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探索】胡洪彬：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十大辩证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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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经济学家》2017年第5期

胡洪彬，浙江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内容提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标志着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必须坚持继承性与创新性、借鉴性与批判性、宏观性与微观性、真理性与价值性、定性化和定量化、理论性与实践性、稳定性与开放性、原则性与灵活性、目的性与工具性以及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十大辩证统一，由此才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科学建构奠定坚实根基。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辩证统一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推进治国理政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突出强调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大原则的重要性，为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指明了科学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概念的提出，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标志着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概念提出以来，国内学界就其理论建构问题进行了持续性的争论和探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完善提供了学理支撑。笔者认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树立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思维，既要明确历史渊源又要不断突破创新，既要博采众长又要审慎周密，既要强调原则又要灵活多变，唯有把握继承性与创新性、借鉴性与批判性、宏观性与微观性、真理性与价值性、定性化和定量化、理论性与实践性、稳定性与开放性、原则性与灵活性、目的性与工具性以及民族性与世界性等十大层面的辩证统一，才能真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实现科学建构。

一、继承性与创新性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主义认为，继承与创新是辩证统一的，继承是创新的基础，创新则构成了对继承的发展，二者紧密联系，不可分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亦不例外。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质上属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体现出继承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地吸收和借鉴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产生的，它以物质生产资料为出发点，以社会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科学地揭示了资产阶级经济体系的内在矛盾，为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首先应明确自身的马克思主义“本性”，彰显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在诉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既要在阶级立场上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保持高度一致，即在坚持无产阶级根本立场和出发点的基础上，着眼于为广大劳动人民谋取利益的根本目标，并以此作为自身立论立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要在具体研究上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内在统一，即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科学揭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坚定走向共产主义奠定理论根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这种内在关联性，决定了其发展过程决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否则其必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又是结合中国实际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体现出创新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但绝不是仅从书本、概念出发的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而应从中国国情出发，以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任务和问题为核心，坚持解放思想、坚持与时俱进，由此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以实现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从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领导集体有关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思想的提出，到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同志有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以及科学发展观等的不断推进，再到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经济新常态、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经济发展领域的不断探索，无不显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历史传承基础上的创新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本身体现了继承性与创新性的辩证统一。正如恩格斯所言，任何新的学说都“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经济的事实中。”[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唯有在坚持继承的基础上实现创新，其理论体系才能在不断发展中走向完善化。

二、借鉴性与批判性的辩证统一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纵向上要做好追本溯源工作，在横向上则要处理好同其它经济学流派的关系，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明确其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关联性。目前，我国经济学界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认识还存在诸多争议。[2]一些学者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即“现代经济学”，主张全面引进和加以推广，另一些学者则直接把西方主流经济学视为糟粕，主张将其扔进“历史的垃圾箱”。我们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不科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既要吸收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性基因，同时也不应忽视其内在的局限性及不合理音符，也即其应在坚持一分为二的基础上，实现对西方主流经济学进行借鉴和批判的辩证统一。

从借鉴性的角度看，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成果，是在长期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到凯恩斯、约翰·穆勒，再到马歇尔，可谓历经众多经济学家的不懈探索与总结，其作为一种分析手段，对思考经济运行和市场机制等方面有其内在的价值和长处。如西方主流经济学有关强调市场经济运行中“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相互协同的理论，有关现代化大生产条件下先进的管理方法和经营理念的思想，以及有关人力资本建设的理论和经验分析等，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生产、交换和分配过程的完善显然有其借鉴价值，而西方主流经济学对不同发展阶段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探索和总结，对提升我国政府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驾驭能力，实现社会经济的平稳发展亦能带来助益效应。因此，在纯粹“工具理性”的层面上，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众多领域和层面的理论成果，可以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的必要素材，从而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提供必要参考。

从批判性的角度看，西方主流经济学虽然有其合理因素，但其内在的局限性亦是十分明显的。一方面，西方主流经济学以资产阶级的主导性为立论起点，其在本质上属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范畴。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尽管经济流派众多，但主要还是以马歇尔等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起主导作用，之所以如此，根本上就在于该理论适应了资产阶级的统治需求，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最符“情理”的解释和辩护，这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其进行借鉴，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对其作出批判。另一方面，西方主流经济学作为诞生于西方本土实践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也主要以美英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蓝本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其在分析框架上的空间局限，也决定了同中国情境必然存在不相匹配与吻合的境况。恩格斯就曾指出，国家、时代及生产和交换条件的不同，决定了“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3]对此，我们应有清醒认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在坚持批判的基础上加以科学借鉴，如此才能真正建构和形成一个既契合中国国情又博采各家之长的现代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三、宏观性与微观性的辩证统一

