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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经济研究》2017年第4期
荣兆梓，安徽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内容提要：当代生产力的基本特征决定市场经济、资本关系的同时存在，社会主义既不能绕过市场经济，也不可能“超越资本”;资本包括私有资本和公有资本两种历史形态。公有资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公有制内在矛盾展开的必然结果，是迫使劳动者个人为社会提供剩余劳动的经济关系。公有资本的强大积累功能与增进人民福祉结合，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因;公有资本的创新动力及其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免疫力”，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冲破资本主义桎梏，持续发展生产力的巨大能量，它证明，并且还将继续证明社会主义的历史合法性。本文也是对资本与公有制不相兼容论的一个回应。
关键词：当代生产力 资本 公有资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三十年来，国有经济改革始终遵循公有资本逻辑:一方面，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性质不变，国有资本归全体人民所有;另一方面，大中型国有企业实施公司制改造，劳动力市场初步实现双向选择机制，劳动者与国有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市场交易关系形成。改革正在按照这一逻辑继续推进，国有经济的管理体制将从管企业为主转变为管资本为主。对于这一改革取向，始终存在着自来两个方向的责难：一种观点批评改革不彻底，认为股份公司制的改革应当以私有化为目标，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不符合市场经济的逻辑，完全是意识形态的冗赘;另一种则认为，资本逻辑与社会主义性质相悖，公有资本是“无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萨米尔·阿明，2003)，或者迟早将重新回到资本主义(梅扎罗斯，2003)。两种错误观点源自同一理论信条:资本与公有制不相兼容。本文是对此类责难的一个回应。基本观点是:市场经济、资本关系是社会主义不能超越的历史特征;资本可以私有，也可以公有;公有资本主导的市场经济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因，公有资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突破资本主义桎梏，持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本保障。
一、市场与资本共同的生产力基础
有关国有企业何以采取资本主权的改革方向，曾经有过许多不同的解释，比较制度理论与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路径相近，大多从市场经济下资本主权型企业与劳动主权型企业的效率比较出发，得出前者比后者更有效率的结论。这个结论与绝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企业产权的事实相吻合，有一定解释力。但这种解释还是停留在从现象到现象的层次，没有讨论市场经济的本质规定，资本关系的历史性质，更没有讨论和比较二者与社会生产力的联系与关系，因此不能进一步解释市场经济下资本主权型企业效率更高的深层次历史原因。而这正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察问题的视角。
马克思在《资本论》创作中(尤其是1857—1858年手稿)，深入讨论了“价值关系和以价值为基础的生产”向未来社会转变的生产力条件。马克思的分析从三个相互关联的角度展开:(1)财富尺度从劳动时间向自由时间和人的全面发展转换。由于社会生产力迅速提高，“已耗费的劳动时间和劳动产品之间惊人的不成比例”，①直接生产中投入的劳动量对财富的作用越来越小;随着工作日缩短，自由时间增加，人的全面能力更多地用于自由的创造性活动，以个人能力为基础的一般生产力(科技及其在生产中的应用)更加迅速地发展;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的对立逐步消失，②自由时间不仅对个人来说成为劳动之外的剩余时间，而且对于社会而言也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动因;③劳动时间不再是，也不可能再是财富的尺度，④以价值为基础的生产自然终结。
(2)人与生产过程的关系发生根本转变。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在生产上的应用体现在机器系统上，表现为生产的自动化与智能化迅速发展，使所有程序化的重复性的可以由机器来替代人从事的工作从人的劳动活动中退出;劳动从深入直接生产过程之中的机器系统的“部件”，转变为站在过程旁边对之进行监督和控制的主人。并且，马克思指出，这一适用于机器系统的结论，对于全部人类交往过程也同样适用。⑤随着这一人与物质过程的关系的再颠倒，商品经济以物的联系反映人的联系的异化特征也就不可能继续下去了。
(3)劳动的社会性质发生根本转变。劳动生产力的迅速进步推动分工形式的演变，以职业专门化为特点的旧式分工趋于消亡，“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人”，代替了“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⑥由于必要劳动与自由活动比例的变化、生产过程中人的身份地位的变化，以及分工形式的变化，违背人类本性、导致个人片面发展的、令人厌恶、遭人诅咒的劳动，转变为适合人类本性、有利于个人全面发展的、吸引人的自由活动。个人对生产劳动的主观感受根本转变，劳动之于个人不再是谋生手段，劳动之于社会不再是稀缺资源，以劳动时间为稀缺性指标的市场经济必然地终结(荣兆梓，2000)。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三个视角都与资本具有密切的内在关联。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首先，价值生产是资本关系存在的前提，尽管资本在运动中不断变换形态，但万变不离其宗，它总归是自行增殖的价值体。因此，离开价值生产的基础，资本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要价值关系还存在，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的对立还存在，资本关系的可能性就始终存在。
其次，人与生产过程的颠倒关系对于资本来说是更重要的维度，从这一视角出发，物对人的统治才会具有实质性的基础，作为劳动创造物的资本对劳动者的统治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特定阶段的产物。作为活动主体的人，如果不能站在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之外监督和调节它，那么，人对物质变换过程的支配地位始终是不可能确立的。因此，同样具有异化劳动性质的价值与资本的确可能具有相同的历史终点。
更具逻辑说服力的是第三个分析视角。劳动的社会性质是综合一系列历史因素的结晶体，它一方面决定了对大多数劳动者心理感受的负面影响，即牺牲、负担或现代经济学所谓“负效用”，因此劳动只是个人谋生手段，劳动者并不自愿超出满足消费需要的必要劳动之外提供剩余劳动;另一方面，劳动又是社会财富的生产手段和社会财富的衡量尺度，只有积累过去劳动才能有财富积累，只有积累剩余劳动才会有社会生产的发展。综合以上两点，劳动者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处于明显的矛盾对立之中，劳动对于社会的稀缺性是这一矛盾的集中表现，劳动时间超出必要劳动时间的延伸是个人与社会争夺的焦点。资本是社会用以“协调”这一矛盾的工具，并且在劳动性质未变的整个历史阶段具有无可替代的主导作用。马克思说:“资本的伟大的历史方面就是创造这种剩余劳动，即从单纯使用价值的观点，从单纯生存的观点来看的多余劳动。”[1] 资本权行使命的手段无非是强制，一方面是企业内部对劳动大军的“管理性强制”，另一方面是市场内部优胜劣汰的“竞争性强制”。资本正是企业内外这两个强制的执行者，而它自己也在对剩余价值的无止境追求中被自己的内在冲动所强制。试想，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一个人与社会的历史性矛盾?
