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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政治经济学评论》2017年第2期
作者：张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卢江，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周端明，安徽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副院长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逐步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并实现了快速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对外开放和参与经济全球化不仅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场景，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具体表现，因此，对这一伟大的历史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阐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部分。在关于中国特色对外开放的研究中，我们系统地讨论了经济全球化、对外经济关系以及全球经济治理等问题，梳理了中国特色对外开放以及参与全球治理的基本经验及其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外开放；全球治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与中国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相结合的成果，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体现了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逐步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并实现了快速发展，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对外开放格局，积累了关于如何扬长避短、趋利避害、把独立自主与参与经济全球化相结合的的中国经验，提出了构建一个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化的中国方案。
我们认为，对外开放这一主题，应当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部分。这是因为：
第一，对外开放和参与经济全球化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场景。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广泛发展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的最基本特征。改革开放后，我国确立了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并将其作为不可动摇的党的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三十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是在对外开放和参与经济全球化这个大背景下展开的，一方面，经济全球化进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发展设定了一个世界场景，另一方面，中国自身的改革开放也为经济全球化进程提供着空间和动能，参与了全球化格局的塑造和全球治理。如何理解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及其影响？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大国，如何在融入全球化进程、参与全球化发展、利用全球化机遇的同时，规避全球化带来的风险、克服全球化带来的矛盾、从容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实现国家的稳定、健康、自主发展？这些都是中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过程中的重大课题，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不可能脱离对外开放和参与全球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必须关注和回答相关问题。
第二，对外开放和参与经济全球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国经济之间日益相互依存，相互依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无视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影响。只有主动实行对外开放，参与到国际经济体系中，抓住机遇，趋利避害，努力分享经济全球化可能带来的经济利益，才能实现经济的健康发展。相反，一味排斥和抗拒全球化的趋势，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则只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对于我国而言，实行对外开放，是解决发展中所面临的资金、技术、资源不足等困难的一个重要条件，也是参与全球分工、拓展全球市场、利用全球化带来的规模效益，加快经济增长的必由之路。另一方面，市场经济本质就是一种开放的经济，它必然要冲破地区和国家之间的限制，把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市场连成一体。在对外开放，我国逐步了解和适应国际市场经济的惯例，学习国外发展市场经济成熟的经验，按照发达市场经济的标准和要求，改革我国的经济体制，建立规范的市场规则，校正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这也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途径。因此，对外开放和参与全球化关涉到这一议题本身，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应有之义。
第三，对外开放和参与经济全球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具体表现。我们看到，中国对外开放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实践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但避免了“融入-边缘化”和依附性发展的厄运，而且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实现了自身的快速、自主发展。习近平主席在瑞士达沃斯的讲话中提到：“当年，中国对经济全球化也有过疑虑，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有过忐忑。但是，我们认为，融入世界经济是历史大方向，中国经济要发展，就要敢于到世界市场的汪洋大海中去游泳，如果永远不敢到大海中去经风雨、见世面，总有一天会在大海中溺水而亡。所以，中国勇敢迈向了世界市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呛过水，遇到过漩涡，遇到过风浪，但我们在游泳中学会了游泳。这是正确的战略抉择。”当前，中国已经成为了经济全球化最重要的参与者，同时也是全球化进程的坚定支持者，并正为促进建设更为公正合理的全球化秩序而不懈努力。中国的快速发展，已经被被公认为全球化时代的成功案例之一，而这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分不开的。因此，中国对外开放和参与经济全球化成功实践的理论总结，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方面，而且为世界各国解决其面对的共同问题提供了新的参考选项，充分展示了全球化与制度多样性的辩证关系，对发展中国家如何更好参与全球化进程的这一世界重大发展问题的理论贡献。
正因如此，在由张宇等教授主持编撰的、即将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写作中，我们创新性地给予这一主题更多的关注，将对外开放独立成篇，与制度、运行、发展等重大问题相并列，系统地讨论了经济全球化、对外经济关系以及全球经济治理等问题，梳理了中国特色对外开放的基本经验及其理论意义。这本教科书的创新之处和需要重点强调的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深刻理解经济全球化的二重性，努力探索新的更为合理的经济全球化
对于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和机制，存在着几种截然不同的理论思想。例如，经济自由主义强调全球化对每一个参与者都有益处，并认为世界正在被全球化的力量“碾平”，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阻挡，政府、组织、个人必须学会接受和适应。而经济民族主义则强调全球化收益的国际分配问题，他们认为，自由贸易使一个国家的经济遭受世界市场兴衰和动荡的影响，并遭受其他经济强国的剥削，因而破坏了国家自主和国家对经济的控制。而依附理论认为经济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全球化全球化，导致了世界贸易中实际上以“不平等交换”的方式运行，造成了现代世界的不平等发展。因此，发展中国家应当与全球化“脱钩”，才能摆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束缚，走自主发展的道路。
