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快讯（作者：林盼） 2017年9月18日，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名家论坛第六讲“如何编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在经济研究所二楼会议室成功举办。安徽大学经济学院荣兆梓教授主讲。此次讲座由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资本论》研究室主办。讲座由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王立胜主持，经济研究所胡家勇研究员点评。来自经济研究所近20名学者到场参加此次学术活动。讲座现场气氛热烈、讨论深入。
王立胜，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
荣兆梓教授首先回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现状。他表示，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最大的问题是理论远远落后于实践。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历程非常独特，与传统中国、国外经验和苏联模式都不相同，不将实践进行归纳整理，就无法提出有价值的理论概念。他重点提到了当前学术体系的碎片化问题，认为碎片化本身不是坏事，把每个点都研究透了，再用一个线串联起来，就可以形成完整面，但目前的情况是，碎片与碎片之间缺乏内在联系，学术规模和密度没有成长，使得研究长期处于原地踏步的状态。再加上90年代以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一直处在衰退萧条的下行阶段，各个大学的经济学院或经济学系开设政治经济学课程的越来越少，研究团队青黄不接，仅有的几位坚守在政治经济学阵地的学者如同“活化石”一般。这种状况虽然在十八大之后略有改变，但是由于有20年的沉默成本，想要在短期之内改变现状，是相当困难的。
荣教授继续指出，现有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一个主要问题是重文本、轻实践的倾向非常明显。他援引南京大学葛杨教授的统计，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论文，超过90%是文本研究。这样的研究状况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导致编写出来的教材无法解释时代的变化。例如，资本的概念到底适不适用于社会主义？资本与公有制经济之间是否可以兼容？这些问题都是理论没有彻底解决的。关于增长理论，马克思并没有进行具体论述，但我们今天必须要有一个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增长理论。还有，像劳资和谐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依据在哪里？照搬《资本论》肯定不行，马克思说过，劳资和谐是“庸俗的政治经济学”，但是劳资和谐又是一个难以绕过的问题，因此需要深入讨论。这些问题不解决，要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的编写工作是不可能的。
荣教授进一步指出，如何解决编写教材过程中的问题，关键在于抓好体系建设。他援引王立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个体系》一文中的观点，认为“学术体系的问题导向、学科体系的知识导向、理论体系的逻辑导向和话语体系的价值导向”是非常有价值的论述。以往关于政治经济学教材的编写，往往采用两分法，将各个议题划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但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差异性很大，共同点也很多，例如两者都是实行市场经济，资本、商品、货币等元素也是两者均有。在这个问题上，程恩富教授于2000年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体现出独特的价值，因为这个本子“一贯到底”，不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因此每个部分都可以讨论核心问题，例如社会主义为什么会存在商品和货币、货币到资本如何转化等。这个本子的好处，我们应该学习借鉴。在编写教材的过程中，应该将其打造成为一个开放体系，每个问题的讨论过程中先讲一般，再讲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问题。“一贯到底”也有问题，很多理论问题没有讲清楚，尤其是社会主义部分的研究进展缓慢，很多问题没有办法做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理论对话和经验比较。
荣教授最后表示，目前的政治经济学教材，还是太注重经典文本，对历史经验的讨论严重不足。新中国经济发展70年，究竟是怎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如何在实践过程中调整思想和政策，这些都应该加入到教材之中。当然，在写作的过程中，必须要不断地把学理内容加进去，使其更具有理论层面的归纳与突破，而不是把它写成一个经济史的著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胡家勇研究员对荣兆梓教授的报告进行了点评。他认为，政治经济学教材的编写，必须要回答两个问题，一是中国奇迹如何产生，为何会有长时间的快速突破；二是中国道路往何处去，未来会往哪个方向发展。荣教授表示，这两个也是他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关于中国奇迹的问题，林毅夫认为中国奇迹的出现在于利用好了后发优势与比较优势，有学者认为儒家文化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有学者认为这是“跟着西方走”的结果，还有学者认为根本不存在快速发展，只是高储蓄高投资的结果，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其实并不快。对于这些观点，政治经济学至今没有提出有说服力的答案，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缺陷。至于中国道路往何处去的问题，在高速发展之下，社会建设其实是欠账了。这个只能从制度演进的角度进行讨论。我们不是预言家，但可以根据现有的情况做出判断。
经济研究所《资本论》研究室主任郭冠清研究员表示，荣兆梓教授的报告有一个突出的亮点，即是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目前国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既在理论方面没有取得太大的突破，又不接地气，没有时代感，这是理论与实践相互脱节的结果。其实理论与实践互为支撑，互相推动，才能起到比较良好的效果。同时，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还应当借鉴西方经济学的长处。西方经济学发展至今，虽然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其长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因而应当取长补短。《资本论》研究室助理研究员林盼提问，如何解释前三十年和改革开放之后近四十年的差别，是否能够找到一条红线将其串连起来？荣兆梓教授表示，他近年来力主推出的“平等劳动”的观点，可以作为这条红线。正如他在《论劳动平等》一书中反复论及的，在经济关系领域，社会主义的平等，是“以劳动为尺度的平等”，也就是按劳分配，即社会成员比例于自己的劳动贡献取得满足自身需要的社会产品。实现以劳动为尺度的平等的基本社会条件，是在参与社会产品分配的人当中，没有任何人可以凭借对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垄断而不劳而获。而要满足这个基本条件，只有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这样就可以对一些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了。
经济研究所当代西方经济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姚宇研究员提问：教材编写出来之后，如何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阅读群体的要求不同，像学生希望更多的理论指引，官员希望更多的实例介绍，一本教材如何处理阅读群体的矛盾？荣教授认为，无论教材如何编写，总不会令所有人满意，但目前首先是必须要有一部接地气的、有理论高度的教材，只有将教材编写出来，才能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动和提升。针对学生的需求，基础性的框架还是学理，在理论梳理的过程中，将实际问题结合进去。他并不赞同各方专家汇集起来共同编写一部教材的做法，认为专家的观点各有不同，编出来的教材往往是四不像，最好的做法还是由一位专家牵头，选择与其观点主张相近的学者加入团队，反复讨论，达成共识。至于这个本子是否适合干部阅读，他认为不太适合，可以编适合干部的本子，因为干部更适合一个与实例紧密结合的本子，告诉他们如何操作。
最后，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王立胜做了总结发言。他认为，学术体系、学科体系、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四个概念首先要加以梳理，等梳理清楚了，体系也就出来了，教材的编写也就顺理成章了。什么是教材？教材就是将容易接受的语言将理论解释清楚。先要提出问题，由问题作为导向，再用道理来说清楚，话语体系则是贯彻其中的一条红线。荣兆梓教授的报告，主要围绕着理论与实践如何互动的重要问题。目前对于新中国建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的经验成就的总结太过缺乏，如何解释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如何评价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需要研究人员在未来逐步解答，并提升到理论高度，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