研读马克思关于超越资本“历史使命”之生产力条件的论述，[2] 不难发现，这些条件与市场经济消亡的条件高度重合。至少在马克思那里，二者被视作同一历史进程。马克思讲了三层意思:第一，“普遍勤劳”，及其劳动成为“普遍需要”;第二，“社会只需用较少的劳动时间就能占有并保持普遍财富”;第三“社会将科学地对待自己的再生产过程”，“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人从事的劳动”。三层含义恰好与前面讨论的市场经济消亡的三个视角一一对应，可见马克思理论分析的严密逻辑。
二、马克思之后的生产力发展
马克思关于商品经济与资本关系必然消亡的结论当然不是凭空臆想，他严格地是从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的发展实际和已经显露的趋势中提炼出来的。在他阐释上述一系列观点的几乎每一个场合，未来社会的特征，总是与大机器生产现实趋势的观察结果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但是，马克思从来也没有将二者混为一谈。现实趋势的动态性与指向性是一回事，未来结果的可能性与必然性是另一回事，二者间存在着巨大的程度差距和时间跨度，这对马克思是不言而喻的。马克思从历史唯物论出发，坚信自己预测的正确性，但他并不认为这种未来的可能性马上就会实现。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时间预测并不确定，有的时候，他预测会快一些，而有的时候，他留给人们的印象又是:这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顾海良，2014)。
那么，马克思之后一百多年的事实又怎样呢?至少，以下两点结论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发展趋势的预测是正确的，因此，他对未来社会的预期具有充分依据。
以下三个指标足以证明我们的判断。(1)工作日长度。马克思那个年代，英国工人的工作日一般在10小时以上，《资本论》引用的许多实际材料中，工人的工作日长期往往超出12小时。因此，工人的每周劳动时间应该在70—80小时之间。这与今天一般市场经济国家每天8小时，每周5个工作日，即每周40小时相比，工作日的缩短是十分明显的。根据麦迪森的计算，包括英国和德国在内的欧洲12国，1870年的年人均工作时间是1295小时，到1998年这个数字已经下降到657小时，大体上下降了50%。美国和日本在同一时间段人均工作时间下降得稍慢些，但基本趋势同样明显(麦迪森，2003)。根据这一趋势，能否想象，再过150年或者200年，到2200年前后，工人劳动时间下降到每周20小时?到2400年，这个数字会不会再下降到每周10小时?