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从18世纪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发表，到19世纪的“边际革命”，再到20世纪初凯恩斯主义的出现，可谓经历了一条从古典经济学形成，到新古典时期现代微观经济学奠基，再到当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确立的发展脉络。可以说，经济学的宏微观两分构成了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两种不同样态，长期以来二者一直存在矛盾和对立。[4]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诞生，科学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规律，从根本上克服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内在缺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虽未在宏微观层面上作出明确界定，但其作为一种科学的理论体系，同样涉及到社会生产关系中的“宏观性”和“微观性”议题，并突破性地强调了二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基于商品二重性的微观基础，阐释了其特有的劳动价值理论，正是在此基础上他们才在宏观层面上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作出了全面考察，进而阐明了资本主义在价值和剩余价值实现中不可克服的深刻矛盾。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宏微观的辩证统一分析，才确立起了其科学和完备的理论架构体系。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应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关宏微观层面辩证统一的分析框架作出科学继承，并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作出科学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形势良好，但同时也面临一些结构性矛盾，亟需集思广益进行解决。[5]对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在宏观层面作出回应，在分析思路上，既要在纵向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的发展演变和当下境况作出科学地分析和论证，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体制发展和完善化提供理论支持；也要从横向上对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格局和趋势作出分析和评估，为进一步深化我国对外开放事业提供学理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应紧密结合我国经济发展实际，分析我国经济关系运行中的各类发展难题，为有效实现调结构、扩内需，实现国家生产总值的不断提升作出应有的贡献。

在微观层面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不能忽视对个体层面的基础性建构。微观经济分析以家庭、企业等经济单位及其经济行为为分析对象，从个体层面对资源配置过程作出阐释和论证，可以为国家宏观层面的政策供给和资源利用提供坚实根基。对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重点对以下几个层面作出关注：一要对我国社会主义环境下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经济行为作出科学分析，既要对产业机构的生产能力作出科学考察，又要厘定消费者的欲望和动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微观证明。二要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我国的人力资本状况作出创新性分析，尤其是要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状况着力化解人才的结构性难题，推进人口素质及其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从而为实现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提供有力支撑。三要基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对个体层面资源的有序配置过程作出科学论证，以达到维护公平、有序竞争环境的重要目标，为我国经济新常态下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性保障。

四、定性化和定量化的辩证统一

自孔德实证主义体系创立始，西方学界就开始了经验性和实证性的发展历程，各门学科亦逐步从形而上学的哲学思辨模式中摆脱出来。此后，围绕社会科学研究定性定量的优劣问题展开了长期争论。经济学作为“经世致用”之学亦未能“免俗”，在分析方法上可谓走过了一条从单纯强调定性到定性和定量并存且互相争论的历史格局。西方经济学传入国内后，有关定性和定量的方法之争亦传入国内，直到今天仍持续不断，并影响着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路向。一些学者力主定性分析，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假设设定、模型运用和数理模式皆为表象，且与中国实际不相吻合，难以从根本上解释现实问题，因而对其大加鞭笞。另一些学者则格外强调定量分析的重要性，甚至将其奉为圭臬，认为中国经济学唯有借鉴“西式”量化路径才能实现突破。我们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所偏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要着力在此问题上避免陷于绝对化的境地，应基于分析框架的宏观和微观辩证统一要求，推进分析方法同样走向定性和定量的辩证统一。

一方面，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是一种“理论经济学”，对其应坚持定性分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阐述人类社会各阶段物质资料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规律的理论体系，本质上就是以唯物史观和辩证法为哲学根基建构起来的学术大厦，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研究，绝不是停留在对其经济问题的表象分析，而是直接深入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及其关系内部，去探究内在的矛盾性根源，并科学地指出正是由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生产社会化间的矛盾，才导致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爆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所以能探究到资本主义经济的本源性密码，很大程度上就是以唯物史观和辩证法为准绳，坚持了从分析到综合、从抽象到具体的定性叙述之路。唯物史观和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方法，应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继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以此为基，在历史与逻辑相结合中，着力提炼影响我国经济运行的主客观因素，分析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因，以在总体和全局上为把握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般规律奠基坚实根基。

