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动态】李正图：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论

2017-10-13 李正图 中国政治经济学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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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正图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上海经济研究》主编

内容摘要：本文主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不能一蹴而就，必须采取局部突破策略从每一个原理的论证和构建出发，经过从局部突破到系统的整合再最终完成理论体系的构建；本文进而主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应当由核心理论和非核心理论构成，其中的核心理论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经济理论；为此本文从逻辑与历史一致、理论与实践结合、所有制经济理论演进到基本经济制度理论三个方面着重阐述了所有制经济理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理论的理由和依据。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有制经济理论基本经济制度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如何科学地构建这一理论体系呢？目前的学术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尚没有定论。这一格局只能促使我们先从整个理论体系的各个局部突破，再经过归纳综合，最终形成令人信服的科学理论体系。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打算首先从核心理论展开研究，因为我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既要有核心理论也要有非核心理论，核心理论是整个理论体系的枢纽和关键，不仅决定整个理论体系的性质和系统完整协调性而且也决定非核心理论的构建和价值取向。在理论上最早提出核心与非核心的是弗里德曼[1]。弗里德曼是个区域空间经济学家，他非常重视核心区在空间系统中居支配地位，并且认识到核心区与非核心区共同组成完整的空间系统。我们认为，弗里德曼“核心－非核心”思想具有一般方法论意义，不仅适用于区域经济的空间研究，而且适用于其他领域。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说，其理论体系中就应当包括核心理论和非核心理论。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到底是什么？我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只能是所有制经济理论。既然如此，这一原理能够站得脚吗？为了证明这一原理，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审视和考察。

一、从逻辑与历史统一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经济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论

逻辑与历史统一是马克思主义根本方法论之一。这一方法论来源于黑格尔哲学。黑格尔指出：“意识在这条道路上所经历的它那一系列的形态，可以说是意识自身向科学发展的一篇详细的形成史。”[2]这体现了黑格尔在唯心主义框架下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论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抛弃了黑格尔逻辑与历史统一科学思想中的唯心主义，在唯物主义基础上加以改造并且使之成为科学的原理和方法。恩格斯指出：“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形式尽管是那么抽象和唯心，他的思想发展却总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紧紧地平行着”[3]。“这个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提，单单由于这种历史观，也就为逻辑方法提供了一个出发点。”只不过“逻辑对历史的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4]

运用逻辑与历史统一的原理和方法，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可以从起源、体系和功效三个方面进行。从起源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31 48745 31 15287 0 0 2727 0 0:00:17 0:00:05 0:00:12 2984论既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也从西方经济学各流派中汲取营养。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必须结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以及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的合理成分来总结和概括。

从体系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既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也同时汲取了西方经济学各流派中的合理内核。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来看，其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5]“政治经济学，不是把财产关系的总和从它们的法律表现上即作为意志关系包括起来，而是把它们的现实形态即作为生产关系包括起来。”[6]在生产关系中，所有制（所有权）处于核心地位，为此，马克思指出：“在每个历史时代，所有权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生产关系下面发展着。”[7]由此看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所有制理论是核心理论。从现代西方经济学各流派来看，产权经济学居于重要地位，在产权经济学体系中所有权及其产权是核心问题。产权的内涵包括三个层次：产权的归属，产权内部所有权与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等行为权利的分割与组合，不同产权主体间的产权界定。可见，产权来源于所有权，产权、所有权与所有制经济之间强相关、正相关，产权是以所有制经济为基础的。不仅如此，无论是从初始设置还是从演进过程来看，产权、所有权、所有制经济处处体现了国家政权的影响。思拉恩·埃格特森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技术越发达，则交易越复杂，使用技术所需交易成本也越高，为了把交易成本降低到可接受的操作水平上，需要适宜的产权结构，而国家具有供给所需结构的比较优势”[8]。这就是说，产权结构取决于国家在所有权结构、所有制经济结构初始设置和持续演化过程中的政策导向。产权经济学中上述看法是值得借鉴的，这也从侧面证明所有制经济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论。