(2)生产自动化程度。马克思所观察到的英国先进制造业，大机器生产才曙光初显。此后一百多年生产自动化的发展，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而言，都远远超出人们想象，甚至也超出马克思的想象。特别是计算机技术与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不仅体力劳动，而且巨大数量的脑力劳动也都成为机器可替代的对象。现代生产中各种机械手、机器人的应用日益广泛，而“深蓝”、“深思”这类学习型机器人在与人对垒中的步步紧逼，充分显示了机器在未来岁月中逐步替代全部单调重复、可程序化的人类劳动的巨大可能。一个没有人的直接劳动参与其间的科幻式全自动物质生产体系，正在以令人昡目的速度走近现实。必须指出，马克思在这方面的预测并不仅限于机器系统，而且还包括人类的全部交往活动，即人不仅可以站在自动化机器体系的旁边成为它的监督者和调节者，而且“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将“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3] 不久以前，人们还根据集中型大机器系统的特质，认为马克思的这一计划经济预期，需要有一个集权的社会计划中心才能实现。今天，一个包括了信息流、能量流，甚至物质流在内的分布式网络系统的技术可能性已经充分显现，我们对未来社会经济协调机制的想象空间完全有理由扩展。计划经济为什么不能是建立在全球网络技术基础上的，由全体社会个人参与的，拥有高度智能化工具，利用全面公开的大数据，分布式神经网络型的民主计划经济呢!这样的计划经济，将来一定会比之前所理解的集中计划经济，更加有效地优化资源配置，节约劳动时间。马克思没有看到计算机技术与网络技术的发展，他自然不能展开如此想象。但他从对市场经济生产力本质的深刻理解，仍然天才地洞察了历史趋势。
(3)人的全面能力的发展。马克思已经观察到了大机器生产中越来越频繁的劳动更换和职能互替，认为这有利于工人能力的提高。[4] 马思之后100多年全球经济发展中，至少有两件事，对于消灭旧式分工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第一，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得到了更加全面系统的知识与技能的训练。普通教育较宽的学科口径和基础课程有利于学生在就业中更广泛的适应性和发展潜力;职业教育对有关工艺和适用技术实际操作的培训，也使劳动者在职业生涯起步时就具备了在多种职业间自由选择的能力。根据麦迪森的数据:1952—1998年间，中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从1.6年上升到8.5年，但这肯定不是极限，同一时间内法国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从9.58年上升到15.96年，美国则从11.27年上升到18.04年(麦迪森，2008)。毫无疑问，劳动者受教育年限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而提高是长期趋势，它对劳动者素质的全面提升具有持续的影响力。第二，现代生产力对劳动者能力与素质的要求在发生变化。劳动力的供给结构与其需求结构的变化密不可分。一方面，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白领工人的比重逐年上升，生产过程对劳动者受教育年限的要求不断提高;另一方面，机器系统科技含量迅速提高，对操作者全面能力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出现了如大卫·戈登所谓的工人“再技能化”与“去技能化”并存的现象(Gordonetal．，1982)，典型地表现在，柔性自动化生产对一专多能技术工人的更多需求。可以肯定的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本身的要求是劳动者技能全面提升的根本原因，任何制度障碍都无法改变它的长期趋势。
其次，马克思所期待的未来社会，还需要全球生产力更长时间的发展才有可能实现。
仅从上述三个指标看，这一点也显而易见。尽管工作日有明显缩短，但每周40小时，甚至36小时的工作日，并不足以保证劳动者在工作之余全面发展其“自由个性”;尽管现代科学技术展现了生产自动化的巨大可能性，但要在全部物质生产流程中，实现人不再从事可以让机器来代替的劳动，则为时尚早;消灭旧式分工的目标可能需要更长时间，虽然劳动者能力在缓慢提升，但至少目前还看不清楚，不依赖分工深化而能有效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路径。
考虑以下两点，人们会更清醒地认识到，人类生产力距离那个从量变到质量的转折点还有多远。
第一，全球生产力发展越来越不平衡。以上关于社会生产力状况的分析是以发达市场经济为主要对象的，但价值生产与资本关系的消亡不可能脱离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一个国家或者少数几个发达国家不可能独自进入共产主义。事实上当代发达国家的繁荣与富裕，离不开全球市场竞争的利益。从这个角度看，全球生产力距离理想的转折点路途更远。以各国人均GDP作为劳动生产率的近似指标，麦迪森的计算清晰表明了资本主义进程中全球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麦迪森，2003)。到1998年，全球水平的人均GDP为5709国际元，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在20000国际元左右;拉丁美洲和东欧接近全球平均水平，而亚非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只有2000国际元左右。最大地区间差距是19∶1，亚非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总体差距大约在10倍左右，而且仍然有扩大趋势。要使全球经济在更加平衡的状态下发展到发达国家的水平，甚至比发达国家目前更高的水平，即使单纯从生产力角度看，也一定是艰难而长期的过程。
第二，生产力发展必须经历能源结构的根本变换。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数百年的快速发展，是与大规模利用不可再生矿物能源同步的。生产力发展越快，煤炭和石油的开采和消耗速度也就越快(因而对地球环境的污染也越严重)。人类在一个特殊的短暂的历史时期内，集中利用地球在几十亿年长时间中所积蓄起来的太阳能，超常规地快速发展社会生产力。但这种被积蓄起来的矿物能源是会用完的。人类必须在旧能源耗尽前充分准备好有效利用新能源的技术，即使如此，以加快消耗“地球积蓄”来加快发展生产力的模式终归不能再来。可再生能源的利用需要从太阳能的捕获，而不是从已捕获能源的释放开始，因此，获取等量能源将耗费更多劳动，或者要求更高科技水平。马克思始终认为，自然丰裕程度影响劳动生产力。能源结构的根本转换，实质上是地球资源丰度在人类行为影响下的一次最严重“降级”，这一天正在向我们步步逼近，它必然影响全球生产力进程。不通过这个生产力的“卡夫丁峡谷”，人类还不可能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只要全球生产力持续发展，价值生产与资本关系的消亡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一天的最终到来还需要相当时日;现代市场经济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在此时期内，价值生产和资本关系与特定的生产力状况相适应，始终相互依存，携手同行。至此，市场经济下资本主权型企业效率更高的现象，就有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