（一）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理解经济全球化的实质
不同的理论思想对于全球化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或支持或反对，或积极或消极，然而却都失之片面。马克思主义者如何看待经济全球化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然19世纪的全球化样本作出了初步的论述，但却并未留给我们现成的答案，我们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作出回答。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强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过程看，经济的全球化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世界经济体系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源配置的全球化过程；另一方面是社会经济关系在全球范围内的一体化过程。
从生产力发展和资源配置的角度看，经济的全球化是生产社会化发展的更高阶级。在全球化的经济中，社会总资源的配置是通过世界市场在全球范围内来实现的，商品、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跨越了国家的界限。经济全球化是生产社会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于生产力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全球化促进了国际分工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发展，加速了商品、资金、信息和劳动力流动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加快了知识和技术传播与扩散的速度，密切了各国和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提高了全世界资源配置的效率，导致了社会财富的日益增长。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它们更多地获得资金尤其是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加快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有利于它们更好地利用自身优势，开拓国际市场，发展对外经济贸易；有利于它们更快地得到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发挥后发优势，实现技术跨越。对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如能加以正确引导和驾驭，可以促进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也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社会的稳定。因此，尽管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在本质上是资本的全球化，但是却成为了推动历史发展的不自觉的工具，代表了人类社会的未来，为共产主义的目标创造着条件。这就是全球化的进步性和历史意义所在。
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迄今为止的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过程。经济全球化既是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源配置的全球化过程，也是不同生产关系在全范围内相互碰撞和相互渗透的历史过程。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资本主义制度的扩张是通过对殖民地的征服来实现的。在自由竞争时期，资本主义制度的扩张是在武力征服和自由贸易的共同推动下完成的。进入垄断阶段后，资本的输出成为了资本主义制度全球扩张的主要工具，通过对外投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直接输出到广大发展中国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得到推广。在当代，贸易的全球化、资本的全球化、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使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全世界得到了更加深入和广泛的发展。
因此，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经济全球化在推动生产的社会化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又给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许多新矛盾。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也随着经济的全球化而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发展。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它是机遇，更是挑战。
（二）努力探索新型的经济全球化道路
长期以来，为了克服经济全球化的矛盾和弊端，全世界人民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在国家的层面，通过实行国有化、计划化和福利化等措施，改良资本主义制度，缓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以适应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在国际层面，通过创建国际性经济组织、推进国际经济合作和构建全球治理体系，以适应全球化的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上述的努力和探索虽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但是，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矛盾和弊端。20世纪80年代后，由新自由主义政策推动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全球范围更加鲜明地尖锐地表现出来了，在物质财富不断积累、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同时，世界范围内贫富两极分化加剧，不平衡问题突出，经济持续低迷，金融危机的频发，生态环境恶化，不确定性上升。事实证明，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难以引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向。
马克思主义为人类社会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勾划了新的美好蓝图。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过渡和各个国家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都是历史的必然，而且二者相互促进、互为条件的。一方面，只有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获得全面发展的能力，为共产主义社会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消灭阶级剥削，从而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和国家之间的对立，实现天下大同。
马克思主义既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也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闭关自守，致力于探索符合人类共同利益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新型全球化道路，以消除各国人民之间的分隔和对立，实现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有机融合。实现这一目标无疑需要长期的艰苦努力，在现存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首先必须改变旧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平等互利的新型国际关系和治理体系，消解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