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对具体对象的关注过程中，也应在一定程度上引入定量分析模式。马克思就曾要求“把政治经济学变成一种实证科学”。[6]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对一切有益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我们都要研究借鉴，不能采取不加分析、一概排斥的态度。”[7]西方经济学的定量分析模式，早在古典时期就已开始探索和尝试，包括威廉·配第、大卫·李嘉图和熊彼特等都曾通过数理工具研究经济，20世纪后瓦尔拉斯、帕累托等新古典经济学派代表人物亦将当时最新的数学成果引入经济学界，推进数理分析成为了西方经济学研究的主流范式。定量分析以数理统计和微积分等为手段研究经济现象及其过程，对获得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认识有其特殊长处，尤其是对一些具体性和微观性议题的论证，在通过定性手段作出分析外，就有必要通过进一步的量化考察来加以证明，从而为可操作性方案的提出提供指引。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应迷信西式的定量分析方法，但亦不能将其拒之千里之外。在强化定性研究的同时，应基于翔实的量化实证来形成有关中国发展实践的精确认识。唯有实现定量和定性分析的辩证统一和综合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才能实现纵深化发展。

五、理论性与实践性的辩证统一

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重要命题，马克思主义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8]实践对认识具有决定作用，其构成了认识的动力和来源，同时，认识亦反作用于实践，给实践带来推进和阻碍作用。马克思主义关于认识与实践关系的原理，表明作为对事物深化认识而形成的理论同实践也是辩证统一的。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首先必须明确自身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的客观事实。改革开放后，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及我国社会经济领域中一系列现实问题，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及时转变国家发展战略，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初步根基。此后，在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的领导下，为进一步发展生产力，推进经济发展更好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并强调了实现科学发展的重要性，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当下经济新常态的新形势、新机遇和新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适时转变发展方向，提出了“供给侧改革”、“五大发展理念”等一系列新论断，进一步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正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而得出的理论成果。

理论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任何实践的发展都以其自我的形式实现运转，时常付出某种“代价”，这就需要对其通过分析提炼出理论，以提升对实践活动的规律性认识，以最大限度地“减轻”发展带来的“阵痛”。正如伽达默尔所言：“一切实践的最终含义就是超越实践本身。”[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同样也不例外，这也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就不能仅仅满足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的浅层“描述”和“讲解”，而应在明晰概念、框架等逻辑体系的基础上，对实践经验及其成果作出批判性反思，并由此形成一个整体性和深层次的理论图景，以实现对经济发展实践的超越。理论高于实践，还在于其要对实践产生反作用，为实践发展提供理性指导。对此，列宁就曾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是精深的理论体系，但绝不能是脱离实际的“黑板经济学”，其应紧密联系实践、关照实践，并以其特有的概念框架和思维逻辑为推进实践的更好发展提供标尺。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源于、高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带来指导效应，二者应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实现辩证统一。

六、真理性与价值性的辩证统一

在人类认识和实践的发展进程中，对真理和价值关系的探讨是一个永恒主题，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作为哲学范畴，真理是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在人脑中的正确反映。掌握了真理，就标志着人们对客观世界本质及其规律的正确认知。价值则是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一种效益关系，指向的是客体属性和功能与主体需要间的内在契合性。马克思曾指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11]可见，真理和价值所表征的实际上是主体在实践中同客体形成的一种关联性，人的实践活动既要显现出依客观规律改造客体对象的外在尺度，又要着力满足自身作为主体需要的内在尺度，唯此才能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达到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的主体需求。也即“成功的实践必是真理和价值的统一。”[12]真理和价值的这种逻辑性联袂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必须既要坚持真理性，又要体现价值性，即其必须在遵循真理和价值双重尺度的基础上实现辩证统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彰显价值，就必须把遵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摆在首位。具体而言，一要以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为根本前提。党的坚强领导是推进我国社会经济实现持续和健康发展的根本政治保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最大优势，这是历史早已明证的客观事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掌控中国经济发展规律，首先就必须把坚持党的领导摆在自身立论的核心位置。二要以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为基本原则。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初级阶段国情的内在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明确没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我国的社会主义必然丧失其自身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的方向和道路也就无法坚持，而没有多种所有制经济，也必将脱离初级阶段的国情，同样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三要以坚持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现实取向。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的结合，是凸显社会主义优越性、实现资源合理配置的客观诉求，也是调动生产者和劳动者积极性达至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科学把握其运作规律，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发挥提供理论证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遵循真理，就必须把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以民为本、为民服务作为根本价值目标。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和历史的创造者。党领导的经济建设之所以具有自身独特的优越性和真理性，根本上就在于其坚持了以民为本的价值取向，践行了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打赢脱贫攻坚战，”“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迈进。”[1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广大人民群众共同享有的“大众经济学”、“人民经济学”，而不是只为少部分人服务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其要遵循真理就必须紧贴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需求，以人民的立场进行著书立说，进而明确体系架构和价值目标，这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应然使命。