从功效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实现了辩证统一，理论来源于并且指导着实践，实践体现和印证了理论，实践与理论相互促进、相互印证，为我们的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奠定了坚实基础。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来看，我国经济发展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指导下从调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开始的，其中需要调整的核心关系就是所有制经济关系。经过持续不断调整，中国的所有制经济结构已经从原来计划经济中的单一公有制经济演变为：公有制经济的持续改革和公有制经济范围之外的个体民营经济发展、外资经济发展，最终呈现出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总格局。上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有制经济演进的客观规律、发展趋势以及我们党相应地总结提炼出来的所有制经济理论两个方面共同说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所有制经济理论的确处于核心地位。

因此，我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形成和完善取决于起源、体系和功效三个维度的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也就是说，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立、生成和完善的理论源泉主要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其次才是西方经济学的各个流派，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立、生成和完善的“土壤”和“源泉”。在上述理论和实践方面的起源、体系和功效基础上，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内容来考察，所有制经济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论，这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基本原理之中；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看，所有制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的核心，所有制经济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改革中的核心。因此，无论是从理论还是从实践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论都只能是所有制经济理论。

既然所有制经济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论，那么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我们认为，所有制经济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核心地位最终取决于所有制经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具体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一个国家的所有制经济结构决定了这个国家经济形态的性质、发展路径和方向；一个国家所有制经济结构决定了这个国家的主权、人权、产权结构；一个国家所有制经济结构、演进及其改革决定了这个国家的经济体制的结构、演进及其改革；一个国家所有制经济结构决定了这个国家的收入分配制度。

1.一个国家的所有制经济结构决定了这个国家经济形态的性质、发展路径和方向

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发展史表明，所有制经济按照两个性质截然不同的路径发展：一是私有制经济，二是公有制经济。前者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经济基础，后者是整个20世纪各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经济基础。实际经济发展过程还表明：一个国家的所有制经济结构既可以是单一私有制经济或者单一公有制经济也可以是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其中，可以是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也可以是私有制经济为主体）。不同国家所有制经济结构的差异，还进而决定不同国家经济形态及其经济体制的性质、发展路径和方向的差异。譬如，斯大林模式的苏联社会主义所有制经济是纯而又纯、一大二公的公有制经济，决定了苏联社会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体制；欧美国家资本主义的所有制经济结构是私有制经济，决定了欧美国家社会性质是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所有制经济结构是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既决定了中国的社会性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决定了中国的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2.一个国家所有制经济结构决定了这个国家的主权、人权和产权结构

一个国家正常运行的前提是由系统完整协调秩序来保障的，系统完整协调秩序需要相应的系统完整协调制度来保障，系统完整协调制度需要系统完整协调的权力体系来保障，在系统完整协调权力体系中突出的是主权、人权和产权。主权、人权和产权，彼此之间也是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的，必须放在系统完整协调权力体系中加以全面认识，因此，孤立地倡导主权、或者人权、或者产权都是片面的、错误的。长期以来，我们在主权、人权和产权问题上总是受到西方所谓“普世价值”各种表现的攻击，这些攻击的致命缺陷就是孤立强调主权、或者人权、或者产权。由于我们没有揭穿所谓“普世价值”的这种致命缺陷，导致我们在他们宣扬“普世价值”时总是感到理屈词穷。其实，西方所谓“普世价值”漏洞百出，最根本的缺陷就是突出一点、不及其余、忽略全局，具体表现就是：强调主权时忘了人权和产权，强调人权时忘了主权和产权，强调产权时忘了主权和人权。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原理之一就是要把主权、人权和产权放在系统完整协调权力体系中，从系统完整协调制度体系、系统完整协调秩序体系最后到保障国家正常运行需要角度来审视、考察和论证，这样做就会不再受制于所谓“普世价值”的人权观、产权观甚至是主权观的左右和制约，全面构建基于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理论、中国文化的科学的“普世价值观”。为此，我们需要认识到：