中国共产党信仰的马克思主义，坚持把中华民族的解放与人类的解放、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紧密联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联合世界上被压迫民族，为推动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推翻了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做出了贡献。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倡导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建立公正合理的新型国际关系作出了贡献。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提升发展的内外联动性，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更多惠及其他国家和人民，为促进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世界经济的增长作出了贡献。
2008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矛盾和弊端集中暴露 ，使得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反全球化的呼声高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受到严重干扰。在这样的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论述，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全球化的认识，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引导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的正确主张。习近平指出，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是历史的潮流，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把困扰世界的问题简单归咎于经济全球化，既不符合事实，也无助于问题解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坚定不移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促进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更加自由便捷地流动。习近平强调，我们出要看到，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存在着增长和分配、资本和劳动、效率和公平等矛盾，当世界经济处于下行期的时候，这些矛盾就会更加突出，反映了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足。为此，必须适应和引导好经济全球化，消解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让它更好惠及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
习近平的上述思想，反映了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人类命运和世界发展的思考，为促进经济全球化的健康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中国智慧。
二、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相结合，是中国特色对外开放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和基本经验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化的同时，走上依附性发展的路径，从而沦为世界体系边缘国家的例子屡见不鲜。中国在对外开放的同时，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一贯方针，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相结合。如果不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就有可能在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边缘国家，走上依附性发展的道路。
（一）在全球化中实现自主发展的两重因素
在全球化过程中一个国家如何才能实现自主发展呢？这取决于许多的因素，如一国家的自然秉赋、文化传统、教育水平、经济与政治体制、国家的政策、国际国内环境等等，归结起来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生产力的因素，一是生产关系的因素。
从生产力的方面看，主要取决于科学技术的自主发展或自主创新的能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各个国家所具有的科技水平从根本上决定着它们在国际分工中所处的地位和相互关系，进而决定了它们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所处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中心国家拥有关键性的自主技术和持续的创新能力，因而处于支配的一方；而外围国家则不具有关键性的自主技术和持续的创新能力，因而处于依附地位。
从生产关系的方面看，主要取决于制度和政策的自主选择或国家的自主能力。合理的制度和政策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保障，发展中国家只有从本国的国情出发，自主地选择适合国情的制度与政策，才能找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正确道路。而制度和政策上的自主性又是以存在着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为前提的。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就不可能保障制度和政策上的自主性，就不可能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实现国家的自主发展。
（二）中国在对外开放中实现自主发展的伟大实践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中一贯坚持的方针。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毛泽东就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1]在改革开放以后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处理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的关系，成为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的重大课题。对此，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2]如何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实现国家的自主发展，始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中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中国特色的对外开放理论和实践，就是在回答这一重大课题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在30多年的对外开放实践中，中国坚持把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与独立自主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自主发展的道路。具体来讲，就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同时，坚持不断提高自身的技术自主性、产业自主性、金融自主性以及政策自主性。
首先，要坚持和不断提高技术自主性。科学技术水平及其创新能力从根本上决定着一国在国际分工中所处的地位，进而决定了它们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所处的地位和相互关系。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有两条道路，一条是技术引进的道路，一条是自主创新的道路。过去三十多年，我国发展主要靠引进上一次工业革命的成果，基本是利用国外技术，早期是二手技术，后期是同步技术。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能力已经有了长足的提高，在这种条件下，一方面，如果只满足于技术引进，不仅与发的国家的技术差距会越来越大，还将被长期锁定在产业分工格局的低端。另一方面，技术输出国出于保护自身竞争能力的考虑，也不愿再将先进的技术输出到我国，对技术转让处处设限，在关键领域“卡脖子”。因此，在日趋激烈的全球综合国力竞争中，我们没有更多选择，非走自主创新道路不可。只有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坚持自主创新，提高技术自主性，一是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增强自主创新的自信。必须认识到，如果总是跟踪模仿，是没有出路的，必须着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努力在自主创新上大有作为。二是要破除“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思维定势，下大力气推进前沿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力争取得技术突破。三是要把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与坚持技术自主、自主创新结合起来。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充分利用全球创新资源，把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有机结合，深化引进后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环节，在更高起点上推进自主创新。