七、稳定性与开放性的辩证统一

任何学科作为内含特定知识结构的客观性存在，都有其自我的范围和边界。沃勒斯坦就认为，学科既是一种“特定的组织结构”，也是一个“具有明确研究领域”的学术范畴。[1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同样也是如此。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首先就要对其理论体系作出分析和建构，以确定其作为学科应有的稳定性根基。一方面，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确立稳定的理论主题。理论主题是否做到明确，是判断一个学科能否成立的重要依据。从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建设中心思想的提出，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和科学发展观的相继确立，再到十八大以来新常态下新发展理念的形成，根本上都在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出场，必须立足这一共同主题进行分析，为我国社会经济更好更快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也要确立稳定的理论基础。正如上文所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所以成为科学的理论体系，根源在于其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立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必须坚持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根本性的理论基础，唯此其作为学科才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断作出新的概括。

任何学科都有特定主题和理论基础，但其在内容上则是开放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和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这表明作为这一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同样是开放发展的。从横向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积极树立比较视野和开放姿态，不仅如上文指出的，要在科学研究上科学采纳国外经济学领域的先进方法，为提升相关领域研究的理论深度提供扎实根基，而且在发展实践上，也要积极吸收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上的先进模式，由此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比较借鉴。从纵向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问题，都逃离不出历史的积累和沉淀，这就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也要善于在回溯和总结历史的进程中寻找答案。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14]尤其是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无论是宏观政策的发展还是微观主体的运作，我们都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但这些经验很大程度上还是松散的、碎片化的，还远未达到形成科学性和系统性理论体系的要求，这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积极参与其中，以开放化和包容性的姿态对其作出提炼和分析，在此基础上为推进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提供历史根基。

八、原则性与灵活性的辩证统一

“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15]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长期探索中总结出来的重要经验。所谓原则性，即我们在发展和建设实践中必须坚持的基本准则，不能脱离，否则就会失去先在的根基。而灵活性则是我们的发展和建设过程要善于灵活运用原则，不能死板，否则原则亦会沦为发展的桎梏。对此，恩格斯就曾讲道，我们的行动“要象鸽子一样驯良，象蛇一样灵巧。”[16]毛泽东同志也强调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但“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17]可见，原则性是灵活性的前提基础，灵活性则构成了原则性的发展，二者之间是辩证统一的，这一原理要求我们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必须既讲政治、讲规矩，把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摆在首要位置，同时也要坚持策略的灵活性，基于客观形势机动灵活的运用形式和手段，以助其发展实现科学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强调原则性和灵活性的辩证统一，必然对作为理论形态出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提出同样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所以能彰显“中国特色”，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具有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原则性。我们认为，这一理论体系的独特性原则应重点体现出以下四大层面的内容：（1）坚持发展生产力的原则。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根本任务，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重点加以解决的理论议题。（2）坚持发展以人为本的原则。其核心是要坚持做到发展以民为本，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同西方经济学的本质区别。（3）坚持公有制的主体性原则。其核心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性地位，在此基础上实现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4）坚持共同富裕的原则。其核心就是要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践探索，不断缩小城乡间、区域间和行业间的收入差距，以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是中国经济实现良性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目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坚持原则，但绝不是脱离实际的固守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时就强调，没有“制度自信就不可能有全面深化改革的勇气，”但“坚定制度自信，不是要固步自封，”而是要通过不断改革，让“制度成熟而持久。”[18]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尤其要做到以原则为基础实现灵活性应用。一方面，从原则性的角度看，原则作为整体性规范，并非只强调客观而忽视主观，其在应用方法上应有所差别。如对公有制主体性原则的强调，主要是指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的优势性，以及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但具体到一些地方和产业就应体现出差别性。另一方面，从实践性的角度看，原则作为对实践的科学性总结，本身也是实践发展的产物，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的演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则亦会发生相应的改变。这就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在坚持现有重大原则的基础上还要善于推进原则实现发展，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切实做到把握时代脉搏、实现开拓创新和与时俱进的必然要求。