（1）主权是系统完整协调权力体系中的根本性、稳定性、全局性、长期性的基本权力，是人权、产权的基础。

国家主权是一个国家的最高权力，一个国家法律体系所规定的全部权力均来源于主权的延伸。我们认为，主权是国家权力体系中的基本权力，远远高于人权和产权。当主权受到损害时，宁愿牺牲人权和产权也要保护主权，而不是相反。没有主权，再好的人权和产权也不应当是作为一个国家及其公民愿意拥有的，因此，主权是人权和产权的基础。

（2）人权是主权在人的生存权、发展权等方面的权力扩展

所谓人权是指人们基于生存和发展需要而必需享有的各种权力，这种权力能否获得直接取决于国家通过政权制定的人权保障法律体系。自古以来，人权保障进程随着人类社会进步和法律体系完善而逐级递进，但始终需要继续系统化、完整化、协调化，因而始终是人类社会的共同奋斗目标。现代人权保障的根本前提和根本保障是国家主权，离开主权这个根本前提、根本保障，孤立地、空泛地谈论人权至上仅仅在逻辑上就犯了片面性错误，根本站不住脚跟，更不用说在理论体系上和实践活动中了。

（3）产权是基于主权的权力，是人权的子权力

产权是人权的一种，只不过是人权中关于财富所有属性的权力规定。和人权一样，产权也是国家主权的延伸，诺斯指出产权是由政府制定和执行的，“影响经济绩效的是政府，因为他们限定并执行经济的游戏规则。因此，发展政策的核心必须建立一个会制定和执行有效产权的政府。”[9]由此可见，产权的设置、运行和效果都取决于基于国家主权的政府行为。离开主权谈论产权同样是片面的、错误的。当产权因为效能欠佳需要变迁时也并不是总能自动、自主、自发地进行，只有充分发挥政府行使国家主权的作用，才能真正实现有效的产权变迁。林毅夫正确地指出，“当制度出现不均衡时，部分可以通过诱致性制度变迁来消除，但是，由于‘搭便车’问题导致的私人的成本收益与社会的成本收益的差异，有些制度不均衡现象无法通过诱致性制度变迁消除。此时，需要借助于政府的强制力，通过强制性制度变迁来实现制度均衡。但强制性制度变迁并不会总是发生，它取决于实施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统治者的效用函数。”[10]由上可见，产权的前提和基础是主权，国家利用手中的主权制定相应的现代产权制度法律体系，在现代法律体系基础上才能保障各类产权及其资本的安全性、归属性、流动性、增值性、逐利性，这就是主权最终决定产权的具体过程。

3.一个国家所有制经济结构、演进及其改革决定了这个国家的经济体制的结构、演进及其改革

现代经济发展史表明，经济体制或者叫经济运行机制的根本功效是资源配置，资源配置的主体不是政府就是市场或者政府与市场共同发挥作用，但究竟让谁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什么作用，则取决于主观意志（尤其是国家意志、政府意志）指导下对所有制经济结构的选择。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只允许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市场靠边站；在纯粹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只允许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私有制经济一统天下，政府靠边站；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践中一直是允许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政府可以调控宏观经济的运行。既然如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究竟如何允许政府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呢？我们的结论只能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只不过，实现这一国家意志转变的根本前提和基础是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总格局。因此，所有制经济结构是资源配置机制的根本前提。撇开所有制经济结构仅仅谈论资源配置机制的优劣是不科学的、片面的，基于所有制经济结构才能作出资源配置机制的正确选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形成了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经济结构，与之相应，在资源配置上确立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4.一个国家所有制经济结构决定了这个国家的收入分配制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决定了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和产品分配，不同所有制经济结构决定了不同的分配形式，公有制经济决定了分配形式是按劳分配，私有制经济决定了分配形式是按资分配，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决定了分配形式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相结合。

综上，我们认定，从逻辑与历史统一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经济理论的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论。

二、从理论与实践辩证统一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经济理论是同时在理论与实践领域中持续创新、相互辉映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1.从世界历史实践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经济理论是对20世纪世界各国发展所有制经济实践和理论的借鉴和总结。