其次，要坚持和不断提高产业自主性。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一国产业的独立自主性很容易受到损害，从而走上依附性发展道路，国家经济安全也难以有效维护。一个国家的产业难以独立自主地发展，通常有两种情形，一是由于该国不具备较为完整的产业体系，从而无法形成完备的工业配套生产能力，在技术、资源和部分核心产品方面严重依赖从他国进口，从而在国际贸易中处于劣势，甚至受制于人；二是由于跨国投资的普遍化、自由化，一国的经济命脉和核心部门很容易被跨国公司所控制，从而丧失经济发展的自主权。
因此，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提高产业自主性，需要把握好以下几点：一是要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处理好内需和外需的关系。对外贸易规模扩大和外贸依存度上升，并不必然导致经济安全问题。但如果把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寄希望于外需，过度依赖国际贸易，就会丧失对外贸易和经济发展的主导权，使本国经济运行受到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无法实现持续稳定发展。因此，必须发挥国内市场广阔的优势，把扩大国内需求、开拓国内市场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走内需主导的发展道路，努力扩大内需，更加积极地促进内需和外需平衡、进口和出口平衡。二是要在积极发展对外贸易的过程中，把握对外贸易的主导权。一方面，必须努力提高本国产业竞争力，补齐产业短板，形成相对独立完整的产业体系，实现产业结构在国际分工体系中从中低端向中高端水平迈进，从主要依赖比较优势转向依靠竞争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实现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另一方面，在国际经济贸易谈判和制定双边、多边经济贸易规则中，必须保持独立自主性。三是要在引进和利用外资方面，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把积极合理有效地吸收外资与改善外资监管结合起来，保持在经济命脉和战略性领域的控制力，避免受制于人。
再次，坚持和不断提高金融自主性。在现代经济中，金融是经济活动的核心和命脉。因此，在全球化时代，必须注重金融自主，坚持独立地货币权和金融监管权，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有效的实现国家金融主权，建立起国际金融新秩序。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提高金融自主性，需要把握好以下几点：一是要有序推进金融开放，适度参与金融全球化进程。参与金融全球化的过程中，要根据国家经济发展的需求和本国金融体系特点状况，有序地推进金融开放，既要坚持国家金融主权，又要以发展的观点适度参与，在金融开放过程中，建立防范金融开放所面临危机的有效应对机制，维护货币和金融体系的稳定性，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二是要进一步完善金融市场监管，防范金融风险。要在金融开放中真正实现风险防范和进程可控，提高金融自主的能力和水平，关键是要建立完善的金融市场监管，完善金融管理制度，提高管理的透明度，健全金融风险预警系统，提高对金融市场的预警能力，建立完善的金融风险防范机制，等等。三是要积极参与金融全球化规则和制度的制定，努力推动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建立。长期来看，要真正的防范金融风险，应对金融全球化的风险和挑战，提高金融自主性，最根本的是要参与到金融全球化的规则和制度的制定过程中，努力推动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能够抑制投机、防范危机、稳定和权责对称的国际金融体系。中国是建立的国际金融体系的积极倡导者和践行者，未来中国要在全球金融治理新变革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最后，坚持和不断提高政策自主性。 经济政策的自主权是一个国家的基本主权，意味着国家可以从自身目标出发，独立自主的制定并执行这些政策，而不会受到国际经济因素的干扰甚至干预。经济全球化对传统国家经济政策自主性所带来的冲击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来自国际组织和国际协定的冲击。二是来自跨国公司的冲击。三是来自于发达国家建构的意识形态的冲击。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保证经济政策的自主性，需要把握好以下几点：一是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实践已经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在新的伟大实践中所作出的正确选择，是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社会和谐的必由之路。要坚持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在道路问题上决不能有丝毫动摇，否则就有可能犯颠覆性错误。二是要保持强有力的国家调控。我国具有较强的国家调控能力，其中，党总领全局协调各方的能力、高效的经济调控机构和组织高效的执行能力，较强的财政汲取能力，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以及国家对于信贷资源的管理和调控能力，都是重要的有利因素。这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所在，要把这个优势保持好、发挥好，保持强有力的国家调控，真正确保经济政策的独立自主。三是要抵制新自由主义对经济政策的影响。新自由主义思潮来自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不仅通过把新自由主义建构为主流经济学理论的方式，强化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还通过控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清算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经济组织的方式，迫使发展中国家接受，导致很多国家在相当大程度上丧失了经济政策的自主性，很多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深受其害。因此，必须认清新自由主义及其政策主张的真实面目，警惕其所带来的政策误导，确保经济政策的独立自主。
三、运用马克思主义剖析现代国际经济关系实质，厘清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三重意义
纵览世界历史可以发现，经济往来是全球变得日益密切的首要因素，因此对经济全球化的理解必须要准确剖析现代国际经济关系，只有弄清楚国家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意义，才有可能就如何在国际市场中积极利用自身优势和外部机会发展本国经济提出战略对策。
（一）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视角深刻揭示了当前国际经济关系实质
当今世界，国家对外经济关系伴随经济全球化显得日益重要，也是提升本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必然要求。迄今为止的经济全球化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进行的，在经历不断扩张后形成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或所谓的现代世界经济体系，现代国际经济关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和发展的。
以国家强弱、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双重标准来看，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总体上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即中心与外围关系或南北关系；第二类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前者以控制与被控制、剥削与被剥削为特征，并呈现两极分化态势；后者以竞争与合作为特征，并呈现趋同与分化交替循环的态势。根本而言，这两种关系的不同性质及其发展规律，都由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决定。具体来看，
