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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新视野》2017年第2期
顾海良（1951—），汉族，上海人。研究生学历，经济学硕士，经济学家、教育家，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中国道路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顾问委员会委员。先后发表学术论文近300篇，出版和翻译著作《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当代视界》《20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从十四大到十六大：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等20多部，主持《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理论政策和制度架构变迁及其借鉴》等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摘 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从旨在“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的经济新常态，到旨在“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改善”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系列论述，引导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改革的新发展，为治国理政提供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是贯穿于党的十八大以来五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事关治国理政的重要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原则。新发展理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理念，也是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指导方针。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开辟了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新境界。
关键词: 党的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决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紧密相连、结为一体，体现了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特点。作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制度性安排，每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从治国理政的高度对当年经济工作作出回顾和总结，对来年经济工作作出研究和部署。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演进的重要节点，每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展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发展的思想历史过程。这一思想历史过程即如习近平所概括的，实际上就是“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过程。［1］党的十八大以来五个年度召开的五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境界，为治国理政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成为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确立为历史起点的，毛泽东在这年4月发表的《论十大关系》讲话就是始创之作。在准备《论十大关系》讲话的调研中，毛泽东就提出：“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了”，“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初创之时，就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一根本原则为遵循，就在战略思想意义上以对治国理政重大理论问题探索为思想特征的。
1984年是改革开放的重要一年。这一年，邓小平在论及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论断时认为，这是适合于当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际的“新话”，给人以“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的印象，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3]回顾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发展的规律性特征时，习近平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4]以“进行第二次结合”为基本遵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基本遵循。
以“进行第二次结合”为基本遵循，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治国理政紧密相连的内在根据。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续写“进行第二次结合”的新篇章中，从多方面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为治国理政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也成为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内容。在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从治国理政的高度提出“必须加强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提出“战略上要勇于进取，战术上则要稳扎稳打”的要求。[5]在2014年7月，在探索经济新常态的“大逻辑”中，习近平提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强调“学好用好”主旨在于“不断提高推进改革开放、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6]2015年11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前夕，习近平强调从治国理政的高度，即从“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更好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提高领导我国经济发展能力和水平”[7]的高度，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在之后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从“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大局的高度，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得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8]的重要结论。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半年之后，在进一步探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时，习近平再次提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强调“要加强研究和探索，加强对规律性认识的总结，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建设”。[9]在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提出“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也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的重要思想。[10]习近平关于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系列讲话，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形成结合为一体，就是以“进行第二次结合”为基本遵循的，也是以“进行第二次结合”为内在根据的。
在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从“努力实现‘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开局”的治国理政的高度提出，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为了“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改善”，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思想。[11]在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治国理政高度，在阐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问题时强调：“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就是要深入研究市场变化，理解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中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从“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原则到“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中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最终目的，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共同具有的核心立场、价值旨向和根本任务的深刻阐释和表达。
是要深入研究市场变化，理解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中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12]从“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原则到“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中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最终目的，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共同具有的核心立场、价值旨向和根本任务的深刻阐释和表达。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原则，凸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线，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治国理政密切相联的深刻意蕴和思想特色。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上，深刻阐释了这一理论主线和思想特色的内涵。习近平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上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还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13]从全面把握经济社会发展关系上提出：“只有紧紧围绕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来部署各方面改革，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改革提供强大牵引，才能更好推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14]从准确把握全面深化改革意义上提出：“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15]从治国理政全局上提出：“我们讲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要有坚如磐石的精神和信仰力量，也要有支撑这种精神和信仰的强大物质力量。这就要靠通过不断改革创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比资本主义制度更有效率，更能激发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能为社会发展提供有利条件，更能在竞争中赢得比较优势，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体现出来。”[16]习近平关于“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重大原则的系列论述，充满着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深刻意蕴。