整个20世纪，在社会主义国家阵营曾经积极探索了社会主义所有制经济模式。苏联模式的基本特征是单一的公有制经济结构，长期以来这一模式被奉为社会主义所有制经济唯一模式而被几乎每一个后建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仿效，任何人、任何党、任何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都不容怀疑并且必须严格执行，甚至形成了社会主义所有制经济的“意识形态禁区”。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几乎完全复制了苏联的单一公有制经济模式，在农村也实行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其结果是导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即使是在当时这样的“意识形态禁区”背景下，南斯拉夫的铁托及其理论家们仍然根据马克思关于工人自治和国家消亡的思想，严厉批判了苏联模式的弊端，实行了企业自治的社会所有制经济模式，虽然这一突破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但其实践结果却差强人意。此外，匈牙利也背离了苏联模式，采用改良的国家所有制经济模式，虽然这一实践经历了28年但仍然未能很好地解决资源配置优化和经济运行效率问题。上述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中发展所有制经济的实践证明，无论是苏联、南斯拉夫还是匈牙利，他们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经济模式探索上均以失败告终，难以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在奠定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方面也是不成功的。由此看来，到底什么样的所有制经济模式才是正确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已经成为整个20世纪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世纪难题”。面对这一“世纪难题”，许多国家没有找到正确答案，进而导致社会主义国家解体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崩溃；只有中国既在实践中也在理论上找到了这一“世纪难题”的正确答案，从而既确保了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稳定和延续，也确保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走出了切实可行的经济发展道路并且延续到21世纪，不仅充满活力而且持续耐久。　　

2.从中国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实践和理论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经济理论既是对建国以来至改革开放前中国照搬照抄前苏联模式的匡正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所有制经济问题上持续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的结晶。

建国以来至改革开放前，中国在模仿斯大林模式的公有制经济和计划经济模式基础上形成了“一大二公”公有制经济和计划经济模式，这一模式几乎是斯大林公有制经济模式的“复制版”，单一的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排斥其他所有制经济，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历史已经证明，这样的所有制经济结构不仅严重脱离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和严重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且无法满足国家建设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匡正建国以来到改革开放前照搬照抄的斯大林公有制经济模式，已经不仅仅是理论是非问题，而是迫切的现实问题和历史问题了。因此，这一模式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逻辑起点。从这一逻辑起点出发，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及其政治经济学理论按照什么方向演进？突破口在哪里？这两个问题迫使当时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必须做出明智的抉择。继续延续斯大林模式公有制经济和计划经济模式显然是不可行了，能够给我们提供借鉴的首选是东欧国家（譬如南斯拉夫、匈牙利等国）的改革尝试、次选是欧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实践和理论。在总结东欧国家改革实践及其理论基础上逐步推进了改革开放第一阶段（1978－1992）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体制的改革发展；在借鉴欧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实践及其理论基础上逐步推进了改革开放第二阶段（1992－至今）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发展；正是在上述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改革、开放和发展过程中，在实践上逐步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其体制，在理论上逐步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在上述背景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所有制经济问题上进行了持续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在实践上，所有制经济的转轨过程可分为两个相互分离的板块：一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内的转轨（如国有企业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集体经济改革），二是在既有经济体制空间之外新生了各种各样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多种形态(包括新型集体经济、新型国有经济、新型合作经济、个体私营经济、外商经济等)。两个板块齐头并进，逐步形成了公有制经济、个体私营经济、外商独资合资合作经济等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和共同发展、再从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到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结构性变迁过程。这一总格局，相比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后资本主义社会所有制经济的设想、苏联的单一公有制经济、南斯拉夫自治的社会所有制经济、匈牙利改良的国家所有制经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关于构建什么样的所有制经济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是十分成功的，既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创造了更加雄厚的经济基础，也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基础上进行了独特的所有制理论和实践创新。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经济理论既是对建国以来至改革开放前中国照搬照抄前苏联模式的匡正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所有制问题上持续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的结晶。