首先，中心外围关系。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依赖于劳动力、原料来源、投资场所和销售市场，其扩张途径包括两个：在国内，资本通过侵入非资本主义经济领域，把越来越多的生产要素和经济过程置于资本的控制之下；在国外，资本通过武力和非武力的侵入和占领，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的生产要素和经济过程置于发达国家资本的统治之下。资本主义制度在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的发展，必然在资本主义国家范围内和资本主义世界范围内造成两种不同类型的两极分化。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造成财富在少数资产阶级一极积累和贫困在广大无产阶级一极积累：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造成少数发达国家（富国）和大多数不发达国家（穷国）的两极分化。资本主义世界的分化现象不过是资本主义国内的分化现象在全球规模上的重演。
其次，发达国家内部关系。资本主义经营以剥削雇佣劳动为手段和以追逐利润为目的，资本与资本的关系本质上必然是竞争的，任何资本在市场上都力图排斥其他资本，以保持自身在生产和销售上的有利地位，占据更大的市场和获取更多的利润，这点马克思早在《资本论》中关于资本集中、资本积聚等理论阐释中就已说明。在世界范围内，资本的这种竞争关系就表现为各国资本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和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经济、政治舞台上的竞争。另外，资本之间也存在着吸引、合作与联合的一面，但这种合作与联合只不过是为了在更大的范围与更强的对手展开更有力的竞争。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力图保持自身的优势，后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则要奋力追赶，这就成为国家之间发展不平衡的根本动力[3]。
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所带来的最重要的政治后果，是加剧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乃至爆发战争。一旦各国的经济实力发生变化和此消彼长，原有的势力范围划分与现有的经济实力不相称，重新瓜分势力范围的斗争必然尖锐化，战争就成为这种争夺的最后手段。如同资本之间既有竞争也有合作一样，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也是联合与竞争相互交织，但是，联合并不能消除战争，这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本质和规律。
（二）主权国家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三重意义
伴随着国际分工日益深化，主权国家的经济建设几乎不可能关起门来独立进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成为必然态势。作为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和基本支撑，对外经济关系至少包括三重含义。
首先，有利于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依托于国际市场，它可以充分发挥国际市场对国内市场的弥补作用，从而建构起良性的双向互动关系，形成资源合理配置的局面。对外经济关系有利于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满足商品多样化需求。受制于资源、科学、技术、信息等诸多要素的约束，一些商品和服务本国无法提供有效的供给，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不仅能够获得本国短缺的生活必须商品；第二，达成国际技术交流与合作。技术创新是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不同国家的技术水平差异较大，通过对外经济关系，国家之间的技术合作影响日益深远，技术合作方式也变得更加灵活；第三，激发资本活力。资本有逐利的要求，当一国内部容积没有办法继续承载资本总量时，寻求外部投资空间成为必然之举，否则资本就会处于闲置和浪费状态。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可以有效化解国内资本相对过剩的问题，同时也能解放国内资本的投资行业和领域的束缚。
其次，有利于提升国际影响力。从表现形式来说，国家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主要是通过融入国际分工、资源的国际配置和国际竞争来实现的，有利于国际影响力的扩散和深化。通常意义上，国际影响力反映本国被他国的认知和认可程度，国际影响力的提升需要做好两方面工作：第一，主动融入国际，只有主动参与，才能敏捷有效地把握住发展机遇，彰显国家力量和自信；第二，主动将国际市场的优势引入国内，弥补国内市场的不足，形成国内国际统筹发展布局。外经济关系是一个双向过程，既有走出去，又有引进来，符合国际影响力提升的路径要求。
最后，有利于国际命运共同体建设。当全球经济关系越来越紧密时，国家的命运也日益与其他国家命运关联，特别是在经济风险、不确定性因素等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从人类社会大分工视角来看，每一次分工的出现都将国家之间的命运关联度提升到新的水平，特别是第三次社会大分工以来，商品生产和服务利用各国比较优势在全世界展开，有的国家拥有较多的资本，有的国家拥有丰富的劳动力，有的国家技术较为先进，它们之间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对许多商品来说，一国只生产其中的某零部件，因此必须要在这些中间品生产地区之间形成高度一致的标准才能顺利完成最终商品，风险与荣耀并存是各国利益相关的基本条件。
四、把握当代中国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历史节点和多重格局，进一步处理好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经济关系
中国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历史源远流长，尽管在不同的时期对外经济关系成就和开放程度不一，但总体而言，中国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此过程中，中国也积极利用国际市场，借鉴其他国家经济发展的有效措施，铸就了当代中国经济辉煌。
（一）当代中国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历史节点
中国在与世界其他各国和地区经济往来始终以综合性和系统性视角，结合国内、国际双重背景，有步骤有计划地展开。以重大的历史节点为据，当代中国对外经济关系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1949-1978年。新中国成立以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实行经济封锁、政治排挤、外交孤立、中断交流等政策，世界经济格局形成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大阵营对立。同时，刚经过解放战争的新中国满目疮痍，国家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支零破碎，毛泽东主席审时度势，在外交上采取“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等政策，取得了积极的历史作用。在与苏联交恶之前，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主要发生于苏联和第三世界国家，这一期间中国争取到了苏联大规模的资金、物资设备、技术条件和专家人才，推动了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2.1978-2001年。1978年中国正式确立对外开放战略，主动打开国门，积极参与世界分工，促进国内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这一时期国家发展对外经济关系进程加速。落实到具体城市来看，1979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在深圳、珠海、厦门、汕头试办经济特区，1988年海南经济特区成立。1984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开放大连、广州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1990年上海浦东新区成立。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中国对外经济关系取得新突破。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这是中国对外经济关系史的标志性事件，具有里程碑意义。
3.2001-2008年。从加入世贸组织到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中国参与世界分工体系的能力有了明显提升，在利用外资、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承包对外工程项目、派遣劳务出口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果，总体来看，这一时期中国对外经济关系高速、蓬勃发展。根据入世相关条约，中国始终遵循世界贸易组织的条款规定和各项承诺，在规制框架下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与此同时，西方国家抱有偏见和违背国际组织条款规定，对中国商品和服务刻意刁难，可以说，这阶段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成绩完全是独立自主打拼出来的。
