很值得我们深思。”他说，假如用发展所获得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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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经济制度理论的新拓展：基本经济制度、产权保护制度、基本分配制度和土地制度
制度创新是改革开放以来推动经济发展的一条基本的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注重从制度的层面探讨中国经济发展问题，在经济制度理论方面有着重大的创新。
1.基本经济制度
(1)关于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两个“毫不动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习近平称这一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确立的一项大政方针”[4]。
(2)关于国有企业的两个“不动摇”。习近平指出，国有企业是推进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要坚持国有企业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不动摇，坚持把国有企业搞好、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优不动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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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习近平：《中国发展新起点全球增长新蓝图———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6年9月4日。
[2]《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人民日报》，2013年5月25日。
[3]《总书记和江苏代表许下新约会》，《扬子晚报》，2013年3月9日。
[4]《习近平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建工商联委员时强调毫不动摇坚持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人民日报》，2016年3月5日。
[5]《习近平在吉林调研时强调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发展自信》，新华网，2015－07－18．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7/18/c_111596733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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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三个有利于”。习近平指出，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要有利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1]。
(4)关于非公有制经济的“三个没有变”。习近平指出，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变，我们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我们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没有变[2]。
(5)关于公有制的实现形式的“三个允许”。党的十五大进一步强调对所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要有统一认识和准确把握，特别提出要全面认识公有制经济的含义。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3]。
2.产权保护制度：两个“不可侵犯”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明确指出：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依法监管各种所有制经济[4]。习近平指出：“在产权保护上，明确提出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5]。
3.基本分配制度
邓小平晚年非常深刻地谈到：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少部分人获得了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6]。
改革开放特别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们党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并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逐渐向“兼顾效率公平”转变。党的十五大提出：完善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党的十七大报告第一次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党的十八大报告表述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7]。这些关于效率与公平的新认识，反映出我们党对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紧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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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习近平在吉林调研时强调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发展自信》，新华网，2015－07－18．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7/18/c_1115967338．htm。
[2]《习近平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建工商联委员时强调毫不动摇坚持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人民日报》，2016年3月5日。
[3][4]《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
[5]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
[6]《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364页。
[7]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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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将生产和分配问题简化为做蛋糕和分蛋糕。对于我们这个拥有13多亿人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蛋糕”做好了，分“蛋糕”往往更有学问。习近平指出：“‘蛋糕’不断做大了，同时还要把‘蛋糕’分好。我国社会历来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观念。我们要在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尽量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事情做好，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努力使全体人民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1]。他后来再次指出：“我国经济发展的‘蛋糕’不断做大，但分配不公问题比较突出，收入差距、城乡区域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较大。在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上，无论是实际情况还是制度设计，都还有不完善的地方。为此，我们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绝不能出现‘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的现象”[2]。
要分好“蛋糕”，就要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扩大中等收入阶层，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途径：“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完善收入分配调控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建立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清理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3]。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时也强调，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是转方式调结构的必然要求，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必须坚持有质量有效益的发展，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为人民群众生活改善打下更为雄厚的基础[4]。
4.土地制度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在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前提下，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5]。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习近平强调指出，现阶段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要更多考虑推进中国农业现代化问题，既要解决好农业问题，也要解决好农民问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我们要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促使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形成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经营权流转的格局[6]。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会议指出，土地制度是国家的基础性制度。要始终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农民权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三条底线，在试点基础上有序推进[7]。
七、经济体制机制的新突破：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政商关系)
1.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的突破
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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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求是》，2014年第1期。
[2]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选)》，《求是》，2016年第1期。
[3][5]《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
[4]《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新华网，2016－05－16．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6/c_1118875925．htm。