三、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理论：所有制经济理论演进成为基本经济制度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是在所有制经济理论基础上孕育和形成的。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中国所有制经济经历了结构性变迁，已经完全摆脱了斯大林公有制经济模式的窠臼，从纯而又纯、一大二公的公有制经济演进到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并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这一变迁引起了人们的思考：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即所有制经济结构究竟是怎么样的？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究竟是不是绝对关联的？中国改革开放实践和理论对上述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既不是纯而又纯、一大二公的公有制经济也不是纯而又纯完全竞争的私有制经济，而是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对上述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是：“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1] 既然如此，这就引起了人们进一步的思考：区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准是什么？区别一般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标准是什么？为了科学地回答这些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在不断完善所有制经济理论基础上形成了基本经济制度理论。该理论认为，正是基本经济制度（也就是所有制经济结构）的不同才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区别开来，也才把一般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区别开来，进而认定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基本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经济理论演进成为基本经济制度理论，这本身就说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经济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核心理论。其理由有以下三点：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和混合所有制经济理论可以直接追溯到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从来没有在理论上断定公有制与私有制之间的泾渭分明和水火不容，而是根据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混合”事实及时做出了科学的总结和提炼。这集中体现在马克思早在《资本论》中就对股份制经济做了精辟论述，认为股份资本是“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12] 股份制经济的实质是不同所有者资本之间的混合，这种混合并没有排除不同所有制性质资本的混合。因此，私有资本之间可以混合组建股份制经济，公有资本之间也可以混合组建股份制经济，同样，私有资本与公有资本之间也可以混合组建股份制经济，股份制是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法律形式和企业经营形式，混合所有制经济是股份制的产权组合、资本组合形式。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提出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大成果之一。自党的16大政治报告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来，18届3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全面概括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本框架：“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不仅如此，18届3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首次提出了“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 上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价值是：只有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制度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只有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制度既是相对于20世纪整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曾经实施的计划经济的制度创新，也是相对于资本主义国家实施的市场经济的制度创新，更是相对于建国以来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经验和教训的制度创新。

3.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能够妥善解决当前及未来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过程中仍然面临着的制度制约。主要表现为以下3个方面：（1）按功能分类的国有部门必须实施不同的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从国有部门的功能和分类上看，大致可分为3类：公益型、非竞争型和竞争型。公益型国有部门主要指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和科学文化教育等事业单位，其资金仍然来自财政因而是非经营性国有单位，这些单位的产权只能由国有单位独家运营，尽量避免市场化的冲击。非竞争型国有部门，如金融、能源、交通、铁路、电信、电力等国家垄断性行业，目前仍然是国有资本、国有企业一统天下，产权单一，应当鼓励在产权结构中逐步引入非公资本参股并且参与经营管理，向公有产权主导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过渡。这一领域是当前及未来中国推进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重点和难点。竞争型国有部门主要集中在化工、机械、商业零售、旅游等领域，应大力鼓励非公资本参股、控股或整体兼并，大胆地推进实施公有产权或者私有产权主导的混合所有制经济。（2）进一步推进国有经济布局战略调整。一方面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另一方面始终保持国有经济在战略性、高技术竞争性领域的优势和主导地位，使国有资本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带动力和抗风险能力不断增强。（3）逐步消除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当前，我国非公有制经济还存在结构（包括产业和地区）失衡、活力不强、动力不足等问题，以家庭制、家族制为主的民营企业管理体制亟待向产权清晰的现代企业制度转轨，急需完善法律制度，为民营经济、民间资本进入垄断产业构筑平台。

综上，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我们主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不能一蹴而就，必须采取局部突破策略从每一个原理的论证和构建出发，经过从局部到系统的整合完成理论体系的构建；本文进一步主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由核心理论和非核心理论构成，其中的核心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经济理论；最后，我们认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理论的所有制经济理论可以从逻辑与历史一致、理论与实践结合、所有制经济理论演进到基本经济制度理论三个方面着重阐述。

参考文献：

[1]J.R.Fridemna)《区域发展政策》(Regional development poliy，1966

[2]《精神现象学》上卷，第55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

[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12.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卷第142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 卷第180页。

[8]思拉恩·埃格特森．《新制度经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9] (美〕道格拉斯#诺斯.新制度经济学及其发展日[J].陆平,何纬编译.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5)