4.2008年至今。2008年次贷危机产生后，在极短的时间内演变成世界性经济危机，西方主要经济体都受到严重冲击，中国虽然面临着对外贸易的不利局面，但经济增长依然保持世界领先速度，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动力。中国对外经济关系在经历短暂波动后又恢复快速增长态势，继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后，中国在2013年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在对外经济关系上，中国从过去的被动式参与世界分工转向主动式参与，世界经济格局已经从西方发达国家主导转向多方联合协调，特别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G20杭州峰会等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事件表明，中国无论是在对外经济关系的举措上，还是在对外经济关系的理念上都有了全新的发展。
（二）当代中国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格局
对外经济关系格局的形成和划分与对外经济关系类型直接相关，后者有不同的切入点，主要包括内容视角、对象视角、主体视角和结构视角，其中，前三个方面都可以在结构上具体体现，因此，探讨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结构是分析格局的重要抓手。根据参与数量和组织形式的差异，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结构包括双边、多边、区域和国际经济组织等四个方面。
双边经济关系是中国对外经济格局的基本，截至2016年，中国已经与世界上173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其中，双边经济关系有的已经相对成熟，有的日渐完善，有的刚刚起步，有的还在谈判协商。数据显示，中国最重要的双边经济关系基本是与各地区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除了中国）形成的，比如亚洲的日本、欧洲的德国、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北美洲的美国、非洲的南非、拉丁美洲的巴西等。发展对外双边经济关系，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是重点内容，目前，中国已经与境外22个国家和地区签署自贸协定14个，并与加拿大、英国、欧盟、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国家有意达成自贸区签署倾向。
多边经济关系指数量多于两个的、同时并未形成区域性的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经济往来，具体数量没有定论，集团经济关系也属于多边经济关系的重要内容，比较有影响力的多边经济关系包括G20、G77、BRICs等。多边经济关系的形成依然需要在政治、社会、文化、宗教等各方面达成有效共识，一般而言，具有较为相似国情的国家比较容易形成多边经济关系。中国最重要的多边经济关系主要有中日韩经济关系、G20、“一带一路”等，如何有效建设多边经济关系需要各方共同努力，特别是对影响因素较为复杂的国家而言，更是如此。
区域经济关系是多边经济关系的特殊形式，表现为在特定区域内形成，但它与多边关系又具有很大的不同，在多边经济关系内，每一个参与主体依然保持较为灵活的决策权和控制权，但在区域经济关系中，一旦由参与成员国集体通过的协议契约生效，任何一方参与者必须要以集体的利益为约束，要在集体的框架下行事。中国在积极发展双边经济关系和多边经济关系的同时，也特别注重区域经济关系的开发和利用，目前，中国作为重要的成员国参与的区域经济关系包括上海合作组织、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博鳌亚洲论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中国在上述区域经济关系中的影响力日益加深。
中国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中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组织，并充分发挥中国的影响力，贡献自己的力量。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国际经济组织的三大支柱，中国都已成为重要的成员国，其中中国还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创始国。中国倡议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属于半区域性国际金融机构，截至2016年10月7日，创始成员数已达到60个，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有四个国家参与，西方七国集团有五个国家参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员国分布在亚洲、欧洲、非洲、南美洲、北美洲和大洋洲，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重要的力量
（三）中国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对外经济关系的特征
中国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对象既有发达国家（包括地区），也有发展中国家（包括地区），在不断开创对外经济关系新局面的过程中，中国始终根据客观条件和特定环境调整自己的角色，从而制定出适宜的对外经济政策，并呈现不同的特征。
1.中国与发达国家对外经济关系特征。截至目前来看，中国已经与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对外经济关系，受各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的影响，中国与它们的对外经济关系呈现不同的个性特征，从整体来看，这些特征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相对而言，中国并不能称为经济强国；第二，世界经济格局以发达国家为主导，中国影响不断增强；第三，西方发达国家对华刻意刁难，质疑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完全是从它们国家利益出发而践踏国际相关准则；第四，欧美日等经济体在中国对发达国家经济往来中占比较大。
2.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对外经济关系特征。在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对外经济关系中，中国致力于共同进步，推动第三世界国家综合实力增长，商品贸易、技术转移、能源合作、对外投资、承包工程等成效显著，总体而言，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对外经济关系特征包括：第一，与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是最大的经济体；第二，中国对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援助明显；第三，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对外经济关系上理念趋同，特别是希望建构新型的国家经济秩序，促进互利共赢；第四，中国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外经济关系中金砖国家、东盟和非洲占有较大比重。
无论是从以欧美日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而言，还是从以金砖国家、东盟、非盟为代表的发展中经济体来看，中国在与它们的经济往来中都面临着不同的难题和挑战，这需要各方和中国一道秉持互信合作，才能实现共利共赢。
五、结合世界深层矛盾系统探析全球治理的内涵与演变，全面梳理全球治理的必要性和时代特征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激化和后发国家经济发展提升，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断发生变化，多极化态势日益明显，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正在经历着深刻的革命。
（一）全球治理反映世界经济格局动态变化下相关方利益的协调和平衡