[6]《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强调严把改革方案质量关督察关确保改革改有所进改有所成》，《人民日报》，2014年9月30日。
[7]《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强调鼓励基层群众解放思想积极探索推动改革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互动》，《人民日报》，2014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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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也有市场，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这些突破性论断如拨云见日，一语点醒梦中人，为中国经济发展扫清了思想障碍。
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基础性作用”的认识一直延续到党的十八大。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突破性的理论表述。习近平曾就此说明：“我们应该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迈出新的步伐。”“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实际上就是要处理好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这个问题。经济发展就是要提高资源尤其是稀缺资源的配置效率，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获得尽可能大的效益。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作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定位，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1]。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作用，也要发挥政府作用，但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职能是不同的。2014年5月，习近平同志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指出：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2]。他在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的演讲中又指出要放开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用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
2.“亲”、“清”：构筑新型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政商关系)
习近平指出：“我们全面深化改革，就要激发市场蕴藏的活力。市场活力来自于人，特别是来自于企业家，来自于企业家精神。激发市场活力，就是要把该放的权放到位，该营造的环境营造好，该制定的规则制定好，让企业家有用武之地。我们强调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更多从管理者转向服务者，为企业服务，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服务”[3]。
2013年3月8日，习近平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谆谆告诫各级领导干部要提升自我境界，坚定理想信念，保持高尚情操。他说，现在的社会，诱惑太多，围绕权力的陷阱太多。面对纷繁的物质利益，要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官”“商”交往要有道，相敬如宾，而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公务人员和领导干部，要守住底线。要像出家人天天念阿弥陀佛一样，天天念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你手中的权力来自人民，伸手必被捉。“心中要有敬畏，知道什么是高压线，想都不要想，一触即跳，才能守得住底线”[4]。
习近平后来进一步强调，新型政商关系，概括起来说就是“亲”、“清”两个字。对领导干部而言，所谓“亲”，就是要坦荡真诚同民营企业接触交往，特别是在民营企业遇到困难和问题情况下更要积极作为、靠前服务，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多关注、多谈心、多引导，帮助解决实际困难。所谓“清”，就是同民营企业家的关系要清白、纯洁，不能有贪心私心，不能以权谋私，不能搞权钱交易。对民营企业家而言，所谓“亲”，就是积极主动同各级党委和政府及部门多沟通多交流，讲真话，说实情，建诤言，满腔热情支持地方发展。所谓“清”，就是要洁身自好、走正道，做到遵纪守法办企业、光明正大搞经营[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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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
[2]《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正确发挥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日报》，2014年5月28日。
[3]习近平：《谋求持久发展共筑亚太梦想》，《人民日报》，2014年11月10日。
[4]《总书记和江苏代表许下新约会》，《扬子晚报》，2013年3月9日。
[5]《习近平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建工商联委员时强调毫不动摇坚持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人民日报》，2016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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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国际经济理论的新倡仪：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
2014年11月，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九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曾作《推动创新发展实现联动增长》的发言，建议二十国集团从以下3方面作出努力：第一，创新发展方式。第二，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第三，完善全球经济治理[1]。一年之后，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建议：第一，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和协调，形成政策和行动合力。第二，推动改革创新，增强世界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第三，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激发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力。第四，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公平包容发展注入强劲动力[2]。可以看出，习近平为世界经济开出的创新、活力(开放)、包容的发展药方已经成型。
面对世界经济在深度调整中曲折复苏，面对当前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风险挑战，2016年9月3日，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主旨演讲中坦言：中方希望同各方一道，推动杭州峰会开出一剂标本兼治、综合施策的药方，推动世界经济走上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之路[3]。这个药方是：1.建设创新、开放、联动、包容型世界经济。建设创新型世界经济，开辟增长源泉。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拓展发展空间。建设联动型世界经济，凝聚互动合力。建设包容型世界经济，夯实共赢基础。2.共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全球经济治理以平等为基础，以开放为导向，以合作为动力，以共享为目标。
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上，习近平再次坦言“我们决心为世界经济指明方向，规划路径”[4]。在致开幕辞和闭幕辞时，他提出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与工商峰会上提出的“建设创新、开放、联动、包容型世界经济”相比，“活力”代替了“开放”，但习近平提出的主张，都是围绕协调、创新、治理、开放、包容等关键词来阐述的。
在开幕辞中，习近平还阐述了面对当前挑战，我们应该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合力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维护金融稳定；我们应该创新发展方式，挖掘增长动能；我们应该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夯实机制保障；我们应该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继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我们应该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促进包容性发展[5]。在闭幕辞中，习近平重申了上述主张。
在开幕辞中，习近平特别指出，实现共同发展是各国人民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普遍愿望，今年，我们把发展置于二十国集团议程的突出位置，共同承诺积极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并制定了行动计划，使各国人民共享世界经济增长成果。在闭幕辞中，习近平又强调，我们决心推动包容和联动式发展，让二十国集团合作成果惠及全球。我们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就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具有开创性意义。我们同意在落实气候变化《巴黎协定》方面发挥表率作用，推动《巴黎协定》尽早生效。我们发起《二十国集团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倡议》，制定创业行动计划，发起《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倡议》，决定在粮食安全、包容性商业等领域深化合作。这些行动计划和务实成果，将着力减少全球发展不平等、不平衡问题，为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为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重要努力，为全人类共同发展贡献力量[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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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习近平：《推动创新发展实现联动增长》，《人民日报》，2014年11月16日。
[2]习近平：《创新增长路径共享发展成果》，《人民日报》，2015年11月16日。
[3]习近平：《中国发展新起点全球增长新蓝图———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6年9月4日。
[4][6]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上的闭幕辞》，《人民日报》，2016年9月6日。
[5]习近平：《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上的开幕辞》，《人民日报》，2016年9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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