党的十八大以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成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成为治国理政理论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聚焦点和着力点。2014年7月，习近平在提出“适应新常态，共同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问题时强调：“必须审时度势，全面把握和准确判断国内国际经济形势变化，坚持底线思维，做好应对各种新挑战的准备。要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针对突出问题，主动作为，勇闯难关，努力提高创新驱动发展能力、提高产业竞争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17]习近平提出的“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是对经济新常态“大逻辑”的根本出发点和战略目标的深刻阐释。在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在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问题阐释中指出，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上要坚持稳中求进、把握好节奏和力度，战术上要抓住关键点，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在其中根本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就是“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改善”。习近平从旨在“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的经济新常态，到旨在“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改善”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系列论述，引导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改革的新发展，为治国理政提供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在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提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18]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原则，也是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内涵。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后的第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不动摇，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动下一步改革。”[19]在2016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再次提出“要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重要问题。[20]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是贯穿于党的十八大以来五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事关治国理政的重要议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经济体制，是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根基的经济关系。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问题上，习近平从治国理政高度，提出两个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的问题：一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结合问题上，要“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21]二是在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关系问题上，同样“要讲辩证法、两点论，把‘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用好。政府和市场的作用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也不是简单地让市场作用多一些、政府作用少一些的问题，而是统筹把握，优势互补，有机结合，协同发力”。[22]这两个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的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治国理政的重大课题。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提到：“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23]自2013年之后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这一“核心问题”既从政治经济学上作出阐释、从经济改革发展上作出具体部署，也从治国理政高度作出多方面的阐释并形成相应的战略举措。在实施全面深化改革战略举措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更紧密地结为一体，昭示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思想特征。
在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提出了政府作用中宏观调控的“黄金平衡点”问题，提出了着力推进与市场机制作用相关的经济领域和环节改革问题。他提出：“要把握好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和宏观政策的黄金平衡点，不断完善调控方式和手段。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着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实质进展。”[24]“黄金平衡点”是对更有效地发挥政府在宏观调控方式和手段的科学论述，而抓住重要经济领域和环节的改革，不仅是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也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所必需的经济条件和体制保证。
在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对经济新常态中总供给和总需求关系问题作出分析，提出更有 42 36692 42 15535 0 0 2691 0 0:00:13 0:00:05 0:00:08 3030地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新观点。他提到：“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看，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必须全面把握总供求关系新变化，科学进行宏观调控。”[25]在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在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思路阐释时，提出政府和市场作用有机结合的问题，一方面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进行资源配置，要更加注重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中，“宏观政策要稳，就是要为结构性改革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产业政策要准，就是要准确定位结构性改革方向”。[26]供给和需求作为市场经济内在关系的两个基本方面，有着既相对立又相统一的辩证关系。马克思认为：“说到供给和需求，那么供给等于某种商品的卖者或生产者的总和，需求等于这同一种商品买者或消费者（包括个人消费和生产消费）的总和。而且，这两个总和是作为两个统一体，两个集合力量来互相发生作用的。”[27]从全面把握总供给和总需求两个方面及其结合上探讨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一“核心问题”，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野，丰富了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内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奋斗目标，从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上，对发展问题作出多方面的新阐释。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不久，习近平就提出：“我们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不断夯实实现中国梦的物质文化基础。”[28]发展问题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历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国是衡论的中心议题和根本要义。
在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后的第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就强调：“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决不能有丝毫动摇”，“必须全面深化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障碍”；[29]在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在谈到下一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时，强调“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积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注重永续发展”等理念，提出了“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抓紧制定战略规划，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加强海上通道互联互通建设，拉紧相互利益纽带”的开放理念，以及“让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的共享理念。[30]在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在对创新发展理念阐述时指出：“创新要实，推动全面创新，更多靠产业化的创新来培育和形成新的增长点，创新必须落实到创造新的增长点上，把创新成果变成实实在在的产业活动”；在对协调发展理念阐释时指出：“要完善区域政策，促进各地区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等。[31]在2015年制定“十三五”发展规划时，习近平更是强调：“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32]“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以新发展理念为主导，成为“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谋篇布局之“固然”和“所以然”。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十三五”规划时期的重要节点召开，这次会议提出的经济改革发展的“工作总基调”，是一个从“加强和改善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治国理政的高度，以“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为指导方针，达到“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习近平因此而强调：“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33]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回顾适应经济新常态的改革进程时，强调“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已经初步引导经济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引领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一套政策框架。在对2016年经济工作总结和对2017年经济工作部署中，习近平肯定了新发展理念所发挥着的“引导”“引领”作用。在对2017年经济工作部署时，习近平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出发，提出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34]