全球治理概念在上个世纪90年代出现，起初被视为应对后冷战时期国际问题的思路。1995年，联合国成立了全球治理委员会，并创办《全球治理》杂志。全球治理内涵说法不一、尚无定论，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全球治理随着世界经济格局而不断演化，它从根本上反映了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利益关系。全球治理的提出反映了国际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首先，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全球发展不平衡加剧。由于先进国家抢占了国际经济有利位置，并通过政治、军事等各种手段强行掠夺他国资源，国家利益冲突加剧，南北差距不平衡发展。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正在努力探求区域性经济组织，目的就是要打破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体系。另外数据显示，，即便在发达国家经济体内部，日本、德国、法国、英国等国家经济总量与美国相比，差距也日益增大。其次，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资本力量觊觎全球利益。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基础，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秩序中扮演重要角色，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决策产生深刻影响。再次，一些非政府组织要求治理全球经济的权力。资本对劳工和自然资源与环境等的剥夺，激起了非政府组织的反抗，这些非政府组织强烈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规则的制定过程，以更好地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非政府组织的崛起是全球经济治理出现的重要推手。最后，全球经济风险不利于国家经济发展。当今世界经济危机主要表现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由于国际分工深化和世界货币体系变化，危机极其容易从一国传导到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想要独善其身都是不可能的，这必须要借助全球治理。
从相关国的利益角度切入，不难发现早在资本主义制度全球扩张时期就产生了国际经济问题，包括维护世界航线安全、设立国际贸易法律规则、国际支付体系等，这些都属于国际经济治理的内容，它是全球治理的早期表现。总体上来看，国际经济治理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第一，英国霸权主导。18世纪西欧国家竞争激烈，英国凭借工业革命的率先成功，成为最终的胜利者。一方面，英国凭借超强的军事力量，占领了大量海外殖民地和贸易通道；另一方面，凭借着工业革命的率先完成，英国成为世界工厂。同时，随着拿破仑战争的结束，欧洲恢复了均势格局。这种欧洲的均势格局、海上霸权和世界工厂，奠定了英国主导世界经济发展的力量基础，确立和维护了英国霸权下的世界经济秩序。第二，美国霸权主导。19世纪末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后，全球经济秩序遭到严重破坏。战后布雷顿森林会议召开，此次会议成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以及1947年成立的关贸总协定，共同构成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三大支柱，成就了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和以美元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构建了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宰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第三，后冷战时代多元格局。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结束了冷战，美苏争霸的两极世界格局终结，世界进入多极化发展阶段。进入新的世纪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的实施，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弊病不仅没有被消除，反而不断加剧，日益暴露，比如经济持续低迷，金融资本的寄生性和掠夺性日益加深，金融经济危机的频繁爆发，环境和生态危机不断恶化，财政赤字无节制膨胀，垄断资本对民主政治和社会舆论的操控加强等。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要求变革全球治理体系的呼声不断高涨，推动了新的治理平台和合作方式的出现，如二十国集团（G20）、金砖国家合作、“一带一路”倡议等。
（二）新形势下全球治理的特征和难题
当前，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世界分工和经济融合不断深化，这既导致全球治理出现许多新的特征，同时又给经济治理带来诸多难题。
全球治理的特征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多元主体合作共治。全球治理正在由传统的国家权力为基础的模式向多元行动主体合作治理模式转变，这种合作依靠国际惯例、规则和国际法等制度体系来规范。为了达成共治全球经济的制度框架，参与各方需要不断谈判协商，在妥协中最终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行动纲领和守则。就这样的合作共治而言，这一进程需要通过漫长的谈判，在此过程中不断解决问题，制度不断深化和完善。第二，权力体系不平等。目前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仍然由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把控，利用控股世界与区域经济组织、跨国公司的方法，进而获得对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G20等全球经济治理平台的控制权，成为国际规则的制定者，操控发展中国家经济，转嫁国内矛盾和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票权比例分配明显地反映了权力差异，该组织2010年就提出份额改革方案，但受到美国长期阻挠，尽管该案最终得以通过，但美国依然具有一票否决权，其比例从原来16.7%微调至16.5%。第三，新兴经济体作用日益凸显。21世纪以来，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成为影响全球经济政治格局的重要因素，近年来金砖国家经济总量已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0%，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更是达到50%。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改写了二战后的世界经济版图，推动了全球政治经济权力的转移，而这成为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根本推动力量。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资本主义中心地带的西方发达国家破天荒的成为了全球经济治理的对象，这更增强了新兴经济体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信心和动力。
全球经济治理面临的主要难题较为复杂，首先，必须要谨慎处理好经济治理的全球化和经济治理的国别化冲突。从超国家的视角看待经济治理是全球经济治理本质要求，这往往与国家主权和独立相矛盾，而且国家间的协同治理需要国家让渡一些利益，限制部分自由，引致国内政治的反对或者机制上的困境。其次，尽管多元格局正在形成，但权力差别较大。美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其单边主义国际战略不利于公正、高效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建立，当前的多元格局虽有其名，但是效果不理想。再次，全球经济治理干扰因素纷繁复杂。世界分工将各国经济联系在一起，但政府间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依然存在难度大、成本高的问题。每一个主权国家都有各自不同的经济情况和经济问题，都有自己的利益和期待，重要的是，这些利益诉求往往会是冲突的，有时甚至是零和博弈。生态、社会、军事、文化、宗教等因素相互交织，加剧了全球治理的难度。最后，全球治理果实可能被少数国家窃取。目前，全球经济治理的行动主体很大程度上受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所左右，全球经济治理的规则和机制大多也由它们制定和确立，因此，全球经济治理难免会体现发达国家的价值和利益。而全球经济治理是建立在政府的作用和国家的主权日益削弱、民族国家疆域日益模糊的前提之上的，强调治理的跨国性和全球性。问题是，过分弱化国家主权和政府在国内和国际经济治理中的作用，客观上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国、跨国公司以及国际组织干涉别国内政、推行霸权主义政策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有可能成为某些国家和跨国公司干涉别国内政、谋求霸权统治提供理论依据。
六、坚持和创新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增强新时期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话语权和领导权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增长陷入低迷，中国虽然面临经济新常态，但仍然保持着中高速增长，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中国道路在国际上日益受到重视，中国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角色正从原来的被动参与者转向主动建设者。无论是在“G20”杭州峰会，还是在世界经济论坛上，中国方案备受瞩目，中国在世界中的话语权和领导权正在凸显。
（一）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中国身影与中国力量