三、公有资本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资本关系是市场经济的普遍现象，而公有资本则是市场经济下公有制内在矛盾展开的必然结果。
首先，劳动者双重人格的并存，埋下了两种生产要素相分离的基因。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所有权主体是一个劳动者集体，无论人数多少，规模如何，劳动者通过平等的集体决策行使财产所有权。作为公有财产所有者的每一个成员，同时又是自身劳动力的所有者，自主决定自己劳动力的使用和支配。因此，每个人都有双重身份:生产资料的公共所有者和劳动力的个人所有者。二者间的利益诉求并不总是一致，公共利益要求积累剩余劳动，个人利益却将劳动作为牺牲或负担。劳动者在双重人格间挣扎，作为两个不同要素的所有者自己与自己博弈。他们通过集体决策来控制个人行为，通过激励制度迫使个人更多地为社会提供剩余劳动。
其次，公产代理制形成了劳动者决策权利的差异。公有制与任何经济制度一样需要制度运转成本(或称交易成本)。随着产权规模的扩大，集体人数的增加，公有制经济内部决策成本也会增大。为了提高管理效率，劳动集体不得不接受专门的监督管理者，委托代理制不可避免。代理人作为专业的管理人，运用公共权利行使财产管理与劳动管理职能，作为拥有特殊权利的个体而与其他人对立。同时，管理劳动者也会“偷懒”(阿尔钦和德姆塞茨，1994)，自下而上的监督机制也不能缺少。这就形成了双向的监督机制，即双向的委托代理关系。一个人对所有人的监督，对应着所有人对一个人的监督。管理者在公有制经济中拥有特殊地位，决策的平等关系发生变化。
再次，公产规模的扩大导致双向代理链的失衡。随着公产规模的扩大，直接代理制转化为更经济的间接代理制，全体成员参与的民主合议制，发展成为民主代议制和多层次的代表会议制。国有经济是规模最大的公有制组织，在它身上，公有产权的在内在矛盾也表现得最为突出。劳动者通过自己选举的代表实现对代理人的监督，通过代表选举的代表来实现对高层管理者的监督。相应地，公有产权的管理体制演变成为一个等级分明的官僚体制。双向代理的链条越拉越长。“事实上，那条自下而上的代理链非常微弱，这是由公产规模扩大集体监控力度减弱的经济规律决定的。因此，国有制表现为自上而下实行管理的强大财产权，却没有对应地表现为自下而上的劳动主权”(荣兆梓，1996)。
所有这些提供了公有资本的可能性，但它还不等于现实。马克思认为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是:物质生产条件与人身生产条件相分离，进而两种生产要素只有通过劳动力商品的买卖结合在一起。公有制条件下，分离是如何产生的呢?
可能性向现实的转化的最后一步，是公有经济中两个劳动者集体的分离，即作为财产共同所有者的集体，与企业劳动者集体的分离。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的情形最为典型：国有制不可能覆盖全部国民经济，农业和其他小规模经济不可能合并到统一的“国家辛迪加”，国家所有制法理上归全体国民所有，而事实上能够进入国有企业就业的劳动者只能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劳动集体包含在财产所有者集体之中，但两个集体不完全重合。因此，即使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国有制也有招工指标，也要实行“八级工资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交易逐步形成，公有制内部两个集体的分离日益显著。公司制改革将国有资产转化为国有股权，企业资产转化为独立的公司法人财产。作为“国家主人翁”的企业劳动者不再直接与生产资料结合，他们与现实营运中的公司法人资本在劳动力市场上交易，产生劳动力商品的买卖关系。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使得资本与劳动的分离更加顺理成章。
公有资本还是资本，是能自行增殖的价值，是结合科层的管理性强制与市场的竞争性强制迫使劳动者提供剩余价值的社会机制。但它与私有资本不同，不再表现为阶级剥削关系，而是表现为劳动者集体意志对个人的支配，表现为公有资本所有者迫使劳动者个人为社会无偿提供剩余劳动的经济关系。
社会主义者最终认识到公有资本的必然性，经过了实践的长期摸索。
十月革命之初，苏联共产党人试图建立直接由全体工人管理的工人国家，但是，这一努力很快在实践中遭遇挫折。1919—1921年间党内关于“工会国家化”的争论，反映了这一理想与现实的激烈碰撞。列宁首先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并且向全党发出明确信号;在工会组织基础上建设国家政权机关是不现实的，甚至利用工会组织管理工厂也不现实。列宁面对的，是现代生产力条件下劳动者个人利益、局部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矛盾，是在“资本的严格纪律”中解放出来的工人群众自发行为，与新生政权百废待举的刚性任务之间的冲突。列宁主张在经济管理中实行集中制、一长制和委派制，以严肃劳动纪律，提高管理效率。为了说服全党，列宁花费了整整两年时间，最终仍不得不采取纪律手段，将少数坚持错误者开除出党。正是这一次党内争论，奠定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七十年一贯的科层等级制架构(荣兆梓，2010)。按照马克思关于“资本历史使命”的逻辑，科层制度只是组织内部对劳动大军的管理性强制，如果没有市场内部竞争性强制的互补，它在劳动纪律、创新激励和资源配置等方面的作用仍然是不完整的。列宁此后倡导市场取向的改革，即“新经济政策”。可惜这一改革取向因斯大林模式而逆转。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东欧的若干社会主义政权才重提市场社会主义的改革。其中，前南斯拉夫“劳动自治”的市场社会主义特别引人注目。
南斯拉夫模式的突出特点是工人自治加社会所有制，这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具有独特意义。在社会所有制的名义下，国家逐步退出了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地位，工人集体决策的基层经济单位权力逐步扩大，成为市场社会主义的微观基础。劳动自治赋予工人决定企业生产与分配等重大事务的权力，极大地激励了个人与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创造了经济发展的良好业绩。1954—1964年间，南斯拉夫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6%，增长速度在当时全球经济中处于前列(余文烈等，2008)。但是，这个实验性体制的深层问题，几乎在同时也逐步暴露:企业收入分配倾向于“吃光、分光”，而无心积累;宏观经济中出现了工资失控与通货膨胀。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南斯拉夫经济增速减缓，通货膨胀严重。与此相伴的是失业人数增加，个人收入差距扩大，地区贫富差距扩大(余文烈等，2008)。南斯拉夫模式的黄金期就此终结。