[10]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载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

[11] 《邓小平文选》第3卷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4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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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对八大理论成果的概括深植于我国既有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每项成果都对应着一个既有的研究序列。例如，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对应中国发展道路研究，大致形成了一个以“中国将走向什么道路以及中国如何坚持自己的道路”为中心问题的研究序列；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对应所有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国企改革研究，相关议题形成了一个以“公有制与市场经济能否兼容以及如何兼容”为中心问题的研究序列；社会主义新发展理念对应“改革—发展—稳定”和科学发展观研究，相关议题形成了一个以“要什么样的发展以及如何实现发展”为中心问题的研究序列；政府与市场关系对应市场经济体制、资源配置手段和经济政策研究，相关议题形成了一个以“如何划分政府与市场的职能以及如何协调两者关系”为中心问题的研究序列。

这些理论专题，部分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主体内容，进入了教科书。部分尚未进入教科书的专题，例如四化协同，也对应着我国特有的“三农”问题和工业化道路研究，由此提出的城乡统筹、重工业化、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等议题，都是学界以“中国式叙事”研究中国问题的专题序列。处于引领地位的代表性学者往往都有学习和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学术经历，研究的主导方向也不是重复西方理论与国际经验，而是强调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国国情，使这些研究序列始终以服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方向。

需要指出的是，就当前动态而言，我国已经形成了新一轮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高潮。但是有理由相信，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理论体系的延伸，这些中国特有的研究序列将逐步汇入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自觉采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叙事”。因此，以八个专题构成体系框架考察既有的学术动态，不是认定这些研究序列已经形成了成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而是以“问题导向”和“目标设定”的视角锁定这八个专题的研究，考察这些领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逐步形成和渐趋成熟的发展过程。

三次研究高潮一脉相承

三次研究高潮之间呈现一脉相承、积累创新的内在联系，这次研究高潮的出现与前两次高潮的理论积淀密不可分。但“构建中国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三次研究高潮中一以贯之的发展目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的第三次高潮。在具体时间跨度上，第一次高潮应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算起到60年代文革爆发前；第二次理论高潮则从20世纪80年代初延续到了90年代中期。20世纪50年代面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艰难探索，毛泽东号召全党学习政治经济学，并亲自组织读书活动细读和批注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国内学术界也掀起了构建中国版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大讨论。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亲自参与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计划和市场手段等政治经济学问题的讨论，推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创新成果，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指导。

三次研究高潮之间呈现一脉相承、积累创新的内在联系，这次研究高潮的出现与前两次高潮的理论积淀密不可分。“构建中国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三次研究高潮中一以贯之的发展目标。当时的中宣部找到孙冶方、薛暮桥和于光远，请三人编写中国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三位学者的研究均因文革而中断，20世纪80年代他们与其他经历文革的老一辈学者一起，将在五六十年代未能发表的论著整理出来集中发表，推动了当时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思想解放与理论创新，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90年代的形成。经历这次的研究高潮，90年代中期基本确定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致方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走向实践。近年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全面建设的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建构正式提出，前两次研究高潮期间的诸多议题在新的背景下被再次提出，从而形成了当前这轮研究高潮。

三次高潮的理论变迁，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持续进步的理论写照。实践的进步，也使理论发展的现实条件不断改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积累了条件。这一趋势也体现在历代领导人的判断上。

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事业尚在起步阶段，毛泽东感叹当时受历史条件的限制难以构建成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他认为，“写出一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现在说来，还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有英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典型，马克思才能写出《资本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至今还不过四十多年，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还不成熟，离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还很远。现在就要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受到社会实践的一定限制。”

20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事业的起步阶段，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初步确立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结合的经济体制改革方向，邓小平对此高度评价，认为，“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

当前，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提出要“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

从毛泽东认为写出成熟的教科书“受到社会实践的一定限制”，到邓小平认为“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再到习近平提出“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清晰的历史脉络表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中国的三次研究高潮，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真实写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提出，是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和理论发展两条线索在当下交汇的历史必然。总结中国经济建设经验，实现理论升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使命，也是当前政治经济学理论工作者的历史责任。