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是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过程中逐步加快的，中国的经济成就，包括经济总量世界第二、最大的货物出口国、第二大货物进口国、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国、最大外汇储备国等决定了全球经济治理需要中国。然而，目前世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剥削掠夺为特征的资本主义法则支配着世界经济和政治秩序，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形成依然任重道远。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成为了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员。这时，正处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立时期，经济建设上采取自力更生的战略，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一时期，在与非西方国家，特别是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交往中，中国在灾难救助、医疗救助、经济发展救助等方面仍做了相当重要的贡献。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逐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进入新世纪，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标志着中国与国际经济体系的联系更趋紧密。2002年11月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给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有利条件，并进一步阐述中国参与并融入国际体系，推动国际经济体系改革与发展的决心与信心。200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方向发展，但是，世界经济失衡加剧，南北差距进一步拉大，为此，中国希望各国经济上能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
2008年经济危机使中国更加深入地参与到全球经济治理及其变革进程之中，并成为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重要推动者，这次危机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投票权分配进行了改革，新兴经济体的份额增加了6%，而传统的发达国家份额相对降低了。在2016年的G20杭州峰会上，中国作为主席国，已经逐渐成为G20等全球治理机制发展变革的引领者和塑造者。鉴于世界经济的长期低迷以及历年G20全球经济治理措施在实际行动上的裹足不前，中国在领导2016年的G20杭州峰会议程的制定中，以自身的治理经验积极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治理方案：一是中国在G20杭州峰会力推“结构性改革”，推出了九大优先改革领域和48项改革原则，并制定了衡量结构改革取得进展的12项指标体系，以落实之前峰会提出的评估和检测成员国执行峰会措施的成效。二是杭州峰会首次将“创新”议题（包括科技、工业商业模式、发展理念、增长方式等方面的创新以及新工业革命行动计划、数字经济发展等）纳入G20峰会议题，探索“创新型增长方式”，为世界经济发展挖掘长期增长潜力。三是杭州峰会突破性地将投资议题提升为与贸易议题并重的高度，并将二者关联起来，致力于为世界经济增长安装上新的发动引擎。四是中国在杭州峰会上首次将发展议题纳入G20峰会议程，将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塑造为全球发展治理机制。
（二）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基本原则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并已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参与者。中国主张将平等、开放、合作共赢、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发展之中，为全球经济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体现了中国智慧。总体而言，这些方案包括六大基本原则：
第一，以平等为基础。平等是完善全球经济治理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应该以平等为基础，更好反映世界经济格局新现实，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确保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平等需要借助规则和制度，既要推动国际关系向民主化发展，也要推动国际关系向法制化发展，用统一适用规则明是非、促和平、谋发展。
第二，以开放为导向。全球经济治理应该在平等的基础上以开放为导向，坚持理念、政策、机制开放，适应形势变化，广纳良言，充分听取社会各界建议和诉求，鼓励各方积极参与和融入，不搞排他性安排，防止治理机制封闭化和规则碎片化。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只有秉持开放的理念，才能博采众长，推动各文明相互交流，尊重文明多样性，才能和平共处、和谐共生；特别是在经济往来上，应该积极遵循公平贸易，反对各种贸易保护主义。
第三，树立正确义利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在国际合作中……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4]，这充分表明我国在处理全球经济问题上讲诚信、重信义，不能把只目光放在眼前的利益上的态度。这与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念有很大不同，“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是西方国家在处理国与国关系时所信奉的理念。追求利益至上，这样的理念主导之下，世界上局部地区战争频发，政局动荡，阻碍了世界经济的发展。
第四，建立合作共赢的国家关系。当前全球性挑战需要全球性合作，全球化过程中合作共赢成为各国必然的选择。习主席在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的讲话中指出，坚持合作共赢，合则强、孤则弱，合作共赢应该成为各国处理国际事务的基本政策取向。要推动建设国际经济金融领域、新兴领域、周边区域合作等方面的新机制新规则，推动建设和完善区域合作机制，加强周边区域合作，加强国际社会应对资源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网络信息安全、应对气候变化、打击恐怖主义、防范重大传染性疾病等全球性挑战的能力。
第五，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指出，全球经济治理要共商规则，共建机制，以共享为目标。共商，就是集思广益，由全球所有参与治理方共同商议，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对世界好、对世界各国人民好，要由各国人民商量，不能由一家说了算，不能由少数人说了算。共建，就是各施所长、各尽所能发挥各自优势和潜能并持续加以推进建设；共享，就是让全球治理体制和格局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球各个参与方。
第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今全球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这要求各国同舟共济，增进人类共同利益，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园。要在坚持国际关系演变积累下来的一系列公认原则基础上增加各国政治互信，并形成良性互动，使各国人民公平享有世界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理念要通过实践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只有国际社会齐心协力努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的宏伟蓝图才可能实现。对此，习近平指出：“大道至简，实干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键在行动。国际社会要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等方面作出努力。”[5]
注：
[1]《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80页。
[2]《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页。
[3] 高峰：《21世纪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演变》，《政治经济学评论》2010年第1期。
[4]《习近平在首尔大学演讲：引古语阐述中国义利观》，《京华时报》2014年7月5日。
[5]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演讲，2017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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