南斯拉夫模式是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展开的，因而产生了与苏联模式不同的效果。由于市场竞争的外部压力，企业劳动主权没有导致劳动纪律的崩塌，反倒激励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这无疑是该体制实验的积极成果。但是，体制并没有解决好劳动者个人利益、局部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矛盾，没有能够担负起迫使劳动者个人“超出必要劳动之外创造剩余劳动”的历史使命。决策者希望“劳动者自行决定劳动成果的分配，但这种分配必需对社会负责”(卡德尔语)。[5]但事实是，工人自治组织决策目标日益短期化，个人收入侵蚀投资，企业“留成收益”的积累动因枯竭，不得不靠贷款投资。一些企业甚至靠贷款谋取工人收入最大化。[6] 这就导致无法避免的宏观经济问题。虽然几经改革，终究无法治愈投资不足、积累率过低的宏观经济病根。历史经验证明:由于生产力决定的劳动社会性质，剩余劳动的积累还需要外在强制。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界一直有人主张:“按‘劳动雇佣资本’的逻辑让工人参与国有企业治理”(李炳炎，2005)，但改革还是摸着石头，走上了资本主权型企业的方向。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明确了国有大中型企业公司制改革的目标取向。公司制度是现代市场经济下企业制度的主导形式，它按投资量分配决策权，按股份份额决定收入分配，权力结构的核心是资本主权。随着公司改制的逐步到位，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产权制度，从法律构架上完成了从行政主权到资本主权的转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的企业减员增效和再就业工程，加快了国有企业与劳动者之间契约关系的调整。随着数千万职工下岗再就业，国有企业的用工制度，实现了从计划经济的国家分配，到市场经济的双向选择和劳动力市场配置的转轨。资本主权的企业制度基本形成。
四、公有资本主导的经济增长
我国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普遍采取资本主权的企业形式，不仅非公经济以资本雇用劳动，而且对国民经济拥有强大控制力的国有经济，也按照资本逻辑采取股份公司的实现形式。这引起了许多怀疑和责难。我们说“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这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命题，而首先是实践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成绩，是我们理解其性质和意义的起点。事实表明，公有资本的强大积累功能与增进人民福祉结合，主导了持续30余年的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依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超常规增长，大幅度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经济差距。到2010年，GDP总量超过40万亿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1978—2011年，我国GDP总量年增9.98%，人均GDP年增8.8%。这一成绩在各国工业化进程中独一无二(见表1)，因而引发了高速增长成因的持续讨论。[7]按照比较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这需要通过对全球经济体的比较、分类，筛选成功的发展型国家，分析影响其成功的共性因素;再从中发现中国模式的独特性，并解释其成功机理，理解其成功原因。不难发现，在国家工业化初期快速起步的经济体并不少，但是能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继续发展的不多，而且主要集中在东亚。归纳这些经济体的特征，可以从三层次展开。
首先，快速工业化国家的共同特点是国家干预型、甚至国家主导型的。工业化初期的大规模投资，需要国家动员社会资源，集中起来办大事;工业化的推进，则需要有效的产业保护政策和成功的国家发展战略。国家的意志和政府的能力是成功的重要推手，从拉美到东亚所有发展型国家，几乎无一例外。集权型计划经济只是其特殊形式之一，当然也可能是最激进的形式。
其次，东亚发展型经济的共性特征是东亚式社会权力结构和儒家传统的文化背景。权力结构更多向社会开放，较少身份等级特征，有利于建立政府与社会相互渗透、长期合作的经济体制。儒家文化传统上强调同一而不是斗争;个人和家庭储蓄倾向较高，教育投资较多，因此能够集中更多剩余劳动，积累更多人力资本，实现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乔万里·阿里吉说得对:中国的经济优势并不是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而是“这些劳动力在健康、教育和自我管理能力上的高素质”(乔万里·阿里吉，2009)。
再次，中国的独特性在于:既利用国家手中规模巨大的公有经济，主导超高的资本积累和基础设施投资，又利用日益完善的市场机制，最大限度动员国内、国际多种所有制成份的投资积极性，实现超常的经济增长。我们与自己比较，改革开放以来三十余年的增长明显快于前三十年，这可以用改革开放的市场激励效应给予说明;我们与世界比，包括与东亚成功发展的经济体相比，高速度的成因集合中，最不能忽略的因素显然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有资本不同于私人资本，它是没有资本家的资本，因此也没有私人资本积累与消费“两个灵魂”的冲突，[8] 其社会性质决定其更高的积累倾向。公有资本相比私人资本有更加长远的投资目光，更多代表劳动者长远利益而不是眼前利益，因此愿意接受规模较大，回报时间较长的投资项目。仅此两点，对中国政府在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羡人的动员能力，就有很好的解释力。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成功打开民营经济发展的大门;将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结合，招商引资，打开了合资与外商独资企业发展的大门。与此同时，国有经济渐次强化了国有资本的形式，其积累倾向更强，竞争能力也更强。最后，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吸引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本参加到经济建设过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实现了毛泽东主席六十年前的愿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9] 实践证明，没有市场机制，单靠国家一个积极性，资源是不可能被充分动员的。