九、目的性与工具性的辩证统一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理念，绝非偶然为之，而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世情国情的深刻变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得出的必然结论，也即其作为科学的理论体系，本身既是目的性的存在，也是工具性的存在。目的和工具的关系是一对古老的哲学范畴，目的是人们实践所要期许达到的结果和目标，而工具则是人的实践为达至目标所采取的方法和手段。任何工具的采用都要为特定的目的服务，同时也制约甚至决定着目的的实现，而目的则构成了工具应用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它决定了工具的选择和应用过程，也即目的与工具相互制约和不可分割，这一原理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也必须在目的性和工具性上实现辩证统一。在目的性层面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要着力聚焦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大局，为新常态下推进我国经济的全面与可持续性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这要求其既要大力推进自主创新能力实现提升，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和把握发展的主动权，也要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着力建构和形成城乡、区域和行业间的协同发展机制，以及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的增长格局，在此基础上，推进我国经济实现又好又快地发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坚实基础。

在工具性层面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达到上述目标，就必须紧密联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为破解经济运行难题提供分析和解决思路。受制于产能过剩、内外需疲弱以及世界经济走势不确定性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较大的压力，GDP 增速相继从2014年的7.4%、2015年的6.9%，降到2016年的6.7%，创1990年以来的新低。在此之下，我国经济运行中亦存在一些突出的矛盾亟待破解，一方面是经济结构总量庞大和分布不均衡的矛盾较为突出，且发展模式滞后导致环境承载能力不断下降。另一方面是经济发展速度的趋缓和实体经济的发展困难，进一步加大了隐性失业的显性化风险。[19]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现实迫切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分析工具参与其中，为化解发展矛盾和纠纷提供科学路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要立足经济新常态的客观现实，在应对挑战中着力挖掘新的发展机遇，也要着眼于“供需错位”的经济结构困境，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分析框架，还要结合经济运行的客观矛盾，着力推进五大发展理念实现贯彻落实。唯有在坚持目的性和工具性辩证统一的过程中实现自我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才能建构和形成科学化和前瞻性的理论体系。

十、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统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提出，也绝非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照搬照抄，而是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立足于当代中国国情和本民族发展实践作出科学化创新。早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就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实现民族性的重要性，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20]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要“不忘初心”，“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点紧密结合起来，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13]这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构，必须紧紧扎根于本民族土壤，在解决中国问题的基础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力量。也即其发展过程首先必须彰显出应有的民族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一方面要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为指导，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作出深刻总结，对中国道路和发展模式作出分析和建构，以着力形成自身独特性的理论内核，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要吸收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善于从本民族历史文化中挖掘对当下社会经济发展有价值的元素，如中华民族的民本理念、生态理念等，为其理论体系建构提供丰富的民族智慧。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唯有紧紧围绕“中国特色”做文章，才能在彰显“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基础上真正发挥出对实践的指引效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是民族的，同时也是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强调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统一，认为民族性包含于世界性，世界性又寓于民族性，通过民族性得以展现，且二者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这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要树立世界眼光，实现民族性同世界性的紧密统一。马克思就讲到：“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要立足于世界历史的大舞台，为进一步推进全球经济复苏作出应有贡献，这要求其发展就不能仅是单纯地在方法和理论上的“引进来”，更要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基础上切实做到理论传播上的“走出去”。从美国经济的衰落，到欧洲债务危机，再到全球难民问题的蔓延和发达国家福利水平的倒退，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可谓泥潭重重，而中东、拉美等国通过资源禀赋取得初步发展后亦出现种种难题，甚至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就要着力超越民族国家的时空局限，为世界经济的发展提供应有的“中国方案”，为其他国家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的发展标杆，从而在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基础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赢得更加良好的国际环境。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不仅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根基，而且也必将成为当代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要一极，为全球经济的发展带来新的憧憬。当前，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发展，必须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对其作出科学分析，以在了解和掌握基本概念、运作原理和价值取向等相关要素的基础上，进一步为其理论框架的建构提供科学性的指引，这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坚持正确立场和原则的基本前提，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走向科学化的内在呼唤。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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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知识的不确定性[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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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习近平.坚定制度自信不是要固步自封[N].新华每日电讯，2014-02-18(01).

[19]祝宝良，牛 犁，闫 敏.当前经济运行四大难题待解[N].中国证券报.2016-03-02(A04).

[20]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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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稿：郭冠清  林盼  审校：孙志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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