面临的瓶颈和未来发展趋势

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迎来了一个很好的开局。但是，任何一个理论体系的构建都需要经历艰辛的奋斗历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尚处于初创阶段，还需要突破发展瓶颈、实现理论创新。

在这一次的研究高潮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取得了很大进步，关于内涵、外延、研究对象、方法论、理论来源和体系构建的研究都在短期内全面展开，各专题的“政治经济学叙事”明显增强。这表明，虽然经历过一段时期的相对沉寂，我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队伍依然非常强大。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迎来了一个很好的开局。

但是，任何一个理论体系的构建都需要经历艰辛的奋斗历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尚处于初创阶段，还需要突破发展瓶颈、实现理论创新。我们概括了当前面临的发展瓶颈，提出未来需要加强的几个方面工作，具体包括三个方面：注意研究主题的史论脱节加强两史研究；重视研究方向的主题分化推进交叉融合；关注研究队伍的年代差异着力培养青年学者。

第一，注意研究主题的史论脱节，加强“两史”研究。一个学说的发展是史论结合交互促进的过程。所谓“史论脱节”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发展较快，经济史和学说史的研究相对滞后。近年来，我国的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两个学科发展较慢，人才严重短缺。“史论脱节”的问题不仅出现在政治经济学领域，西方经济学也存在类似问题。但是这一问题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史的研究相对较少，导致理论研究难以获得有效的历史资料，降低了理论的历史感与现实感。同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集中在政策研究和方法论等方面，理论解释现实的工作做得相对较少，还很难在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下实现对经济发展史的理论重构，这也在客观上限制了经济史研究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薛暮桥史论结合的经典著作《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在国内发行达上千万册，是学说史上的一座丰碑。但当前这种史论结合的经典文献已经很少了。

学说史的研究也面临类似问题，从20世纪50年代起，中国学者就开始研究如何构建一个中国版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至今已有六十多年。当前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标题之下做的很多研究，在过去的六十多年中都曾获得过讨论。然而新一代的学者往往对这些学说史了解不多，其间已经形成的一些学术规范和学术成果，有待于整理、继承和发扬。如不及时梳理这段学说史，可能会出现重复已有研究，甚至重复历史上已经犯过的错误。同时，我们发现，学说史研究相对滞后的主要原因在于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评论人才严重缺乏。虽然经历了六十多年的发展，但是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一直处于初创阶段，学者的观点多是思想性和方向性的，多数文献还没有在学术范畴和理论规范上形成历史传承。这就需要评论者详细梳理学者从不同角度展开的具体论点，再就各自的观点逐一进行比较综合，结合学说史上的相关主题，形成研究序列展开理论评析。这需要付出巨大的时间和精力。老一辈学者难以支撑如此高强度的劳动，青年学者则很难全面了解六十年来的理论历程，从而导致了学术批评团队和学术评论研究的严重不足。

第二，政治经济学经典理论的研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还处于分化状态。所谓政治经济学经典理论是指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经济周期、经济危机和地租理论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在这一领域，国内有一支高水平的研究队伍追踪国际前沿，剖析、发展、创新这些经典理论。但是，这一领域的研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界定的“中国问题”主题还存在一定的距离，很多优秀的学者和高水平成果还体现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各专题报告中。其原因在于，这些经典理论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还没有发展出一个能够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各专题的理论基础，尤其是一些重要的方法论难题和原理性问题有待于回答；同时，现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也难以把握这些政治经济学经典理论的前沿成果，即使部分新成果已经能够为某些专题的研究提供相应的理论基础，研究者也没有及时吸收借鉴。

当然，2016年这一分化局面也出现了改进的迹象，部分从事经典理论研究的学者，开始主动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专题研究，并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迹象最为明显的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专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同于西方的供给学派，此后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理论出发解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重要的研究方向。当前在这一领域发挥理论引领作用的主要学者，就是一批曾从事政治经济学经典理论的研究学者。他们运用掌握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主动参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为这一领域提供了全新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充实了这一领域的理论基础。当然，我们也注意到目前这种情况还只局限于部分专题和部分学者，更多的学者则是把相关理论与“中国问题”相结合作为努力的方向，并开始从经典理论领域探寻合适的基础理论改进各专题的“政治经济学叙事”。我们相信，随着主题分化的逐步打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各专题的交叉融合，以及各专题与政治经济学经典理论研究的交叉融合，必将成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重要动力。