但是，有人认为，现实社会主义“不惜代价地缩小差距”，与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消灭异化劳动)相冲突，其成就不足道。这种看似正统的观点，忽略了两个重要的实践视角。其一是人民生活的视角。1979—2011年，我国总消费年均增长9.2%，只是略低于GDP年均9.8%的增速。中国人的生活在这连续三十余年的快速增长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几乎每个中国家庭都可以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尽管分配不平等有所扩大，但底层民众生活改善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按照世界银行2011年购买力平价1天1.9美元的贫困标准，1981年至2012年全球贫困人口减少了11亿，同期中国贫困人口减少了7.9亿，占全球减少全部贫困人口的71.82%。[10] 对于一个曾经的全球最贫困的发展中大国，这样的成就还不足道?兰切斯特(Lancaster，1973)从工人与资本家的博弈出发，建立资本积累的社会最优模型，证明以社会总消费为社会福利指数，在特定的时点t*之前，经济增长的社会最优路径是保持最大积累的路径。假定经济成果以给定方式在劳动与资本间分享，这一路径有利于劳动者长期利益。中国高积累高增长的赶超战略，可以视作兰切斯特模型的验证。
其二是全球经济的视角。全球经济的两极分化有扩大趋势。弗兰克(1999)和多斯桑托斯(1999)的依附理论认为，由于全球市场的竞争强制和中心国家的控制、盘剥，外围国家(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摆脱依附途径上存在两难，似乎没有出路。此后的“依附发展论”则认为，少数外围国家即使能够有些作为，其发展也只能是依附性的，不可能改变国际资本主导的两极分化的经济格局。中国经济的崛起，是对全球资本主义强有力的抵抗。这不仅是因为，十三亿人口境遇的迅速提升极大抵消了两极分化的趋势，而且因为，这个曾经极度贫困的发展中大国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实现了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变。它的超常发展的经验，对全世界发展中国家已经产生吸引力，往后还会产生更大影响。中国不但成功大幅削减了本国贫困人口数量，还有能力和经验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减贫目标。[11]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是中国模式的旗帜，公有资本主导的高速增长唤起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希望。它对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冲击，以及对全球社会主义的启示，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忽视的。
五、突破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桎梏
社会主义是一个不断突破制度障碍，推进社会生产力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利用公有资本的创新动力和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免疫力”，持续突破资本主义桎梏发展生产力;它证明，并且还将继续证明社会主义的历史合法性。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结论是:资本主义因其自身的基本矛盾，已经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必须有新的社会制度取代它，以持续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集中在以下两点:(1)私人占有的资本积累必然导致相对过剩人口，以及财富与贫困的两极分化，这不仅导致社会冲突，而且带来社会资本再生产实现的严重问题，周期性的危机不可避免。(2)以利润为目标的资本主义生产具有一般利润率下降的长期趋势，它导致社会生产原动力的枯竭，成为经济危机更深层的根源。为了克服前一个矛盾，资产阶级社会不得不控制剩余价值率的提高，而为防止后一个矛盾，提高剥削率(剩余价值率)又是资本家应对竞争压力最有效手段。无论如何，这个社会都没有出路，只能在自我矛盾中一步步走向死亡。
20世纪前半叶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空前危机，以及危机前后两次世界大战，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强有力验证。这场由资本主义经济内在矛盾引发的巨大灾难，至今让全人类刻骨铭心。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持续近三十年的黄金增长期，1950—1975年发达国家GDP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从未有过的4%以上。一些人试图以此证明，资本主义制度具有自我修复能力，马克思所分析的根本矛盾已经被克服。典型地，库兹涅茨根据这一时期的数据，提出了经济增长与社会不平等程度的“倒U字曲线”，认为资本主义已经自我修正了两极分化的趋势性特征。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所谓黄金增长期的出现，不是马克思结论的否定，而恰恰是其结论的证明。是危机与战争破坏了巨大数量的“落后产能”，戳破了膨胀过度的财产泡沫，通过大规模消灭财富而实现了“缩小收入差距”，清除了资本主义矛盾长期积淀的“内存垃圾”。这是战后黄金期的必要前提。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石油危机的出现，黄金期终结，积累的矛盾重新显现。皮凯蒂(2014)在《21世纪资本论》中应用大量数据，重新证明了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趋势。所谓“倒U字曲线”不过是危机与战争制造的暂时例外，资本主义两极分化的趋势从来没有改变。于是，人类社会不能不自问，这样的社会制度还有必要继续吗?如果短暂的繁荣需要以巨大的灾难，用数以亿计的生命为代价，我们愿意承受吗?我们的子孙应该承受吗?