在对新发展理念的系列论述中，习近平不仅对新发展理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意义作了深入阐释，而且从治国理政的高度强调了新发展理念的“先导”作用和“方向”作用。在新发展理念中，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发展的“第一动力”“内在要求”“必要条件”“必由之路”和“本质要求”这五个方面，紧密相连、相互着力，既各有侧重又相互支撑，形成一个“崇尚创新、注重协调、倡导绿色、厚植开放、推进共享”[35]的有机整体。这一有机整体，统一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实施，统一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进程，统一于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新发展理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导论题，也是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内涵和指导方针。
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36]是习近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提出的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历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正呈现于中国社会的经济事实和当今世界经济变化为背景和基础，直面的是中国的问题，提出的是办好中国的事情、解决好中国问题的理论和对策。“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建设和发展，就是立足于我国国情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发展的实践，是对这一实践中形成的规律性成果的揭示和提炼，也是对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丰富。
中国特色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着力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关系研究，在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重要原则的基础上，推进了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理论的发展，集中体现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其要点在于，要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都要牢牢坚持这个根本立场。二是坚持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其要点在于，坚持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推动各种所有制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公有制经济是长期以来在国家发展历程中形成的，为国家建设、国防安全、人民生活改善作出了突出贡献，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是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三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理论。其要点在于，努力推动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不断健全体制机制和具体政策，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持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不断缩小收入差距。要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我们的社会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
中国特色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着力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经济运行的研究，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方针，在坚持用新发展理念引领和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不断破解经济发展难题、开创经济发展新局面中，形成以下四个方面理论：
一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理论。我国进入经济新常态的战略性判断，是以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整体格局变化为基本依据，是以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大原则为基本前提和根本要求的。“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是经济新常态思想的出发点，也是推进经济新常态的归宿点。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积极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切实完成转方式、调结构的历史任务，实现经济增长保持中高速、产业迈向中高端，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二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既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着眼当前又立足长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
三是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理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四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入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四化”同步发展的方向。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是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就是，我国工业化基本实现、信息化水平大幅提升、城镇化质量明显提高、农业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效显著。
四是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理论。要善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以开放的最大优势谋求中国经济社会的更大发展空间。谋划“一带一路”战略，构建互联互通互融的开放系统。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同时坚决维护我国发展利益，积极防范各种风险，提高抵御国际经济风险的能力，确保国家经济安全。
注释:
[1]《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 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人民日报》2015年11月25日。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第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50页、第557页。
[3]《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3页。
[4]《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人民日报》2015年11月25日。
[5]《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13年12月16日。
[6]《更好认识和遵循经济发展规律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日报》2014年7月9日。
[7]《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人民日报》2015年11月25日。
[8]《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15年12月22日。
[9]《坚定信心增强定力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人民日报》2016年7月9日。
[10]《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16年12月17日。
[11]《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15年12月22日。
[12]《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16年12月17日。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549页。
[14]《推动全党学习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更好认识规律更加能动地推进工作》，《人民日报》2013年12月5日。
[15]《推动全党学习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更好认识规律更加能动地推进工作》，《人民日报》2013年12月5日。
[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第549-550页。
[17]《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人民日报》2014年7月30日。
[18]《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15年12月22日。
[19]《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12年12月17日。
[20]《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16年12月17日。
[21]《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人民日报》2015年11月25日。
[22]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50、151页。
[2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第498页。
[24]《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13年12月16日。
[25]《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14年12月12日。
[26]《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15年12月22日。
[2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5页。
[2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第236页。
[29]《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12年12月17日。
[30]《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13年12月16日。
[31]《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14年12月12日。
[3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774页。
[3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15年12月22日。
[34]《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16年12月17日。
[35]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0日。
[36]《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人民日报》2015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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