第三，关注研究队伍年代差异着力培养青年学者。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队伍形成了老中青三代的年龄结构。从研究志趣的差异看，学者们大致可划分为三个年代。65岁以上的前辈学者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或80年代的理论研究热潮，熟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和中国学术界的焦点议题。在这一次研究高潮中，这些前辈学者将自己熟悉的经典理论、历史上的学术焦点与当前中国现实相结合，贡献了大量的高水平著述，成为推动本轮研究高潮的一支生力军，在研究中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中年学者大致是一批50到65岁的学者，这一代学者在学习过程中掌握了扎实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大多具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经历，亲历了20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热烈讨论，活跃在理论发展第一线，对于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具有深刻理解。在本次研究高潮中，他们发挥自己扎实的理论功底和深刻的现实洞察力，与时俱进地提出了一系列总结中国经验、指导当前实践的创新性理论成果，成为这轮研究高潮的中坚力量。在政治经济学界，50岁以下就算青年人了，近年来一批35岁上下的青年教师队伍迅速崛起，他们发挥自己熟悉政治经济学原理和西方经济学理论动态的优势而积极著述，成为一支重要的新生力量。

老中青三代的团队格局，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件幸事，也有隐忧。这个隐忧首先体现在研究志趣的差异上：前辈学者关注经典理论和传统理论的继承与创新，中年学者比较关注重大现实问题的理论化与中国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前辈学者关注的经典理论尚未成为中年学者现实研究的理论基础，两者的交流与结合还尚待时日。更令人担忧的是40岁以下的青年学者。虽然从人数上看，这些青年学者的数量不比中老年学者少，但是从比例上看，在40岁以下的青年经济学学者中，采用政治经济学范式进行研究的学者已经处于绝对少数。这一方面是因为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经历了一段时期的相对沉寂，在人才培养上形成了不可避免的“断代”；另一方面是由于过去一段时期的经济学教育比较重视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方法，缺乏对政治经济学理论功底的培养。因此，政治经济学研究在青年学者中的推广，一方面需要寄希望于目前在校学生的培养，另一方面还需大力加强对现有青年学者尤其是80后和90后学者的引导。近年来“马工程”和“马骨干”等学科建设工程开始着力培养青年教师，希望他们能够成为新的科研力量。但是由于这批青年教师承担的授课任务比较重，要在短期内成长为有影响力的科研力量还有一定难度。

同时，需要强调的是，政治经济学青年学者的成长迫切需要改进学科评价体系。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热度迅速上升，研究课题、学科建设和教学工作快速推进，但是评价体系的改革却相对滞后，导致了一些负面影响：很多高校在现有评价指标下，找不到、招不进符合评价指标的政治经济学青年学者。新人招不进来，但是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建设工作却大幅度增强了，这导致很多单位仅有的青年政治经济学教师需要承担更多的学科建设和教学任务。我们发现，在当前的理论高潮下，青年学者的成果并没有同步增长，很多青年教师的科研时间反而相对减少了。这说明，培养青年学者的根本还在于改善学术评价体系，要让各高校的经济学科能够愿意招并招得到政治经济学青年教师，让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青年学者能够有比较好的上升空间。当然，学科评价体系不仅关系到青年学者，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发展的困境，也与评价体系有关。所以说，评价体系的改进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后续发展潜力，应当高度重视。

总之，从20世纪50年代起，我国就确立了“构建中国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目标，经历了三次理论研究高潮，60余年的理论探索，当前正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的关键时期，但是同时也面临史论脱节、主题分化和年代差异的发展瓶颈，这表明该学科当前依然处于初创阶段，需要不同年龄段、不同主题的学者以及史论研究者团结努力，砥砺奋进。