社会主义革命是对这一世纪诘问的明确回答，俄国共产党率先担当了这一历史责任。按照经典理论，社会生产力是预先 59 53105 59 31672 0 0 3781 0 0:00:14 0:00:08 0:00:06 6146 59 53105 59 31672 0 0 3374 0 0:00:15 0:00:09 0:00:06 6136备好的，先进的生产关系一旦建立，摆脱资本主义桎梏的生产力将自然高涨。而革命偏偏在经济落后国家发生。俄国共产党人起初不认为自己能够独立建设社会主义，他们苦苦支撑等待先进国家革命成功的支持。“一国建设社会主义”是形势逼迫的产物，它一开始便面对两大难题:一是摆脱国际竞争(不仅是经济的，而且是政治甚至军事的竞争)中被动挨打的局面，二是提高国内人民生活水平。解决两大难题的出路只有一个，那就是更快发展生产力。
事实上，苏联经济曾经一度成绩良好。1927—1975年间，苏联GDP平均增幅高于美国，年均4.5%，48年中GDP增长8倍，同期美国的GDP仅增长了4倍多。据估计，到1975年，苏联GDP大约为美国的60%，两国经济总量的差距明显缩小(大卫·科兹等，2010)。特别在西方世界1930年代大危机的环境中，苏联经济一枝独秀，充分表现了公有制经济抵抗危机的强大力量。但是，二战以后，资本主义世界出现所谓黄金增长期，美苏两国的增速差距逐渐收敛。197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经济突然失速停滞，增速被美国反超。其原因虽经反复讨论，却没有令人信服的答案(大卫·科兹等，2010)。我们认为，这很可能既与经济体制相关，又与经济增长动力源的转变有关。发展中经济体迟早要经历从投资为主动力向创新为主动力的转换。苏联经济在这个十字路口长期徘徊未能跨越，根本原因是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既没有灵活的资源配置，又没有有效的创新激励，“傻、大、黑、粗”加上“复制古董”，旧的增长动力逐渐衰竭，新的增长动力不能形成。1973年石油危机的外部冲击使积累的矛盾突显，经济失速成为苏联体制最终瓦解的导火索。实践证明，保证生产力持续发展，始终是社会主义实践性命悠关的大事情。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同样面临经济困境。一方面，国内经济在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两场冒进的实验中受挫，增长业绩不理想;另一方面，日本战后快速发展和“亚洲四小龙”崛起，对我们形成外部压力。不同的是，1973年，我国的人均GDP才839国际元，是同期苏联人均GDP的七分之一(麦迪森，2003)。我们在较低增长水平上面临改革，动力转换问题尚未出现，改革相对从容。改革的目标是利用市场机制促进经济发展，开放的目标是在国际竞争中加快自身发展。这些都是从别人的成功经验借鉴来的。但中国坚持走自己的道路，拒绝依附性发展，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一方面，国有经济从小规模生产和经营领域退出，为中小民营资本腾出空间;另一方面，公有资本在更适于发挥优势的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经营领域放手发展，与国内与国际大资本开展竞争，扩大了规模，增强了实力。实践证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正确的。改革不仅极大释放了国内各个方面的积极性，而且通过引进外资，学习了国外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通过消化吸收，开始从外延扩大再生产向内含扩大再生产转变。
然而，高积累、高投资仍然是增长的主动力。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我国投资率(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始终保持在30%—40%间的高位，近十年甚至达到40%以上。动力源转换是早晚的事，因为外延式扩张已经不能支撑巨大的投资增量，靠引进技术和消化吸收的增长也要以技术差距的较大空间为前提(即所谓后发优势)。当年苏联与美国的GDP总量差距收敛到60%左右，其后发优势开始减弱。中国今天与美国相比的GDP总量差距大约也在这一水平，动力源转化问题如约而至。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利用与美国的贸易顺差，消化一部分国内产能。2008年危机之后，随着对外贸易的收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能不提上日程。中国经济的“新常态”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范畴，其核心是增速换档和动力转换，也就是从依靠高积累，高投资的经济增长“旧常态”，过渡到较少依靠积累率更多利用创新驱动的“新常态”。因为改变数十年高积累形成的惯性牵动再生产全局，涉及一系列需求侧与供给侧的结构调整，这一过渡一定复杂艰辛，并且需要相当时日。
无论如何，中国经济再次走到十字路口，冲破发展生产力的制度障碍继续前进，是唯一出路。我们有成功的基础：第一，与前苏联当年的情形不同，我们已经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上，继续深化改革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不需要仓促行事，更不应该急不择路。新的增长动力需要更加强有力的创新激励。资本追逐超额剩余价值的市场竞争是迄今发现的最强有力的创新激励机制，它不仅以大量超额剩余价值奖励企业创新，而且通过市场竞争扩散创新，使奖励消失，迫使企业持续创新。马克思关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论述，[12] 奠定了经济学创新理论的基础，也为我们今天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创新激励机制提供了理论依据。国有经济循着资本逻辑继续深化改革，是完善创新激励的重要步骤。在此基础上，一个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体制将逐步完善。
第二，与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不同，我们的市场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由公有资本主导。面对来势汹汹去意绵绵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我们有更强的免疫力，因此有希望率先从逆境中奋起，给全球经济带来新动力。一方面，公有资本是没有资本家的资本，资本权利归全体人民，因此本质上有利于劳动民主和分配公平。公有资本的积累规律不是财富与贫困的两极分化，它在当前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改革中，是可以充分调动的积极因素。譬如，深化国有企业内部的分配制度改革，完善国有企业利润上激制度，以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等。保持较大份额国有资本，对于全社会的分配公平具有正面效应，它减少亿万富豪的财产份额，有利于社会分配的整体公平。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利润率下降的长期趋势下，公有资本将保持旺盛的增长动力。公有资本更加关注劳动者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能够在积累与消费的协调中，把增进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设定为长期目标，因而在与私人资本的竞争中，对下降的利润率会有更强的承受力和适应性。越往后，这一性质就越将转换成更强的竞争力。与多数经济学家的看法不同，我们认为，在更加完善的市场环境和更加高度的经济发展中，成熟的公有经济将实力更强、比例更高。
综上，从基本制度层面，我们有足够理由相信，中国经济将顺利实现发展方式转变，率先从全球危机中突围。而这对于全球经济的复苏必定是好消息。
预测这一前景并不困难，重要的是理解它的意义。有人说，中国的成功将拯救全球资本主义。请问，我们是用什么拯救?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执政党，一个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一个超越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一个在短期内将最大多数贫困人口带上全面小康之路的经济业绩!
中国人民有超出自身经济发展水平的“预期寿命”和“平均受教育年限”，有正在快速提高的工资水平和逐步缩小的城乡差距等等。观察者如果稍有动态分析的意愿，不难发现中国道路与世界上任何一种资本主义发展道路都有根本区别。我们这个遵循资本逻辑的市场经济保留了太多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同的特点，以至于任何一个经济学家要将其称作资本主义都会有或多或少的犹豫。“审视当今中国，有人认为，这也许是资本主义，也许不是———我认为这仍然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即使假定它是资本主义，也与先前的资本主义截然不同，是彻底改变后的资本主义”(乔万里·阿里吉，2009)。阿里吉的讨论耐人寻味，这个“与先前的资本主义截然不同”，已经被“彻底改变后的资本主义”，为什么还被一些人称作资本主义?是它没有冲破资本主义的桎梏更快发展社会生产力?还是它没有能够在更短的时间内给人民带来全面小康?或者这种发展不是依靠自身力量，而是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掠夺与盘剥?显然都不是!根本的原因是传统社会主义的理论信条作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同于之前的所有理论，它是经典理论指引下，社会主义实践长期探索的结果，实践对理论有许多修正。我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无非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治理的、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它有能力冲破资本主义对社会生产力的桎梏，实现共同富裕和人民群众长远利益的最大化。假如中国能以这样的方式“拯救资本主义”，这不过是证明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更加优越。福山近期有言:“中国与西方正展开一场发展模式的历史性竞赛”，其结果将决定欧亚绝大部分地区未来数十年的前途。[13] 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足以表明:历史还没有终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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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87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87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8页。
[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35页。
[5]转引自余文烈等:《市场社会主义:历史、理论与模式》，经济日报出版社，2008年版，第134—135页。
[6]“工人管理的企业同资本主义的公司相比，在扩大生产的内趋力上要弱小得多。自我管理的企业的竞争本能与其说是进攻型的，不如说是防御型的。”(戴维·施韦卡特:《反对资本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9页。
[7]转引自史正富:《超长增长:1979—2049年的中国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8]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51页
[9]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页。
[10]《中国减贫对世界作出巨大贡献30年减贫人口占全球逾七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2016－12－28，http://www．gov．cn/xinwen/2016－12/28/content_5153660．htm。
[11]联合国助理秘书长阿贾伊·齐柏，2010年2月17日在亚洲开发银行总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的发言。引自:《中国对世界减贫贡献》，新华网2014年10月11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10/11/c_127086679．htm。
[1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351—355页。
[13]弗朗西斯·福山:《中国与西方正展开一场发展模式的历史性竞赛》，转引自澎湃新闻，2016－1－29，http://www．thepaper．cn/ news Detail_ for ward_ 1427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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